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距今1.5亿年的中生代侏罗纪晚世，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随后，大陆板块漂移、碰撞、对接，燕山期造山运动兴起，地壳隆起，中国西南部变成一个辽阔的准平原。

距今3000万年的新生代新第三纪早期，震撼全球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发生了，这块准平原逐渐抬升，江河形成，沧海化为桑田，桑田又变成高山，中国的西南成为一个山峦重叠的地带。

距今300万年时，这块山地再度被流水冲刷成波状起伏的准平原，遍布亚热带森林与草原。

160万年前，全球性的第四纪大冰期来临了，这块准平原继续抬升，形成高原。古猿因此走下高山，进入河谷，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从而使这里成为著名的古人类发祥地。在云南北部元谋出土的拉玛古猿化石和“元谋人”猿人头盖骨化石证明了这一点。

由云贵高原上的横断山脉南出，大山演化成长山山脉，它是中南半岛的脊骨。由中国境内向南流出的元江，在中下游易名红河，它挟带泥土冲积出红河三角洲平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澜沧江流出云南，更名湄公河，以浩大的水势流淌过老挝，向东南冲积出湄公河三角洲平原。大约在1万年前，今天的越南南部渐渐露出水面。

远古时期是神话和传说的天下。

今天的越南北部，古称“交趾”。交趾这个地名，在中国远古时期的传说中就露面了。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

《墨子·节用篇》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

“交趾”在哪里？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地理学家纷纷进行了严密的考证：交趾最初是对中国西南部的泛称。中华民族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繁衍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和北部地区。

中国古代典籍曾记载，3000多年前，交趾以南的“越裳国”有使者北上见周公的故事。《尚书大传》中的《周传·归禾篇》说：“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幽远，山川阻深，音使之不通，故重译而朝。”这个“越裳国”和今天的越南有什么关系吗？现有史料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暂存此一说以待识者吧。

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到来，中国古籍最早记录了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为第一篇。他注意到了“交趾”，刻竹而书：“唯禹之功为大，（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发大军，“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群、南海（郡），以适遣戍”。“陆梁地”指岭南的辽阔地域。秦朝的南疆已扩展到今天的广西南部，而此时的越南中、北部地区，大致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是一片布满原始森林的土地。

秦始皇死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当时任南海郡龙川令的河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赵佗趁势拥兵自重，“击并桂林、象郡”，割据西南一方。汉朝政权稳固以后，汉文帝以“休养生息”的方针治国，国势渐强。汉文帝于公元前179年派陆贾出使岭南劝降。赵佗立即奉书汉文帝，“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表示岭南重入汉朝版图。（《史记·南越列传》）在此之前，赵佗曾设置交趾郡，辖境已伸入越南北部。司马迁记载了这些史实，在他笔下，越南有了最初的由文字记载的历史，迄今约为2000多年。

汉武帝时，中央政权的力量益发强盛起来。汉武帝乃决定消灭赵越割据势力。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拜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兵南征。出兵之际，原属赵越诸侯国的桂林郡监居翁起兵响应，传“谕瓯骆属汉”，协助中央军队消灭割据势力。“瓯”“雒”是象郡和交趾郡的古代别称。司马迁为此写下了“瓯、越相攻，南越动摇”的感叹。（《史记·南越列传》）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路博德平定岭南，重新设置了9个郡，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这9个郡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就在今天的越南北部和中部。郡、县的刺史和县令两级官吏，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在辖地推行《汉律》。从此以后1000多年的漫长时期，被越南史学界称作“北属时期”。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三郡故地是汉、晋、隋、唐朝代辽阔版图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汉时期，汉朝中央政权对南方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大抵沿用“与民休息”政策，逐步划县而治，于任用刺史、太守、县令等官吏的同时，也倚重地方世袭部落首领“雒将”的势力。向三郡移民也在秦汉时期开始，汉族移民将铁器和耕牛带到了那里，提高了三郡的社会生产力，也使三郡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关系开始了瓦解的进程。

在当时社会，在遥远的边陲，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昏庸腐败、以横征暴敛为能事的封建官僚。他们鱼肉百姓，恣意妄为，必然激化边疆的民族矛盾。

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使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贿。财计盈给，辄复求迁代，故吏民怨叛。

——《后汉书·贾琮传》

《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这段话，对三郡之地历史情况的复杂性，作了一个很有深意的注脚。

