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刚结束的前几个月，艾薇过得并不快乐。

1945年8月，艾薇在汉堡的一家儿童医院工作，但因为哮喘的发作在短短的四个礼拜之后便离职了。艾薇在露西死后便出现了哮喘的问题，而此时这一直纠缠着她的病症正在急剧恶化。不过奇怪的是，在我们整段长途的旅途中，艾薇的哮喘都没有发作过，而此时它却展开了如此肆意的报复甚至逼得她停止了工作。艾薇的情绪变得相当低落，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再爱我了。

艾薇在九月回到了塔巴兹，想要取回她留在那儿的一些私人物品。然而那依旧是一场冒险的旅行，因为火车的班次仍然不定时，所以有时只能搭乘运送牛奶的便车。她在那里见到了几名教员和女孩子，但是照护之家已经不再运营，而她所有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艾薇在日记里下了她的心情：

又是一次彻底的失望，那些所有我想带回汉堡的重要的、珍贵的物品都不见了。

我无法形容那是多大的失望，但我又能怎样呢？丢了就是丢了。

回汉堡的路上依旧是危机重重，因为在联军划分德国领土时，塔巴兹和整个美丽的图林几亚都被分给了苏联，如今东德就是由共产党统治。一路上艾薇都胆战心惊的，她在日记里写着：

我一旦被抓，就会惹上麻烦。而如果我遇到了那些偷走我东西的人，他们一定会认出我的身份。

艾薇终于平安回到了家，这让妈妈松了一口气。艾薇也记下了妈妈说的话：

我不在乎你的东西怎么了，我只是很庆幸你平安地回到了我身边。

在妈妈看来，没有任何物品是值得让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取回的。妈妈只在乎我们是不是安全的，我们是否能够快乐地生活在她的身边。我想那是汉堡遭遇轰炸时，当她失去了自己舒适的住所以及里面所有的一切时，她所领悟到的。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会突然意识到，那些所谓的财富和物质生活都是如此的脆弱和不足挂齿。

后来我们还回到了在凡贝克修斯路上的公寓，那里已经成了一堆碎石瓦砾。我们甚至还看得到那挂在烟囱中段的锅子，就像是从废墟中伸出了一只谴责战争的手指。我们在废墟堆中游走，发现了妈妈珍爱的梅森餐具的碎片，那些镶着金边的白色餐具已经面目全非了。那些四处拾荒的难民早就拿走了所有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我们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呢？他们必须要在这废墟之中刨出一个家来，所以他们自然就会拿走他们所能发现的、能派上用场的一切东西。妈妈并没有显露出任何的不高兴，即便我觉得妈妈会很心疼这些属于我们的记忆。我是在多年以后和她的一次谈话中才知道的，其实当时的她真的没觉得失去这一处家园有多么得痛苦，因为露西的死已经让她领悟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失去。

接下来艾薇又来到了一家牙医诊所担任柜台的接待员，但因为哮喘再度发作，这次的工作她只维持了四个星期。为了缓解她的病情，艾薇加入了一个远行的社团，这个团体里大约有二三十人，他们会定期去旅能堡荒原远足。有时我也会在得到允许后和艾薇一起去。对于我们在那里曾经所遭遇的无赖汉以及他们残酷的暴行，艾薇看起来并不十分在意，否则她也不会同意走这条路线。那段遥远的征途并没有阻挡住我俩的脚步，实际上，我还挺喜欢那段在外生活的日子，给了我们很多美好而又惊喜的回忆。而当我们停下来享用午餐或是喝茶时，我就又能再次品尝到那荒野中美妙的蜂蜜。

算来战争结束已有好几个月了，而我们依旧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消息，我想他是不会回来了。1945年已经过去了，从苏联营队载运军人以及囚犯的火车班次也越来越少了。妈妈和艾薇刻意地减少了对父亲的谈论，因为她们希望我能渐渐适应没有父亲的生活，做好父亲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心理准备。然而当她们两人独处的时候，依旧是天天期盼着好的消息的到来，关于父亲的记忆在她们那里从未减少过。

