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问题与终极挑战
人类愈来愈了解生命遗传资讯的本质、切能与其调控方式,井百日如火如荼地介入改造生命的动作。
人类只不过是这个星球上来自共同祖先的几百万种生物之一。每一种生物则然扮演它特定的角色电功能,阐成一个复杂条彩,共存共荣面互相竞争的生志体系。
然而人类用以介入改造生命的基因工程技术,正如一把锐利的双刃宝剑,稍有不慎,很容易会伤害到人类自己的署严,县续破坏自然养的生态系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举了解“生肖复制”的议题,同时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丧失基因隐私权与基因歧视
人类基因组草图的完成和今后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将提供出人体的细节,使我们充分了解和认识自身。在草图中绝大多数基因看起来是标准的复制品——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分享着99.9%的相同的基因组成,每个个体的惟一性是由剩下的0.1%造成的。
当科学可以在基因上揭示人与人的不同,人类的隐私就到了基因层面,这0.1%就构成了人类的基因隐私。
要获得一个人的全套基因组,事实上非常容易,只要一滴甚或更少的血液,甚至一根毛发都可以派上用场。《侏罗纪公园》从琉璃里的蚊子血复制出恐龙,绝对是有其理论基础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有心人想要全盘或部分了解你个人版权的基因组内容时,简直易如反掌。如果不去讨论如何管制的话,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毫无隐私权保障的社会。我们会因为基因资料内容的曝光,变成一个透明人。
基因研究的长期目标就是给每个人创造一个基因身份证,人们可以通过基因肖像明白自己的健康面临什么危险,什么样的治疗是最有效的。但是,正如基因研究已经展示的,基因可以提供的信息太多了,不仅仅是揭示疾病的产生,也决定着头发的颜色、胖瘦、视觉甚至是某种人格特征。事实上基因研究已经使人类有了这样的自知——“没有哪种习惯是不受基因影响的。”
于是,人们不能不担心,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有一天某个公司就会获得基因信息技术,然后有一天管理人员的挑选标准就变成了由基因特征进行选择,保险公司恐怕有一天要通过基因信息来挑选客户。精明的商人希望基因档案为他们干任何事,这实在令人恐惧。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基因隐私。
传统的医疗记录只能透露现有状况,但包含基因信息的医疗记录却可能透露未来的状况。美国马里兰州一个银行家1993年取得其房屋贷款客户的医疗记录,发现有些房贷客户诊断出患有癌症,随即取消给这些人的贷款。若是有基因资料,银行可能取消更多人的贷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因科学努力学着辨认及治疗若干遗传性疾病,保险公司却利用这些信息为证据,拒绝偿付投保人治病的费用。有这样的案例:基因检验出有些儿童所患的病是遗传性的,保险公司便不肯付医疗费,说这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况。”
这样批良自然地产生了由于基因隐私权的丧失带来的新的社会歧视风潮——基因歧视。对于被检测出存在有基因缺陷的人来说,他们有可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如保险公司不愿意为他们在医疗、意外伤害、人寿等方面作保,用人单位也不会愿意接收他们,以避免届时可能不得不为治疗其困基因缺陷而引发的疑难病症付出巨大的花费等。
有报道说,某些研究机构正着手建立所谓的“智力基因库”,但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科学家们指出: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人身上都带着或多或少的某些基因的缺陷,对每个人来说,发病的机率都是一样的。因此,没有正常基因组与异常基因组、“健康基因”与“疾病基因”、好基因与坏基因之分。迄今所知的大部分疾病有关的某个基因存在方式——等位基因,对人类的生存都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常染色体隐性的那些疾病的有关基因。因此,遗传患者为人类承担了难以避免的痛苦,他们更应受到尊敬与照顾,他们也可以为人类做出很大的贡献。任何“优生”、“劣生”的观点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更是不符合人性的。
商业利益的争夺
