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幸运的是，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中，并非所有的大型哺乳动物都已灭绝。非洲整个大陆就是个博物馆，馆藏惊人。为什么它们会在我们消失之后遍布整个地球呢？它们能够取代我们在其它地方消灭了的动物吗，或者通过进化变得和那些逝去的生物一模一样？

但是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人类来自非洲，那么为什么大象、长颈鹿、犀牛和河马也在那里呢？它们为什么没有被全部杀死，为什么没有和澳大利亚94％的大型动物（其中大部分是大型有袋动物），或者美洲古生物学家所悼念的物种一个下场呢？

奥罗格塞里是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在1944年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工具制造点遗址。它是东非大裂谷中的一个干燥的黄色盆地，距离内罗毕1145英里。盆地的大部分掩埋在硅藻土沉积物形成的白垩（我们的泳池过滤器和猫砂使用的就是这种材质）中，它们由淡水浮游生物的外骨骼化石组成。

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发现，有个湖泊曾在史前时期多次注满奥罗格塞里的凹陷处，雨季就出现，旱季便消失。动物前来饮水，猎捕它们的工具制造者们也接踵而至。挖掘工作现在证实，在992000到493000年前，早期的人类便居住在湖边。直到2003年，原始人类的遗骸才被发现：史密森学会和肯尼亚国立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小颅骨。这或许来自直立人种，他们是我们最近的祖先。

我们找到的是数以千计的石手斧和切割刀。最新型的工具用于投掷目的：一端是圆形的，另一端有孔眼或双面都能使用的利刃。奥杜威峡谷类似于南方古猿的原人碰击两块石头，使其中的一块变薄变尖锐，到这个时候，石手斧和切割刀都已借助一定技巧打成薄片，而且能够一块一块地进行复制。这里的每一个地层中都含有这些石制利器，这意味着人类在奥罗格塞里进行捕获和屠杀猎物的历史至少长达五十万年。

从人类文明起源直至今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时间的百分之一，在这里，他们将植物连根拔起，向动物举起锋利的石器。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觉醒，这里肯定得有许多猎物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掠食者的需求。奥罗格塞里遗址中混杂着股骨、胫骨或骨髓，许多已被压碎。一头大象、一只河马和一群狒狒的大量遗骸周围发现了许多石器，这些石器的数量说明，整个原始人类部落依靠集体行动来捕杀猎物，然后进行肢解和分食。

如果人类真的在短短一千年的时间里屠杀了美洲更新世时期那么多的大型动物，那又是怎样做到的呢？当然，非洲有更多的人口，而且存在时间也更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非洲为什么还有如此知名的大型野生动物群落呢？奥罗格塞里被打成薄片的玄武岩、黑曜石和石英岩石刃表明，在一百万年中，原始人类有能力割开大象和河马的厚皮。那么非洲的大型哺乳动物为何没有灭绝呢？

因为在这儿，人类和大型动物一起得到了进化。美洲、澳洲、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地区的食草动物毫无防范，全然不知突然到来的人类有多么危险，与此不同的是，非洲的动物随着人类数量的增长也在不断调整。与掠食者相伴的动物懂得如何保持警惕之心，朝着避免被猎杀的方向不断进化。与众多饥饿的邻居为伴，非洲的动物已经学会如何群集而动，使掠食者难以孤立和捕获单只动物；它们还懂得，在其它同伴吃草的时候，总得有几只担当起侦察危险的职责。斑马的条纹会让狮子头晕目眩，在一片混乱中产生视觉错觉。斑马、牛羚和鸵鸟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组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前者出色的听力、中者灵敏的嗅觉和后者锐利的视觉结合到了一起。

当然，如果这种防御每次都能奏效，那么掠食者便会走向灭亡。这是一种平衡：短跑角逐中，猎豹能逮住瞪羚；长跑比赛中，猎豹则不是瞪羚的对手了。生存的诀窍在于：避免成为他人的盘中餐，以争取足够的时间繁殖后代；或者通过频繁繁殖来确保后代中的一些总能够存活下来。鉴于此，狮子等食肉动物能够捕获的总是些老弱病残。早期的人类也是那么做的；或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土狼一样，做着些更为简单的事情：打扫更熟练的猎手吃剩下来的腐肉。

但是，当有些东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现代人不断发育的大脑想出来一些发明创造，挑战着食草动物的防御策略：比如说，紧密的动物群实际上增加了投掷手斧命中目标的概率。事实上，许多在奥罗格塞里遗址中发现的物种现已灭绝，包括有角的长颈鹿、大狒狒、长牙向下弯曲的大象，还有一种河马，它们的体形比起今天的河马来显得更为壮硕。然而，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人类把它们赶上了灭绝的道路。

这毕竟是更新世的中期。这个时期中，冰川期和间冰期交替出现了17次，全球气温忽上忽下，没有结冰的大地要么水深，要么火热。地壳在冰川重量的不断变化下时而收缩，时而松弛。东非大裂谷变宽，火山爆发，其中有座火山周期性的爆发将奥罗格塞里掩埋于灰烬之中。从事奥罗格塞里地层研究两年之后，史密森学会的考古学家里克·保茨发现：有些典型的植物和动物在气候和地质的剧变中坚强地存活下来。

我们人类便是其中的一种。图尔卡纳湖是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边境上的一个裂谷湖泊。里克·保茨记录下大量祖先的遗骸，他意识到，每当气候和环境条件变得反复无常的时候，早期现代人的数量都会增加，最终取代了更早的原始人类。适应能力决定了谁最适合生存，一种生物的灭绝往往伴随另一种生物的进化。在非洲，大型动物和我们一样，幸运地进化出了各自更能适应环境的物种。

