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天大自然会吞噬一切，但我们难以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像现代城市这样庞大而具体的事物上。纽约城无比巨大，你简直无法想象它逐渐走向毁灭的模样。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表明，只有手持爆炸武器的人才具备让城市销毁的威力，而不是侵蚀或腐烂这样的自然过程。世贸中心大厦的迅速倒塌让人心惊肉跳，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大厦的袭击者，而非能够使整个人类的根基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人性弱点。即便是曾经如此难以置信的灾难也只是涉及到几幢大楼而已。但是，大自然挣脱城市化束缚的速度或许要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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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纽约举办了世界博览会。为参展，波兰政府送去了一尊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的塑像。在六百年前建立起一小块保护原始森林的保护区并非是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的创始人成为不朽雕像的缘故。亚盖洛娶了波兰女王，使他的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结成了联盟，成为欧洲政权。塑像描绘是他在1410年的格隆瓦尔德会战胜利之后骑在马背上的场面。凯旋的他举着两把从波兰最后一个敌人——日尔曼十字军骑士手中夺来的剑。

1939年，波兰人不怎么走运，因为那些日尔曼骑士的后裔卷土重来。纽约的世界博览会结束之前，纳粹希特勒占领了波兰，塑像没法运回祖国。悲惨的六年之后，波兰政府把它作为不屈不挠的胜利者的象征赠予了纽约。亚盖洛的雕像被置于中央公园之中，俯瞰着今日被称为龟池的地方。

埃里克?杉德森博士一行人穿过中央公园，他们路过亚盖洛雕像时通常不会停留，因为他们统统都沉浸在另一个世纪中——17世纪。杉德森戴着顶宽沿毡帽，下面是眼镜，再下面是下巴边修得整整齐齐的灰色胡须，他的背包里塞了一台手提电脑。他是名景观生态学家，其他人来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这个由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要把世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在布朗克斯动物园的总部，杉德森负责曼纳哈塔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把曼哈顿岛恢复成亨利·哈得逊和他的船员在1609年初次发现它时的模样：当时城市尚未建起，却诱惑着人们去想象未来的蓝图。

他所在的小组翻阅了原始的荷兰语文件、殖民时期的英国军事地图、地形勘测和这个城镇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分类档案。他们研究沉积物，分析古花粉，把数以万计的生物学数据输入到成像软件，生成出一副三维立体的、植被葱郁的全景图，大都市的图象也被并置其上。每输入一种历史上曾经生长在这个城市某处的草类或树木，图像便变得更为具体和丰富，令人惊讶的同时也更令人信服。他们想要绘制出的是通往一片幽灵森林的详细地图，埃里克?杉德森似乎一直都在看这个，哪怕是躲避第五大道上的汽车时也在看。

当杉德森漫步穿过中央公园的时候，他的目光穿过两位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运到这儿来的五十万立方码的土壤，看着一片被毒葛和漆树围绕的松软沼泽地。他可以沿着长长窄窄的湖泊的海岸线走——这个湖泊位于现在的广场大酒店北面的第五十九大街旁，潮水蜿蜒流过盐沼进入东河。西面，他看到两条溪流注入到这个湖泊中，排干了曼哈顿大分水岭斜坡上的水——鹿和山狮曾经出没在这里，现在被称为百老汇。

埃里克?杉德森看到，这个城镇到处都有河流，它们大多来自于地下水（“这就是斯普林4大街得名的原因了”）。他确定，四十多条小溪和河流流经的地方曾是一个丘陵密布、岩石林立的小岛：首先居住在这里的是德拉瓦族人，在他们所使用的阿尔冈昆语中，“曼哈顿”这个词指的是那些现在消失了的小山丘。十九世纪时，纽约城的规划者们似乎压根儿没把地形因素考虑在内，把格林威治村以北所有地方都设计得纵横分明（因为南面原始的街道一片混乱，实在没法规划成四方格子状）。除了中央公园和岛屿北端那些大而笨重的片岩层，曼哈顿的高地被填入河床。人们铺平了地势翘首企盼一个发达先进的城市。

后来城市又有了新的轮廓。水曾是地形的造型师，但现在它被迫进入网状的地下管道中，于是这一次，直线和转角成了城市新的轮廓特点。埃里克?杉德森的曼纳哈塔项目计划显示出现代的下水道系统无非是在模仿从前的水道，尽管人工下水道排泄的效率比不上大自然。这个城市埋葬了自己的河流，他对此评论道：“降雨在继续。水总得去什么地方。”

如果大自然开始扯下曼哈顿坚硬的外壳，那么水便是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首当其冲的攻击将发生在城市地壳最为薄弱的地方。

纽约市公共运输局的保罗·舒博和皮特·布里法分别担任水力资源主管和水力应急响应小组的一级维修主管。他们对这个问题一清二楚。每天，他们都必须保证1300万加仑的水不会涌入纽约的地铁系统。