公元34年，交趾郡太守苏定到任，与当地部落贵族雒将诗索的矛盾激化。公元40年，苏定杀害了诗索，诗索妻征侧与妹妹征贰举兵征讨苏定。这就是2000年后越南史学界所称的“二征起义”。二征的军队攻破了三郡的65座城邑。此时恰值汉光武帝刘秀初创政权，无暇南顾，二征军队占领三郡之地约两年。

公元42年，光武帝刘秀已经稳固了中央政权，拜名将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军南下收复三郡失地。马援迅速消灭了二征的军队，于次年（公元43年）“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并且一直进军到日南郡最南端的象林县，尽复三郡旧观。

马援经略三郡，“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并且重新整肃了汉朝法律制度，推行汉律汉仪。（《后汉书，马援传》）随马援南征的部队中，有一部分将士从此定居于三郡，号称“马留人”，毕生开发这块热带土地。从此，三郡的郡县制度得以巩固，奴隶制度再也无法维系下去，只能被封建制所代替。马援这一历史功绩也是为越南史学界所确认的。

历史地看待“二征问题”，要尊重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当时的三郡地区是汉朝版图的一部分，是由中央政权治辖的边疆。因此，马援征讨二征的军队，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不涉及外交。而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国家关系，还要到此后1000年才发生。

在三郡地区的开发中，汉族人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频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教化。”

治理三郡也有正直清廉的太守、刺史们的贡献。“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西南夷传》）

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和郡县制的完善，过去三郡地区那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衰亡了。到东汉末期，三郡地区原有的部落组织大部分瓦解。从东汉以后，史籍中就再也见不到“雒王”“雒侯”“雒将”这些古老的称呼了。中原文化与三郡文化互为交融，彼此影响。自秦汉以降，1000多年间，中原和三郡地区只通用一种文字——汉字。汉字在三郡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官方文告或是尔后的科举考试都通用汉字，重要的政治、历史、文学、医学著作都用汉字撰写。现代语言学家研究，在越南语词汇中保存的汉语词汇或发源于汉语的词汇，约占越语词汇的一半以上。

汉朝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封建王朝对三郡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在三国和两晋时期，三郡曾改设为交州，下辖六郡。根据史书记载，三国初，吕岱任交州刺史，此后吴主孙权将他升任为安南将军。吕岱治交州时，曾派遣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向南招抚林邑、扶南、堂明诸国。林邑在今越南中部；扶南在今越南南部及柬埔寨的一部分；堂明在今老挝境内。由于汉使南来，这些小国君主均遣使奉贡。吕岱在交州12年，居官清正，历年不致俸于家，以至妻子饥寒。

吴赤乌十一年（公元248年），孙权任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陆胤在交州11年，“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自胤至州，风绝气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三国志·吴书·陆胤传》）说明东吴政权对交州的统治是有成效的。到三国末年，陶璜就任都督、交州牧。他治理交州30年，直到东晋时期。陶璜政绩远播，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戴。至南朝时，交州增为七郡。

隋唐以后，由于中央政权实力的增强，三郡和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初唐时著名文学家王勃的父亲王福畤，曾经到过这块热带地区当交趾令。王勃在前去交趾省亲的路上途经江西洪都（今南昌），兴致昂扬，写下了著名的《滕王阁序》，然后继续南行来到广西的北部湾海边，在乘船前往父亲任所的航行中不幸落水溺死。（《新唐书·王勃传》）

初唐时曾到安南（交州）的著名文学家还有杜审言等人。杜审言是五言诗名家，有《旅寓安南》诗一首流传于世，诗曰：“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吹。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

公元621年，唐朝设置交州总管府。公元679年，改为“安南都护府”，是为全国四大都护府之一，“安南”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安南都护府，不但对当地农民实行“租庸调法”，还对当地士大夫推行科举制度。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曾颁令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可以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仕中央，同时在安南开办学校。为了遴选人才，还在安南专设了“南选使”。一批安南知识分子参加了科举，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当属唐德宗时期的姜公辅。

《新唐书·姜公辅传》说：“姜公辅，爱州日南人。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为翰林学士……公辅有高才，每进见，敷奏响亮，德宗器之。”公元783年唐朝权臣作乱，长安动荡，姜公辅追随唐德宗左右，对稳定局势有功，被擢升为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了宰相。姜公辅以直言敢谏声闻朝野，后来因事与德宗意见相左，被贬为泉州别驾。他终老于福建泉州，墓葬泉州九日山。直到今天，九日山上还有“姜相台”和“姜相墓”供后人凭吊。