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件幸事，因为要想勾勒出我们之前的世界——这是我们了解世界在我们离开后会如何变化的一个基础——非洲是我们最完整的、活生生的基因库，其中还包括某些物种的整个家族和捕获至其它地方的动物。有些动物确实是从其它地区迁徙而来的：在塞伦盖提国家公园，当北美人站在旅游吉普车敞开的遮阳篷顶中游览，巨大的斑马群让他们眼花缭乱，他们所看到的正是从亚洲和格陵兰－欧洲大陆桥迁居而来的美洲斑马的后代，不过现在，它们在自己的大陆上已经再也看不到了。（直到大灭绝之后12500年，哥伦布才再次引进马属动物；在此之前，美洲大陆上繁衍生息的马或许是长着条纹的。）

如果非洲的动物通过进化学会了如何避开人类掠食者，这种平衡怎会因为人类的消失而遭到破坏呢？在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中，会不会有些大型动物已经十分适应于人类的存在，导致有些潜在的依赖或共生现象会随着人类的离去而消失呢？

肯尼亚中部又高又冷的阿布岱尔沼泽让人类定居者望而却步，虽说人们肯定长途跋涉来过这里。这里是四条河流的发源地，分别朝着四个方向、沿着玄武岩悬崖和纵深的沟壑，给下面的非洲大地提供灌溉。古拉瀑布在将近一千英尺的山脉中蜿蜒，渐渐隐没于迷雾和树一般高大的蕨类植物中。

在这片大型动物的土地上，这里算得上是个大型植物群落的高山沼泽。除了些蔷薇木比较矮小，其余都高于林木线，两座13000英尺的山峰在赤道南面形成了裂谷的东墙，而植被则覆盖了两峰之间的山凹。这里没有树木，但巨大的石南属植物长到了六十英尺高，坠下了苔藓做成的帘幕。山梗莱织成的地被长成了八十英尺高的圆柱，即使是千里光（通常情况下不过是野草而已）也高达三十英尺高，顶端长出了卷心芽，生长在密密的草丛中。

爬出裂谷的早期现代人的后代最终成为肯尼亚高地的基库尤人部落。难怪他们会认为这里便是“奈”（神灵）的住所。除了风吹过莎草和鹡鸰摆尾时发出的沙沙声，这里如圣地般静谧。两岸点缀着紫苑的小溪悄无声息得流过柔软的山丘草地，充沛的雨水使溪流看起来若似漂浮。大角斑羚是非洲最大的羚羊，它们高达七英尺，重达1500磅，螺旋的羊角足有一码长，数量正逐日减少。它们在这些严寒的高地寻找避难所。沼泽地对于大多数动物而言都太高了，但非洲水羚生活在这里，还有狮子——它们躲在蕨类植物林中的水源边，等待着伏击水羚的机会。

大象时而出现，小象跟在身后。母象踏过紫色的苜蓿，踩碎高大的贯叶连翘灌木，寻觅她每日必需的400磅草料。阿布岱尔以东五十英里，穿过一个平坦的山谷，大象群就散布在肯尼亚山17000英尺高的山峰的雪线附近。比起它们的亲戚长毛猛犸，非洲象的适应能力要强得多，通过它们的粪便，我们发现它们的踪迹从肯尼亚山或严寒的阿布岱尔一直往下延续到肯尼亚桑布罗沙漠，海拔落差达到两英里之多。今天，喧嚣的人类文明切断了三处之间的通道。生活在阿布岱尔、肯尼亚山和桑布罗沙漠的象群几十年来未曾彼此碰面。

在沼泽下面，一千英尺长的竹林将阿布岱尔山地包围起来，这里是另一种靠条纹作掩护的濒危动物邦戈羚羊的避难所。密布的竹林阻挡了土狼和蟒蛇，螺旋盘角的邦戈羚羊唯一的天敌是阿布岱尔独有的一种动物：罕见的黑豹。阿布岱尔繁茂的雨林也是黑色薮猫和一种黑色的非洲金猫的家园。

这是肯尼亚剩下的最为原始的区域之一，樟脑树、雪松、变叶木、藤本和兰科植物郁郁葱葱，12000磅的大象可以轻轻松松藏匿其中。最为濒危的非洲生物黑犀牛也在这里安身。1970年，肯尼亚的黑犀牛数量还有20000头，现在只剩下400头左右，其它遭偷猎而死——所谓的药学功效使它们的牛角在东方国家可以卖到每支25000美元；在也门，牛角被制成庆典仪式上用的匕首柄。阿布岱尔地区估测出的七十头便是剩下的野生黑犀牛的数量了。

人类也在这里藏身。殖民时期，水资源丰富的阿布岱尔火山坡属于英国茶叶和咖啡的种植者，他们在种植园中养殖牛羊。农耕的基库尤人被迫成为小块耕地的佃农，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劳作。1953年，在阿布岱尔森林的掩护下，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基库尤人游击组织靠野生的无花果和英国人在阿布岱尔河流中养殖的棕色斑点鲑鱼为生，恐吓袭击白人地主——这就是历史上的矛矛党人起义。女皇从英国搬来了军队，轰炸了阿布岱尔和肯尼亚山。成千上万的肯尼亚人死于非命。阵亡的英国人只有100人，到了1963年，谈判签订的休战协定带来了多数决定原则，这就是后来的肯尼亚独立。

如今，阿布岱尔成了个国家公园——这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后签订的并无什么约束力的协议。这里是稀有的巨型森林猪、最小的羚羊（长耳大野兔大小的岛羚）、金翼太阳鸟、银颊噪犀鸟、红冠蕉鹃和大蓝蕉鹃的避难港。黑白髯猴的容貌颇似佛教僧侣，它栖息于这片原始森林中。森林向下铺展，覆盖了整个阿巴德瑞斜坡……