“这还仅仅是地下水而已，”舒博说。

“一旦下雨，那么水的总量……，”布里法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是无法统计的。”

或许未必不可统计，但现在下的雨不会比城市初建之时来得少。过去，曼哈顿岛占地27平方英里，土壤渗透能力强大，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为47.2英寸，树木和草地的根系会饱饮这些水份，然后把剩下的水份蒸腾到大气中。根系利用不了的水份会进入岛屿的地下水系统。在许多地方，雨水形成了湖泊和沼泽，剩下的通过四十条河流排入海洋——而现在，这些河流都被埋在水泥和沥青之下了。

如今，没什么土壤来吸收降雨，也没什么植被来进行蒸腾，因为高楼大厦挡住了阳光，蒸发也无法进行，于是雨水要么积聚在水坑中，要么随着地球引力进入下水道——再要么，流入地铁的通风孔，这里本来就已经积了不少水。比如说，在第一百三十一大街和雷诺克斯大道的下方，地下河的水位在不断上升，已经开始腐蚀A、B、C、D四条地铁线路的底部。像舒博和布里法这样的身穿遮阳背心和工装裤的人一直得在城市地下攀爬，处理纽约地下水位不断上升的问题。

每次暴雨来临时，下水道就会被垃圾堵塞——世界的城市中，塑料袋的数量或许真的是不计其数——雨水总得去哪里，于是便涌入最近的地铁过道。此外，西北方向，大西洋的浪潮也涌入纽约的地下水系统，于是，像曼哈顿地势低洼的沃特大街和布朗克斯洋基体育馆这样的地方，水位上升淹没了地道。水位回落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只好关闭起来。假如海洋继续变暖，海平面的上升比现在每十年上涨一英寸的速度来得更快，那么一旦到了某个峰值，水位便再也不会回落了。舒博和布里法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

除此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建起的水道已经有些年头了，经常爆裂。在纽约，地铁工作人员的高度警惕和753个抽水泵是这个城市至今还未洪水泛滥的唯一担保。想想看那些水泵：纽约的地铁系统在1903年是个奇迹般的工程，它建造于一个业已存在、现在高度发展的城市下方。因为这个城市已经建有排水管道，建地铁的唯一地方便是管道的下方。“所以呢，”舒博这样解释道：“我们得把水往上排。”这么做的城市并非纽约一个：像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这样的城市，他们的地铁还要深得多，差不多都能当防空洞用了。这些地方存在许多潜在的危险。

舒博的白色安全帽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凝视着布鲁克林区范西克伦大道站下面的一个正方形的深坑，在这里，每分钟有650加仑的天然地下水会从岩床中涌出来。他指着那个噗噗涌出的水流说，四个能够在水下工作的铸铁水泵正轮流把水往上抽。这种水泵是用电的。停电的时候，事情就会一下子变得很糟糕。世贸大厦遭到袭击之后，一台紧急水泵车载着一个庞大的便携式柴油发电机工作，排出的水量是希尔体育馆容量的27倍。假如哈得逊河真的泛滥，淹没了连接纽约地铁和新泽西之间的轨道的话（事实上有次差点就这样了），那么那台水泵车和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淹没。

在一个被遗弃的城市中，不会再有保罗·舒博和皮特·布里法这样的人，每当降雨量超过两英寸的时候，他们就得从一个车站跑到另一个车站（最近频率之高令人厌烦），有时候得端着水管来来回回往楼梯上跑，把水抽到街道下面的某个下水道中，有时候得驾驶着充气船穿梭于地道的迷宫中。如果没有人，也就没有电。水泵会永远地消失。“一旦关闭这些水泵设施，”舒博说：“水位在半小时之内就会上升到地铁再也无法通行的程度。”

布里法摘下他的护目镜，揉了揉眼睛。“如果一个区发大水，就会波及到其它区。只要三十六个小时，整个城市将一片汪洋。”

他们预测说，即使不下雨，只要地铁水泵停止工作，那么淹没整个城市也不过是几天的事情。到那时，水会冲走人行道下面的土壤。不久之后，街道便会变得坑坑洼洼。没有人会来疏通下水道，于是一些新的水道将在地面上成形。浸满了水的地铁的顶部坍塌之后，另一些河流也将出现。二十年之内，浸泡在水中的钢管将会腐蚀、变形。这些钢管支撑着东区4－5－6线路上方的街道。莱克星顿大道下陷后将成为一条河流。

