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无力和困惑，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继续向着唯德村走去。不然还能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回头。我们已经行进了两个星期，虽然就直线的路程而言，我们只走了大约七十里的路程，但我们实际上绕行的路程比这整整多出了两倍以上，在整段旅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如此多的艰难险阻，在枪林弹雨中前行只为与母亲团聚。我们是怀抱着这样的信念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的，也是这信念帮我们熬过了最黑暗的时刻。在最后的几天里，它甚至成为了令我们欢心鼓舞的希望之旅。

可是转眼间，我们再次落得孤独无依，悲惨的境地无可言喻。艾薇再也不向我隐藏她的失望和沮丧了。她在日记里写道：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这一路的奔波与艰辛瞬间全部变成了徒然，这感觉就好像是有人拿把刀直直地刺进了我的心脏。妈妈不会弃我们于不顾的，我不能接收这个事实。我们哭了又哭，只是无法让眼泪停下来。

我们去了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地方——校长的家里，母亲在那里一直待到搭乘最后一班开往汉堡的火车才离开。校长夫妇两人看到我们时感到很惊讶，但却十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赶忙拿出了母亲写给我们的信，她料想过我们可能会来找她，她还是挂念我们的，这还算得上一个令人稍感安慰的消息。母亲的信写得很匆忙。

我亲爱的艾薇和芭比：

我们全部都搭上了最后一班去往汉堡的火车。虽然这里的主人对我们非常好，但我们还是觉得回去找个新住所，与家人和朋友生活在一起会比借住在这里好一些。你们回到汉堡的时就去找凯特阿姨，即便我不在她那里，她也会告诉你们我的下落。

永远深爱着你们，愿天主的祝福能够保佑你们平安无事。

妈妈

再次看到妈妈的笔迹，知道她还挂念着我们，让我们觉得不那么伤心了，但我们此时此刻的孤独与无助却仍是不可言说的。我们所有的亲人，包括外公外婆、意玛阿姨和汉宁、希达阿姨和弗克，他们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真是悲凉和凄惨的一刻。

借住的这家主人帮我们卸下了推车里的东西，安顿好一切之后，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逗我们开心，可是我们的情绪还是很低落。当我拿起那根香肠的时候，突然对它产生了一种厌恶感，我觉得它在嘲笑我。我们用心给妈妈准备了生日礼物，并在生日当天及时地赶到了她那里，可是她却离开了，这份礼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想丢掉它。”我心中暗暗地想，甚至不想多看它一眼。

艾薇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对于这根香肠，她一定有着跟我同样的感情。艾薇将它拿给了好心的屋主：“你们愿意收下这根香肠吗？这原本是我们给妈妈准备的礼物，今天是她的生日。”

“你们应该把它留给你们的母亲，”屋主客气地拒绝了，“你们一定会再看到她的。”

我们俩沉浸在极度的失望中，想从这样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实在有些困难，但是我们的屋主竭尽所能想帮助我们振奋精神，至少保证在生理上给予我们最舒适的照料。他们为我们准备热水澡，让我们享受了用洗发液梳洗头发的奢侈。而那天的晚上我们更是享用了配有餐巾、银制餐具以及洁净桌布的美美的一餐。他们还给了我们几件换洗的衣物，并把我们现在的衣服拿去清洗、熨烫和修补。尽管他们的招待十分周到，但我和艾薇仍深处万分心碎的悲痛中，我们很难与他们轻松地聊天、讲讲我们的冒险经历，我们甚至无法拼凑出一段不失礼貌的、客套的对话。那晚，我们睡在干爽、整洁的床单被褥中，但枕头却被眼泪浸湿了。

第二天，我们睡到很晚才起床。我睁开眼的时候，艾薇已经起来了，正坐在卧室精巧的梳妆台前梳理头发。艾薇转过身，笑着对我说：“好吧，娃娃，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继续走下去。我们都已经走了那么远了，所以应该把剩下的路走完。”

“我们可以像妈妈那样坐火车吗？”虽然当时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但我还是问了。

“不行。记住娃娃，火车已经停运了。妈妈和其他人搭乘的是最后一班火车。”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步行？”

“是的，不过战争已经结束，现在会好走很多。而且我们还有可爱的推车，如果你累了，姐姐可以一整段路都推着你走。”

艾薇当时并没有让我知道“这整段路”比我们来时所走的路要远得多，那是另外两百里的路。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想再走了。我依然沉浸在没有见到妈妈的悲伤之中，这让我根本无心起程。我怎么可能还有精神继续走下去？但是等到我从床上起来，看到艾薇是那么的乐观、积极时，我便同意了她的提议。艾薇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当下我便决定要带着我的小娃娃向汉堡前进。