在这段长逾千年的历史时期内，中原的许多生产技术，如施肥、灌溉、深耕，种桑养蚕，造纸制陶，以及建筑、医药、冶炼技术等传到了三郡——安南地区。中原的风俗人伦之道，也逶迤南来，积淀在这里。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也成了越南的传统节日。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越南的国家关系，产生于五代十国，中原大分裂的年代里。

唐朝末年的诸节度使混战，严重削弱了中央政权，边疆动荡，朝廷已是鞭长莫及。公元905年，土豪曲承裕控制安南。公元907年，唐朝倾覆。此后50余年，先后占据中国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王朝都无力顾及南疆。割据江南的南越和南汉曾先后进兵安南。公元930年，南汉大将李顺之率军南下，俘获曲承裕的孙子曲承美，将安南并入南汉。由于南汉力量太弱，次年，曲氏旧将杨廷艺再次割据安南。南汉索性把杨廷艺封为交趾节度使。

公元937年，杨氏牙将矫公羡杀杨廷艺而代之。次年，杨氏旧将吴权又拥兵击败矫公羡，占据了安南，史称“前吴王”。公元944年，吴权死去，杨廷艺之子杨三哥自立，称平西王。公元950年，吴权次子吴昌文驱逐杨三哥，自称“晋王”，史称“后吴王”。

公元963年，吴昌文死去，安南大乱，12股割据势力各占州县，都自号“使君”，史称“十二使君之乱”。十二使君中，丁部领实力渐强，公元966年，丁部领统一了安南，建立“大瞿越”国，自立为“大胜明皇帝”，建都华闾（今越南河内），起宫殿，置百官。从此，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

丁部领建立的就是越南第一个朝代——丁朝（966～980）。公元973年，丁部领遣使向宋朝朝贡。宋太祖赵匡胤册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师交趾郡王”，表示承认安南为宋朝的藩属国。这就是中国和越南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开端。

公元979年，丁朝发生内乱，丁部领和儿子丁琏被杀，将军黎桓拥立丁链之弟丁睿。次年，宋朝“闻安南郡王及子链遇弑，发兵征讨”。历史地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第一次侵略。公元981年，宋军在白藤江被击败退兵。

此前，黎桓已于公元980年即位，史称前黎朝（981～1009）。黎桓取得白藤江之战的胜利后，即千方百计寻求北宋的谅解和承认。公元986年，北宋册封黎桓为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使，实际上承认了黎朝的合法性。整个前黎朝时期，越南遣使11次赴宋，北宋遣使7次入越，由此确定了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

1009年，前黎朝将军李公蕴在一次宫廷政变中篡位，建立李朝（1110～1225）。

李朝的实力渐渐强盛起来，很快迈出了侵略扩张的步伐。从1014年起至1060年，李朝军事力量6次侵扰中国边境，积弱的宋朝政府保持克制态度。

1044年和1069年，李朝军队两次大规模向南侵犯，攻入南方的占城国（在今越南南方），劫获大量财物。李朝又扭过头来向北侵犯。1075年12月，李朝军事重臣李常杰率军十余万人，侵犯中国广西。李朝动起干戈的借口是，广西官员沈起、刘彝“潜起蛮峒兵，缮舟船，习水战，禁州县不与我（越南）贸易”。（见《越史略》和《大越史记全书》）

1075年12月30日（北宋熙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李常杰军攻陷广西钦州，三天后又陷廉州（今广西南宁）。越南的官修史书记载，李常杰军在广西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所攻陷之处，“尽屠其民凡五万八千人，并钦、廉死者几十余万”。《宋史》记载：“交趾兵大举入侵，攻陷钦、廉州，兵民死者十余万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

北宋不得不进行反击，以郭逵为主帅，统兵十万，兵力与李常杰大体相当，于1076年6月冒着盛夏从湖南出发，不顾瘴疠疾病造成的大量减员，于年底进至中越边境与越军接战，又进至越南境内和越军对峙于裘江、如月江两岸。激战月余，双方互有胜负。李朝弘真、昭文两王子战死，兵员伤亡甚重；宋军不服水土，加上战斗激烈，损失也很大，后勤供应越来越困难。这时李朝“遣使诣宋军门纳款以求缓师”，（《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三）宋军也意识到无法彻底击败越军，于是双方议和，宋军班师。从那以后到南宋末年，双方没有大的边境冲突，李朝则始终向宋朝进贡。

12世纪中叶起，李朝渐渐衰落。13世纪20年代，李朝殿前指挥使陈守度独揽大权。1225年，陈守度逼迫年仅8岁的女皇帝李昭皇让位，李朝灭亡，陈朝（1226～1400）建立，宋朝马上予以承认。1229年，宋理宗遣使越南。