不过，早在这之前，城里的人行道就已经遇上大麻烦了。杰米尔·阿曼得博士是纽约库珀学院土木工程系主任，他说，人们撤出曼哈顿后的第一个三月中，城市就会开始分崩离析。每年三月份，气温会在华氏32度（摄氏零度）上下摆动四十多次（气候变化可能会使这个过程提早到二月份）。每到这时候，不断的结冰和融化会让沥青和水泥开裂。雪融化时，水渗入到这些新的裂缝中。结冰时，水变为冰后体积膨胀，使裂缝变得更大。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水的复仇，它被整座城市压抑了太久。大自然中几乎所有的混合物在结冰的时候都会收缩，但水分子却相反，它们会形成优雅的六边形结晶体，所占的空间比它们液态时多百分之九。六角形的冰花又漂亮又轻薄，难以想象它们会损坏人行道边上的混凝土路面。能够承受每平方英寸7500磅压力的碳钢水管竟然会在结冰的时候爆裂，这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可这就是事实。

人行道开裂之后，中央公园顺风吹来的芥草、三叶草、牛筋草等野草草种便会向下生长，深入到新生的裂缝中，使它们开裂得更为严重。在当今世界，只要问题初露端倪，市容维护小组就会出现，消灭野草、填平裂缝。但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不会再有人来对纽约修修补补了。野草之后，接踵而来的这个城市中最具繁殖能力的外来物种——亚洲臭椿树。即使有八百万人口，臭椿树（通常被称为樗树）这种生命力顽强的入侵者也能在地道的小裂缝中扎根生长，等到它们展开的枝条从人行道中破土而出，人们才会有所注意。如果没人来拔除它们的秧苗，五年之内，它们强有力的根系将牢牢攫住人行道，在下水道里大搞破坏——没人清理，这时的下水道已经被塑料袋和腐烂的旧报纸堵塞。由于长期埋在人行道以下的土壤突然暴露于阳光和雨水里，其它树木的种子也在其中生根发芽，于是没过多久，树叶也成为不断增加的垃圾大军中的一员，堵塞了下水道的出入口。

植物无需等到人行道分崩离析的那天便已经趁虚而入。从排水沟积聚的覆盖物开始，纽约贫瘠的硬壳上形成了一层土壤，幼苗开始发芽抽枝。它们能够获得的有机物质当然要少得多了，只有风卷来的尘土和城市中的烟灰，但曼哈顿西面纽约中央铁道上被遗弃的高架钢铁路基现在已经是如此了。1980年开始，这条铁路便不再使用，无孔不入的臭椿树在这里扎根，还有厚厚一层洋葱草和毛茸茸的羊耳石蚕，点缀着一株株的秋麒麟。两层楼高的仓库那儿依稀露出一点昔日铁轨的痕迹，遂又遁入野生番红花、鸢尾、夜来香、紫菀和野胡萝卜所铺出的高架车道中。许多纽约人从切尔西艺术区的窗口望下，被眼前天然的、由花组成的绿色缎带所感动——它们占据着这个城市已经死亡的一角，并作出对未来的预言。这个地方就是纽约高线公园。

在最初几个没有供热的年头里，全城的管道都在开裂，一会儿结冰一会儿融化的气温震荡也影响到室内家居，东西损坏得十分厉害。房屋的内部结构因为热胀冷缩而嘎吱嘎吱地发出响声；墙面和内顶板之间的铰链开始断裂。开裂的地方，雨水渗透进来，门闩生了锈，饰面剥落下来，露出了隔音软木层。要是城市还没着火，那么现在就是时候了。

总的来说，纽约的建筑并不如旧金山维多利亚风格的厚重墙板那么易燃。但是，因为再也没有消防员来接听火警电话，一个闪电就能点燃中央公园中堆积的许多枝桠和树叶，火焰将蔓延到各个的街道上。二十年之内，避雷针就会开始生锈、折断，屋顶上燃起的大火蔓延到建筑内部，进入满是纸制助燃物的办公室。煤气管道的爆炸震碎了窗户玻璃。雨雪趁机进入，不久之后，水泥地板就在结冰和融化导致的热胀冷缩下开始裂开。烧焦了的隔音软木层给曼哈顿不断扩张的土壤层添加了不少营养。弗吉尼亚州当地的爬行动物和毒葛在布满了苔藓的墙面上爬行，这些苔藓在没有空气污染的环境中得以迅速生长。红尾鹰和游隼在高高的房屋空架上筑巢。

布鲁克林植物园的副园长史蒂文·克莱门茨预测说，两个世纪之内，在此定居的树木将完全取代先前的野草。数以吨计的树叶下面是排水沟，它们为当地公园中的橡树和枫树提供了崭新、肥沃的土壤。来到这儿的黑洋槐和秋橄榄具有固氮作用，向日葵、须芒草、白色的蛇根草和苹果树也迁居于此，它们的果实由鸟儿四处播种。