由于看到人类和生物基因遗传信息中蕴涵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也是21世纪生物技术、制药工业、农业、环保的知识和创新的主要源泉,因此许多大企业纷纷介入基因的研究,一个紧密的铁三角正隐隐浮现——“生物医学研究所”加“生物技术产业”加“新药研发”。未来这个铁三角极有可能成为基因研究的最大赢家。在如此紧密的共生关系中,生物医学研究固然能改变、指引企业的发展方针,反过来,企业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同样可以影响,甚至主导生物医学的研究方向。原本单纯的研究在金钱的强力攻势下,走上了邪路。失去了自主性的科学研究,不只是成果,连研究本身都将沦为企业财团的牟利工具,后果堪忧。
另外,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专利权的阴影也挥之不去。美国的CEllOZA公司出于商业目的,力图获得基因组基础数据的专利,或在相当长时间内封锁有关数据,违背了公众的利益。
2000年2月16日,美国主要从事人类基因测序和商业化开发的人类基因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GS宣布,它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成功申请了一个在HIV(艾滋病病毒)感染中起关键作用的基因的专利,而在艾滋病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却因在专利申请上比HGS晚了一步而无法享用基于CCRS基因的有关专利。这一事实令科学家们“倒抽了一口凉气”。此外,一些美国专利的保护范围甚广,实际上是允许各家公司垄断性地使用某物种的动物。莱德申领的专利,包含了所有含有癌症诱发基因的动物种系。一些化学和制药公司也获有涵盖主要农作物的专利。前W·R·GraCe公司的子公司Agracetus,现在的MonsantO 公司,就获得了一项“涵盖所有含重组基因结构(即遗传工程)的棉花种籽和植物”的专利。这项专利遭到了其它公司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这项专利会给予一家跨国公司前所未有的对世界主要农作物的控制权。
1994年W·R·Grae公司又向欧洲专利局申请并获得了第二个涵盖范围甚广的专利。
这项专利是保护它“开发的把基因引入任何大豆品种的技术。”如同上述棉花专利,这项专利也在企业界和科技界引起了一片混乱。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所长霍廷(Gco:
rfny Hawtin)博士,表示了他本人及他的许多同事的愤怒。他警告说:这类专利覆盖了一个物种的所有遗传工程类别,不管是什么基因或如何导人,把支配和控制我们在田园里种植何种作物的权利,完全放在一个发明者的手里。只要大笔一挥,无数农民和科学家的研究,将可能在一个经济劫持的法律行动中荡然无存。
企业圈占基因库资源并把基因转化为商品的行为,正在遭到南半球人民的反对。世界上许多遗传资源都生长在这些国家,因为它们处在南半球的热带生态系统,它们将西方国家企业的这种行为称为“生物剽窃”或生物殖民主义:这些企业出资的基因勘探者穿越南半球,寻找稀有和不寻常的而且可能有商业价值的基因或遗传性状,这种勘探的回报十分可观,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南半球,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遗憾的是,专利法只是酬劳那些在实验室里做出创新的个人。世代以来的集体努力,统统被称为“先有技术”而不予考虑。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看来,生物技术公司是在免费获取几千年的民间经验。公司们蚕食遗传多样性,以获得遗传财富的慷慨赏赐。他们把遗传资源加以轻微的修饰制作,然后用专利形式保护起来,再以高价出售。有史以来,所有这些产品都曾在农民和村庄之间免费共享或自由交换。
生命的唯物化
随着基因组解读工程的不断深化,生命的奥秘不断地向人们展露,随之,人类改造生命的技术也愈来愈精进,当科技进展到完全可以控制及改造生命时,有能力施行的人简直就成了创造亚当和夏娃的上帝的化身了。
扮演了上帝之手的大自然本身创造的生命,已经让我们的世界纷扰不休了,如果更多的扮演上帝的角色的力量大打出手的话,我们的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曾对生命充满着敬畏之情。
我们曾经毫不怀疑生命的独特性,我们都在命定的身体里活出自己的样子。因为“自然”及“机会’,生命才会如此灿烂,如此多样化。
我们总是期望活得更好,所以有人会去算命、改运、消灾析福,甚至其好良辰吉日,剖腹让我们的孩子出世等等。但让我们想像一下,当人类可以控制及改造生命时,这个“生命”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它跟我们去订制一个商品又有多大差别呢?