此时，成吉思汗的蒙古族部落崛起了。1234年2月，蒙古军与南宋军联合灭金，随即形成蒙宋对峙的局面。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平定云南，意在从西南侧后迂回攻击南宋。忽必烈班师后，大将兀良合台留镇云南。

1257年，兀良合台率一支精锐的蒙古骑兵进攻安南。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迅速击败了陈朝的军队，于次年攻占京城升龙（河内）。在蒙古军攻占升龙的第七天，安南国王奉表请罪称臣。由于解除了进攻南宋的后顾之忧，蒙古士兵又难以适应安南的炎热气候，兀良合台只在升龙停留九天就撤回了云南。

其实，在败给蒙古军之初，安南国王还脚踩两只船，向蒙古和南宋同时进贡。不久，安南国王发现蒙古的军事力量要比南宋强得多，就断绝了和南宋的关系。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后，陈朝的朝贡和奉表更加频繁。越南人黎则所撰《安南志略》卷六记载了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陈朝的一次奉表：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陈上表，臣谨昧死百拜上奏：臣伏于今年二月十四日恭睹天使吏部尚书梁曾、礼部郎中陈孚奉赉天诏，俯临下国，臣谨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褥边，躬近三呼，百拜跪读。

言辞之谦卑，大抵如此。

忽必烈即皇帝位后，曾两次入侵安南。一次是1284年，元军攻占升龙，安南国王弃城出逃，其弟陈益稷投降，元军即撤回。另一次是1287年，元军又占升龙，但是不久元军的运粮船队被安南军击沉，元军只得撤退。

元朝很快就覆灭了，明朝代之而起。明初，中央政权力量强盛。1406年，明军自广西、云南两路入侵安南，迅速占领安南全境，将其并入明朝版图，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设17个府。1414年，明朝在安南各个府、县建立学校。

明朝对安南的统治是短暂的。此时的安南已经独立数百年，决不屈服于外来统治，加之明朝的安南官吏中多贪婪残酷之徒，当地人的反抗很快就发生了。1418年，黎利在蓝山起兵抗明。经10年战斗，1427年支梭一战，明军败北，退出安南，黎利建立后黎朝（1428～1789）。

后黎朝维持了百年的极盛状态。16世纪以后，这个朝代的统治衰落了。后黎朝末期，权臣郑松和阮潢形成两个军事割据势力南北对峙。1627年至1674年，郑氏和阮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实力都受到削弱。此后又维持了100年不战不和的局面。就中越关系而言，后黎朝的黎利死后不久，中越双方恢复了宗藩关系。

1771年，爆发了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暴动——由阮岳、阮惠、阮侣（也称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侣）三兄弟领导的西山起义。1785年，西山军消灭阮福映军事势力的有生力量，并击败阮福映引来的暹罗军队，次年北上消灭了郑楷的军队。1788年，苟延残喘的后黎朝国王黎维祁让母亲和儿子到中国广西，向清朝的两广总督孙士毅痛哭求援。清军以此为由出兵侵犯安南，占领升龙。1789年，清军败于阮惠的西山军，退回中国，从而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侵略。

以上所述，可以称作中国与越南的古代关系史。

纵观历史，在越南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后，中越双方的战争只占很少的时期，在大部分的历史年代里，中越两国保持着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和平相处。两国人民更是情深谊长，这是历史的主导方面。随着一部近代史的翻开，中越两国则是休戚与共。在外国殖民者侵略的屠刀和炮火面前，中越两国人民的鲜血流淌在一起。

18世纪后期，原先统治安南南方的阮福映军队被西山农民起义军击溃后，阮福映逃往暹罗乞援，在那里结识了法国主教百多禄。百多禄劝阮福映与法国结盟，阮福映答应了。1787年，百多禄代表安南回法国，在凡尔赛和路易十六政府订立条约，法国给予阮福映军事援助，阮福映则将土伦和昆仑岛割让法国，并允许法国商人在安南享有免税和垄断贸易的权利。只是因为两年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条约规定的条款才没有实现。但是，百多禄在签约后不久回到了印度法属殖民地，他出面调来了若干军舰和士兵，抵达安南南部铸炮练兵，与西山军对抗。