库珀学院土木工程系教授杰米尔·阿曼德预测说，生物的多样性将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随着高楼大厦的倒塌和粉碎，水泥中的石灰提高了土壤的PH值，诸如泻鼠李和桦树之类不适应酸性环境的树木会在这里扎根。阿曼德已经头发花白，可是精神饱满，说起话来忍不住用手比划，他认为这个过程的开始比人们想象的要快。这位来自马赛克镶嵌工艺装饰而成的清真寺之城——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学者，现在正教授如何设计和改进建筑以抵御恐怖袭击。他对建筑结构上的弱点有着深刻的认识。

“即使像纽约大多数的摩天大楼那样，把曼哈顿的建筑锚定在坚硬的片岩中，”他评论说：“也不意味着它们的地基不会浸水。”堵塞的下水道、泛滥的地道和已经变为河道的大街，他认为，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建筑物地基的牢固程度被削弱，它们身负的庞然大物会变得摇摇欲坠。未来，袭击北美洲大西洋海岸的飓风将愈发猛烈和频繁，大风将毫不留情地吹向那些高耸却不稳固的结构。有些将会倒塌，并撞倒其它的建筑。正如大树倒下后，新的生命将占据那个空隙，渐渐地，都市的钢筋森林会变成一片真正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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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植物园与布朗克斯动物园连成一片，占地250英亩，拥有欧洲以外最大的蜡叶植物群落。它珍藏着1769年库克船长太平洋之旅采集来的野花标本，以及来自火地岛的少量苔藓，与之相伴的黑色墨水笔迹的便笺纸上留有采集者的署名——查尔斯·达尔文。然而最不寻常的是在纽约植物园这片处女地上生长出来的原始森林，它们占地40英亩，从未遭到砍伐。

虽未遭砍伐，却也发生过巨大的变迁。直到最近，这片优美而婆娑的松叶树才得名为铁杉森林。但是，几乎所有的铁杉现在都已经死亡，罪魁祸首是一种日本的昆虫，它们的体型比这个句子结束时的句号还要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来到纽约的。最老最大的橡树可以追溯到当这片森林还属于英国人的时候，可它们也濒临死亡。它们受到酸雨和铅等重金属的侵蚀，因为汽车尾气和工厂排出的烟雾已经被土壤吸收。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大多数长有天蓬的树木都早已失去了繁殖能力。所有在这儿生活的树木现在都寄居着病原体：某些菌类、昆虫，或是一旦抓住机会便能夺取树木生命的病毒——这些树木在化学物质的冲击下已经变得十分脆弱。此外，随着纽约植物园的森林变成了被灰色城市所包围的绿色孤岛，它也成为布朗克斯区松鼠的避难所。这里没有大自然的掠食者，狩猎也被禁止，于是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们狼吞虎咽还没有发育的橡树果或山胡桃。它们就是如此。

如今这片古老森林的林下叶层已经有了八十年的“代沟”。这里没有新生的橡树、枫树、岑树桦树、无花果树和鹅掌揪，在这里生长的主要是外来的观赏植物，它们是接着风势从布朗克斯区的其它地方来到这里。土壤取样研究显示，2000万颗臭椿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纽约植物园经济植物学协会主管查克·皮特斯说，外来物种——比如说臭椿和软木都来自中国——它们现在占据了这片森林的四分之一。

“有些人想让森林恢复到200年前的模样，”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得告诉他们，那就等于把布朗克斯区拉回到200年以前。”

自从人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他们便随身携带生物，并带回些其他物种。来自美洲的植物不但改变了欧洲的生态系统，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想想还没有土豆的爱尔兰，再想想还没有番茄的意大利吧。反过来，来自旧世界的入侵者不仅降祸在被征服的新世界的妇女身上，还带来了其它物种的种子，首当其冲的是小麦、大麦和黑麦。用美国地理学者阿尔弗莱德·克罗斯比自己杜撰的一个词来说，这种“生态帝国主义”帮助欧洲的殖民者将他们的形象永远地烙在了殖民地上。

有些实验结果滑稽可笑的，比如说种植着风信子和水仙花的英国花园就从未在其殖民地印度扎根。在纽约，欧洲的星椋鸟——现在是一种到处可见的有害鸟类——被引进过来，因为有人认为，如果中央公园能够成为莎士比亚著作中提到过的所有鸟类的家园，那么纽约会显得更有修养。随后，又有人觉得中央公园应该成为莎翁戏剧中提到过的所有植物的花园，于是又种下了具有抒情意境的报春花、苦艾、印第安水芹、野蔷薇和野樱草——万花俱备，只欠国王麦克白的勃南森林了。