……直到人们拉起一圈电线围栏。现在，200公里长、600伏特高压的镀锌电线把肯尼亚最大的蓄水区包围起来。电网埋在地下的部分有三英尺，地面以上的部分高达七英尺，电热柱把狒狒、黑长尾猴和长着环纹尾巴的麝猫香隔离在外面。带电的拱门能够让车辆顺利通行，但车辆般大小的大象却无法穿越晃晃悠悠的电线。

这是一道将人和动物分隔开来的围栏。围栏的两边有着非洲最为肥沃的土壤，上面是热带雨林，下面种植着玉米、大豆、韭葱、甘蓝、烟草和茶叶。多年以来，围栏两侧都遭到入侵者的袭击。夜晚，大象、犀牛和猴子潜入其中，将庄稼连根拔起。基库尤人的数量在增长，他们悄悄进入海拔更高的山上，把三百年树龄的雪松和针叶树砍倒。到了2000年，阿布岱尔的三分之一被夷为平地。为了让树木保持原位，让足够的水份通过树叶的蒸腾作用循环到阿布岱尔河中，让水流经内罗毕这样饥渴的城市，让水力发电的涡轮保持转动，让裂谷湖泊不消失，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

因此就有了世界上最长的带电路障。不过在那个时候，阿布岱尔国家公园还有其它水问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肯尼亚超过以色列成为欧洲最大的扦插花卉的供应商，甚至超过咖啡成为它主要的出口收入，于是阿布岱尔国家公园的周围建起了一条新的排水沟，玫瑰和康乃馨就种植在这里。不过即使爱花之人不复存在，这笔芳香的财富依然会继续繁殖下去。

和人类一样，花中三分之二是水份。所以，一家典型的花卉出口商每年运到欧洲的水量等于一个两万人的城镇的用水需求。在干旱的时节，有生产指标的花卉工厂把虹吸管插入纳瓦沙湖——这里位于阿布岱尔的下游，两岸长满了纸莎草，是淡水鸟和河马的栖息地。除了湖水，他们还吸走了整整一个世代的鱼卵。注入湖泊的却是些化学物质，有了它们，玫瑰花在运往巴黎的途中才不会凋谢。

但是纳瓦沙湖看起来并不太漂亮。消耗溶解氧的水葫芦在花房沥滤出来的磷肥和硝酯钯的营养中长得铺天盖地。水葫芦是南美洲多年生草本植物，作为盆栽引入到非洲。随着湖面水位的下降，水葫芦长到了岸上，占据了纸莎草的生存空间。河马的腐尸揭开了美丽花卉的秘密：DDT12和狄氏剂（毒性是DDT的四十倍）——这些在一些国家的市场上被严禁使用的杀虫剂使肯尼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玫瑰出口国。人类、甚至是动物和玫瑰都消失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狄氏剂中含有的相当稳定的人造分子将依然存在。

没有什么围栏能限制阿布岱尔的动物，即使是600伏特的带电围栏也不例外。它们要么大量繁殖，破除障碍，要么就随着基因库的衰退而消亡，直到某个病毒将整个种群吞噬。但是如果第一个灭绝的是人类，那么带电的围栏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了。狒狒和大象会在附近基库尤人的耕地上享受谷物和蔬菜的饕餮大餐。只有咖啡还有存活的一线希望；野生动物对咖啡因不会太有兴趣，埃塞俄比亚来的咖啡种十分适应肯尼亚中部的火山灰，已经完全本土化了。

风会撕裂花房的聚乙烯覆膜，聚合物分子在赤道紫外线的照射下变得十分脆弱。紫外线和花卉产业最常用的熏蒸剂——溴化甲烷是臭氧层最大的杀手。适应了化学养料的玫瑰和康乃馨无法再存活，不过水葫芦将会笑到最后。阿布岱尔森林将潮水般涌入毫无防范作用的围栏，收回耕地，漫过下面古老的殖民遗迹——阿布岱尔乡村俱乐部，它的草坪目前由生活在这里的疣猪负责修整。从肯尼亚山到桑布罗沙漠，这一路上森林唯一的障碍是大英帝国的幽灵——桉树林。

在无数获得自由、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桉树、臭椿和野葛会在我们远离之后成为侵吞土地的罪魁。为了推动蒸汽机车，英国人往往从他们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引进生长迅速的桉树，以取代生长缓慢热带硬木林。我们用于咳嗽药制造和家具表面消毒的芳香物族化合物桉树油之所以能够杀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毒性，因而它也能对其它植物造成不利。很少有昆虫生活在桉树旁边；因为没有什么可吃的，也很少有鸟类在此筑巢。

桉树需要大量的水，因而它们生活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比如说在狭长的耕地灌渠边，它们构成了一道高高的灌木树篱。没有人类，他们只好迁往荒芜的地方，风会将它们的种子播撒下山。最终的结果会是，非洲大自然的伐木工人——大象，会开辟出一条重返肯尼亚山的通道，把英国最后的幽灵永远地驱逐出这片土地。