1946年9月15日，我们收到了一封信，是父亲寄来的，他还活着！——我们不禁大吃一惊，而整个屋子顿时欢欣雀跃起来，当时甚至连妈妈都有些放弃了，因为大多数的战俘都已经返家。我们的周遭既有团圆的欢笑声，也有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的哀悼声。父亲寄来了一封短信，上面告诉我们他正从苏联的摩尔曼斯克里战犯营被送往图林几亚地区的默尔豪森里的一个营地，他在那里接受返家前的医疗检查及隔离。非常凑巧的是，默尔豪森离塔巴兹只有几里的路而已。

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时喜极而泣，艾薇和我也是一样，我们不禁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跳跃舞动起来。我们祈祷父亲能够在九月二十八日回来，因为那是父亲的生日。而我则是在心里悄悄祈求父亲可以在九月二十日就回来，好一起庆祝我九岁的生日。

艾薇在日记里写道：

父亲回来时会是什么样呢？只要他能回到家，我对一切都不会太在意，即便我们需要长期地照顾他，他能回来跟我们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只要W先生提供给我们水果、蔬菜和马铃薯，我肯定我们可以让他很快恢复健康。

这确实很让人担心，我们亲眼看到过那些从苏联的战犯营返家的人，他们看起来极度憔悴和瘦削，肤色蜡黄，两颊也是深深的凹陷下去的，被剃光的头上会冒出一撮撮形状怪异的发丝。想要他们恢复健康需要充足的营养和无微不至的照料，我们全家都做好了准备要尽一切可能来帮助父亲恢复健康，但同时我们也很怕看到他不堪的模样。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我正在艾薇的卧室里玩耍，有个陌生的男人从窗外小心地向里面张望。我冲出了房间大叫起来：“妈妈，妈妈，这里有个男人！我们的花园里有个男人！”

我真的认不出我的父亲了，当时我的年纪还很小，而且已经两年没有见到他了，而且现在的他整个人看起来也都不一样了，十分得瘦削。但是妈妈知道一定就是他。她惊讶地吸了一口气，冲出门外投到了他的怀抱中，两个人依偎在一起很久，这之后他抱住了我：“你好，芭比！”他笑着望着我，又亲了亲我的脸颊，“你还记得你的爸爸吗？”

我想起来了，记起来了，眼泪不停地流，看到父亲终于能够回家跟我们在一起，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他和妈妈与我一同坐在了客厅里，告诉我们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听到了艾薇回来的脚步声。艾薇进屋时，父亲站了起来，她看到他时吃了一惊，父亲一句话都没说上前一把抱住了她。当时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只能默默地流泪，就像我现在回想起那一刻时一样。

我实在想不出能有什么会比我们全家人能够再度团聚在一起更加美好。

父亲显得非常的瘦弱，但并不像我们看到的其他幸存者的情况那样糟糕。对于他在营地里所看到和经历过的事情，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谈及，但我们都知道他一定亲眼目击了许多朋友的死亡。父亲告诉我们他最初被带到营地的时候撒了个谎，骗他们说他是炊事班的火夫，这或许救了他一命，因此他们将他分到了厨房干活。父亲的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伤，那之后一位物理治疗师告诉他可以通过揉捏面团来做手的复健，所以对这个工作对于他来说并不困难。（我记得他以前在凡贝克修斯路的家时就常常给我们做好吃的李子蛋糕。）其他一些烹饪工作，包括水煮蔬菜之类的都并不太难，所以并没有人察觉到他的谎言。厨房是军营里最温暖的地方，而且能够弄到一些食物来帮助其他的战犯，所以尽管父亲自己也总是半饿着肚子，但情况还是比大多数的人要好。父亲给了我一把银色的餐刀，那是一名战犯送给他的，为了感谢父亲偷偷把食物塞给他们，这把餐刀我至今都还保留着，并且每天都在使用。父亲被囚禁的地方是位于北极圈内的摩尔曼斯克，纬度十分高，他告诉我那里几乎没有白天，整天都是黑夜，也比他想象的要寒冷得多。

我们也为父亲讲述了我们在长途旅程中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对此他十分惊讶，并且为我们所做到的一切感到万分的骄傲。我们常常讲起一路上发生的那些有趣的冒险经历，还有那些我们所遇到的仁慈而慷慨的百姓和士兵，对于那些阴暗和危险的部分我们都没有提及。