曼纳哈塔项目虚拟的过去到底能与未来的曼哈顿森林有几分相似呢？这取决于如何移动北美洲的土壤，这些土壤得在移动它们的人类消失后依然长期存在。纽约植物园的植物标本中，其中有一种是美国第一批标本，看起来酷似可爱的熏衣草花梗。这其实是千屈菜的紫色种子，本来长在英国到芬兰之间的北海湾地区，商船为了横渡大西洋，于是把欧洲沿海潮湿的沙子作为压舱物，千屈菜种很有可能就混在沙子里来到了这里。与殖民地之间贸易与日俱增，商船在装货之前会把压舱沙囊丢弃，于是越来越多的紫色千屈菜被倾倒在美国的海岸上。一旦来到这里，它们便顺着溪流河道到处游走，因为它们的种子能够粘在任何它们所接触到的脏兮兮的羽毛或毛皮上。在哈得逊河附近的沼泽中，为水鸟和麝鼠提供食物和栖身之所的香蒲、杨柳、金丝雀蔓草长得甚是繁茂，成为了一片结实的紫色帘幕，即便是野生动物也难以穿过。到了二十一世纪，紫色的千屈菜会在阿拉斯加遍地开花，生态学家害怕它将会张满整个沼泽，赶走生活在这里的野鸭、野鹅、燕鸥和天鹅。

甚至在建为莎士比亚花园之前，中央公园的设计师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就已经移来50万棵树木，当然还有50万吨砂土，以此来改善大自然的景观，因而波斯铁木、亚洲连香、黎巴嫩雪松和中国皇家泡桐和银杏等新奇树种便被用来增添岛屿的情趣。一旦人类消失，土生土长的植物便会与强大的外来物种展开竞争，收回它们的生存权——它们本土作战，总有些天时地利的优势。

许多外国的观赏植物，比如说双玫瑰花，将随着引进它们的人类一同逝去，因为它们是没有繁殖能力的杂交品种，必须依靠嫁接技术传宗接代。没有了进行嫁接的园丁，它们也将枯萎凋零。其它娇生惯养的“殖民地居民”，比如英国常春藤，只好自力更生了，当然敌不过它们的美国亲戚——五叶地锦和毒葛。

还有一些是选择育种的变种产物。如果有幸存活下来，它们的体型也会变小，数量也将减少。没人照料的水果，比如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苹果，将会辜负约翰尼苹果种子的童话5。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标准是生命力，而非外貌和口味，这使得它们最终将变得粗糙难看。再也没有人给苹果园喷洒农药，除了少数的幸存者，其它果树都毫无防范地暴露在当地的苹果蛆和潜夜虫等病虫灾害之中，这片土地很快会被当地的硬木所收复。引进的园地蔬菜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纽约植物园副园长丹尼斯·史蒂文森说，产自亚洲的甜萝卜不需要多久就会变成野生的、味道糟糕的野胡萝卜，因为动物们会把我们种植的最后一块可口的胡萝卜吞得一干二净。椰菜、卷心菜、抱子甘蓝和花椰菜将退化成一模一样的椰菜祖先的样子，再也分辨不出彼此。多米尼加人在华盛顿高地公园大道当中种植了干玉米，它们后代的DNA最终会返祖成为墨西哥类蜀黍，玉米棒子只有和麦穗那么粗。

其它的入侵者，比如铅、汞和镉之类的金属，不会那么快就被从土壤中冲走，因为它们属于重金属。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汽车不再奔驰，工厂不再运作的时候，排放物也就没有了。未来第一个百年中，腐蚀作用将定期引爆残留在油罐、化工厂和发电厂中的定时炸弹，当然还有数百个干洗店。逐渐地，细菌将分解燃料的残渣、干洗溶剂和润滑剂，将它们转变为无害的有机碳氢化合物——不过，从杀虫剂到增塑剂，再到绝缘装置，这一系列的人工制品得存在好几千年，直到微生物进化之后才能将它们降解。

没有了酸雨，存活下来的树木需要抵抗的污染物将越来越少，因为化学物质正逐渐从系统中消失。几个世纪后，树木开始吸收降解了的重金属，经过再循环、再沉积的作用，它们的浓度进一步得到稀释。等植物死亡、腐烂后成为土被，这些工业有毒物质将被埋得更深，后继的植物也将持续和深化这个过程。

纽约的许多珍稀树种即便不是在垂死挣扎，也已濒临灭绝，不过已经灭绝的物种倒还不多。1900年左右，一场病虫灾害随一船亚洲树苗来到纽约，所有的美国栗树都遭受了枯萎病的打击，不过，即便是这种被人们深深悼念的树种，也依然还在纽约植物园的老森林中度日——确切地说，只剩下树根了。它们生根发芽，长出的小苗才到两英尺，就被枯萎病击倒，然后再次发芽，循环往复。或许有朝一日，没有人类再给它们施加生存的压力，它们便能形成抵抗这种疾病的能力。栗树曾是美国东部森林中长得最高的硬木，复活后的它们将与可能在这儿生活的强壮的外来物种做邻居，比如说日本伏牛花、东方南蛇藤，当然不会少了臭椿树。这里的生态系统是人为的产物，在我们消失之后，它们将继续生存下去；这里是世界植物的大杂烩，要不是我们，这里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纽约植物园的查克·皮特斯认为，这也未尝是件坏事。“纽约之所以是个伟大的城市，就是因为它的文化多样性。所有人都能有所贡献。但是在植物学方面，我们却憎恨外来的物种。我们喜欢土生土长的物种，希望那些颇具侵略性的外国植物回到老家去。”