我们之后的非洲

在一个没有人类的非洲，象群在赤道地区漫走，穿过桑布罗，走过萨赫勒荒漠草原13，它们或许发现撒哈拉沙漠在往北后退，因为造成沙漠化问题的先遣队山羊已经沦为狮子的猎物。也有可能，它们会正面迎上撒哈拉沙漠，因为气温升高是人类遗留的祸害，大气中碳元素含量的升高会加速沙漠化的进程。撒哈拉沙漠近期为何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某些区域达到了2－3英里/每年），其原因可归结于天时。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非极地沙漠在六千年以前还是绿色的热带草原。鳄鱼和河马在撒哈拉的河流中打滚嬉戏。随后地球的轨道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调整。倾斜的地轴往垂直方向偏过了半度，这个幅度使地球的雨云减少。这一点还不足以使草场变为沙丘。巧的是，在这个气候阶段，时值人类的发展，于是干旱的灌木丛也遭到破坏。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北美洲的智人已经从用矛狩猎进化到种植中东的谷物和养殖牲畜。他们带着自己的财产骑上美洲蹄类动物的温顺后代——骆驼。它们的同胞在家乡的大型动物大屠杀中灭绝，但幸运的是，它们在那之前已经迁居他地。

骆驼吃草；草需要水。庄稼的种植带来了人类的繁荣，但它们也需要水。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牲畜、牧场、田野和水——不过一切都不是时候。没人知道雨云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人类以为气候会还原成原先的样子，一切都会重新生长出来，于是，人类和它们的牲畜走得更远，导致了过度放牧。

可事实上，气候并没有还原。它们消耗得越多，向天空中蒸腾的水份就越少，雨水也就越少。结果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撒哈拉沙漠。只不过它当时要小一些。过了二十世纪，非洲人类和牲畜的数量逐年递升，气温也一样。这使得撒哈拉以南的萨赫勒地区国家濒临沙漠化的危险。

再往南，赤道地区的非洲人已经放牧了几千年，狩猎的时间更为长久，但事实上，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存在互惠的关系：当和肯尼亚的马阿塞人一样的牧人在草原和水池边放牧的时候，他们的利矛让狮子望而却步，羚羊便紧跟其后，以获得人类掠食者的保护。斑马也跟着羚羊而来。游牧民族不再吃那么多的肉类，而是小心翼翼地从牛的颈静脉中放血和止血，学会了靠牲畜的奶和血生活。只有当干旱袭来，牲畜饲料减少之时，他们才又开始狩猎，或者与生活在灌木中的部落交换猎物。

后来人类自身成为了猎物——或者说，商品，从此人类、植物群落和动物群落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和同胞黑猩猩一样，我们也经常为了领土和配偶发生血战。但是随着奴隶制度的兴起，我们竟然沦为可供出口的东西。

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肯尼亚东南部一个被称为“册佛”的灌木丛生的乡间看到奴隶制度在非洲留下的痕迹。这是个阴森古怪的地方，熔岩流、平顶刺槐、没药树和猴面包树在这里生长。因为册佛的舌蝇不适合于人类放牧牛羊，这里就成为瓦阿塔丛林民族的狩猎地。它们的猎物有大象、长颈鹿、南非大水牛、各种瞪羚、大耳岩羚和另外一种长有条纹的羚羊——捻角羚，它们的角酷似螺旋拔塞器，竟长达六英尺。

东非黑奴的目的地并非美洲，而是阿拉伯半岛。在十九世纪中期，肯尼亚沿海的蒙巴萨岛是贩卖人口的海运码头，也是阿拉伯奴隶贩子靠着枪火从中非村落中捕获而来的“商品”的中转站。一队队的奴隶光着脚从裂谷往山下走，押送他们的是骑在驴背上、持有武器的奴隶贩子。当他们走到册佛，气温升高了，舌蝇蜂拥而来。幸存下来的奴隶贩子、射手和奴隶朝着一小片名为“姿玛泉区”的绿洲走去。这里有自流泉，水龟和河马在这里生活；每天有5000万加仑的水从三十英里以外的火山带往上涌，使水池中的蓄水保持清洁。奴隶运输队会在这里逗留好几天，向瓦阿塔的弓箭狩猎者购买所需物资。他们一路押送奴隶，一路射杀遇到的大象。随着象牙需求的增长，其价格超过了奴隶，而奴隶的主要价值也转移到了象牙搬运上。

姿玛泉区的附近，水再次露出地表，形成了通往大海的册佛河。沿路是金鸡纳树和棕榈树的阴凉树荫，这条道路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但为此付出的代价通常是疟疾。豺狼和土狼尾随在队伍的后面，册佛的狮子也因吞食落在后面的奄奄一息的奴隶而出了名。

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人停止贩卖奴隶为止，成千上万的人和大象死在这条连接中部平原和蒙巴萨岛拍卖市场之间的“象牙－奴隶之路”上。这条道路被封闭之后，蒙巴萨岛和维多利亚湖（尼罗河的一个源头）之间开始修建铁路，这对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至关重要。册佛饥饿的狮子有时会跳上火车困住铁路工人，终因吃人而举世闻名。它们的胃口成为传说和电影的素材，但里面鲜有提及它们如此饥饿的原因是猎物的匮乏：为满足奴隶队伍的食物需求，这一千年来，这里的猎物被赶尽杀绝。

随着奴隶制度的废除和铁路建设的竣工，册佛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空旷乡村。没有了人类，野生动物便慢慢回来了。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再次带着武器来到这里。英国和德国原先同意共同瓜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但到了1914－1918年间，两国在非洲开战，战争的原因比两国在欧洲掀起的战事更为阴暗和肮脏。坦噶尼喀湖来的德国殖民军队几次三番轰炸了英国蒙巴萨岛到维多利亚湖沿线的铁路。双方在册佛河边的棕榈和金鸡纳树林中交战，靠丛林动物的肉为生，死于疟疾的士兵的数量不亚于死在枪口下的，可是子弹给野生动物带来了致命的灾难。