在这时的安南，西山军已经分裂成三个部分，各自的领袖沿袭旧日的统治。阮惠、阮岳于1792、1793年先后死去，西山军削弱了。阮福映东山再起，于1788年攻占西贡，1799年又夺归仁，至此西山军败局已定。1801年，阮福映进攻顺化，次年攻陷升龙，终于打垮了西山军，阮朝（1802～1858）建立了。

阮福映建立阮朝，称安南王，立即奉表清朝皇帝，请求册封承认，继续保持与中国的传统关系。这次，阮福映上表清廷：“请改国号为南越。”

1803年1月12日，清朝嘉庆皇帝批阅了阮福映的上表，表示不同意“南越”国号。四个月后的1803年5月26日（嘉庆八年四月庚午），嘉庆正式决定，批准阮朝国号为“越南”。嘉庆的谕文是：

至所请以“南越”名国之处，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封，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其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称南越不至混淆。称名既正，字义亦属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泽。

清朝皇帝确定了越南的国名，并被普遍接受，沿用至今。

阮福映定都顺化，将全国分为南、中、北三圻（qí，音其）。待统治渐稳，阮氏朝廷对法国的殖民企图有所警惕，于1825年和1833年两次下令禁止传教，“闭关锁港”，但是已经晚了。

法国大革命一度打断了侵略印度支那的计划，待拿破仑统治法国已稳，侵略越南的步伐就加紧了。1817年，法国要求越南履行1787年条约，被越南拒绝。1857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法国即抽出舰队开向远东，力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决定先取越南，再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渗透。

1858年8月，法国远东舰队联合西班牙军舰，进犯越南中部的土伦。因受越南军民的抗击，法、西联军未获预期的战果。次年2月，法军南下进攻嘉定，付出重大代价后得手，继而攻陷西贡。1859年6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中国天津的大沽口初战失利，侵越法军仅留800人盘踞西贡，其余全部调往中国增援，已经发动将近一年的法国侵越战争不得不中止。

1860年，英法联军打败了中国清朝政府。10月25日，法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随后法国舰队掉头向南开往越南南部，进攻南圻。阮朝军队无力抵抗，1862年6月5日，顺化朝廷与法国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南圻东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及昆仑岛。法国终于得到了可以进而吞并整个印度支那的桥头堡。1863年，法国迫使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军得寸进尺，于1867年占领整个南圻。在此期间，越南南方人民不顾政府阻挠，一次次举行抗法起义。1868年，阮文历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阮文历在就义前说：“只要大地上还生长青草，越南人民就决不停止对法国侵略者的抵抗。”

法国殖民者的意图很明显。如法国海军将领杜普雷1873年给海军部和殖民部的信中所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省份物产出口的地方，据我的意见，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

1874年3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的要点是，越南承认在外交上受法国的监督，法国占有南圻，在越南享有治外法权。

直到这时，越南和法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和交易才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关切。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的法越条约都是背着清朝政府干的。另一方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不断，自顾不暇，所以只要越南朝贡如常，也就不作多问。

1875年，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将第二次条约的内容通告了清朝政府。清政府主管外交的恭亲王奕认为该条约违背了中国的宗主权，予以拒绝。他说：“约中有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之语，为中国所不解。越南自古为中国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

行文至此，应该就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宗藩关系作一个说明了。

宗藩关系，是封建社会（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殖民主义时代）特有的产物。它的基本含义是：“宗”是本源，“藩”为屏卫，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外交和国防有所控制；藩属国首脑对宗主国称臣，定期朝贡。宗藩关系使藩属国处于半独立状态。然而，具体到两国的宗藩关系上，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和越南的宗藩关系开始于公元973年。这年，丁部领遣子到中国朝见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为丁部领封了官衔“开封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趾郡王”。公元979年，丁氏父子被臣下所害，大将黎桓篡权。公元980年冬，宋太宗赵光义为挽救丁氏朝廷，同时也为了“收复失地”，派兵攻入越南，结果败北。事后黎桓害怕宋军再度南下，上表谢罪。宋太宗为此下诏说：“朕以交趾称藩，代修职贡。昨闻贼臣篡夺，害其主帅之家，聊举师徒，用申赴救，非贪土地，寻罢干戈。”（《宋史·交趾传》）不久黎桓也被封为交趾郡王。

从那以后，越南历史上的每一个封建王朝，无不向中国皇帝奉表称臣，“愿长为藩属”。而中国的封建朝廷为显示“天朝之尊”，也总是乐意于封王封藩于越南，要求越南朝贡。同时，宗主国也承担某种义务，“册封”藩属国，甚至在藩属国内出现“篡位”的严重政治危机时，出兵干涉，“兴灭继绝”。而越南历代王朝之所以向中国称臣朝贡，主要目的则在于确立正统地位，以求得国内政治的稳定。显然，封建时代的中越两国宗藩关系，是建立在两国统治者各自利益的基础上的。从政治上说，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中国的封建王朝曾多次在越南藩属国“求援”的时候派兵攻入越南。