他把跑鞋倚在一棵中国黑龙江软木树白花花的树皮上，它生长在最后一批铁杉树之中。“这话听起来有些冒昧，不过维持生物多样性并不如维持生态系统的机能来得重要。重要的是，土壤要被保护起来，水要干净，树木过滤空气，参天大树要能繁殖新的幼苗，这样，森林的营养才不会流失到布朗克斯河中。”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布朗克斯森林滤过的空气。五十岁出头的皮特斯身体健康、充满活力，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森林里度过的。他的田野研究表明，亚马逊流域的野棕榈榛树、原始的婆罗洲上的榴莲树、缅甸丛林中的茶树都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人类曾经也在那里居住。茫茫荒野吞噬了他们和他们的记忆，但大自然依然留有他们的痕迹。以上就是个例子。

事实上，自从现代人出现在地球上，没过多久，大自然中便有了人类的痕迹。埃里克·杉德森的曼纳哈塔项目旨在把岛屿回归到荷兰人发现它时的样子——人类来到这里之前，这里并不是什么曼哈顿原始森林，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森林。“因为在德拉瓦族人到来之前，”杉德森这样解释道：“这里除了半英里厚的冰层，一无所有。”

大约11000年以前，最后一个冰期向北撤出了曼哈顿，停在今天加拿大冻土地带以南的云杉和北美落叶松区。于是这儿便有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北美洲东部的温带森林：橡树、山胡桃树、栗树、胡桃木、铁树、榆树、桦树、糖枫、香枫、檫木和野榛树。空旷的地方，长出了一丛丛美国稠李、香漆树、杜鹃花和忍冬，还混合着一些蕨类和开花植物。米草和蜀葵出现在盐沼中。当温暖的这里铺满了植物后，热血动物便开始陆续出现，其中包括人类。

考古学未能在这里发现什么遗址，这说明第一批纽约人很有可能是游牧民族，他们为了能够捡到浆果、栗子和野葡萄四处扎营。他们射杀火鸡、黑琴鸡、野鸭和白尾鹿为食，不过主要还是靠捕鱼。周围水域中的胡瓜鱼、西鲱和青鱼成群游动。溪鲑游到了曼哈顿的溪流中。牡蛎、蚌蛤、帘蛤、螃蟹和龙虾数量众多，想要抓一堆回去不费吹灰之力。海岸上，人们遗弃的大量软体动物贝壳成了第一批人类的建筑材料。亨利·哈得逊第一次看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哈莱姆区的北部和格林威治村还是一片绿色的热带草原，这里的德拉瓦族人为了种植作物，一次次地纵火，将土地清空。曼纳哈塔项目的研究者们在哈莱姆区遗留下来的火坑中注满水，通过那些浮上水面的东西，他们得出结论：过去的人们在这里种植玉米、大豆、南瓜和向日葵。过去，岛屿的大部分地区都像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那样郁郁葱葱。早在印地安人以60荷兰盾的价格将这片土地卖给殖民者之前，现代人的印痕便已经烙在了曼哈顿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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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一头山狗跑到了中央公园。这个征兆预示着未来或许就是昔日的重演。后来，又有两头山狗闯入了城市中，还有一只野生火鸡。纽约城恢复到野生状态，或许未必要等到人们离开的那一天。

那第一头山狗或许只是个侦察员，它越过了乔治·华盛顿大桥才抵达这里。杰瑞·德尔·图弗为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管理这座大桥。后来，他又接管连接斯塔腾岛和大陆、长岛之间的大桥。他是名四十岁出头的结构工程师，他认为桥梁是人们能想到的最最可爱的事物，因为它们优雅地跨越沟壑，让天堑便通途。

德尔·图弗本人也兼具大洋两岸的特征。他橄榄色的皮肤说明他来自西西里岛；他说起话来却是个地道的新泽西城里人。维护人行道和钢结构成了他毕生的工作。每年，小游隼都是在高高的乔治·华盛顿塔上进行孵化的；还有，无所畏惧的野草和臭椿树等植物从远离土壤的金属结构中挑衅似地生长开花，高高在上地俯视水面——这些都让他觉得很有意思。大自然的游击队员们总是偷偷袭击他的大桥。它们的武器和部队相比于钢铁装甲显得微不足道、滑稽可笑，但如果你对到处都是、不计其数的鸟儿视而不见的话，结果将会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们的粪便能够促使那些空中的种子生根发芽，同时还具有溶解表面涂料的作用。德尔·图弗面对的是一群手无寸铁却不屈不挠的敌人，它们的终极威力便是在逆境中求生。他承认，大自然必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不过，他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这一天了。最重要的是，他十分珍惜他和其他员工一起继承的遗产：他们的大桥是整整一代工程师的杰作，不过这些工程师不可能想到每天通过这些大桥的汽车竟会有三十多万辆，而且八十年之后，大桥竟然还能使用。“我们的工作，”他对他的小组成员说：“是在向下一代人移交这笔财富的时候，使它们比我们接管时的状态更棒。”

