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境内在战败的最后几周内逐渐陷入了无序的状态，道路上涌现出了许多流浪的难民：那些被释放出来的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军队的战俘，他们希望能够回归到自己的部队，还有许多流离失所的家庭，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弱和妇孺，他们吃力地推着运载着他们所有财物的小型手推车，希望沿路可以找到一个能够安定下来的地方。所有人的肩上都背着用绳子捆绑好的包裹、行李、藤篮或是袋子，有些人甚至还扛着毛毯。还有那些外国的奴工，这些人主要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他们被迫在德国工作，所以这次的解放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一个可以肆意破坏这个国家仅存的一点东西的好机会，各种罪恶的行径随即展开：掠夺行抢、恣意破坏，甚至是强暴妇女。

我似乎很难将这段时间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情按时间准确地排序，幸亏艾薇的日记带领着我回忆起了那些片段，只要有一点能静下来的机会，艾薇就会用铅笔在日记本中把遇到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但在我们第二阶段的行进中并没有那么多可以安静下来的空闲时间，艾薇的日记也因此而变得稀稀落落，许多事情都没来得及记下。

一路上都是拥挤的难民，艾薇将我紧紧地拉向她，此时此刻，艾薇已经连最简短的客气话也不愿与其他的行人多说一句。我们看到了许多与家人失散的小孩，虽然他们看起来比我年纪稍大，但显然还不能够独立照顾自己；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则被用临时拼凑搭起的推车推着走。路上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德国士兵，他们已经没有往日的气势，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形色匆匆地向前赶路。

一些人道救助已经在民间展开，村民们会在自家的门口摆好一桶桶水供我们饮用。在经过布朗史维格的时候，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一些在发放咖啡和甜甜圈的美国士兵和美国红十字会的女孩们，时至今日我的鼻息中仿佛依然还存留着那甜甜圈甜腻的味道。那些发放甜甜圈的女孩们看起来都很健康，不像我们这样皮包骨头，她们和士兵说笑，对我们也十分友善和亲切。我们贪婪地往袋子里塞了好多的甜甜圈，留作路上的粮食，同时，也可以将它们分给那些粮食比我们还少的行人。

一天，我们看到了路边站着一小群人，他们的头都被剃光了，身上穿着条纹的制服，骨瘦如柴简直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看起来就像一具具行走的骷髅，根本不成人样。他们中有一个人伸出手来向路人乞讨食物，而其他人，看起来好像连乞讨的力气都没有。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艾薇。我无法理解人怎么可以瘦到如此地步。

“不太清楚。”艾薇说道，“我想他们一定是从医院或是什么地方出来的。看起来他们好像病得很重，一直都在接受治疗。也许是那个地方关闭了，所以他们只能拖着带病的身子出来了。”

其实，那些人就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而这些能从集中营里走出来的人，已经算是生还者当中健康状况最好的了。我们后来听说了这些生活在集中营里的人民所经历的惨绝人寰的遭遇，每每一想到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人的面庞，而当时我们却无法寄予他们任何帮助，我和艾薇就不禁泪流满面。多年之后，当我看到自己的儿子因为癌症而需要接受化疗，看到他因为病痛折磨而深陷的脸颊以及骨瘦如柴的身躯时，我就会联想到那些身穿条纹衣服的人们，他们伸出了双手恳求世界的援助。

年幼的我无法理解这其中的深意，只是将这群可怜的人视为这个疯狂世界中持续可见的景象之一。当这个世界中的所有秩序都被完全颠覆，每个人的脑海中也就只剩下了对于自己生存的担心。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可以如此残忍地对待他人，而这种可怕几乎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沿途中，我们还看到一团团的人被塞到货车的车厢里，不知将要被带往何处。我想这一定是发生在我们进入联军的控制区域前，这么多混杂的记忆片段就这样留存在我的脑海中，使我根本分不清它们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发生的，这实在令人困惑。还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列火车在我们不远处停了下来，里面所有的人都被叫了出来，我们看着他们从高筑的火车铁轨上爬下河床，像蚂蚁一般，然后又摸索着爬下陡斜的堤岸，然后开始匆忙地向四面逃窜，以确定他们不会再被抓到。

行人们都在路上讨论着苏联军队在哪里，我们都十分谨慎，不敢与人轻易攀谈，艾薇要我小心一点，不要随便告诉别人我们要去哪里。如果有人问起，她也只是回答：汉堡。

现在“汉堡”对于我来说就和当时的“唯德村”一样重要。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母亲，而那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家的所在，这一点也是唯德村无法比拟的，如同在战前一样，它仍然是，也一直会是我们永久的居住地。即使我知道我们的房子早已在空袭中被炸毁了，但我仍然天真地梦想着它会被重新建起来，就跟原来一模一样。我甚至可以想象出我们穿过宽敞的走道，看见妈妈正在等着我们，而厨房里也飘来了食物的香味，当然，还有一大碗醋栗在等着我去清理。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个十分天真的幻想，但在行进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这个我们深爱的战前的汉堡。

