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案件法医能做的事情只剩下挠头皮了，这个已经拖了将近五年的案件卷宗就堆了二尺多高，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大致理清了事情经过：兄弟二人看来是哥哥个性比较强，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妯娌纠纷之类的喜欢占一点小便宜，这次父亲刚去世，哥哥也想在遗产分割上占一点强。

弟弟倒是准备忍气吞声了，但弟弟两个血气方刚的儿子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俩小伙都够义气——他们都瞒着家人，一个说是去找朋友打牌，一个说是出去走走，一前一后分别离开了家。

可气又可笑的是哥俩其实要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伯伯家，而且他们到伯伯家的时间只相差不到半个小时，隔壁的王伯证实了这一点。

并且他还看到了哥哥拿着砖头先进去，弟弟则是拿着一把铁锤后进去，剩下的事情就只是第二天伯伯被发现死在床上，头部左右都有伤痕，至于房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就无从知晓了——王伯不是透视眼，而哥俩都争着说是自己打死了伯伯，而且活灵活现，好像确有其事一样。

但我却知道，一个人只能死一次。

这事情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起来就有点像绕口令了：如果是两人商量好了一起行凶这个案件很简单，共同犯罪两个都按故意杀人罪判。

现在哥俩都是瞒着对方去行凶的，直到案发之前都以为只有自己去过，那么显然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了。

那么如果是先进去的哥哥打死了伯伯，后进去的弟弟行凶的对象则是一具尸体，因此他根本就是假想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是后进去的弟弟打死的伯伯，先进去的哥哥就应该是故意杀人罪未遂，弟弟才是故意杀人罪。

分析完这堆绕口令我的头开始有些发晕，看见当时的法医报告我就只剩下叹气的分了：它只说明死亡原因是左侧的颅脑损伤，却没去推断具体是什么工具造成的，因此这个案件是一审二审，现在又是检察院提起再审，麻烦已经是一大堆了。

案件久拖不决不说，哥俩都长期羁押，街谈巷议弄得满城风雨。

如果当时我就在场，也许还能有点办法：砖头的打击总该有些碎屑留在创口吧？而现在，尸体早已火化，很多证据肯定也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这种我们圈里头叫“文证鉴定”的案件国内除了几个像郑老这样德高望重的老法医外别人是没资格接的。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郑老为什么会接下这个无头案，就算是法院委托过来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推脱。

这起案件根本就没发生在我们的辖区，何况现在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程序，公安法医就有充足的理由不去管它：检察院和法院不是也有法医吗？难道郑老有解决无头案的癖好？难道郑老不知道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名声不易？这种案件可不是每天都碰得到，我决定好好看看郑老怎么处理这个案件。

不知道大家会把法医的工作想象得多神秘，但实际上我接触得最多的就是些平淡无奇的“富贵病”，诸如冠心病、中风之类的，只不过往往是发生得太突然，会被误认为是各种案件而已，其次就是“水漂”，定海市河道纵横，每年从水中捞起的无名尸体有一二百具之多。

但我却没发现郑老有什么异常，白天他该干吗干吗，哪怕是邻里阿婆吵架崴了脚的小案子他也不厌其烦，只不过我发现那两尺多高的卷宗每天晚上会少一本，第二天一早又静静地放回来，到晚上又再换一本少掉而已。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十多天，就在大家几乎要忘记这个案件的时候郑老开口问大家对这个案件的想法了。

“这样的案件只有您这样的国家级权威才能解决，我是从来不接无头案的死亡案件的。”说这话的时候陈主任低头在自己的公文包里翻找着法医室公章，嘴里吃吃地笑着。

伟城低头看着桌面，迟疑地说：“这种时间造成的证据流失，目前还没什么好办法解决。”说完他转身在背后的书柜里找着什么。

郑老的眼光转向了我，我考虑了一会该怎么措辞，说白了这件事情初检工作是没做到位的，一是法医没仔细检查创口，二是摄像拍的几张创口照片因为角度不正严重变形，根本不能反应损伤特征。

但这事也不好去责怪哪一个人，法医不少是半路出家，水平、经验良莠不齐这是现状。

摄像我估计是从哪家照相馆临时抓的差，他完全不了解刑事摄影和艺术摄影的区别。

这张照片以极近的距离很倾斜的角度在创口喋开最明显的地方拍摄，甚至没有放置反应创口大小必备的标尺，这样拍出来倒是极富视觉冲击力，问题是刑事摄影的目的只是准确、清晰、不变性地反应被拍摄物的特征，而不是表达他第一次见到恐怖伤口的心灵震撼。

虽然想了这么半天，但我说出口的就只有一句：“这个案件恐怕只有收集到新的有力证据才行。”“嗯。”郑老不置可否地用手扶了扶老花镜，又把头埋进了故纸堆。

郑老没吭声，我倒是想了，新的证据要从哪里来呢？知道情况的两兄弟不肯吐露实情，其他人又不可能知道这个情况，证人证言这条路就没什么指望了；这几张照片又不成样子，要不然看着照片郑老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砖头和铁锤的损伤特征根本就不一样嘛。