二月的一个下午，他一边迎着小雪走向巴约讷大桥，一边用无线电和其他工作人员聊天。斯塔腾岛这一头道路的下侧是十分坚固的钢铁地基，它被注入到巨大的混凝土厚块中，而这厚块又被锚定在岩床中——桥墩部分承受了巴约讷大桥主桥跨一半的重量。向上凝视曲曲折折的负重I型标和支柱，半英寸厚的钢板、法兰片和几百万颗半英寸长的铆钉和螺栓把它们相互连接，让人不禁想起虔诚的朝圣者张口结舌地看着高耸入云的梵蒂冈圣彼得圆顶大教堂时的那种敬畏之感：这个伟大的杰作将在这儿百世永存。但是杰瑞·德尔·图弗清楚地了解这些大桥，没有人类的维护，它们终将倒塌。

这不会立即发生，因为大桥最大、最直接的威胁将随着我们人类的消失而不复存在。德尔·图弗说，最大的威胁并非是川流不息的车辆。

“这些大桥十分结实，来来往往的车辆好比是蚂蚁爬在大象的身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没有电脑来精确地测算出建筑材料的承受力，工程师们为谨慎起见，堆上了许多不必要的材质。“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大桥，其用料是超过实际需求的。三英寸粗的吊索中含有的镀锌钢丝就足以绕地球四周。即使其它的拉索都断裂，这一根就能够拉起整座大桥了。”

头号敌人是公路管理处每年冬天在路面上撒的除冰盐，这种贪婪的物质一旦除完冰，便开始吞噬钢筋。汽车上滴下来的汽油、防冻剂和融雪水将除冰盐冲进下水道入口和大桥裂缝中，维修人员必须查找出来并冲洗干净。没有了人类，也就没有了除冰盐。不过，如果没有人给大桥上漆，它肯定会生锈，生锈的范围还真不小。

最初，氧化作用会在钢板上形成氧化层，厚度得有钢板的两倍，甚至更厚些。氧化层能够减缓化学侵蚀的速度。彻底生锈、倒塌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不过纽约的大桥不需要等那么久就会塌陷。这是由金属的特性所决定的——它们承受不了不断结冰、不断融化的周期反复。钢铁不会像混凝土那样开裂，它们会热胀冷缩。事实上，钢铁大桥在夏天的时候会变长，所以它们需要伸缩节。

冬天，它们会收缩，伸缩节内部的空间变得更宽，各种各样的东西被风吹进来。到这时，天气回暖的时候，大桥膨胀的空间就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没人给大桥上漆，伸缩节中推满了零碎，而且生了锈，于是膨胀时所需的空间就比金属本身大多了。

“到了夏天，”德尔·图弗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大桥都会比原先更大。如果伸缩节堵塞了，膨胀点就会转移到最脆弱的连接处，比如说两种不同金属连接的地方。”他指了指四块钢铁与混凝土桥墩的连接处。“比方说那里。斜梁与桥墩铆接处的混凝土将会开裂。再要么，几个季节一过，螺钉就会折断。最后，斜梁会滑出桥墩而坠下。”

所有的连接处都是相当脆弱的。德尔·图弗说，两块铆在一起的钢板之间形成的铁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要么是钢板弯曲，要么是铆钉断裂。巴约讷大桥这样的拱桥，或者用来通行铁路的曼哈顿“地狱之门”，是用料最多的大桥。它们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都不会出事，尽管穿过滨海平原下某个地质断层的地震波依然会缩短它们的寿命。（它们可能会比东河下面十四根加强钢筋加固的混凝土地铁隧道的寿命长些——其中通往布鲁克林的一条铁轨可以追溯到四轮马车的年代。一旦哪里裂开，大西洋的海水就会奔涌而入。）车水马龙的吊桥河桁架桥只能维持两三百年，等它们的铆钉和螺栓脱落的时候，整座大桥也就坠入了早就等待着的滔滔江水中了。