艾薇的恢复速度简直惊人，前一天她还处在无法想象的、剧烈的痛苦之中，而此刻的她，又变得积极阳光、自信满满，或许也是因为她别无选择。要等到火车再度行驶可能需要等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而在那之前，我们只能一直待在唯德村。尽管可以得到屋主悉心的照顾，可我们姐妹两人依旧是远离亲人、孤苦无依的避难者。艾薇想尽量让这段即将开启的旅程听起来很有趣，貌似是个很棒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个迫于无奈的决定。“我们明天就走，”艾薇十分坚定地说，“所以，娃娃，我们好好享受在这里的最后一天吧！让我们充分利用今天的时光。”

于是，在那一天中，我们放松下来，尽情地沉浸在屋主仁慈而亲切的招待之中。我们在那里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晚上我们又泡了一个热水澡。在这段与校长一家人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尽管对于他们拘谨的言行我颇感敬畏，不过他们确实都是好心人，也对我们关怀备至。

校长夫妇俩建议我们多住几天，但是我们执意要立即起程。当校长警告艾薇，一个年轻女孩儿带着一个小孩子单独旅行是非常危险的时候，艾薇告诉了他一些我们已经碰到过的惊险的情况，然后笑着说：“不会有比这些还糟糕的事情了。”

真希望艾薇的话是真的……

主人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一直忙个不停，当晚我们吃了一顿大餐，主人特地为我们宰杀并烘烤了一只他们自己平日都不舍得吃的鸡，搭配着储存在地窖里美味的瓶装腌渍水果，再加上一瓶香醇的葡萄酒。

在这顿美好的晚餐结束时，校长说：“我看得出，艾薇小姐，你的心意已决。我不会阻拦你，我也看得出来你的耐力，你带着芭比已经走了那么远的路。与母亲团聚的意义对于你来说如此重大，在此刻阻止你们是不对的。但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我认识两个明天和你们往一个方向行进的朋友，我希望你们可以考虑与他们一路同行。他们都是正人君子，如果你们能和他们一道，至少在刚开始的一段路上，我觉得比较妥当，我们也会放心一点。你们愿意吗？”

艾薇答应了校长的建议，我们便上楼了，在温暖而舒适的床上度过了在校长家的最后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了两位同行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要回家寻找失散的亲人的。第一位是喀拉玛先生，他大概六十多岁，个子很高，还有点儿驼背，他不需要入伍作战，但仍被征召去管理一处供应站。喀拉玛先生戴着一副眼镜，因为近视度数很深，所以在他的眼镜镜片里可以看到一个个圆圈圈。而当你直视他的时候，他的眼珠会因为折射作用而变得异常巨大，就像是金鱼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游移。这让我感到很奇特，尤其是他其中的一个镜片碎了，还用胶带粘了起来，因此遮住了他一半的视线。

另一位是哈根博士，我猜想他应该有四十几岁，其实要一个小孩子目测出成人的年纪是有些困难的。这两位同伴对我来说似乎都有些“老”。我并不知道哈根博士在战争期间负责什么任务，他从来都没有谈起过，或许他告诉过艾薇，但艾薇从未跟我提起，即使是几年后当我们再谈起这次漫长的旅途，她也什么都没有说。在战前的和平岁月里，哈根博士是一名学校的教师（在德国，教师常常被人称为博士），是我们在唯德村的屋主的同事。也许哈根博士入过伍，因为没有成为战俘所以目前正在返乡的途中。他身上没有穿制服，不过当时有很多人会帮助士兵，为他们提供平民的服装。我记得他的裤腰上绑着一条粗绳子，可能因为长裤腰围有些宽大。

我们一行四人向善良的校长和他的妻子挥手道别。新的旅程开始了，我们又一次带上我们的推车和小背包上路了。夏洛蒂依然被我时时刻刻紧抱在身边，不过这次我们储备了充裕的食物，我们准备了面包、火腿、乳酪，还有校长一家储放在地窖里、已经腌渍好的苹果和梨子。同时，他们还为我们准备了几条毛毯带在路上用。

刚刚离开唯德村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既然战争已经快结束，生活也就大致会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这段旅程会比先前的那段更加艰辛与苦涩。虽然我们不必再为了躲避战火而绕远行进，但这次的路程却要比之前的路远得多，而且想要生活在一个被盟军占领、饥饿随处可见的国家，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的。

出发的第一天，我们绕着哈勒城的外围和乡村的小径前行，路面上堆起了大堆的木材作为路障，以减缓战胜国入侵的速度，就像是我们之前碰到的“坦克坟墓”那样的战壕以阻挡坦克的行进一样。哈根博士虽然个头不高但却十分有力气，每当有木头挡住我们的去路时，他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它们移出路面，一路上有他陪同，我们真的是挺幸运的。

几个小时过后，当我们进入高速车道时，因为有军方的车队经过，路面的木头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所以我们一路畅行无阻。

