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对于长期视西方为敌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我的警卫工作生涯中，也感到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春寒料峭的二月，中国人民以“不卑不亢”的风姿迎来了与新中国相互敌视二十多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外交战略在新形势下的重大调整，是我国打开国门迎来的第一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国宾，也是1972年寒春里盛开的第一朵外交之花。

尼克松的来访，使我们第一次感到什么叫警卫工作忙。当然，我国对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看得很高很重，在这一点上，坚持原则，决不让步。如美国总统在华访问期间，必须坐中国的防弹红旗车，车上警卫也由中方担任，到任何地方的警卫安全均由中方安排；在中国境内两国领导人主要乘坐中方飞机；美方来的近四百名新闻媒体人员到何处采访要与中方沟通。这些限制，如同周总理在机场与理查德·尼克松握手的一瞬先让尼克松伸过来手一样，在细微之处彰显中国人的尊严与志气。中国政府的承诺历来说到做到，要确保美国总统的安全，就必须加强警卫力量。我连位于天安门广场，是尼克松活动和行车的频繁区域之一。随时抽调兵力执行尼克松访华临时任务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抽调出的干部战士占全连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为确保原警卫目标不出问题，各个哨位都对上哨人员进行了调整，均由原来一个哨位四至五人，降至二至三人，一下打乱了原来按部就班的正常勤务。特别是俩人一个哨位的哨兵，搞起了你下哨我上哨我下哨你上哨的“车轮大战”。就是执行临时任务的也不轻松，一连站几个小时是常事，往往还是无人换哨的“独角戏”。尼克松访华期间，天降瑞雪，为使尼克松按原计划参观故宫，我连奉上级指示，每个哨位除留一名哨兵站岗外，都到故宫和沿途扫雪。那时，全连上下，不管叫站正常哨还是站临时哨，无论叫扫雪还是铲冰，都无怨无悔，对样样任务一丝不苟，圆满完成。

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震动了世界，更震惊了西方国家。当时部队传达上级文件，其中一点我记忆犹新，大意是说：西方国家对尼克松访华事前并不知情，日本也是在美国发表尼克松访华《公告》前三分钟才接到美方通知。美国悄悄把他们“涮”了一把，“反华头子”美国人都去中国访问了，其他国家也不能和中国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于是，便通过各种渠道来华访问。出现了中美关系大门一开，各国纷至沓来的良好外交局面。如3月来访的有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外事顾问里亚德；4月有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5月有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6月有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7月有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阿拉伯也门总理兼外长艾尼，西德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8月有加拿大展览团团长罗杰；9月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0月有西德外交部长谢尔和夫人；11月有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和夫人，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和夫人；12月有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

我们在这一年执行临时任务警卫工作中，明显地感到来我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有三个特点：一是重量级国家元首来访。美、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华访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大门，而且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特别是顶着国内压力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更使中国外交平添了一份魅力。二是西方国家明显增多。如上述提到的法国、西德、加拿大、英国等。这些国家虽都是部长级的人物，但在西方国家中也是举足轻重的国家，非同小可。三是来访频繁，应接不暇。上面所列来访的十几个国家，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实际上1972年来访的代表团，几乎一两天就有一个，有时同日好几个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无论代表团来自大国还是小国，周总理都不摆大国总理的架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会见、会谈，并且多数都要到机场迎送。他在大会堂与外宾的活动不分昼夜。因有周总理参加外事活动，所以，有时代表团级别虽然较低，我们都得在大会堂外围和沿途按时布哨。有时刚完成一次临时哨回来，还没有顾上喝口水，又接到到另一地点上临时哨的通知，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到新哨位上，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连队考虑到同志们紧张繁忙的站岗耗体劳神，便想方设法尽量改善伙食，冬天多吃热能高的猪肉烩饼，夏天常备些解暑的粥汤，保证了大家精力充沛地上岗执勤。

