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红军创立后的头五年里，并没有一个外国顾问在那里，而就在这几年里，红军建立了苏区，开创了一个有纪律的革命运动，涣散了敌人斗志和解除了敌人武装，由此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事实。到一九三三年唯一曾与中国红军在一起作过战的外国人德国顾问李德才在苏区出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据高位。

李德躲在一条内河小船的草席下，经过六天六夜的惊险旅行，才从广州偷渡到红军前线，到了江西苏区首都瑞金。在他到达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是通过无线电交通。在上海有个顾问委员会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共产党获知敌人方面的重要政治军事动向有很大价值。它的活动显然比蒋介石所能在苏区建立的任何间谍组织效率高得多。

但是对于江西红色共和国末期所犯的两个大错误，这个顾问委员会，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认为有责任的。第一个错误，据毛泽东指出，是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二年英勇保卫上海抵抗日本进攻，毫无疑义地表现出它强烈的抗日革命性质。它被调到福建后，由于蒋介石和何应钦同日本谈判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开始反宁抗日，展开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摧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运动。它不仅向红军提出休战（十九路军在南京破坏它抗日后被派到福建去打中共），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战线的基础上结盟。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大多数领导人也十分赞成这些建议。他们准备把主力调入福建，从侧翼猛攻南京部队，同福建叛军组成联合政府，对十九路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产国际不知为什么缘故，通过它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反对这一主张。当时俄国正开始恢复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刚刚才承认国民党政权，托洛茨基派的论点是，共产国际采取这一路线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对扩大大规模内战，仍希望红军和南京联合抗日，不希望担上在这个时候煽动叛乱的罪名，特别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种局面，那就是万一红军控制了福建的一个海港就必然会指望俄国提供物资。但是这样的看法却缺少根据。

反正不管怎样，后来发生的事实是，红军不但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撤到江西西部，使蒋介石无后顾之忧。于是总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扑邻省福建，迅速镇压判军，红军就此失掉了最强大的潜在盟友。毫无疑问，拥护革命的十九路军的歼灭，大大便利了摧毁南方苏区的任务，蒋介石就立即满怀信心地来从事这项任务。

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在以前几次围剿中，红军依靠他们在运动战中的优势以及他们能迅速集中强大兵力和进行奇袭、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主动权的能力。在他们的作战中，阵地战和正规战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德坚持改变战术。他拟定了一个以阵地战为中心的大规模防御计划，把游击战术降为从属的任务，尽管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一致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计划。

今天来看就很明显，李德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苏区的资源、红军在非机动作战中的战斗力、敌军的士气涣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谅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改进了的进攻力量，严重地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中的重要因素，他以为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共产党会比实际情况有利得多。

但问题是，李德这个孤零零的一个外国人，怎么会有足够的影响，可以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整个军事委员会、政府和党的判断之上呢？这委实是件十分独断独行的事。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在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国军队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任俄国红军的师长，曾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作为一个德国人，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西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况就谈到这里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红军几乎与自己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党员都完全断绝了联系，共产国际的活动主要只限于在《国际通讯》中刊登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惊的报道。一天到了几期《国际通讯》时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党中央委员会那位美国留学的书记洛甫来不及打开来看。他随口提到他几乎有三年没有读到《国际通讯》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在以后几个月令人兴奋的时间里，西北即将发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个东方，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指导的作用。共产国际就要再一次在中国的事务中发挥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响革命的发展。

不过我又得在北平从侧面来观察这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