但是，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应该把以往的国际关系放到它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

朝贡是维系中越两国宗藩关系的重要方式。根据历史记载，凡属朝贡，绝大部分“薄来而厚往”，即中国回赐的物品大大优厚于越方所贡之物。按照惯例，越南三年一朝贡，六年一遣使。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中国之于四夷，唯推诚待之……若彼来贡，亦令三年一来，所遣之人，不过五员，所贡之物务从简俭，且需来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劳。物不在多，亦唯诚而已。”（《明太祖实录》卷122）作为惯例，中国皇帝的回赐是丰富的。金、玉器和绸缎、名瓷是回赐的主要物品。越南的朝贡使常常兼做买卖，将中国货物贩往越南，获利极丰，因此视朝贡为美差。如果有人说，中国通过这种朝贡“最残酷最野蛮”地剥削了朝贡者，那只能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问题在于，明代以后的越南统治者，一面朝贡，在中国皇帝面前说尽好话，另一面也曾利用这种宗藩关系，麻痹中国朝廷，时而袭扰中国边境。1396年，安南侵夺中国属地丘温、如敖等五县。1468年，安南军人侵广西凭祥。1747年，安南入侵云南广南地区。入侵者掳掠人民财产，造成中国边民的损失。这样的事情史籍记载甚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

实事求是地说，古代的中越两国宗藩关系，主要表现为封建政治伦理依附关系，以及宗主国的某种保护关系。自清代以后，中越两国的双边关系更加密切，这种宗藩关系也就更显微妙。按当时惯例，越南向清朝政府的贡物一般是象牙二对，犀角四座，细纨、绢布各200匹，沉香600两，速香1200百两，砂仁、槟榔各90斤。1716年，康熙皇帝下令免去象牙和槟榔的进贡。至乾隆时，又谕令进贡“不妨就该国所有，如土纨、绢布均可进奉，不必拘成定例。所谓不惟其物，惟其意也”。到了这时，清朝政府所看重的，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天朝”尊号了。

历史的产物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就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封建制度下君臣关系在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反映。在这样的宗藩关系下，对于越南的内政，除了安南君主的请封和受册封外，中国封建王朝一般并不加过问，更不向越南派驻军队。所以不能将中国与越南封建王朝间的宗藩关系等同于近代西方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关系。同时，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衰，一旦历史条件变化，中越两国宗藩关系的消亡是必然的。从整体上看，鸦片战争前，中越间的宗藩关系基本上是小国依附大国的政治不平等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越南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两国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苦难深渊。共同的危险为此时的中越关系注入了一个新的内容——抵御殖民主义侵略。在这一点上，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起了一个人们始料未及的纽带作用——使中越两国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团结起来共同抗争。这有历史为证。

越南方面，自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阮氏王朝也感觉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乃遣使向清朝政府告急，请求清军援助越南抗击法军。清政府经过反复商讨，感到唇亡齿寒，于是命令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曾纪泽向法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并声明：“越南受封中国，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曾惠敏公奏疏》卷4，11页）

清朝政府还应越南政府之请，于1881年底至1882年初，从广西、云南派出两支军队进驻北圻，同时暗中资助早已由广西进入越南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余部刘永福的黑旗军。

1882年3月，法国军官李威利率军5000余人，战舰28艘向北圻进攻，很快占领河内。是年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3000人与法军在河内城西的纸桥激战三小时，击毙李威利，挫败法军。8、9月间，黑旗军又和法军接战两次（即怀德和丹凤之战），尽管付出重大牺牲，黑旗军都打胜了。

但就在这时，另一支由七艘军舰组成的法国舰队于8月18日进攻顺化河口的炮台。20日，千余名法军登陆，打垮了越南守军，在次日清晨占领炮台。22日，法国全权代表何罗芒来到顺化，向越南国王发出最后通牒：“从明天起24小时的时限，以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我们的条件，不作讨论……如果你们拒绝这些条件的话，便有更大的祸患等待你们……越南的名字将不再存于历史。”（《中法战争》卷7，363页）

