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个家属围在我的周围，而我正坐在殡仪馆休息室的沙发上，实木的沙发硌得我有点不舒服，我挪动了一下身体，继续低着头。

我在努力的辨认着到底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但是我是徒劳的：他们的人太多，七嘴八舌，有的好像在气势汹汹的说着什么，有的则在哭诉着什么，真的很难分辨出每个人的声音。

何况，他们的方言我完全不懂。

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3个小时以前。

附近的一个山区县卫生局突然打来电话，说是前天1名3个月大的男婴在注射防疫针后突然死亡，需要我们帮忙鉴定死因。

其实我很有点意外：因为这个县的卫生局从来不曾找我们鉴定过死因：他们总是息事宁人，一有纠纷，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只要家属不闹事就好。

这一次居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一路上我就和卫生局的干事在讨论着案情。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大致经过：这个小男孩的父亲定居欧洲，平常就是在老家的妈妈照顾。

前天妈妈带着小男孩按照国家规定来到防疫站注射“百白破”疫苗，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居然发现孩子没了呼吸，孩子的母亲没了主张，马上打电话给远在重洋的丈夫，而父亲一听说此事，手上的事情全部不管了，当晚飞回国内。

我知道这决不是小事：这比一起医疗纠纷麻烦多了：小孩子是在进行计划免疫后死亡，而我国的计划免疫疫苗往往是由省一级疾病控制中心统一购买，然后通过“冷链”发送到各级疾控中心、防疫站（疫苗大多数需要低温保存，所谓的冷链包括运送途中和到达目的地的低温环境）。

这会震动全省的。

我在想。

如果防疫站的疫苗是正规途径进货的话。

《警报》互动点析1

几个网友提出计划外疫苗是否要注射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比较有普遍性。

因此专门发个帖子回答一下，但是我不是搞免疫工作的，有懂行的朋友，请不吝赐教，特别是如果我有什么错误的话。

其实疫苗还有很多种，比如说moma提到的甲肝疫苗，有一些甲肝疫苗我们把它叫做“减毒疫苗”，简单的说是选出甲肝病毒中变异了的，致病力很弱的病毒来做成疫苗。

那么，制造厂家的病毒筛选、质控、注射者的身体状况就要有所考虑。

一些杂牌厂家的最好不要买，万一他们做病毒培养的时候选取的病毒不那么纯正岂不是麻烦了？甚至，这在科学上是完全可能的：本来是纯正的弱致病力疫苗突然发生变异，致病力加强。

因此生产之后的质量检测也很重要；另外，注射者的身体也要考虑，对于正常人致病力很弱，但是并不等于它完全没有致病力。

（打疫苗反而得了这种病应该就是这种情况）。

第二种叫“灭活疫苗”，这是最经典的疫苗，简单的说，就是把病原体杀死，然后注射。

当然，那有一个前提，就是实验证明这样还是能刺激人体对这种病原体的免疫功能。

甲肝疫苗也有这一种，我个人认为更加安全一些。

事实上，我国常用的乙脑疫苗、研究中的SARS疫苗也是这一种，但是它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附作用的：异种蛋白质可能引起过敏。

这一次我遇到的事件中，所使用的疫苗叫做“无细胞百白破疫苗”，它是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原液、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的混合体。

简单的说它是提取了白喉和破伤风的一种能刺激免疫的蛋白质做成的，有细胞的百白破疫苗早就不供应了。

当然，它们同样是异种蛋白，同样有可能过敏。

没有那一种疫苗是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现在明白医生不容易当了吧？所谓是药三分毒啊。

不过，完全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就象我们不可能因为听说有人吃饭的时候噎死就不吃饭一样，一些很严重的疾病，特别是在面临感染可能的情况下，该打的疫苗还是要打的，您说呢？

果不其然，案发当晚市疾控中心就赶到了现场，并马上向省疾控中心汇报，这会省疾控中心派来的专家正在和防疫站工作人员一起调查案情呢！我只好先向家属了解情况：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我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我们是接受卫生局委托来的，家属一开始就充满了不信任。

但是这样绝对不是办法，动手之前我要对整个事件有所了解，做到心中有数。

我等到家属说话的声音明显少一些了，从容的站了起来，做了一个篮球比赛暂停的手势：“你们中间有人会说普通话吗？”

家属肯定没想到他们说了这么多我什么都没听懂，楞了一下，几个声音气势汹汹的喊到：“我们要看你的证件！”“对，看证件！”，下面七嘴八舌的应和道。

至少，大家现在说普通话了。

“没问题！证件就在这里！”我掏出钱包里面的证件。

几个年轻力壮的跑去复印证件去了，休息室登时显得空旷了了不少，我暗自庆幸。

“大家请坐！”我的声音高了几分。

我自己首先坐了下来，看见情势有所缓和，我继续说道：“我觉得大家是非常通情理的！至少，你们愿意做一次尸体解剖，搞清楚孩子真正的死亡原因！这就应该感谢大家！搞清楚死因，对家属是一个交代，对防疫站的工作也是一个促进！我们来，就是来查明死因的，因此，我需要大家的配合，有谁能讲一下孩子死亡前发生了什么吗？”

我看见一直在一旁默默擦着眼泪的母亲身体从椅子上滑落了下来，跪在地上，带着颤音说：“我的孩子好好的，就是他们打针打死的啊，你们要为我们作主啊！”

我得承认，虽然千百次的遇到类似情况，但是我仍然被母亲打动了。

我走到她身边，和其他家属一道把她扶了起来，但我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睛，因为此时此刻，我绝对不能失态！

我的脸转向了另外一个显然是作主的家属，对她说：“孩子母亲的情况不合适接受调查，请你们扶她下去休息一下，剩几个知道情况的配和我们一下好吗？”

“我是大姨，问我好了，我知道的！”一个声音说到。

我终于能开展工作了。

我的心里长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