在这一年的外事警卫工作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并非美、日等大国领导人，而是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她来访之前的警卫动员会上上级领导说：斯里兰卡是刚在一个多月前由锡兰改的国家名字。这个国家是一个岛国，被称为“印度洋上的珍珠”，面积约6.5万多平方公里，与印度南端隔海相望，离我国并不太远。这次来访的是该国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她是在她的丈夫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担任总理遇刺身亡后出任总理兼国防和外交部长的。当时（1960年），她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现在五十多岁，已是第二次出任总理了。听了连队领导介绍，我首先对这位女总理肃然起敬；其次，我当时弄不明白，为何她丈夫任总理遇刺身亡她又能当总理，而且是第二次任总理。这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另一点对我印象颇深的是这位女总理的风采。她来访当天，我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我当时在制高点哨上，只见这位脑后梳着漂亮发髻儿、身着南亚妇女斜对襟短袖衬衫、有着印巴女性风韵的女总理，与周总理同乘一辆红旗敞篷车，微笑着连连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那种略带佛界的儒雅端庄举止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2年是毛主席、周总理打开我国外交大门的第一年。这一年，虽然警卫工作很忙很累，但忙中有乐，苦中有甜，因为我国外交事业结出了丰硕之果。我国不但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马耳他、马耳加什、乍得、希腊、多哥、卢森堡、毛里求斯、尼日利亚、马尔代夫、圭牙那、牙买加、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还同扎伊尔等几个国家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1973年，我国的外交事业仍蒸蒸日上。这一年有众多代表团来访。在不胜枚举的众多代表团中，西方国家部长级代表团继续增多是一大亮色。如来访的部长级人物有：意大利外长梅迪奇；日本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智利外长阿尔梅；英国贸易工业大臣沃尔克和夫人；卢森堡大公国外交大臣加斯东·托思；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和夫人；瑞典外交大臣威克曼。上述代表团都是1973年上半年来华访问的。这些代表团到中国来大都是“暖春之旅”，虽仅为部长级代表团，但蕴意深远，所以，不但周总理多次到大会堂与其会谈，有的毛主席还要接见。这就使我们的临时哨增多加大，并呈现出一种小代表团不少布哨，低级代表团按高级代表团执勤的特殊警卫态势，警卫工作繁忙首先在这一年上半年的警卫西方部长级代表团凸显出来。

在这一年的来访国宾中，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给我们留下了美好记忆。那一年比兰德拉和王后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结婚还不到4年时间，而且国王刚刚登上王位一年多时间。大家在哨位上从不同视角看到了英姿飒爽的国王和靓丽高雅的王后，下哨后便在一起议论起这一对国君夫妇。国王戴的小帽、穿的长长的上衣和紧身的白裤，使大家感到这样的服装在另类中透着些许俏皮，穿在年轻的国王身上显得活泼、张扬，富有个性美。这是我们在警卫工作中见到的最年轻的也是在外貌和年龄上最相配的一对国宾。

1973年形成警卫工作忙碌的另一原因就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改变迎宾方式。时间是自这一年4月来访的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始。以往国宾来访，除周总理到首都机场或北京站迎送，还有由我师仪仗营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及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到机场欢迎。除此外，最隆重的欢迎仪式就是周总理与国宾同乘一辆红旗敞篷车接受长安街上十多万人的夹道欢迎，而欢迎的重点区域便是天安门广场。随着来访国宾的日益增多，每次十多万人的夹道欢迎，不仅影响了这么多人的工作和学习，也使国家的迎宾费用不断增加。所以我国政府决定凡以后国宾来访，机场欢迎仪式不变，但取消从机场到宾馆沿途的有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天安门广场不戒严、不清场，迎宾车队通过时，任何人都可在警戒线外的人行横道上观看。鱼龙混杂的无组织群众近距离地观看迎宾车队，而且大都知道国宾和我国领导人乘坐的车队何日何时通过（因为天安门前和长安街上提前挂上了来访国宾国家的国旗和我国国旗及欢迎彩旗），这无疑给警卫安全工作带来了困难和挑战。而迎宾方式改变后第一个来访的墨西哥总统偏偏又提出要在天安门前下车与无组织群众见面，中方不但答应了墨方的这一要求，而且周总理也要陪同墨方总统一同下车，与群众见面。