父亲恢复的有些慢，但很稳定。我还记得有一次妈妈搀扶着他到外头去溜达，我们去了汉默公园中心的那家餐厅，负责经营那里的老板和妈妈很熟（主人的父亲在婚前曾是教宗庇护十二世的侍从）。妈妈扶着父亲坐在餐厅里，一起喝着由啤酒和姜汁汽水调和而成的雪利酒，接着父亲走到了柜台前，说：“麻烦您，二十根香烟！”

柜台后的女孩看着他，一脸的诧异。

“瓦迪，”妈妈轻声唤着他，“现在的香烟都是配给的，很贵的，你买不起二十根的！”

妈妈说的没错，事实上父亲只买得起两根，而且这些香烟的品质早已不如他们在战前所抽的那种，可是父亲对此全然不知。

父亲开始在我们的花园里种植烟草植物，直到现在我的眼前还可以浮现出烟草被制成香烟前，然后被揉成“烟丝”悬挂在棚中风干的一幕。

香烟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地下货币，英国士兵能获得的配给量要远远大于德国人，于是两方就会展开交易，比如用一只手表换二十根香烟；一台相机则可以换五十根香烟之类的。那时的肥皂也十分短缺，而英军依旧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配给，而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交换的。

战后的前两个冬天很不好过，不仅食物都是配给的，而且没有燃油可以用，我们只能捡拾公园树木下的枝干来作为燃料。那些看管公园的人砍下一棵树后，一般不会费心去处理剩下的树根，于是父亲和其他的男人就会把它挖出来，这份工作很费力而且很可能会把人的腰给累断，可一旦他们真的挖出树根用作燃料，那么一切就显得值得了。我依旧享受着作为小孩子的幸福，从来不知道哪些物品是严重匮乏的，因为我的盘子里总是放满了食物，而这些很可能是家人为了让我能让我保持健康，忍受着饥饿为我省出来的。因为妈妈精湛的厨艺，我们总能在配给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还能吃到美味可口的食物。

当我们在汉默公园的这间小屋里安顿下来的时候，我们其他的亲人也在汉堡四处寻找落脚的地点，外公、外婆的年纪都很大了，不过幸好他们很快就就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间公寓。我们经常会去看望他们，而我也总爱跑在最前头去按门铃。我清楚地记得那间卧室里有个大型的桃花木五斗柜（大概是我们的某位亲戚赠送的），最上面的一层有个小小的抽屉，而那里放着外公留给我的甜食和巧克力，那都是他特意留给我的，专门等我们去看望他们时给我们吃。他还在里面储放着用卫生纸包裹起来的苹果，那迷人的香甜味儿不禁让我回想起唯德村的地窖。

意玛阿姨带着汉宁暂时先住在了一个亲戚家，他们是汉斯表舅和爱莉卡表舅妈，也就是我母亲和阿姨们的表兄妹。我对他们是又敬又畏，汉斯表舅和爱莉卡表舅妈属于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人士，讲起话来就喜欢咬文嚼字。汉斯表舅在一间大型的海运公司担任主管，他们的房子位于郊区，所以豪华的住宅并没有遭到炮弹的袭击和损毁。

意玛阿姨的丈夫赫曼后来在易北河边的修斯路上找到了一间公寓，修斯路是一条沿着易北河河岸兴建的道路，政商名流都很喜欢居住在那一带。他们的公寓建筑外面还有一座向下连接着河岸的陡峭楼梯，我们这些小孩子把它叫做“天梯”。我们常在阶梯间跳上跳下的，而母亲们则总是抱怨楼梯的层数太多，爬上去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希达阿姨、德克拉、尤里希还有弗克当时住在哪里我记不太清了。但后来，当他们和威力姨父团圆后，就在外公送给他们的那块土地上盖了一间房子。当我母亲的瓷器被摔碎、意玛阿姨的珠宝全被抢空后，现在可以看出希达阿姨当时选择了土地是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他们用心筹划并且亲手搭建起了他们自己的房子，表姐德克拉现在还住在那儿，我想她对于自己当时也能参搭建自己的家园，一定感到非常自豪。