我们可以按自己的心意订制孩子的长相、性别和性格,我们可以修改自己的身体状况,所有人都可以健康而美丽。“生命”物质化到“商品”的层次,当“按神的旨意”
出生的“自然人”转变为按“我的旨意”改造出来的“人造人”,我们如何再为“生命”
定义?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的新书《高科技高思维》中描绘了这样的一个未来:市面上出现了人工设计的品牌婴儿,可供父母采购;其余的孩子都长一个样子。每代人以基因改造方式决定流行的特征,如身高、脸型、腰与臂的比例等。做父母的可能选定一款俊男美女,如蒙娜丽莎、芭比娃娃等做自己孩子的标准。做女儿的到了十几岁时则可能对父母大表不满,不是因为他们给取的名字不好,而是说他们给选的脸孔不对。做儿子的则抱怨爸妈当初为什么替他买了足球天分,而没有买篮球特长。
读到这里,我们总会有一种“人何以为人”的感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将这种现象称为“将人客体化”了。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生老病死的人工安排逐渐代替了自然安排,甚至有种倾向:社会问题也靠基因解决,这是非常可怕的。科学如同才华横溢的球员,而伦理学则是场上的裁判,激情四射可能会导致足球场上出现一些过火的举动,这时就需要通过规则来进行规范。而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不伤害、有利、公正。对于基因治疗,如果是治疗和预防疾病,是可以的。而对于非医学的目的,比如说改变容貌、高矮、头发的颜色等等,则应另当别论。
但现实并不理会理论家的批评,它寻着自己的逻辑前进,甚至连法律也强化了这一现象。
1971年,在美国工作的印度微生物学家查克拉巴蒂向美国专利局商标局(PITh)申请一种微生物的专利。这种微生物设计用来吞噬泄露到海洋中的石油。PTO拒绝了这项申请,理由是活的生物不可授予专利。但当查克拉巴蒂上诉到法院时,却获得了胜利。
关税与专利上诉法庭的多数法官认为:“实际上微生物…有生命这一事实无法律意义。”
美国PTO再次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宣布查克拉巴蒂胜诉,授予了第一个遗传工程生命的专利。
里夫金在他的《生物技术世纪》一书中对此十分感慨:“从此以后,遗传工程生物就像计算机或者其他机器一样,都被看作是发明。如果查克拉巴蒂的微生物可以获得专利,为什么其他的遗传工程生命形式不能申请专利保护?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讲,这意味着他们将会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发明,这将使神圣与世俗的界限,生命内在价值和利用价值的界限统统消失,生命本身被降格为一种客观状态,没有任何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机器的独特或基本品质。”
意义的迷失
当生命成为一种发明、成为一种专利、成为一种人自身能够随意更改其走向,可以将其延长也可以缩短的唯物化了的纯粹客体之后,生命的价值、意义问题就立即凸显出来了。
沈宏非在一篇《越少完美越多自由》的文章中,明显地流露出人类的这种困惑。他说:凭藉基因技术把人类的寿命延长至200岁,500岁,甚至1200岁,无疑揭开了全人类“新生活”的序幕。不过,“新生活”并不等同于幸福生活。首先,所谓幸福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的。如果人人都活千岁,个体的幸福还是等于零。其次,无需有1200岁,就是200岁的平均寿命,也势将令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即使50年之后,世界各国在人口及老龄化的压力下都开始自觉地推行一胎化政策,依然无助于改变地球上PeOPlemoun-tain pole sea(人山人海)的可怕景观。人满为患啊!人口暴涨带来地球资源的空前紧张,空间的压迫,能源的紧缺,换言之,除了个个长寿之外,人类的生活质量非但未有改善,反而以下行过山车的速度滑落,陷入全面的恶质化。
6月24日,也就是六国科学家宣布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已绘就的前两天,住在台北市龙江路的104岁人瑞胡秋生,于自宅悬梁自尽。报导说,104岁的胡老太太与儿孙三代同堂,老太太经常独自一人留在家中,平常和儿孙辈少有言语沟通,可能因年纪太大而轻生。