为确保迎宾方式改变后的第一次迎宾警卫工作万无一失，从卫戍区到师、团的领导都深入担负执勤的连队进行督导检查，我连将抽调出的担负这次警卫任务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历史博物馆内，我也奉命参加了这次任务。上级除进行全面深入的警卫动员外，重点就是针对无组织群众中如有人搞破坏如何进行应对的假设敌模似训练。如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人要扔手榴弹、要点炸药包怎么办；有人拿枪、拿刀如何办；有人闹事怎么办；有了神经病怎么办；有人故意喊反动口号抛撒传单怎么办……大家分成正方和反方并互换角色反复进行训练，直至每人对每一种突发情况的处置方法达到娴熟为止。尤其是对周总理下车后，群众都想近距离见总理，极有可能一下子涌过来的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示，并制定了具体方案。增加了便衣人员，在关键部位形成一道不穿军衣的人墙是其中一条重要措施。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的刻苦模拟训练，都掌握了改变迎宾方式后处理各种意外情况的过硬技能。圆满完成了包括埃切维利亚在内的一次次变更后的迎宾警卫任务。

由于临时性警卫国宾任务多，加之迎宾方式改变后的模拟训练任务重，连队的战士除了执勤的就是补觉的，不但正常的军事训练无法搞，就连雷打不动的学习也无法坚持。有不少人眼睛都熬红了，但依然抢着上哨。大家都为这一年完成这么多的外宾警卫任务而欢欣鼓舞。

如果说1972年和1973年来访的外宾是以西方国家为主，那么到了1974年，则以非洲国家为主旋律，我们把这一年称为“非洲年”。在来访的15位国宾中，除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丹麦首相哈特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六位国宾来自其他几大洲外，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尼日利亚军政府首脑戈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加蓬总统邦戈，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等九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全部来自非洲。一年内有九位来自非洲的国宾访华，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深刻反映了同为第三世界的非洲朋友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这一年来访的非洲领导人中，有四位总统使我一直难忘。一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二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这两位总统前者是当年2月访华，后者是当年3月访华，相距仅月余，所以影响颇深；另外当时警卫动员会上介绍说两国边界毗连，也在脑中留下深深印记；而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政府对两位总统接待规格都特别高。这朋友加兄弟般的友谊都与我国当时正在援建的坦赞铁路有紧密联系。另外，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在日后的学习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坦赞铁路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援建的最大项目。自1970年开始，中国派出7000人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了六年铁路。1976年7月14日，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全线通车，该铁路全长1860多公里。这条铁路修好后，一直运营良好，截至2008年，已经运送了4000万名乘客和3000万吨货物，成为东南非洲主要陆路运输线，也是中国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人民的友谊线。三是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因他于1973年和1974年两度访华，大家对这位头戴豹皮帽，手持文明杖的黑人总统并不陌生。四是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在路线警卫中，我当时仅从车窗望见过这位总统，印象并不深刻。但我发现自此三十年后，他依然是总统，并于2003年在担任36年总统后再次获得连任，成为非洲大陆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之一。在我所见过的国宾中，大都退出政治舞台并作古，像埃亚德马担任这么长时间国家元首的真是凤毛麟角。使我对其后续印象与日俱增。

1974年我们的迎宾警卫任务依然是上升的态势，上哨执勤仍然是我连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这一年无论是日常哨位还是临时性哨位都在紧张繁忙中平安度过，这使全连上下十分欣慰。但有一件事却使我们这些警卫战士心中深感隐隐不安，那就是迎宾主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这一年的下半年因病住院了。在后半年里，周总理除了建军节和国庆节来到人民大会堂外，会见外宾都改在了医院。我们多么盼他尽早康复出院呀，我们多么想再听到他对警卫工作的具体指示呀，我们多么再想见到他在迎宾敞篷车上那风采无限的英姿呀，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周总理再也未能重返他一生最辉煌的外交战线，仅能靠体内未耗干的生命余力坚持在医院会见外宾。自此，我们再也没见到过敬爱的周总理了，他的音容笑貌成为我们警卫战士永恒的幸福记忆。他那魅力四射的眉宇成为我们永远的定格回忆。

1975年，毛主席、周总理这两位东方巨人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由他们打开的外交事业依然充满活力，外宾来访势头更加猛烈，创下了年接待18位国宾的最高记录。他们是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刚果总理洛佩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突尼斯总理努伊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圭亚那总理伯纳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加蓬总统邦戈；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返回祖国）；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我国）；西德总理施密特；缅甸总统吴奈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达科斯塔；美国总统福特。