于是，册佛再次变得空无一人。人类离开后，册佛又一次成为动物的栖息地。长满了黄色果实的砂纸树覆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成为狒狒家族的家园。1948年，女皇声明册佛对于人类已无利用价值，这条人类历史上最为繁忙的贸易线路于是被宣布为保护区。二十年之后，册佛地区的大象数量达到了45000头，成为非洲最大的大象保护区。不过，这不会长久的。

随着白色的飞机缓缓起飞，这个世界上最不协调的景观在机翼下呈现。下面辽阔的热带草原是奈洛比国家公园，大角斑羚、汤姆逊瞪羚、南非大水牛、狷羚、鸵鸟、白腹鸨、长颈鹿和狮子挤在一起生活，背后是高楼大厦的厚重墙体。这栋灰色的都市化大楼的身后是世界上最大、最穷的贫民窟。奈洛比的历史和这条铁路一样长，它最初是作为蒙巴萨岛和维多利亚之间的补给站而建造起来的。它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也很可能将会是第一个消失的城市，因为在这里，即便是新的建筑也已迅速开裂。奈洛比国家公园在城市的另一端，没有围栏。飞机越过公园没有任何标记的界限，穿过点缀着牵牛花树的灰色平原。只要穿过这里，羚羊、斑马和犀牛便能沿着一条通道随雨水迁徙。近来，玉米地、花卉农场、桉树种植园和设有围栏、私人水井的高大住宅将这条通道越挤越窄。所有这一切或许会将肯尼亚最为古老的国家公园转变为一个野生生物的岛屿。这条通道未受保护；奈洛比国家公园外围的住宅变得炙手可热，在飞机驾驶员大卫·威斯腾看来，最英明的抉择是政府买单，使住宅居民同意让动物在他们的地盘上穿行。他也参与了协商工作，但却不抱希望。每个人都害怕大象会踩烂他们的花园，或者招来更糟糕的麻烦。

统计大象的数量是大卫·威斯腾今天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将近三十年。他在坦桑尼亚长大，是英国一个知名的狩猎者的儿子，孩提时代就经常跟随他携带枪支的父亲徒步行走好几天，却不见其他人的踪影。他这辈子就射杀了一只动物；奄奄一息的疣猪的眼神浇灭了他对狩猎的所有激情。他的父亲死于象牙之下，后来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搬到了相对安全的伦敦。大卫在大学学习动物学，随后回到了非洲。

朝奈洛比的东南方向飞行一小时，乞力马扎罗山便在眼前，它那不断融化的雪顶仿佛是烈日下滴落下来的奶油膏。山前，青翠的沼泽突然出现在一片碱性盆地中，火山的斜坡上流淌下来的泉水注入到沼泽中。这里是安博塞利，非洲面积最小、物种最丰富的公园之一，对于那些想拍摄乞力马扎罗山前象群剪影的游客们而言，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地点。以前，只有在旱季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野生动物会在这个时节涌入安博塞利的沼泽绿洲，靠香蒲和莎草为生。可是现在，它们常年呆在这里了。“大象不应该是定居动物，”威斯腾路过几十头大象时这样喃喃地说。不远处是一池泥巴满身的河马。

从上往下俯瞰，环绕公园的平原看起来仿佛得了大孢子感染症。这其实是肯尼亚的民族文化村：这些泥巴和粪便堆积起来的环状小屋属于马阿塞的牧人，有些还在使用，有些已被废弃，重归泥土。每个院子中央草绿色的小块土地是游牧民族马阿塞人带着牲畜和家人迁往下一片牧场之前，夜间圈养牲畜的地方，以避免掠食者的袭击。

随着马阿塞人的离开，象群来到这里。撒哈拉干旱后人类第一次把牲畜从北非高原上带下来，并发展出一种表现大象和牲畜的舞蹈。牛羊啃光了热带草原之后，灌木丛林侵入到这里。没过多久，它们就长得十分高大了，成为大象的美食——它们用象牙扯下树皮吃，推倒树木以享用口感较嫩的树叶，把这夷为平地之后，新长出来的将是一片草地。

当时的大卫·威斯腾还是个研究生，他坐在安博塞利的一个山顶上，统计马阿塞牧人领来吃草的牛，此时象群正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另一个方向过来吃草。尽管他后来先后担任了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主任、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中心负责人和非赢利性的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创始人，但是他为牛群、大象和人统计数量的工作从未间断过。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是通过让人类融入野生动植物环境的方式（而不是将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环境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这些环境；我们人类曾经就是生活在这其中的。

飞机下降300英尺后，他开始做顺时针盘旋，以30度的斜角转弯。他记录下一圈粪便和灰泥砌成的小屋——每个妻子住一所小屋：有些富有的马阿塞人能娶上十个妻子。他计算出大致的居住人口，在他的植被地图上标出77头牛。从飞机上看，马阿塞牧人看起来好像是绿色平原上的一滴血液：他们个高、自然、皮肤黝黑，穿着传统的红格子花呢披肩——说到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的苏格兰传教士在这里分发格子呢毛毯，马阿塞牧人发现这种材料非常暖和，而且在他们放牧的几周内，携带上路也十分轻薄。

“游牧民族，”威斯腾压过飞机引擎的声音说道：“已经成为迁徙物种的代名词。他们的行为习惯与羚羊十分相似。”和羚羊一样，马阿塞人在雨季把牛群带到短草草原上，雨季停止之后再把它们带回到水池边。一年之中，阿博塞利的马阿塞人平均要换8个住所。威斯腾深信，人类的这种行为在理论上有利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野生生物。