1883年8月25日，越南阮氏王朝与法国官员签订了城下之盟——《顺化条约》。该条约的第一条规定：

安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以及此类型的关系在欧洲外交的法律之观点上所有的后果。意即法国将总理安南政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外国的关系。安南政府只有通过法国的中介始得与该外国作外交上的交通。

条约还确定，越南将平顺省割让给法国，并驱逐在越北的黑旗军。

条约虽然已经签订，但是法方签约人何罗芒在事先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条约内容是他临事而拟的。在法国政府看来，这个条约肯定了在此之前越南与中国的传统关系，所以仍不满意。9月15日，法国正式向中国提出了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要点为：从越北东海岸北纬21度至22度之间的某一地点起，划定一线至老街。这条线以北到中国之间的地带为中立区，中法双方都不占领。这方面的实质，是用划出一个狭窄中立区的办法，迫使中国撤出驻越南的军队，承认“中立区”以南的越南领土都归法国占领。

顺化条约的签订震撼了清朝政府。广西巡抚亦于1883年9月底接到了越南国王向光绪皇帝报告法国强迫订立顺化条约经过的咨呈。鉴于威胁临近，清朝大多数高级官员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至当年10月底，中法谈判没有达成协议，法国政府遂决定对中国再度诉诸武力。

1883年底，法国国会通过一项议案，拨款2000万法郎，追加军费900万法郎，增派军队1.5万人到越北，在12月中旬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中法战争由此爆发。

12月16日，以孤拔为统帅的法军进占越北重地山西，击退黑旗军。法军迅速集结更多的军队，企图在战场上给中国军队以更大的打击，迫使清朝政府屈服。1884年2月，米勒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发起新的攻势。中国的滇、桂两军将领昏庸怯懦，举措失当，数万守军一败涂地。3月12日，法军占领北宁，19日攻陷太原，4月12日占兴化。

在接二连三的军事挫败中，清朝政府软下来了，命李鸿章与法国代表谈判。法国代表、海军舰长富尼埃提出先决条件，必须先撤销在连年来的中法谈判中表现坚决的曾纪泽的驻法公使职务。清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于4月28日将曾纪泽免职。

李鸿章违背了清政府事先向他下达的谈判原则。5月6日，李鸿章只和富尼埃谈判了两三个小时，中间还需要翻译，就接受了法国提出的条件。如此迅速地达成两国间的重大协议，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清政府在听取了李鸿章牵强附会的报告后，觉得无可奈何，也竟然批准了李鸿章的所作所为。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富尼埃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条约共五款，第三款最具实质性：“中国南界既经与法国以实在凭据，不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这个条款事实上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侵占。

条约第三款还明确，中国开放中越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遣其使臣议定详细商约税则，务须格外和衷，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

李鸿章的“成就”仅仅在第四款：“法国约明，现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害中国威望体面字样。”

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堂而皇之地来到越南首都顺化。巴德诺要求，越南把中国政府的册封大玺交出来，他要送交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巴德诺宣称：“我们认为要紧的是，这个中国给予的东西，不要再作为中国宗主权的标志而存在。”

越南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争执，最后双方决定，将清朝册封大玺当众熔解。

熊熊大火燃烧起来，就在“嘉隆王玺”被烈火熔为一个银块后一小时，巴德诺与越南辅政大臣和吏部大臣阮文祥等人签订了新的顺化条约。条约的第一条为：

安南（越南）承认接受法国的保护权，在一切对外关系上法国将代表安南。在外国的安南人将受法国的保护。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在清朝政府内部引起强烈不满，李鸿章受到许多大臣的抨击，深感压力沉重。1884年5月17日，富尼埃在离开天津前又以命令式的口吻，将法国单方面规定的在越北向中国军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通知李鸿章。李鸿章没有同意法方的规定，但也不明确表示反对，而且没有立即向皇帝报告。

原来，在《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的法文本中，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回，但清朝政府认为中文本“即行调回边界”则不那么迫切。李鸿章向清廷君主解释时又说：“只需密饬边军屯扎原处，勿再进攻生事，便能相安，亦不背约。”

在朝野一片反对李鸿章的声浪里，清政府觉得有失面子，所以在订约后严令驻越军队“仍扎原址，进止机宜，听候谕旨”。

1884年6月，法军由越北阵地前出，执行“接防”计划。6月23日，向谅山入侵的法军与中国军队接触。法军宣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说罢，法军即开枪射击。中国守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中法战争再次爆发。