威力姨父有双非常灵巧的手，任何东西到了他手里都能够得到恰当的使用，他简直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巧匠。同时，他还是位业余的拳击手，他们家住得离德国重量级拳击冠军马克思·史梅林的家特别近。马克思·史梅林是威力姨父的一个好朋友，他们俩甚至在一起练习拳击。（马克思·史梅林在二〇〇五年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九岁）。可惜威力姨父过世得太早，1959年，在他年仅57岁时便去世了。我们小时候偶尔也会获准到运动场上去看威力姨父的比赛，那感觉很过瘾。

战争让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但大人们依然在努力着将生活的一切都恢复到像往常一样，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是他们努力的全部原因。我们家族在战争前的每个月里都会举行一次文艺之夜，由大人们轮流主持。家族中的每个成员都要进行朗诵表演，内容可以是一首诗或是书里选取的一个篇章段落。有时候我们也会唱歌，这是特别留给我们小孩的表演任务。这个传统很棒，可以让我们的家族永远保持着和睦与亲近，所以在我们所有人都安顿下来以后，这个传统便又开始进行下去了。

有时，大人们也会在晚上打牌。作为小孩子，包括我、弗克和汉宁，都一致希望威力姨父会赢，因为他总是会把赢得的钱分给我们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好大的一笔钱。威力姨父的职业是海上的工程师，战后则在捕鲸船上工作。我们有他和一些船员们出海的照片，照片上他们的眉毛和胡须上都挂满了冰霜。他还让我把照片带到学校去，向班上的同学们作报告，讲述他们在海上的生活。

不过赢牌的通常都是我父亲，他的心思缜密，很容易就能推想出哪些牌已经出过了。当他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时，就又开始替铁路局工作了。不过此时，他在汉堡已经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完全不需要出差。他一直待在这个职位上，直到退休。

在父亲回到家中的四个月后，艾薇的哮喘开始有了明显的好转。她和两个朋友常去位于哈尔堡的一家临时军队医院看望病人，那是一座一层的、有着圆弧屋顶的尼森式的简易房屋。艾薇和朋友们在那里念书给受伤疗养的士兵们听，帮助那些行动不便的士兵们写信。根据艾薇在日记中的记载，在1947年1月17日那天，她在那里认识了库特，一位来自德属罗马尼亚斯本伯根区的士兵，他并没有受伤，但是营养不良的情况十分严重，需要细心地照护才能康复。

库特和艾薇很快就坠入了情网，直到艾薇在1990年去世，两人依旧深爱着彼此。艾薇曾经在日记里写下了那份热切的渴求、希望找到一份值得付出的爱情的愿望、找到一个可以厮守一生的男子，艾薇所有的这些愿望都实现了。她和库特两人在一起非常的快乐。为了能让库特加速康复，他被转移到了位于圣安德亚斯堡那里的照护之家，但即便如此，艾薇也常常到那儿去探望他。

没过多久，他们便明白了对彼此的感觉，艾薇的日记里写道：

我深爱着库特，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在身边我会怎样。

她在1947年4月写下了日记的最后一笔：

阳光和快乐终于向我走来。

1947年9月29日，在他们相识一年后，艾薇和库特决定结婚。那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因为我可以穿上当时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去当伴娘，而在现在看来，那件洋装可能会有些奇怪。我们收到了很多从英国和美国寄来的礼物，其中有一些会是布料。妈妈是一位技艺精湛的裁缝，她用那些布料给我做了件白色的缎料上衣，上面还有着美丽的摺饰，不过因为剩下的布料不够做裙子，所以她便用了淡蓝色的缎料。我高兴得不得了，穿着新衣服在房间里快乐地旋转，时不时的搔首弄姿，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伸展台上的模特儿。艾薇有一件传统的白色婚纱礼服，那是母亲一位表亲的女儿曾经穿过的，稍微做一下修改便完全合身了。

艾薇和库特举行婚礼的时候正值美丽的十一月天，那天的气温有些偏凉但却是明亮而晴朗的，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前来祝贺艾薇的婚礼。他们先到公证处举办婚礼，接着再到教堂接受教父的祝福。之后我们一行人便穿越汉默公园来到餐厅，去享用美味而可口的婚宴。我们举杯喝了一种德国香槟来祝贺这对幸福的新人，那天甚至连我都获准喝了一小杯。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日子，因为我们和艾薇一样喜爱库特，对于这个新的家庭成员的加入我们都感到万分高兴。