“他们放牧牛群，把林地留给象群。大象又及时地开辟出草地。你总能有草地、森林和灌木丛林的组合。这便是热带草原多样性的全部秘密所在。如果你只有森林或草地，或许就只能养活适合森林生活的物种或适合草地生活的生物。”

1999年，威斯腾驾车穿越南亚利桑那州，去考察克洛维斯人13000年前消灭当地猛犸的遗址。途中，他向古生态学家、更新世“射杀过度”理论的创始人保罗·马丁描述了这个现象。从那个年代开始，美国的西南部便不再有大型食草动物。人类总是焚烧牡豆灌木丛。马丁指着农场主租出的土地上长出的杂乱无章的牡豆问道：“你觉得象群可以在这里栖息吗？”

这时大卫·威斯腾笑了。但马丁又接着说下去：“非洲象该如何在这片沙漠中生存？它们能不能爬上崎岖的花岗岩山脉寻找水源呢？亚洲象的血缘与猛犸更为接近，它们会不会生活得更好一些？”

“比起用推土机和除草剂来铲除牡豆灌木丛，现在的方法当然要好些，”威斯腾同意这个观点：“让象群来干这样的事情要便宜和简单得多了，它们的粪便还有利于草种的生长。”

“没错，”马丁说：“猛犸和乳齿象就是这么干的。”

“是啊，”威斯腾回答说：“如果原先的物种消失了，为什么不用后继的物种来取代呢？”从那时起，保罗·马丁就一直在劝说人们让象群回归北美洲。

然而与马阿塞人不同的是，美国的农场主并非游牧民族，它们不会定期腾出地方给象群栖息。不过马阿塞人和它们的牲畜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定居。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外围一圈圈过度放牧造成的贫瘠土地证实了这个结果。大卫·威斯腾浅色头发、皮肤白皙，当他用斯瓦希里语与七英尺高、皮肤黝黑的马阿塞人交谈的时候，人种间的差异在长期起来形成的互敬互重中消解。土地的划分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共同敌人。随着开发商和竞争关系的部落移民竖起围栏和标界的时候，马阿塞人没有任何选择了，他们只能寻找一块自己的地盘，定居下来。威斯腾说，人类消失之后，人类重塑非洲的格局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抹去。

“这是个极端化的情况。如果你把象群赶入公园内，你在园外放牧，那么就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里面，所有的树木都会消失，草地会长出来；外面呢，会变成浓密的灌木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象群学会了如何呆在安全的地方。不知不觉中，它们竟步入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碰撞中：一方是越发贫穷的非洲，肯尼亚的出生率达到全球第一；另一方是亚洲经济的腾飞，刺激了对远东奢侈品的无限渴求。这其中也包括象牙，人们对它的强烈贪欲甚至超过了几世纪以来对奴隶的渴求。

随着原先20美元/千克的价格增长了10倍，象牙偷猎者涌入册佛这样的地方，于是满山遍野都是拔走了象牙的大象尸体。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洲130万头大象已有超过半数死亡。肯尼亚境内现在还有19000头，它们栖息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等保护区内。国际象牙禁令和“格杀勿论”的命令让偷猎者有所收敛，但对动物的屠杀从未根除，尤其是保护区外借着保护庄稼和人的幌子残杀大象的行为。

如今，安博塞利沼泽地边上的金鸡纳刺槐消失不见了，河马和犀牛之类的厚皮动物把它们吞食一空。随着公园慢慢变成没有树木的平原，瞪羚和长角羚羊这样的沙漠生物取代了长颈鹿、捻角羚和薮羚等食草动物。这种极度的干旱是人类一手造成的，冰川时期的非洲也是这样——居住地缩小了，生物纷纷躲进绿洲中避难。非洲的大型动物逃过了那场劫难，但大卫·威斯腾害怕它们这次难逃一劫——它们被困在孤岛般的保护区中，在庞大的人类居住区、划成小块的土地、枯竭的草原、工厂和农场上艰难求生。几千年来，迁移的人们与它们如影随形：游牧民族和他们的牲畜取其所需，继续前行，新长出来的植物比从前更为茂盛。但是现在，人类的迁移要永远结束了。定居人轻轻跃过了这个环节。现在，食物自己朝人类跑来，与此相同的还有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奢侈品和其它消费品。

除了无人居住的南极洲，只有非洲未曾遭受大范围的野生动物灭绝。“但是不断发展的农业和人口数量，”威斯腾对此表示担忧，说道：“意味着我们或许将看到这种灭绝的场面。”在非洲，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形成的平衡已经遭到破坏，我们无法再进行控制：太多的人口，太多的牲畜，太多的大象被太多的偷猎者赶入到太狭小的空间中。大卫·威斯腾得知非洲还有一些地区仍保持着从前的模样，在人类统治它们之前，大象完全能在这些地区繁衍生息。这是大卫唯一的精神安慰了。

他认为，在没有人类的世界中，非洲这个最古老的人类发源地，也许将回归最纯洁的原始状态。因为如此之多的野生动物靠草为生，因此非洲是外来植物未能逃出远郊公园而在野外泛滥的唯一大陆。不过，没有了人类的非洲会经历一些重大的变化。

从前，北非的牛群是野生的。“但是和人类生活了几千年之后，”威斯腾说：“它们的胃进化得像个巨大的发酵池，白天要吃下不计其数的草料，因为它们没法在夜间进食。所以现在，它们并不敏捷。如果放任不管，它们便会遭到攻击，沦为上等的牛肉。”