到了那时，会有更多的山狗顺着无畏的先驱者的足迹进入到中央公园中。鹿、熊，最后是狼将接踵而至，它们是从加拿大重新回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有朝一日，这个城市的大桥差不多都坍塌了，曼哈顿新近的建筑也都已毁灭，因为随便哪个地方的渗漏都能抵达它们内部的加强钢筋，它们会生锈、膨胀，然后从混凝土外壳中破裂而出。老式的石头建筑，比如说纽约中央车站——当不再有酸雨腐蚀大理石的时候，它们会比所有闪闪发光的现代建筑保持得更长久。

高楼大厦的废墟中回荡着的是曼哈顿新生河流中青蛙唱的情歌。现在的河流中满是拟西鲱和海鸥扔下的贻贝。印第安核电站位于时代广场以北35英里处。青鱼和美洲西鲱已经回到了哈得逊河，不过它们有几代子孙得去适应下这个核电站渗出的放射性物质，因为那时它的加厚混凝土层已经剥落。几乎所有适应人类生活方式的生物都消失了。貌似无敌的蟑螂——它们来自于热带地区——很早之前就冻死在没有供暖设施的大楼中了。没有了垃圾，老鼠或是饿死，或是沦为在摩天大楼废墟中筑巢的肉食鸟类的盘中餐。

上涨的水面、潮汐和盐蚀作用取代了设计精巧的海岸线。海岸线围住了纽约市的五个区，河口和沙滩错落其上。没有人来挖泥疏浚，中央公园的池塘和蓄水池变成了沼泽。没有了食草动物，除非二轮马车和公园警察的马儿能够转变为野生动物继续生存下去。中央公园的草坪也消失殆尽。一片成熟的森林在这儿成形，侵入了从前的街道，覆盖了空空的地基。山狗、野狼、赤狐和山猫使得松鼠的数量趋于平衡；我们留下的铅已被分解，但生命力顽强的橡树依旧生活在这里，五百年之后，即使气候变得更为温暖，橡树和山毛榉也能成为这里的统治者。

早在那之前，野生的掠食者就已经瓜分了宠物狗最后的后裔，但老谋深算、野性难驯的家猫依旧活着，它们以星椋鸟为食。大桥倒塌了，隧道被洪水淹没，于是曼哈顿又一次成为一个真正的岛屿，驼鹿和熊游过变得更为宽敞的哈莱姆河，饱食着德拉瓦族人曾经采摘的浆果。

曼哈顿的金融机构永远倒塌了，几所银行的拱顶耸立在残垣断瓦之中；银行里的钱已经毫无价值，绝对安全了，上面甚至长出了霉菌。陈列着艺术作品的博物馆在建造之初考虑更多的气温调控，而非承重能力。停电后，博物馆便失去了保护。屋顶上的拱形结构最终渗漏，而这通常是从天窗那里开始的，博物馆的地下室也会囤满积水。湿度和温度不断变化，馆藏作品成为真菌和细菌的美食，当然也少不了一种臭名昭著的博物馆杀手——黑色地毯圆皮蠹饥饿的幼虫。一旦它们钻到其它地面，携带的真菌就会使得这个大都市的画作脱色和分解，以至面目全非。陶瓷制品保持得还不错，因为它们的化学构成类似于化石。只要没什么东西掉下来把它们砸碎，它们就等着土壤将它们掩埋吧，未来的考古学家会把它们当作出土文物。氧化腐蚀作用加厚了青铜塑像上的铜绿，但没有影响到青铜的外形。曼哈顿的一个博物馆管理员芭芭拉·埃佩鲍姆说：“这就是我们何以得知青铜时代的原因了。”

她还说，即使自由女神像沉入了海底，它的外形或许依然能保持完整，虽然会发生些化学变化，也有可能被海洋藤壶包裹得严严实实。这里对她而言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因为千万年之后的某个时间，任何矗立着的石墙都会倒塌，其中或许还包括1776年用曼哈顿的坚硬片岩建造起来的华尔街圣保罗小教堂。在过去的十万年中，冰川曾经前后三次把纽约铲平。除非有朝一日，人类用含碳燃料冶金最终导致大气层消失，失控的全球变暖现象将地球转变为金星那样的行星，否则冰川终究还是会在无从知道的某天再次降临。山毛榉、橡树和臭椿树构成的成熟森林会被铲平。史坦登岛上的福来雪基尔斯垃圾掩埋场上四堆高高的掩埋垃圾的土墩也会被夷为平地，大量顽固的聚氯乙烯塑料和人类创造的寿命最为持久的发明——玻璃——都被会碾成粉末。

冰川消退之后，某种人工制造的、颜色发红的浓缩金属先被是埋藏在冰碛中，最后进入了下面的地质层，样子乍一看像是电线线路和管道装置。随后它又改变方向来到垃圾场，回到了地面上。地球上进化而来或外星球迁居而来的工具制造者们或许会发现和使用这些金属，不过到了那时，再也没有谁会知道：这些金属并非自然生成，而是我们人类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