前年开始,自杀成为台湾地区十大死因之一,年龄愈高,自杀死亡率愈高,70岁以上自杀人数增幅逾两成。
不过,科学家会立即予以驳斥:以人类的生物学本能,从来就没有“活腻了”这回事。在“年纪大而产生轻生念头”的背后,是胡老太一大堆的老年性疾病,例如重听及经常性神经痛,是这些疾病造成了她行动和沟通的障碍。如果胡老太晚生二三十年,基因技术一定会对这些疾病作出预测并且将其提前消灭。届时,这样的悲剧不但完全可以避免,胡老太还将过上四世同堂甚至八世、十世同堂的幸福生活。再说,火星上可能有水;再说,就算人类向外太空拓殖的努力全部泡汤,那么,因地制宜,利用基因技术把人的正常体积预设为缩小到1/10,地球上的“实用面积”不就扩大了10倍以上吗?
我发现,无论我怎样千方百计地进行自我安慰,科学总能无情地立刻就提供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因此我的焦虑无法排遣,我只能衷心地希望,纪念人类破译基因图谱100年的那一天,在同一家医院里,申请注射“生命延长剂”的人龙会比申请安乐死的行列略长一些。
“一个离不开的天堂就是地狱”——100年后,仍然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群除外,如果这种信条也是一种基因的话。
根据基因图谱,人类可以自行设计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个性、智力甚至信仰等人类的各种品质,全部都可以归结于基因并且进行预设。即使法律禁止这样做,人类依然有权预知个人由基因图谱所决定的先天性病灶,防患于未然,并且藉此延长自己的寿命。
有幸的是,疾病得以提前防治,不必要的痛苦从此可以解除;不幸的是,强大的基因技术可以预知的事物,并不仅仅是疾病。
“乐趣”以及“找乐”,即使是这样可怜的精神活动,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并且获得“生趣”的必需。大部分的“生趣”皆建筑在对未知事物的猜测之上,建筑在事物的不稳定、差异、偶然性以及或然率之上。因此,首先完蛋的是我之大乐——足球,基因技术若有幸未被某些公司和个人所垄断而成为全人类的公共资源,那么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球会都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创造出速度、体能、技术以及身材容貌上堪称色艺俱佳的超级球星,每一支球队都能排出守门员在内的阵容,球场上则坐满了比查尔斯王子还要绅士的超级基因球迷,文化、风格和个体的差异被彻底消灭,大家都处在同等水平,足球也不再是“圆”的。当然,除了终于能看到中国国家队跟意大利国家队互射十二码往还100多回合本分胜负、最后要抽签决定生死这一幕还算值得之外,这样的世界杯盛事,在我长达500岁的幸福球迷生涯中,别说能躬逢100回,未过半场我已高呼退票。
我怀疑,一切的比赛游戏以及大部分具有此种性质的活动,都将不复存在。在大部分空闲时间里,我们只会不时地透过互联网检索一番基因图谱,一脸的麻木不仁。
卡尔维诺笔下的梅达多子爵在战场上有一种嗜好:“在敌人来袭之前想象,并在敌人现身之后验证他们是否合乎自己的想象,是极大的乐趣。”其实,这种乐趣并不止于对敌人的想象,还包括对自己,包括被他人想象。既然我们聪明到可以预知自己,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预知的呢?无知者无畏,不幸我们将不再无知,我们无所不知,无畏到近乎无赖,无赖到足以将生命中的所有不可预测性扼杀在萌芽状态。
基因科技对于人类的另一大贡献是“完美”。这又危及到我之另一大乐,饮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嫌吃饭浪费时间,并且为如何挑选合适而有益健康的食物而烦恼不堪。
用不了60年,基因技术就能创造出“完美”的食品,这种“食品”、姑且称之为“基因大补丸”,只要吃上一颗,不但足以果腹,还可以延续生命。
拜拜了,厨房!永别了,饭店!再也不用为饮食而烦恼了!欢呼声中,只有我在绝望地哭泣。是烹饪使我们成为人类,有了文明,当然它不完美,它带来快乐和安慰,也制造了数不清的麻烦。无论如何,纯粹为生存为健康的饮食,将使人类倒退至蛮荒状态。
在我这样一个以“百年制”为世界观的变率者看来,人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最起码,不应该有十全十美的食物。鲫鱼多刺,海棠无香,这难道可以成为我们不再喜爱它们的理由吗?