它们数量众多。现在，牛群占据了非洲热带草原生态系统的大半壁江山。没有马阿塞人的长矛来保护它们，它们便会成为狮子和土狼的饕餮大餐。它们消失后，草原的数量至少会翻两番。威斯腾用手遮住阳光，倚在吉普车上，考虑着新的数量意味着什么。“150万头羚羊吃草的速度和牛群相当。你会看到，羚羊和大象之间的遭遇会越来越频繁。马阿塞人说，‘牛群植树，象群种草。’它们会扮演起这样的角色。”

至于没有人类的象群会怎样，“达尔文估计非洲有1000万头大象。事实上，这个数字与人类展开象牙贸易之前的大象数量十分接近。”他转而注视着安博塞利沼泽地中玩水的母象说：“现在，我们只剩下50万头了。”

人类消失后，大象的数量将增加二十倍，无可争议地成为植被种类丰富的非洲大地上的主要物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南美和北美，13000年以来，只有昆虫才会啃食树皮和灌木。猛犸灭绝之后，若不是农场主的铲地，牧场主的焚烧，农民砍树作燃料，或开发商的威胁，这里本该能长成一片巨大的森林。没有了人类，美洲的森林将成长壮大，等待着大型食草动物来享用它们的营养。

3．危险的碑文

帕托亚斯·欧莱·桑提安随着父亲养的牛群在安博塞利西面漫游，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个故事。卡西·库奈是个头发灰白的老人，他和三个妻子住在马阿塞玛拉的民族文化村，桑提安现在在那里工作。库奈又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也桑提安则怀着崇敬之心侧耳聆听。

“刚开始的时候，神灵赐予我们狩猎者。但后来动物迁居到了遥远的地方，没法再狩猎了。于是马阿塞人向神灵祈祷一种不会迁居的动物，神灵说要等七天。”

库奈拿出一条兽皮绑带，一端朝向天空，摆出从上而下的天梯的模样。“牛群从天而降，每个人都在说‘快看呐！我们的神灵实在仁慈，他赐予我们如此美丽的动物。它有奶水、漂亮的牛角和斑斓的色彩。不像羚羊和水牛，浑身上下只有一种颜色。’”

就在这时，故事发生了转折，变得不令人愉快起来。马阿塞人宣布所有的牛群都属于他们，将丛林的狩猎者驱逐出了住所。当他们向神灵祈求他们自己的牛群时，神灵拒绝了，不过赐给他们弓和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依然在森林中狩猎，而不像我们马阿塞牧人的原因了。”

库奈笑了，露出牙齿，他细长的眼睛在午后的烈日下微微发红。锥形的青铜耳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使他的耳垂微微下坠。他解释说，马阿塞人发现了如何焚烧树木，来为他们的牲畜开辟出草原，同时也能消灭带有疟疾病菌的蚊子。桑提安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如果人类只是猎杀动物和采集果实，与其它动物就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被神灵选中成为牧人，对动物享有神圣的支配权，神的恩赐也与日俱增。

但是桑提安也知道，问题在于马阿塞人并未维持现状。

即便是白人殖民者夺取了那么多的牧地，游牧的生活也照样能继续。但马阿塞的男人至少娶三个妻子，每个妻子生五六个孩子，她大致需要100头牛才能维持生计。这个数字还在增长。桑提安年轻时，他目睹了圆圆的文化村住宅变成了锁孔形，因为马阿塞人添加了小麦和玉米的种植区，开始定居下来照顾作物。一旦他们成为农业民族，一切都将改变。

帕托亚斯·欧莱·桑提安是马阿塞人实现现代生活方式后的一代人，他有机会进行学习，精通科学，懂得法语和英语，是个博物学者。26岁时，他获得了肯尼亚野生动物园专业导游协会的银质证书，这是最高级别的证书，获此证书的非洲人不过十来个而已。坦桑尼亚塞伦盖提平原在肯尼亚的延伸叫做马阿塞玛拉公园，公园里不仅有动物专门的保护区，也有动植物混合保护区，马阿塞人、他们的牲畜和野生动物可以像以前一样在这里一起生活。桑提安在这儿找到了工作，居住下来。长满红色野燕麦的马阿塞玛拉平原上点缀着沙漠枣椰子树和平顶刺槐，和非洲其它热带草原一样繁茂。不过，这里最多的食草动物是家畜牛。

桑提安经常把皮靴系在他长长的腿上，爬上玛拉地区最高的山峰——基尔列奥尼山。这里依然保持着原始风味，猎豹把黑斑羚的尸体悬挂在树枝上，以备饿时享用。从山顶俯视，桑提安能望见六十英里以南的坦桑尼亚，还有塞伦盖提辽阔的绿色海洋。六月，低鸣的羚羊群绕着圈子奔跑，不久之后，它们便集合起来进行大迁徙，如洪水一般向北涌过边境。它们得趟水过河，而蠢蠢欲动的鳄鱼则在水里安心等待着它们的年度大餐，狮子和在金合欢树中打盹的猎豹只要翻个身就能大开杀界。

塞伦盖提草原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马阿塞人的伤疤处：1951年，方圆50万平方公里被夷为平地，因为这里要兴建一个智人主题公园，来迎合看着好莱坞电影长大的游客们认为非洲是原始荒野的谬见。但是现在，桑提安这样的马阿塞博物学者却为此感到欣慰：塞伦盖提拥有肥沃的火山灰，利于草原的生长，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基因库。如果道路顺畅，这里的物种有朝一日可能会散布到世界其它区域。尽管塞伦盖提草原广袤无垠，但博物学者还是担忧，如果它成为围栏圈住的农场，会不会无法养育数量惊人的瞪羚，更不用说大象了。

