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 会说越语的都去越南当翻译
韦国清一直在北京负责军事顾问团的全面筹组工作,刘少奇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赴越工作问题找他先后谈了两次。在韦国清陪同下,聂荣臻还在北京两次接见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
顾问团的名单里出现了侯寒江的名字,他要重返越南了。原来,他跟着李班一到北京,就提出了留下来学习的请求。经李班同意,侯寒江进入中央统战部为华侨党员举办的学习班学习。5月,统战部突然通知侯寒江去见连贯。连贯告诉侯寒江,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军事顾问团去越南协助作战,现在急需越语人才,就把你找来了,要你加入军事顾问团,先做翻译工作。连贯正式通知侯寒江:“你的组织关系已经从越南转来了。”
5月底,侯寒江去南京向梅嘉生报到。同行的还有三位年轻的越南人,黄明芳、文维、武德,他们都是越方最近派到北京到“青年训练班”学习的,现在结束学习,都到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工作。日后,他们都成了越南方面的重要中文翻译。
在军事顾问团紧急组建的同时,中越边境上,整训越南正规部队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原滇桂黔“边纵”司令员、现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赶往砚山,会同第13军干部整训越军,进行必要的协调。
1950年,首批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其中的侯寒江(右二)早在1946年就开始在越南参加革命工作了
翻译,越南语翻译突然变得万分急需。云南军区下令,在原先庄田统率的滇桂黔边纵的越南华侨青年中寻找懂越语的人才。太巧了,1948年至1949年初,活动于滇桂黔边界地区的“边纵”受到国民党军的压力,曾从广西和云南边界出境,进入越南的高平、河阳等边境地区整训。在这段时间里,有许多华侨青年参军,其中有几十个华侨女青年,她们大都有一定文化,集中在宣传、医务分队。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华侨女战士集中在昆明、文山地区。
命令急下,驻地在昆明昙华寺的边纵医务处朱碧英、冯明等六七个女战士赶往庄田在翠湖边的住所,当晚就在庄田住处的一个空屋子里打地铺睡了一夜。次日,庄田带领工作人员和这批被视为宝贝的女翻译们乘车驶向开远,他们在第13军军部住了一夜,天明即赶往砚山。那里,越军第308师刚刚开到。
冯明记得,到砚山的那天特别热,她吃到了早熟的荔枝。
当年才16岁的越语翻译丁苏萍在40年后向笔者回忆说:
那时候,真觉得天下没有比翻译更难的事了。在云南砚山整训越军主力团的时候,受过大学教育,越语汉语都说得呱呱叫的也就那么三几个人,我们管他们叫“大翻译”,他们负责首长之间和上大课的翻译。再往下,就靠我们这些小翻译了。
我出生在越南高平,是华侨的女儿,小时候读过四年书,13岁那年参加了“边纵”文工团。按说,我的越语挺流利,可那全是生活用语,要我理解军事用语已经困难了,何况还要翻译呢。我被分在越军“首都中团”的一个营,越南营长叫黎永明,中国顾问是李云龙。他们说的那些军事术语我从来没有学过,实在叫我为难了。可我倒也不怕,能翻多少是多少,嘴里说不出来就用手比画,再不行就实说我翻译不了。这时,他们也会换一种说法。我一身军装,越南官兵对我挺尊重,顾问也慢慢理解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当然,笑话闹了不少。我们这些年轻姑娘初上练兵场,甚至有把步枪准星翻译作“蒜头”的。翻译到后来,我们比较顺当些了。但这时,越南部队也快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