“越少完美,就越多自由。”这是美国作家阿多斯·赫得黎揭示的一个真理。
1932年,赫育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sra:ve newworld)中为我们展现了公元2532年的人类生活情境。这个年份,大约正是基因技术的黄金时代,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世界,既不是“黑客帝国”,也不是茫茫一片的“永世界”,而正是由基因统治的“美丽新世界。”
在这个“新世界”里,人类一低经由基因控制孵化,又被分为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四大种类,称为a、民T和s四种。赫晋察不仅天才地预测到“基因乌托邦”社会的诞生,而且还替人满为患的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完“环保”的管治方案,即:人类终于为垄断基因工程技术的商业公司和政治人物所统治,每一个人从胚胎起就被养育在瓶子里,并且终生受到“制约”的管治。“制约”是基于基因技术的一种机制,可以满足所有的欲望,将“基因乌托邦”里的每个人都维持在“快乐”的常态’o在人类与生命的关系史上,从麻醉药、发现血液循环系统,到显微镜、预防疫苗、X光、遗传学以及器官移植,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可是,这些进步始终与生命的本质没有直接关联。这一次可好了,终于弄到人类自己的头上来了,这一次…一套用工菲的歌词:“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类自身将会变成怎样?”
没有现成的答案,答案只存在于过去。赫管黎的答案是:“我们之属于自己的程度,不超过我们的所有物之于自己。”中国的古代智慧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翻译成现在的话语,就是“活在当下”。列依把它唱了出来:11llaglne all thencoole Livi for today。
“当下”诚可贵,永远(或口更多的“当下”)价更高。我依然无法说服自己,我能够想到的最“当下”的办法,就是假定基因技术能早日普及,而且普及到像我小时候排队种牛痘那样,医生追逐着我们非一人一针不可的话,我还是愿意活下去,并且愿意活到1000岁的。
不过,1000岁高龄、满脸睿智的我,仍然没有完成这样的一道老习题:活下去,并且健康,但这是为了什么?恐怕再也不会有答案了。因为这一次的问题并不在于“上帝死了”,而在于不仅“上帝死了”,就连尼采也“死”了,解读生命意义的工作,从此将由哲人转到基因科学家手中。科学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只要那掌握科学的人像我们一样无法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么,基因技术非但无助于意义和答案的寻求,反过来却把100年的孤独延长到1000年。而为了不断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索,我们将在无休止的异化劳动之中越陷越深,越陷越久。
在这样一个伤感的“当下”,让自己快乐起来的方法,就是放下千岁之忧,想一想赫管黎提出的另一个假说:“乌托邦似乎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到达了,而实际上,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一个痛苦的问题: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终实现?”