法国将其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编成远东舰队，以孤拔为统帅，于8月5日向中国的台湾省基隆猛烈攻击。侵略军一度登陆，又被中国守军逐回海上。8月23日下午，事先驶入福州马江的法军舰队向福建水师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在战前得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的命令，因而完全陷于被动。开战仅仅30分钟，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已是不得不战。三天后，清政府下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入侵。

在越北战场，1884年12月，中国西线军队发起进攻，将法军包围在越北重镇宣光达70余天。期间黑旗军还设下埋伏，重创自河内出援的法军。但是，在东线作战的中国军队连连受挫。1885年2月，镇南关失守，法军得以抽出兵力，解宣光之围，并由此路侵入中国云南的马关和麻栗坡地区，在长达150公里、宽约80公里的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

东线的中国军队溃败了，形势万分危急。在此紧要关头，已经退休的老将军冯子材毅然重披战袍就任东线主帅，迅速稳定了战局。1885年3月23日，法军万余人向镇南关内进犯，窜入冯子材精心准备好的战场。冯子材指挥全军奋战，激战三天三夜，法军大溃，遗尸千余具，向南狂逃。是为中国军队取得的镇南关大捷。至29日，中国军队克复谅山，法军统帅尼格里受重伤。

同时，中国军队在西线取得临洮大捷，侵入云南马关、麻栗坡的法军则陷入当地苗、瑶、壮、傣、汉民众的围攻之中。各族人民在麻栗坡猛洞苗族领袖项从周率领下，用大刀、弩箭等原始武器同法军展开激烈战斗，终于把法军赶出了国境线。

在越北战场的越南守军则配合中国军队作战，扩大了战果。

中国军队在越北战场的重大胜利使中国在外交上也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谅山大捷的消息于1885年3月30日传到巴黎，茹费理内阁当晚倒台，法国不等新内阁上台，就授权总统与中国谈判。

清朝政府未能利用军事胜利取得的有利态势，就和法国政府于1885年4月4日匆忙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的实质是，清政府明令批准不久前订立的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下令越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分期撤回国内；法军则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当然，这里的问题还要复杂一些。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利用政变插手朝鲜事务，使正在进行中法战争的中国政府极为震惊。1885年3月，日本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前来中国，与中国政府谈判“甲申政变”后朝鲜的地位问题。日本对正在为战争经费而困窘的中国政府进行了要挟，因此中国政府急于停止中法战争腾出手来对付日本。最终说来，负责谈判的李鸿章又一次在对手面前拜了下风，《中日天津条约》于1885年4月18日签订，从此，日本加紧准备独霸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战争。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又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条约（越南条款）》，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清朝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并行使保护权。条约第一款规定：“越南诸省与中国毗连者，其境内法国约明自行弭乱安抚。”在第二款中，中国表示：“凡有法国与越南订立之条约、章程，或已订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

二、中法两国勘定中越边境线。条约第三款写明：“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限6个月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线。”

三、法国取得在中国西南通商的特权和在云南修筑铁路的优惠权。

条约签订之后，数万中国官兵撤离越北——他们曾为之流洒了鲜血的土地。当年7月，刘永福也率领黑旗军3000名将士离开越南，撤入云南省文山。黑旗军高擎了12年之久的抗法斗争火炬熄灭了。

中法战争结束，法国确立了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殖民者在越南的南、中、北圻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殖民统治制度：南圻是“直辖领地”，废除原有的统治机构，设法籍总督；中圻称“保护领”，保留阮氏小朝廷，同时派驻法籍总督；北圻为“半保护领”，形式上由阮氏政府派出“经略使”治理，实际上由法国殖民者遥控，以后又废除“经略使”制度，并入“保护领”。

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在柬埔寨也得手了。

柬埔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早在公元l世纪就出现过早期国家扶南。到19世纪，柬埔寨国势衰弱，成为越南和暹罗王朝争夺的对象。第一次《西贡条约》的签订，使法国殖民者从越南君主手中夺取了对柬埔寨的宗主权。1863年，法国殖民者强迫柬埔寨的诺罗敦国王签订了“保护条约”。根据“条约”，法国向柬埔寨派遣一个留守使，实施对柬埔寨的保护。没有法国的允许，柬埔寨不得接受其他国家派遣的领事。1867年，法国又与暹罗签署条约，暹罗承认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

1887年，法国将越南和柬埔寨合并为“印度支那联邦”。19世纪末，又将老挝并入。印度支那联邦中央机关首脑是由法国政府任命的总督，受法国政府殖民部领导。法国殖民者一方面将越、老、柬三国合并在一个联邦内，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矛盾，这一切都为日后印度支那问题的复杂化种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