看见我如此沉迷于幻想，艾薇忍不住叮嘱我：“如果它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一定不要太失望了，现在的汉堡肯定和以前大不一样。”

但艾薇总是乐观的，她从不灰心丧气，她还告诉我，我们在唯德村没见到妈妈并且没被困在那儿其实是件好事。

“外公、外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艾薇说，“谢天谢地他们都搭上了那班最后的火车。小汉宁也没有办法走路，而且这个推车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你们两个人的重量。”

艾薇说的没错，如果我们真的全都留在了唯德村，那么几个月后我们便会留在东德，也就是苏联的统治区。

我们离策勒越来越近了，而我们的朋友哈根博士也会在那里和我们告别。我们三人在外头一同度过了我们最后的一晚，那晚我们并没有再次幸运地找到另一间观察室，但我们确实在某处林地上找到了一个干燥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在附近搭起了棚子，点起了营火，不过我们并没有加入他们而是宁愿就地安顿下来。我们将自己紧紧地包裹在毛毯里，睡在一堆灌木丛中，另一边搁着我们的推车为我们作掩护。

我们将为数不多的财物摆在了三个人中间，艾薇和哈根博士心里都很明白此时很容易碰到那些四处觅食的饥饿的路人，因此哈根博士用一条大手帕将他的手腕和推车的把手绑在了一起，这样一旦有人想把它搬走，他就会醒来。我们知道一路上一直有人贪婪地盯着它，可我们实在不想失去它，那有些人中有的没有能够负载运送他们财物的工具，只能背着孩子蹒跚而行，而其他一些即使有手推车，也显然不如我们这个推起来轻巧，它是个装有弹簧、坚固结实，而且制作精良的工艺制品。我们无数次地想要感谢那位美国的陆军士兵，是他将我们原先笨重的推车大步推走而为我们带来了眼前的这辆轻巧的手推车的。现在如果有人企图要偷走它就会惊动哈根博士，那一晚他肯定睡得很不踏实。

美军配给的食粮已经被我们全吃光了，饥饿又再次向我们袭来，那晚我们有一些面包可以勉强果腹，除了身旁的溪水，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搭配着吃。我就这样睡着了，还记得期间几次被饥饿叫醒，肚子“咕咕噜噜”地叫着，好在第二天醒来时又是满眼的春光。

那天我们起得很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躺着的地方实在不怎么舒服，而另一方面是因为哈根博士离家越来越近，他急于起身前行。不一会儿，我们就走进了古老的策勒城，在这里，哈根博士和我们分别，不过在走之前，他给我上了最后一课。对我来说，我一直以来都是在一间移动的教室里上课，他教给了我很多的东西。而作为临别的礼物，他为我准备了一堂生动而简略的策勒城历史课，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讲解它和古典音乐作曲家巴哈的关系，他还用口哨吹了一段巴哈的曲子给我听。

哈根博士是个非常好的同伴，尽管他有些内向，而且喜怒不形于色，大部分的时候他不怎么多说话（我们几乎很少听他谈起过自己的生活），与他的分离让我们十分不舍，但我们也为他能够和家人团聚而高兴。对艾薇来说，有男子与我们同行除了可以带来安全感之外，还能有个大人一起聊聊天，并且寻求一些建议总是非常好的。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可以坐在我的推车里左右张望，同时想象着回到家中与妈妈相见的场景。

我此刻十分想见到妈妈，那份渴望估计只有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迫与妈妈分离的人才会明白。艾薇是个很棒的小妈妈，她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让我与我们所经历的残酷现实相隔绝。但即便是这样，我依旧强烈地想念着自己的床铺，还有妈妈一边帮我绑辫子、一边给我讲故事听的情景。我不断地梦到她，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梦到她就站在我们前方不远处的灌木丛中开心地笑着，于是我全力地奔跑想要追上她。这梦境竟然如此逼真，我甚至可以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听到她裙子在灌木丛中发出的“沙沙”的声音。

终于，我们离妈妈所在的地方更近了，很快就可以再次见到她了。艾薇在地图上指给我看，大概只要再走一个晚上的路程我们就可以到达哈尔堡了，这座城市位于易北河的南岸，与位于河北岸的汉堡遥遥相对。

我又开始变得兴奋起来，虽然已经连续走了六天的路，但只要再过两天我们就可以和家人团圆了，这段长途旅程也会非常值得。

我们加快了前进的脚步，现在的路面变得更加通畅了。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自己走的，虽然没有他人的陪伴，但我们仍精神抖擞，一路唱着歌，还吃了很多的面包，嚼着美国瑞格利牌的口香糖。但是它不仅没有缓解我们的饥饿，反而让我们的肚子叫得更凶了。