当然,意义的暂时迷失,不等于意义的永久迷失。人类对自身意义的探求是无止境的。特别是当新的事物突然闯入我们的生活,而且这种事物改变了几千年来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时,暂时的迷失是正常的。人类有能力有信心重新建立新的意义观、价值观,在不断的新的发现与探索中,百折不挠,永远前进,实现人类整体的强大与个体的幸福的价值确认。
环境与遗传污染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立变态反应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了找到一种适合艾滋病研究的动物模型,通过微注射技术将人类艾滋病病毒基因转入小鼠胚胎。小鼠出生后,体内所有细胞都表达了人类艾滋病病毒。科学家第一次成功地将侵袭人类的病毒遗传指令转移进另一动物的遗传密码中。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此种小鼠的后代携带艾滋病病毒。
批评家警告人们可能出现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小鼠因不知何种原因从实验室跑到开放的环境中,与正常老鼠交配,会在动物界产生一个新的可怕的艾滋病滋生地。
一位科学家通过研究指出,由小鼠携带的艾滋病病毒可能会与其他鼠病毒结合,结果造成一种新的更具致病性的艾滋病病毒——一种“超级”艾滋病病毒。新的超级艾滋病病毒株具有新的生物学特性,“包括比正常病毒扩增得更迅速,并侵袭新的细胞类型”。更可怕的是,这一新病毒或许通过“新的途径”来传播,包括通过空气传播。
事实上,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是,释放到环境中的每一种遗传工程生物都对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威胁,而且,遗传污染已然出现,并很可能在这个行将到来的生物技术世纪蔓延,破坏环境,使生态系统失稳,减少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剩余储备。这种最新形式的污染还可能给许多地球动物物种和人带来严重的、潜在灾难性的健康风险。
最先被基因改造的植物,是抗杀草剂的小麦及一些粮食作物,它们可以在喷灌杀草剂的土壤中免于跟杂草竞争肥力,农夫也可以省下除草的辛劳与耗费。但杀草剂毕竟是化学药剂,它会残留在作物内、土壤内,甚至进到水源,引起天择演化等负面的效果。
这和滥用抗生素引起抗药性的道理是一样的。
英国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今年5月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约翰·罗西的一篇论文,引起世界关注。论文说,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玉米”的花粉含有毒素,蝴蝶幼虫啃食撒有这种花粉的茶叶后会发育不良,死亡率特别高。有消息说,在美国艾奥瓦州进行的野外试验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科学家认为,植入BT基因使玉米能够产生杀伤害虫的物质,从而具有抗虫害能力,但也因此而具有了毒性,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可以使人类对生物生命进行“任意修改”的转基因技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争论。
转基因植物是把来源于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转人植物。这可能是自然界无法发生的,人们也无法预测基因进入一个新的遗传背景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转基因动物,一是将正常人的基因片断导人动物体内,让这种基因的哺乳动物体内表达,并通过该动物分泌的奶或其他组织,提取获得具有活性的分泌物质,获得大最廉价的珍稀药物;另一方向是利用转基因动物培养人体器官,解决人体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
利用转基因技术人为地打破自然界世代沿袭的性状平衡,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是改造自然还是破坏自然?是造福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毁灭?