在那几年的来访外宾中，如能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感到是一种非常骄傲和自豪的事，特别是到了1975年以后，毛主席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常常抱病接见外宾。周总理在这一年除参加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贺龙的追悼会等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外，在医院只能有重点地会见一些外宾。所以，在这一年来访的国宾中，都为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为幸、为荣。由于周总理病重住院，这一年迎送外宾的重任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担负。

在1975年的迎送国宾中，我感到有两个凸显的特色：一是高规格欢迎金日成和欢送西哈努克，二是外交重点放在了东南亚。

中朝两国不仅山水相依，一江之隔，而且同为本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在朝鲜战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20世纪70年代金日成多次来华访问，1975年4月的这次来访，中国政府改变两年前确定的外国元首来华访问不搞夹道欢迎的规定，破例为其搞了十万余人的载歌载舞夹道欢迎，邓小平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到车站欢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邓小平与金日成同乘敞篷车绕广场一周与欢迎群众见面。我连派出不少干部战士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夹道欢迎警卫工作。

柬埔寨自1970年国内发生政变后，西哈努克亲王与其他王室成员一直居住在中国进行抗美救国斗争，中国是西哈努克名符其实的第二故乡。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20世纪70年代前五年多时间里，会见最多的国家元首是西哈努克亲王；会见的最后一位国家元首也是西哈努克亲王，足见这位国宾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中的地位。1975年随着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西哈努克亲王于9月9日要返回自己的祖国。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中国政府特意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分别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乔森潘副首相（前来迎接两亲王回国）乘坐红旗敞篷车与广场上的欢送群众挥手告别。宾主之间的友谊和离别之情达到高潮。我与几十名战友参加了这次欢送仪式警卫工作，对参加西哈努克亲王告别警卫任务并看到这位国王谦恭的惜别之举感慨万千。

东南亚是指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中所有国家和地区，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1972年中国打开外交大门后，这些东南亚国家开始缓慢地与我国沟通、接触，以增进彼此的联系和信任。率先突破东南亚与我国无外交关系史的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于1974年访华并在访华期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还有一位没有外交头衔的东南亚外交人物访华，那就是人称“铁蝴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华期间，不仅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她，她还专程乘飞机到武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我国抓住东南亚诸国前来友好的有利契机，把1975年的外交重点放在了近邻东南亚上。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首先水到渠成地踏上了华夏大地；紧随其后的是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两位领导人访华期间均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除新加坡外（中新1990年建交），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基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这一年的11月，缅甸总统吴奈温访问我国，进一步加深了中缅友谊，也成为1975年第三位访华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当年，周总理在医院还会见了新加坡共和国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虽因种种原因中国与新加坡未能在这一年建立外交关系，但也促成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第二年访华。使我国1975年的东南亚外交取得圆满成功。

1975年，除上述两大外交特色外，还有一件意外之事勾起了我对那一年我们所警卫的一位国宾的深深怀念。那就是正值我写这篇文章时，惊悉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于2009年6月9日病逝。国家主席胡锦涛对邦戈总统逝世发去唁电，并派特使参加了邦戈6月16日的葬礼。足见今日中国领导人对这位执政41年，一生主张与中国友好，共11次访华，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深厚情谊的邦戈总统的深深怀念。邦戈于1974年和1975年连续两次访华，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两次访华都给以了热情的接待。一位总统连续两年访华深刻表明对中加关系的重视。因邦戈两次访华，间隔时间仅有8个多月，加之我们都参加了他的访华警卫，所以对这位非洲国家元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跨越30多个春秋依然难忘。

1972—1975年，短短四年时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以中美关系解冻为契机，新中国迎来了新的外交盛况和第三次建交高潮。不仅有近60位国宾来华访问，还同40多个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打破了封锁，实现了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势如破竹的胜利记载着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伟人的不朽功勋。那几年，我们的外事警卫工作虽然很忙、很累，但每次看到由几十辆红旗轿车组成的迎宾车队从眼前安全驶过的时候，内心总会骤然升腾起一股自豪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