走过了长满茂密松木的丛林，眼前的乡间景致变得平坦了许多，但一样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景观，被称为“旅能堡荒原”。这是一片为未经开垦的、广阔无垠的土地，其中散布了不少不规则的耕地，畜养着一种看起来有一半像山羊的海拾奴肯羊，这是本地的一种品种独特的绵羊，这里的牧羊人时到今日都还穿着传统的绿色罩衫。漂亮的帚石楠花遍布整个荒原，这种花在夏天到来时便会冒出深紫色的茎，而边缘处则长出了一簇亮蓝色的钟形花朵，我们经过时，它的颜色显得有些灰绿（不久之后，当时局比较稳定时，我们就会看到它们亮丽盛开的景象）。这里的景致早在中古世纪就已经形成，当时这里主要以砍伐森林树木作为木柴，用来蒸馏和提炼盐作为主要产业。今天，这个地区以其美好的风景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而闻名于世，这里的许多区域仍然禁止汽车通行，马车以及脚踏车依然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

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老鹰盘旋于空中然后俯冲下来捕食小型的田野动物的情景，还学会了辨识松鸦那刺耳的鸣叫声，它们仿佛永远都是在冲着什么人发脾气；成群的乌鸦聚集在长满节瘤的橡树上，发出“嘎嘎”的叫声。接着我在树篱间发现了一些用细长的锡做成的箔片，其中一面被烧黑了，我开始沿路收集这些奇怪的小箔片，而且连艾薇也不知道这些是什么的，但在接下来一两个小时的行程中，我发现了更多的这种箔片，于是将它们放到了我的推车里作为我的小型收藏。在战争结束后很久我们才知道，这些箔片原来是联军的轰炸机在袭击汉堡的时候所抛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雷达追踪到它们的行踪。而这些留下的锡箔片则在惨烈的战争之后装点了整片荒原，其中大部分则在汉堡被夷为平地的几个月后都已随风飘散。而它们对我来说，却只是美丽而闪亮的金属条，也是奇特的玩具，但艾薇仍警告我要小心一点，因为它们有着如锡箔纸一般锐利的边缘。

比起先前所走过的乡间小路，这片荒原要平坦得多，我们还可以看到几里外小村庄的教堂塔尖。荒原上的几间小村舍被在这里安定下来的家庭占用了，它们在战前主要是用来度假的，这些家庭很可能是来自汉堡空袭时的逃难者，他们把菜田照料得很好，房屋也收拾得很整洁。

我们刚刚接近荒原的时候，刚巧碰到了一位正在村舍花园里劳作的妇人，她给了我们一些牛奶、面包和蜂蜜。她开始向我们抱怨逃难者的人数太多，不该指望她能全数喂饱所有人，语气听起来有些粗鲁和暴躁，不过因为我们是那天经过的第一批人，所以她说会为我们破例。虽然她的话语听起来尖锐而有些伤人，但声音并没有什么攻击性，而当她转头看到我时，不禁有些心疼地说：“可怜的小东西，你需要吃一点。”

旅能堡荒原的蜂蜜是出了名的美味，有种特别的温暖以及大自然的味道。这里的大多数农场都是用它们自己的蜂巢来采集新鲜的蜂蜜。将这样的蜂蜜涂在新鲜的面包上，简直是我吃过的最棒的早餐，虽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过于饥饿。

四月二十九日，我们离开塔巴兹已经有二十二天了，也正是在这一天，准备自我了断的希特勒娶了他的情妇爱娃布朗，转天他们就准备在位于柏林的防空堡垒内连同纳粹的高层官员一起集体自杀。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与此同时，八组苏联的部队已经包围首都，连最顽固的纳粹分子也不得不面对已经战败的事实。五天之后，旅能堡荒原将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因为就是在这里，1945年5月4日，英国军事领导菲尔德马修·蒙特马利接受了易北河以西，在丹麦和荷兰的所有德国军队全部无条件投降，这时距离德国承认全面战败，而最终结束战争还有三天的时间。

我们现在身处由英军掌控的德国境内，所以路上不会再看到美国士兵，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英国的军队，他们的制服不一样，但对我来说，他们的士兵是一样的，全都是脸上挂着亲切笑容的男子，他们也会从配给袋中取出食物送给我们，也会很客气地对我姐姐说话，艾薇并不十分流利的英文似乎让他们觉得很有趣。他们当中偶尔会对艾薇吹起口哨，但和美国士兵一样，他们的行为举止依然是礼貌和友善的。不过和美国人相比，英国人并不十分健谈，也并不是像美国人那样十分乐于向我们介绍他们的名字（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奇怪，因为德国人也是一样的正式和拘谨）。但他们和美国人一样的慷慨，我们也一样十分喜欢他们。我们还满怀感激地享用了所得到的腌牛肉。我想肯定是因为当时吃得太多了，以至于到今天我都没办法正视它们，只要一想到锡罐外围那一圈黄色的油脂，我就会有点反胃。现在想想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在当时，一罐装在锡罐里的腌牛肉也是得来不易的奢侈品。

