诺曼征服之初，诺曼王朝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都曾居于优势，但威廉死后，特别是其子亨利一世死后，诺曼王朝陷入长达20年的内战，王权受到削弱。

1154年，威廉一世的孙女玛提尔达的儿子——法国安茹伯爵亨利继承英国王位，史称亨利二世（1154—1189年），开始了英国史上的安茹王朝（1154—1399年），或称金雀花王朝（得名于杰弗利所喜欢戴的金雀花）。

亨利当政时期，实行改革，重振王权。政治上，他整顿中央行政机构，恢复诺曼王朝的御前贵族会议，作为国王的咨询机构。他重建国王宫廷和财政部，设置枢密大臣和财政大臣等官职。军事上，允许一部分骑士缴纳“盾牌钱”后免服兵役，这部分钱则用来雇佣骑士服役，自由民必须按财产状况自备装备为国王服军役。亨利二世也在司法上扩大了王权。他任用一批法律专家，参照罗马法律、法国（诺曼底）法律和英国各地的习惯法，统一英国法律，并将亨利一世时期的巡回法官改成巡回法庭。巡回法庭按期巡游各地，接受民间诉讼，加强中央的司法权和对地方的控制。审判方式上则采用陪审团制度和宣誓作证法代替原始落后的“神命裁判法”和决斗。这样就削弱了领主法庭的传统影响，而国王法庭对骑士、市民和自由农民的保护则提高了国王的威望。

亨利二世的一系列改革大大强化了王权，但在“狮心王”理查（1189—1199年在位）和无地王约翰（1199—1216年在位）统治时期，英国王权却有所弱化。“狮心王”理查残暴无道，而且长年征战在外，毫无建树。无地王约翰则丧失了英国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地，从而加剧了国内的不满情绪。他任意没收附庸的领地，干涉领主法庭的审判权力，激起大封建主的愤怒。为筹措对法作战军费，他加征额外捐税，兵役免除税从1154到1199年间增加11倍，而到1216年又增加了11倍，使过去一向支持国王的骑士和市民倒向诸侯。教会也因国王干涉其选举、增加税收而站在诸侯一边。在对法作战上，无地王约翰也是连遭败绩。

1213年8月25日，在圣保罗教堂召开的贵族会议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斯提芬·朗顿宣读了亨利一世加冕时颁布的缓和教俗矛盾的《特权令》。1214年，北方贵族拒绝交付约翰王勒索的兵役免除税。1215年初，他们在斯坦福集会，并向伦敦武装进军。教会、小封建主和市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各阶层的联合行动压力下，约翰王同意在兰尼米德草地举行会谈。1215年6月中旬，约翰王被迫在朗顿和贵族们拟定的“自由大宪章”上签字。

大宪章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法律文献，全文共63条，旨在限制王权，保障教俗封建主的特权不受侵犯。大宪章宣称，英国教会享有自由，其权利不受干扰，其自由不受侵犯。不经大贵族会议同意，国王不得向领主征派赋税。国王承认教会的选举自由，对自由人不得任意逮捕、监禁和放逐。

大宪章的签订，表明各阶层的联合行动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为英国议会君主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经验。大宪章表明，在反对封建暴政的斗争中，骑士和市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如果说亨利二世时期是英国封建习惯法形成的开端，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宪章的基本原则——法律至上和保障人权则逐渐被承认为英国立宪政治的基础，仍有某些积极意义。

“自由大宪章”虽然多少调整了封建等级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根本解决英王与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1258年，以西蒙·德·孟福（约1206—1265年）为首的贵族发动兵变，迫使英王亨利三世签订了《牛津条例》，要求国王按照习惯及与重臣协商的原则治理国家。由国王的12名宫廷会议成员和15名诸侯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在牛津举行，共商国是。牛津会议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少数贵族，实际实行贵族寡头统治。

与约翰王无意遵守大宪章一样，亨利三世也于1262年取消《牛津条例》，导致贵族公开叛乱。不久贵族们获胜。1265年1月，在伦敦召开了英国史上的首次议会，除5名伯爵、18名男爵与会外，还有每郡两名骑士代表和每个大城市两名市民代表参加会议。一般认为，它是英国议会制的开端，是议会君主制形成的标志。亨利三世之子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登位后发动对威尔士、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为筹措战争费用，1295年召开由各封建等级共同参加的议会，人员组成与1265年的议会相同，由于以后历届议会的召开均以此为典范，所以人称1295年的议会为“模范议会”，它标志着英国等级君主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