从本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的诞生,到目前全世界大约2780万公顷的转基因作物,到利用转基因动物生物反应器大量生产医用蛋白,人类将最新的生物技术应用于医药、食品、农业领域以摆脱自然对传统作业的限制。1998年8月,英国阿伯丁的罗威特研究所教授普兹泰发现老鼠食用转基因土豆之后免疫系统受到破坏,普兹泰进一步推论,很多消费者也象被用于试验的老鼠一样食用没有经过严格鉴定的转基因食品。
该消息的发布,使世界各国如日中天的转基因热潮蒙上了一层阴影。
科学家们开始担心,由转基因技术创造出来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会有害于人类。它们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即所谓的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消除。转基因农作物和以此为原料制造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定论。
目前,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在比美、欧等地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消费者团体掀起了相当规模的反对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的运动。
优生学与种族歧视
人类基因研究的最大野心,在于探索人体基因的“所有奥秘”。然而,在这么做的同时,研究成果是否会成为主张优生学人士用以排除异类的袭口?例如擅自以控制智力或某些行为的基因,来区分人为的优劣等级。更极端的,甚至可能5!发新的种族、性别歧视。
目前,科学家对于和疾病无关的人类基因,了解仍十分片面、贫乏,因此这类问题尚不足虑;但是,随着人类DNA秘密逐步显露,产生这项争议的可能性将愈来愈大——这绝*天方夜谭。
1930年代希特勒掌权时的德国,大肆屠杀犹太人,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惨绝人寰、泯灭人性的人类历史的悲剧,而且恐怕也是执行的最彻底的优生政策。
希特勒及其幕僚团队,承袭一些优生学家“除杂草,播良种”的优生运动,恶质政治与科学结合,进行极其残暴而且天真的“国家及种族净化”政策。首波被锁定除去的对象是犹太人。原因是他们讨厌犹太人,怕犹太人比他们聪明。
于是,超过百万以上的犹太人被处以枪杀、毒氯、火焚、施打毒液等酷刑而命丧黄泉。在这场以“种族净化”为名的血腥屠杀中,连德国人本身也不能幸免。凡是生理或心理上有缺陷的德国人,起先是被迫绝育,继之赐予“安乐死”。他们把理想的“伟大人种”定义为“高个子,金发碧眼”的特征,所有不符合这类标准的人都不配住在德国,甚至“不值得活下去”。而最可笑的是,他们仅仅根据“鼻子的形状”及“讲话的腔调”
作为判断是否为德国高的特征。
类似三O年代那种混灭人性的偏激化生政策,我们当然不希望再度发生,但人种之间的相互歧视,至今还存在着。美国虽然宣称是民族的大熔炉,但即使从林肯解放黑奴以来,种族问题仍是美国最敏感而头痛的问题。前几年的辛普森杀妻案,就因为牵涉到种族问题而变得异常受人瞩目,判决结果甚至可能引起暴动。
区分特定“种族”“宗族”“家族”基因特性的技术,以目前的科技已不算是太困难的事。但难保这个世界上某个国家,某个政策、某个族群或组织,再度掀起狂妄的优生政策,尤其是当生命被“唯物化”以后,电影上虚构的有关于人类灭绝的故事,走下银幕,变为现实,不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必须警惕。
人类的种族安全面临潜在危险
这个世界之所以会如此复杂多彩,就是因为“异质性”。由于每个生命,每个物种的独特性,才显示它的多样化与可爱。有人相貌丑,才有所谓的漂亮与帅气;有人弱智,才显得有人聪敏;有人羸弱,才能衬托出强壮:有人高傲,才有谦虚和蔼的可贵等等。
倘若因为生命可以复制,或基因改造的成功,造成大多数同质性高的群体,美貌和聪敏将不再有独特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目前现存的所有物种之所以能活存下来,主要是由于“基因的多元性”。“环境”是影响生物发展极为关键的重要条件,而基因相同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当环境突然改变或发生无可抵御的流行疾病时,同质性基因立刻变成物种灭绝的主因。
恐龙的灭种就是最好的证明,同质性过高绝非生物之福。结尾:人类的智慧、勇气和力量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人类就是在这样不断解决旧问题迎接新问题的挑战中不断前进的。
但历史的经验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面对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切不可盲目乐观。恩格斯给予人类的告诫是人们常听常新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生物技术所涉及到的是大自然的核心——生命。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涉及到人类自身生存与毁灭的问题,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不经意中,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
当然,正如前面我们讲的,我们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中前进的。
问题总是不断产生的,机遇也就不断出现。挑战随时都有,但人类以他的智慧、勇气和力量一定能战胜挑战,向着新的世纪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