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邓逸凡带着婚姻的些许裂痕前往越南不同，梅嘉生要挥手而别的是一个深情的世界。他和妻子周政共同经历了战争洗礼，使他们的爱情别具浪漫情调。

在梅嘉生记忆中，故乡江苏丹阳县那个农民家庭里，一切都保持着古老传统。父亲梅德元颇精家计，攒了一点儿钱前往上海，在老城隍庙附近开了一家名叫“中和堂”的药店。父亲算得上苏南农村里一个成功的农民，和多少世代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那样，到上海以后渐渐淡薄了对留守乡间的妻子的情感，娶了第二个妻子，留下独子梅嘉生和原配妻子在乡间种地。

丹阳土地肥沃，风清雨润，梅嘉生和母亲耕作虽艰，温饱还是可以维持的。梅嘉生小时候给舅舅家放过牛，牛在田边吃草，这个细心的小男孩总喜欢在田埂两侧种上些果树之类的东西，虽无一定之规，却以桃树居多。舅舅倒是挺喜欢梅嘉生，供他上了两年乡间私塾，略略读些个赵钱孙李、子曰诗云。

13岁时，梅嘉生随母亲来到上海。母亲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做工，梅嘉生进小学读书。这时，梅嘉生的父亲和后娶的太太同住，母亲带着梅嘉生另租了一间小阁楼安身。母亲的工作紧张而劳累，每天中午梅嘉生放学回家，就赶紧做饭给母亲送去，然后再去上学。

几年后梅嘉生小学毕业，由父亲托人介绍到杨树浦中药店“德胜堂”当学徒。待出徒后，他回到父亲的“中和堂”药店当伙计。梅嘉生从小好学，来到上海更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学识就断然没有出息。工作之余，他抓紧自学。他发现英语是自己的薄弱环节，而在上海闯世界，英语的用处太大了。他用自己积攒的钱，报名上了英语夜校。

在夜校，梅嘉生遇见一位美丽温柔的姑娘。

她叫周政，是一位富商人家的小姐，比梅嘉生大一岁。

周政祖籍浙江宁波，父亲周惠良在上海开一家百货商行，经营得相当不错，家有两层的洋房一幢，颇有气派。周政聪明伶俐，喜欢读书，从小生活得无忧无虑。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鼓励她好好读书，母亲却是典型的传统脑筋，认定“女子无才便是德”。周政从宁波来到上海读到小学毕业，在家中很有发言权的母亲就再也不让她读下去了。疼爱女儿的母亲希望女儿像那个时代多数女孩儿一样，由家里看定一个好人家，嫁出去过一生平静的生活。

可是周政偏不。

母亲的主意是要她老老实实待字闺中，周政却找来新书新杂志读个没日没夜。母亲一让她考虑结婚的事，她就报以沉默。遵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17岁的妹妹出嫁了，妹夫大学毕业后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开有生意兴隆的皮货店。这使母亲更加着急地催她选定人家。周政不为所动，还是像往常那样对母亲说：“我要读书。”她不住感叹的就是邻居的孩子能上学。

母亲说：“读了书要和男人写信吗？那不行！”

周政又沉默了。

媒人接二连三地来。在这些人面前，周政毫不客气，总是一顿嘲弄，最后把他们赶将出去。在母亲面前，周政吵着要出去读书。

滴水穿石，几年过去，周政20岁出头了，母亲终于妥协，答应周政去上一家夜校。

周政选定要读英语，因为在小学里，她所有的英语考试都是100分。

开学以后，周政在英语世界里如鱼得水，此外的一切都不加关心。她前面的座位是不固定学生的，谁坐都行。但是，不知从哪天起，就总由一个中等个头、英气勃勃的小伙子及时赶来坐下了。“他总来坐在这儿干什么？”周政曾感到奇怪。

又过了不久，坐在前面的小伙子开始向她请教英语方面的问题了。原来他的英语不如自己，特别是做中译英练习的时候有困难，周政自然帮助解答。待到做课堂作业，前面的小伙子递来了小纸条，还是向她请教英语问题。