这里没有足够的降雨将热带草原变成可以耕作的农田。可这并没能停止马阿塞人的繁衍。帕托亚斯·欧莱·桑提安目前只娶了一名妻子，他不想再娶了。他刚结束传统的武士训练就娶了努克夸，她是他孩童时代的女友。她或许将成为这段婚姻关系中的唯一妻子，而没有其他女伴的陪伴——对此她感到惊愕。

“我是个博物学者，”他向她解释说：“如果所有的野生环境都消失，我就不得不开始种田。”马阿塞人认为农耕比起放牧牛群来并不那么高贵，因为他们是被神灵选出进行放牧生活的人。他们甚至不愿意为埋藏尸体而破开草皮。

努克夸能理解这点。但她毕竟还是个马阿塞的女人。最后他俩妥协，娶两个妻子。但她还是想要六个孩子。他希望只要四个，因为第二个妻子肯定也要生孩子的。

库奈自言自语地说，只有一件让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或许会在动物灭绝之前减缓人类繁衍的速度。他称之为“世界末日”。“只要时机到来，艾滋病将消灭人类。动物会重新夺回大地的统治权。”

艾滋病对于定居的部落而言是个噩梦，马阿塞人暂时还未面临这个问题，但桑提安认为不久之后噩梦便会开始。从前，马阿塞人带着牲畜、握着长矛步行穿过热带草原。现在，有些族人到了镇上，和娼妓发生关系，回来时便开始传播艾滋病。更糟糕的是卡车司机，他们一周出现两次，为马阿塞人购买的敞蓬小货车、小轮摩托车和拖拉机运输汽油。甚至是年轻的女孩也受到了感染。

马阿塞人的地盘以外，比如在海拔较高的维多利亚湖，塞伦盖提的动物每年都迁徙，咖啡种植者因患上艾滋病再没力气精心照料它们，于是改种易于照料的作物，比如香蕉，或者就砍树制造木炭。咖啡树现在成了野生植物，高达15英尺。桑提安听人们说，因为艾滋病无药可治，他们现在再也不去管它，还是照样生孩子。所以孤儿们携带着病毒，住在没有成人的村庄里。

没有人居住的住宅倒塌下来。泥巴为身、粪便为顶的棚屋正在融化，剩下的只是砖块和混凝土浇铸了一半的房屋——商人用开货车做运输生意挣来的钱建造这样的房屋。之后他们就染了病，把钱财给了草药医生和他们的女人。没有人恢复健康，因此半拉子工程也再也没能接着做下去。草药医生拿了所有的钱财，然后也患了这病。最终，商人、他们的女人和医生都相继死去，钱财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没有屋顶的房屋，刺槐从中生长出来，受到感染的孩子为了活命而卖身，最终也难逃夭折的命运。

“艾滋病正在杀死整整一代的未来领导者，”桑提安在那个下午这样回答库奈，但是老人觉得，如果动物将成为大地的主人，有没有未来领导者都无关紧要了。

太阳沿着塞伦盖提草原东升西落，将天空染得一片绚烂。太阳落下地平线之后，深蓝的暮色笼罩在这片热带草原上。这天的余温还在基尔列奥尼山的这头飘摇，渐渐湮没于黄昏之中。随之而来的寒冷气流夹杂着狒狒的锐声尖叫。桑提安把他红黄相间的大方格披肩裹得更紧了。

难道艾滋病是动物最后的复仇吗？如果真是这样，黑猩猩——我们中非洞穴中的同胞，便是人类毁灭的共犯。能感染大多数人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与黑猩猩携带的猿免疫缺损病毒息息相关，但它不会使黑猩猩得病。（不太常见的HIV-II病毒与坦桑尼亚极为罕见的白眉猴身上携带的一种病毒极为相似。）人类或许是因为食用丛林动物而得到传染。我们与最近的灵长类亲戚只有百分之四的基因有所不同，传播到我们身上之后，这种病毒发生了变异，能够致人于死地。

难道说迁居草原使我们在生理上变得脆弱了吗？桑提安能识别出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有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虫、树木、蜘蛛、大多数的花、肉眼能看见的昆虫和药用植物，但他没法知道遗传学上的细微差异——所有人都在寻求艾滋病的疫苗。答案或许在我们的大脑中，因为脑容量是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最大的区别所在。

突然，从下面飘来另一声狒狒的尖叫。它们可能是在骚扰把黑斑羚尸体挂在树上的猎豹。有趣的是，雄性狒狒懂得如何在合力驱逐猎豹之前就中止争夺首把交椅的争斗。狒狒的大脑是智人之后的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也是除人类以外唯一能够在森林面积缩小之后适应草原生活的灵长类动物。

如果热带草原上数量最多的有蹄类动物——牛消失的话，羚羊便会取而代之。如果人类消失了，狒狒会取代我们的位置吗？难道说因为我们抢先一步离开了树林，使它们大脑机能的发展在全新世时期受到了压抑？如果我们不再挡着它们发展的道路，它们的智力潜能会不会突然释放，于是突飞猛进地进化，最终占据这个空旷世界的每一条缝隙呢？

桑提安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腰肢。一轮新月从赤道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两端弯弯翘起，等着银色的金星在其中停留。南十字星座、银河和麦哲伦星云呈现在夜空中。空气中弥漫着紫罗兰的气息。桑提安听见上方传来林鸮的叫声，这和他童年时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直到后来围绕文化村住宅的森林被改造为小麦的种植地后，这个声音才渐渐消失。假如人类的作物能回复成林地和草地，假如狒狒取代了我们的位置，它们会甘心生活在纯粹的自然美景中吗？

或者，因为力量的不断膨胀，它们会不会产生好奇心和自我陶醉，最终也将它们自身和这个星球置于毁灭的边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