这个地区曾经被两个世纪以前的苏格兰诗人罗伯·博恩斯称之为“人类最无情相待”，而其中缘由就隐藏在这座荒原的边缘，在美丽的柏根村附近，有一所臭名昭著的柏根倍森集中营。我们推着手推车穿越这里的时候，全然不知这座人类躯体与灵魂的坟场就静置在四百里以外的地方，这是一个犯下沉重罪行的罪孽之地：一共有五万人死在这里，其中许多是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而其他的人则死在了恶名昭著、人称“倍森野兽”的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拉玛和他的中尉易玛·葛雷斯手下，他们残忍暴虐的酷刑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安妮·法兰克就死在这里。

四月十五日，英军释放了这座集中营里所有的人，而就在我们经过这里的前两个礼拜，他们发现了上千具尚未掩埋的尸体以及一个大型的坟冢，大约有四万人的尸体就堆积在那里。柏根倍森并没有像其他恐怖的集中营那样设有瓦斯室，但是将这么多男男女女同时关在如此狭小的地方，食物的供给少得可怜，再加上恶劣的卫生条件，这就意味着，一旦疾病蔓延便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也正好能有效地达成希特勒灭绝犹太种族的终极目标，就像任何一个他们谋划过的屠杀一样。

甚至在英国士兵进入集中营的前一天，守卫的士兵还向营中那些欢庆联军进入德国的人开火。第二天早上，当英国军队开着坦克进入营中时，他们发现了三万八千名幸存者，于是立刻将他们送到了医疗救护地点。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受到饥饿和疾病长期地伤害和摧残，最终还是有两万八千人离开了人世。英军抵达时，营里的秩序早已全然崩解，除了一间上锁的建筑物里塞满了留给守卫士兵的粮食外，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其他食物。就在柏根倍森集中营被解放前的十天，还有一批囚犯被送到了这里，他们大部分是从别的集中营转过来的，其中有些人是被牛车载运过来的战俘。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他们就睡在死尸堆上。而当我们经过这一带时，对此情况毫无所知，仍然尽情地享用着美味的蜂蜜。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距离我们的不远处，人性中一切美好与纯洁的东西似乎已经消失殆尽，而那些无私的英国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正在努力地抢救着那一个个被残暴对待的鲜活生命。

就像我此前所说的，这本书并不是在叙述一场战争的历史，也不是在那之后对于黑暗日子里所发生事情的全面纪录。这是我的故事，而我也只能叙述我亲眼目睹的一切。对于柏根倍森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我并不是亲眼所见，而艾薇和我也是在很久之后才听说了这个可怕的地方。事实上直到我们住在英国以后，我才完全清楚了那些掌控我们的国家的狂热分子所犯下的恐怖罪行。在德国境内，这件事向来很少被谈及。也许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感觉这份罪恶过于沉重，以至于我们无法恒久地背负。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我也从未听人提起过它，但自从我搬到英国以后，我在书里和电视上看到了许多相关的报道。我无法逃避这些历史，然而当时的我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我无法为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而道歉。有一些批评者认为我们不可能和这些可怕的集中营共存在一个国度里，却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断定为我们一定知道些什么。或许这对于那些住在集中营附近的人来说是这样，但我们在战争初期一直生活在汉堡，后来搬到了瓦尔特纳区，而当一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又返回了汉堡，这些都意味着我的家人和其他上百万人一样，确确实实与这些惨绝人寰的行径隔绝开了。当时我年纪太小还不太懂事，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确有种族歧视的政治宣传，而我的父母和姐姐可能有一些战前逃离德国或突然失踪的犹太籍朋友，但我发誓，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而逃离。当我读到这些事情，当我读到《安妮的日记》时，我和其他所有读到她故事的人一样伤心。对我来说，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共鸣：安妮比我年纪稍大，但她和我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在同一个政权下的孩子，但我们的命运却有着如此多的不同。我不禁留下了痛苦的眼泪，不只是为安妮，也为了那无法弥补的罪恶，还有一个国家竟然能被一个疯狂的奥地利人掌控，并以德国之名犯下了如此残忍的暴行。

那是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们一路前行，而对于我们附近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我只能为我们当时的不知情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的消息会让我们痛苦、折磨，而我们只有保持昂扬的精神，才能在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中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