到后来纸条传多了，周政感到有些异样，就警惕地发话：“从今天起，你不要问我了。”可是纸条还是不断。

终于有一天，纸条变成了一封信，信上说了什么，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因为周政当着他的面把信撕了。于是又有了第二封、第三封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政打开了信封。她看到了信封里包裹着一颗炽热而充满了活力的心。

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政小心翼翼地回了一封信。母亲的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女儿读了书，和“男人”通起信来了。她看到了家庭之外那个广阔的世界。

这个“男人”就是梅嘉生。

这是一个敢于追求的青年。

他没有因自己和周政家境悬殊而收住神圣的爱情之箭。周政，将往日的求婚者视如过眼烟云，却偏偏接住了梅嘉生的连珠信。在谈话中梅嘉生分明听出了周政对妹夫受教育程度的羡慕。没过多久，梅嘉生告诉周政，自己不上夜校了，已经依据广告考上了近郊真如的华夏大学附属中学，他要读书读出一个样子来。从此，梅嘉生的身影从夜校消失，而他和周政的爱情也在那以后成熟了。

援越抗法战争中的梅嘉生将军。（周洪波提供）

20世纪30年代初，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的民族危机震撼了每一个关心着祖国命运的青年。中国会不会沦陷？中国将走到哪里去？梅嘉生的思想开始了急剧变化。不过一年光景，梅嘉生来信告诉周政，作为一个中学生，过了20岁，他的年纪显然太大了。但是对于中国的未来，他还正当年，在此国家灾难日益迫近之际，他不能再读书了，他已经投考了南京的陆军学校，将学装甲兵，效仿班超投笔从戎。

对梅嘉生的思想变化，周政感到吃惊，她不知道梅嘉生的今后会怎样。她在信中询问梅嘉生，你读书没有多久又去军校了，如此多变，你和我的关系还变不变？天下像我这样的姑娘你是找得到的，如有考虑，尽早定夺。

她等来的，是梅嘉生的一封急信。由于战争，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信中所言，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淘洗，将近八十高龄的周政还依然记得：“一切等等，皆不如其人（指周政——本书作者注），我要把心捧在手里你才相信啊！”

对周政来说，这当然是一次对命运的重大选择。作为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她要选择一个生活优裕、收入丰裕的夫婿只消在父母询问后点一下头就够了。但是，她在父亲支持下选择了梅嘉生——这个家境清寒、从苏南农村到上海来闯世界最终又选择了戎马生涯的青年人。同样是在几十年后，辗转于病榻之上的周政对本书作者回忆说：“在当时，面临生活的选择，我没有去想梅嘉生的穷，因为我想穷不要紧，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它；也没有更多地考虑文化上的差距，因为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文化水平也可以通过努力去提高；我唯一的希望的是他永远不要变心。”

在人类生存的这个五彩缤纷的星球上，唯有感情世界是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的，百岁人生漂泊间，真情唯有两心知。

在军校，梅嘉生的重要经济接济者成了周政，5块、10块的汇款不断地汇往南京。最多的一次是350块大洋，这在当时算得上一个大数目了。原因是梅嘉生突发奇想，打算从军校退伍，自己开办一个养鸡场，为此写信请周政支持。

正在梅嘉生为选择人生之路苦苦求索的时候，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逼近南京，梅嘉生所在军校南迁了。

何去何从，梅嘉生再一次面临选择。

周政赶到南京，和梅嘉生一起商量。梅嘉生对周政说，他想留下来，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又是一个经过了军事学习的青年，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理当舍生忘死。梅嘉生下决心了，回丹阳故乡去拉起一支武装，抗日图存。

在南京，梅嘉生和周政结婚了。婚礼是简单的，只请了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婚礼之后，日军轰炸机飞临南京上空。一片兵荒马乱中，梅嘉生、周政走出石头城，向丹阳而去。

在家乡胡桥一带，梅嘉生在青年中组织抗日武装。周政拿出自己的积蓄，再加上父亲周惠良从上海寄来的数百块钱，他们从国民党散兵手里买下十来支步枪。这时，中共党员管文蔚也在自己的家乡组织抗日武装。管家离梅嘉生的庄子仅三里路，遥遥相望。193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梅嘉生找到了管文蔚，商议组织武装力量抗日自卫。1938年春，丹阳仙桥镇成立了自卫总团，管文蔚任总团长，梅嘉生任镇北分团团长，管辖几个村庄的自卫团。自卫团成立不久，就由梅嘉生率领，时常到丹阳以东的陵口伏击日军的火车。