我知道郑老做的好几个文证鉴定的案件最后都是根据照片做出了判断，甚至有一起交通事故他看了现场照片就说逃逸的卡车装货后挡板没关好，这个细节对案情判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个故事我们且下次再说。

我得承认这可是有很大难度的，我的功力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真实物体的很多特征照片根本反映不出来，比如说立体感和一些很细小的碎屑，这的确也只有郑老这样见多识广的老法医才能做到这一步。

问题是这一招现在也失灵了。

看来我们是山穷水尽了。

这一大堆卷宗几乎把我埋了进去，一些早期的纸张已经开始发黄、变脆了，翻开的时候可以闻到故纸堆那种特有的时光气味。

昨天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于是今天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在卷宗里证实自己的想法。

果然是有这么一回事：最先是死者的老母亲发现儿子的房门没有关好，这才走进去，发现儿子已经死亡了。

问题是老人心理上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硬是逼着“120”把儿子拖到医院“抢救”了一番。

按照医生的说法，到医院的时候人都已经硬了，但是实在是被老母亲逼得没办法，一边向老人家声明人早死了，抢救只是白花钱，一边把尸体当活人抢救着。

能从医生那里得到些什么吗？我向郑老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郑老指了指自己的抽屉，当时的“抢救”病历早就在他那里了。

我拿着这几张薄薄的纸，好像是拿着最后的救命稻草，可以说医生在病历上的字迹只怕是全世界最难辨认的文字之一，幸好我自己还做过医生，对这种鬼画符还能连蒙带猜地弄个明白。

这时候医生的一行小字吸引了我的注意，“CT示左颅骨骨折、左硬膜下血肿”。

没有哪一家医院会对死者做CT检查，我想只怕又是老母亲的强烈要求才会有这样的怪事，但这事哪怕再奇怪仅凭医生的这几个字也解决不了问题，颅脑的损伤早就被尸检证实了，这几个字并没有提供新的信息。

但是我发现郑老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熬夜这么多天显得有些苍白的脸上有了一抹红润，就连皱纹好像也熨平了许多，莫非他已经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难道是郑老找到了CT片？我马上拨通了家属电话，但是我还是失望了，案发之后家属已经搬了三次家，CT资料早就不在了。

看过《母爱》的朋友应该还记得，一套能把CT资料三维重建的软件在那个案件中立过大功，现在我又想起了它，但是如果CT资料没有了，这套软件再神奇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失败的情绪再一次笼罩了我。

看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郑老倒是忍不住笑了：“家属没有了，医院应该还有嘛，CT机做的每一个CT资料都会在电脑上自动编号、备份。”说完郑老打开了身边的电脑，原来他已经拿到CT资料了！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我是第一次见到人已经死亡了医院还被家属逼着做CT；我们还得感谢这台五年前的CT机没有报废，也许真是冥冥之中并不希望有冤案发生吧，总之，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郑老自己操作着电脑，稍微显得有些吃力：快七十岁的人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多四十刚出头的人还不会用电脑呢，我和伟城都提出过让我们来帮他做电脑处理，但郑老总是说我们还有我们的事情，坚持着自己的“二指禅”：他只会用两个食指来操作键盘，我们开玩笑起了一个“二指禅”的名字。

这项操作对郑老困难不小，医院保存的CT资料都是DCM格式，这种格式一般的看图软件根本无法识别，选择需要的图片、设置参数、三维成像，整个操作过程任何一步错了都会让所有工作前功尽弃要从头再来，看着郑老一遍遍地重复着操作，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蜘蛛在风雨中一次次拉网而决不气馁的故事；只不过这一次拉的不是捕虫的蜘蛛网，而是捕获罪犯的法网。

失败了十几次的郑老终于成功了，一切清清楚楚地显示在电脑上：左侧颅骨骨折在三维状态下清楚地显示出它是由三条笔直的骨折线汇聚到一个点构成的，这说明是砖头的一个角打到了这个地方，而右边的骨折则有一个明显的弧形，看着这个弧形我甚至明白，作案工具是一把一头圆形的钉锤：既不是一头呈球形的奶头锤，也不是尺寸很大的油锤。

解剖结果早就告诉我们左侧才是致命伤，也就是说是拿着砖头的哥哥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而弟弟的行凶对象不过是一具尸体，我觉得他无罪释放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总比他一家绝后好得多。

郑老脸上的笑容似乎让他突然间年轻了十岁，可我倒是有个问题很想问问他了：“这次要是没那么巧，我们没解决问题怎么办？”郑老好像没听懂我的话，又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写上‘不知道’不就完了吗？”我忍俊不禁，事情之所以很复杂，多半是因为人们把它想得太复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不是在几千年前就说了这个道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