汉默公园对街的一间地下室，是艾薇和库特所拥有的第一间房子，地下室上面的房屋已经被炸弹夷为了平地，通往地下室的门还在，也还有楼梯可以走，四周的墙壁和天花板看来也都安然无恙，然而父亲总是担心上头的废墟随时会崩塌下来砸到他们。只是碰到下雨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处摆放水桶和大碗来接住漏下来的雨水。虽然那里没有窗户，但他们还是把那里装饰成了一处温馨的住处，我总爱往那里跑，里面还有一间专属于我的小房间，为此我得意了很久。有一晚我在半睡半醒间向着厕所走去，可是艾薇却发现我正试着爬上五斗柜，她赶紧抱住我，我记得她轻轻地摇着我说：“娃娃，醒来了，亲爱的。”当我们在长途的旅程中听到防空警报时，艾薇总会这样把我叫醒。

艾薇怀孕时，他们在弗洛特贝克租了一间公寓，因为她和库特都认为地下室不是养育宝宝的好地方。那是一处大型别墅的一间，里面还有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库特在欧特玛宣一间非常高档的商店里工作，欧特玛宣是一家位于汉堡富人区的商店，里面出售陶器、锅碗瓢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商品。库特几乎什么都会，可以当水电工，也是个能干的工匠，擅长修理各种物品。

后来，在库特老板的帮助下，艾薇和库特在那个地区买了栋大房子，库特的老板是一对好心的夫妇，他们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所有的儿子，所以他们把库特当做干儿子看待。这栋房子实在是太大了，他们还剩下很多空房间。

库特和艾薇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小时候的我一直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一个像库特那样的好丈夫，那我就可以像艾薇一样幸福。尤其是库特可以不看乐谱，全凭感觉弹奏手风琴的样子给那个年纪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在艾薇怀孕仅仅七个月后便出生了，宝宝名叫安洁莉卡，出生时只有两磅重，她的身子瘦小到可以穿着我的洋娃娃身上的衣服。三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葛温达也出世了。

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任何碎布或旧衣服都可以被她改成合身而漂亮的衣服，但即便是这样，我们鞋子的问题却很难解决。那时，别说是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鞋子。幸亏库特买来了一大张的压缩橡胶，这才为我们解决了难题。他用我们的旧鞋作为模子，比照着尺寸剪下相应大小的橡胶片，他甚至在脚跟的地方做了加高处理，然后在四边打出洞，将从旧外套上剪下的一条条皮带从这些洞里穿过去。之后我们将脚板穿进这些皮带里，再用另一条皮带环绕过我们的脚踝，将脚和鞋子固定在一起。这种特别的凉鞋穿起来既美观又舒适，所以总是有许多亲戚和朋友央求着库特帮他们做鞋子，库特的手指也因为总是去缝合生硬的鞋料而发麻和起泡。我至今保留着一张1948年照的相片，当时我坐在校门外，而脚上穿的正是这种鞋子，那时的我总是这样坐在外头的墙上，等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上课。几年前在加纳瑞群岛度假时，我碰到了一对曾经住在汉堡那间中学对面的德国夫妇，聊天时才知道他们也认识住在那附近的凯特阿姨，而且还记得一个坐在墙上、穿着那种特制凉鞋的金色卷发的小姑娘。正像我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确实很小。

因为妈妈很会缝制衣服，所以每个月她都会抽出一天到她的表亲，也就是那个有一家植物育苗厂的表亲那里，为他们家里的三个小男孩修改衣服。妈妈可以让磨损的衬衫瞬间就焕然一新，她会将衣领拆开来再反过来重新缝上。他们家的生活还算富裕，只是那时即便有钱也买不到衣服，因为根本没有卖衣服的商店。他们并不会付钱给妈妈，但我跟着去时总会得到许多可口的食物。他们家里有土地可以耕种，而且附近还有农场，就像之前提到过的，那些住在乡下的人其实过得比在城市中的人好。有时我们会把那些装着珍贵食物的袋子带回家。

我们知道时局异常艰难，但依旧乐观地生活。妈妈保持着和艾薇一样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她总是跟我们说我们有多么幸运，因为一个崭新的汉堡即将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城市正在崛起。妈妈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失去了财产，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的家还在而且大家都平安无事，所以我们要一直坚强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