自卫团的一部分逐渐发展成脱产的地方武装，梅嘉生任第3大队大队长。1938年夏，率部挺进江南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派政治部主任刘炎来到丹阳，将丹阳自卫总团改编成丹阳游击纵队，梅嘉生所部从此编入新四军序列。1939年10月，梅嘉生部改编为主力部队，梅嘉生任新四军挺进纵队第3团团长。这时，梅嘉生已是一名中共党员，指挥过多次战斗，他的军事才能在频繁的战斗中迅速展现出来。

在十多年的战争中，周政的经历令人慨叹。1938年，女儿丹波出生，周政是在战火中把女儿抚养大的。周政先后担任过新四军的文化教员、保管员、保育院长，大部分时间和部队一起南北征战。一个身材娇小的富家小姐，就在战争血海中行进着。有一年冬天，她所在部队被日军包围，在激烈的突围战斗中周政冲了出来，赤脚数次蹚过河流，一连走了三天三夜，她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又饿又累，最终倒下了。教导员为她买来了一个胡萝卜，周政吃了下去，竟奇迹般地又能抬腿走路了。

经过十余年征战，36岁时，梅嘉生已经是副军长了，他是新四军中晋升最快的几名将军之一，深受名将粟裕的器重。

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后即刻奉命出征越南，梅嘉生虽然感到意外，但是作为军人，他坚决从命。就他内心世界而言，他还真有些舍不得硝烟弥漫的战场。他好读军事书籍，更从切身经历感受到，战场才是将军的用武之地。

这时，让他难以割舍的还有自己刚刚稳定下来的家。经历了十多年血与火的厮杀，他终于在南京小营的一座小别墅里安家，和夫人周政、女儿丹波，还有养子云波生活在一起。说起儿子，这是梅嘉生和周政对战争的奉献，由于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他们把在丹波之后降生的儿子寄养在农民家里，由于生活条件差，生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孩子夭折了。后来梅嘉生夫妇就收了一个养子。

由于这个原因，丹波被视为掌上明珠，在解放战争中，一旦条件许可，梅嘉生就把女儿带在军中。每当战事稍歇，警卫员会拍马而来，将丹波接到父亲身边去相聚。建国了，梅嘉生的打算是让孩子上学，上最好的学校，把因为战争而耽误的功课补回来。

现在梅嘉生要去越南了，这位在战场上坚毅果敢的将军一下子变得充满了温情，就连去北京领受任务，梅嘉生也带上了女儿。甚至那天毛泽东会见顾问团军官，梅嘉生也把女儿带到了中南海门口。在那里，女儿被挡住了，梅嘉生只好派人把噘起小嘴的她送回住地。事后丹波还蛮不情愿地对梅嘉生说：“现在是怎么了，不让我进。前些年在战场开大会，刘副主席、朱总司令讲话，我不都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吗？”

梅嘉生只好对女儿说：“那是过去，现在我们胜利了，一切都要正规了。”

从北京回到了南京短住的那几天，只要一有机会，梅嘉生就要和周政、丹波在一起。他带着女儿散步，为她打热水洗澡。而丹波看到母亲为父亲打点行李，频频流露出不安的神情。这一切，梅嘉生的警卫员周洪波看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临出发之前，梅嘉生驱车丹阳，回故乡看望母亲。母亲和四周乡邻以家乡的芝麻汤团招待了梅嘉生。在自己长大的屋子里过了一夜，梅嘉生和母亲告别了，他趴在母亲的耳边大声说：“妈妈，你有什么事就给周政写信吧，她还在南京，会照顾你的。”

乘火车离开南京的时候，顾问团军官的妻子们都去送行，月台上哭声一片，丹波也哭了，但是周政没有哭。战争年代里过多的离别已经使她变得特别坚强，她只是久久地凝视远去的火车，直到它消失在绿色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