同行的这两个伙伴似乎都很好相处。虽然喀拉玛先生戴着贴着胶带的眼镜，外表看起来有些奇怪，但人却活泼开朗，依旧是保留着和七岁小朋友十分契合的幽默感，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在旅程结束的数年之后，艾薇告诉我其实他很讨厌，这我倒是可以理解，对于成年人来说，喀拉玛先生的确是不讨人喜欢；但对我来说，他的肚子里装满了故事，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不过有时他说起笑话来，艾薇偶尔会瞪他一眼，并要他“小心一点”。现在想想才知道，艾薇当时是不想让我听到一些她觉得很不入流的故事。

哈根博士却并不是那样健谈，很多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走着。我还记得他拄着一根拐杖，那根拐杖的握柄处刻着一张狗脸。我很喜欢那支拐杖，有时候哈根博士也会把拐杖递给我，让我拄着它走。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如果握柄处的那张狗脸是面向前方的，那么它就会保护着我们免受伤害。

我们的旅程可以说进行得相当顺利，我们现在有三个成人，这样可以轮流推着推车。现在没有了空袭，我们便不再需要为了躲避战火而绕道行进，而且我们可以在白天进行我们的旅程。现在的路上也多了许多赶路的行人，偶尔，我们也会和他们交谈，并和他们一起走一小段路。总之，不需要被迫跳进树林，或是为了要躲避子弹而趴到地上赶路，实在让我们轻松了许了。

但想在晚上找到一个可以安排夜宿地点的单位就难多了，我们避免在城镇或是大型的村庄里停留，因为现在那里一片混乱。许多地方的行政管理机关已经全然瓦解，尽管一直以来它们运作得十分有效率，并且为避难者提供了很多必要的援助。但现在城里的电力供给已经中断，地下污水管也已经破裂失修，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其中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变得残忍无情。那些曾经负责安排避难者夜宿事宜的高级长官许多都已经遇害或是逃亡了，身为一名“忠诚”的纳粹分子，他们已经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了自我了结。也许他们真的是受到了蛊惑，认为没有了纳粹的管理，他们的生命就没有了延续的必要。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更加重了城市的无序状态，即便是在那些依然存在着当地政府机关的地区，对于他们来说，城市本身要解决的问题远远大于民众的需求和安危。

失窃的消息随处可闻，抢劫也不在少数。在战争正式结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在盟军控制之下的城镇一直深处晦暗、危险以及律法荡然无存的无序状态下，有些妇女为了填饱她们自己和孩子的肚子，甚至别无选择只能出去接客。而当城镇的秩序开始慢慢恢复的时候，宵禁便开始实施了，他们企图以此来隔离群众、清空街道，有时一整天里只有三个小时的解禁时间。城里的食物应急供给措施被再度启动，但从来都没有剩下任何多余的食物给我们这些路人。

同行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睡在了桥梁拱道的下方，这架桥梁横跨在萨勒河的一条支流上。我们一直沿着萨勒河的河道前行，但应该不会走太久。艾薇告诉我们萨勒河最后会流入易北河，如果我们沿着易北河一路往北走，就会到达汉堡，但如果我们一直沿着萨勒河走，要多走好几里的路。因为降雨量小，这条河流的水位很低，我们在砖造结构的桥体旁边找到了两处可以安身的地方。喀拉玛先生和哈根博士睡在其中的一个凹洞里，我和艾薇睡在了另一个洞里。幸好我们有事先准备好的毛毯，可以把我们包裹起来抵御寒风。我喜欢在这里的一夜，水面上处处生机勃勃，整晚都可以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也许是鱼，还有可能是蟾蜍或是青蛙。半梦半醒之间，我感觉自己像来到了爱丽丝的梦游仙境。虽然在黑夜中我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我想象着此时正有一只大青蛙坐在百合叶子上盯着我看，我一点也不害怕它们，因为我把它们想成是在那里保护着我们的。我喜欢倾听那潺潺的流水声，那声音让人感到舒缓和安全。进入梦乡之前，我依稀还听到了蟋蟀尖锐的叫声，不过，或许跟青蛙一样，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梦。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对着另一个洞里的先生们喊了声“早安”，接着响起了迷人的回音，于是我接着又试了好几次，我的回声与两位先生的回应声混合在了一起，听起来十分有趣，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在河边，我们吃了一些带在身上的食物作为早餐，之后我们便返回到了马路上，朝着亚斯里本的方向走去，我们会在那里最后一次跨越萨勒河。直到抵达那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已经无法穿越亚斯里本的桥梁过河了。为了阻止盟军的入侵，德军在撤退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给炸毁了。

这时，我们发现河上有一艘正在行驶的简易渡轮，我们四个希望可以搭乘它过河。说是渡轮，其实它只不过是个平板的木筏，连护栏都没有，在我们的脚下摇来晃去，要搭上去也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带上我们心爱的推车。喀拉玛先生和哈根博士帮着艾薇小心翼翼地将推车移到船上。

“你们不应该带着这个东西，应该把它留下来。”船夫没好气地说。但艾薇坚持要带着推车，为此还提前支付了渡河的费用。我们几个全部坐在船中间，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尽管我很想坐到船边，试着用手划过水面玩耍一下。

“你必须安静地坐在这儿。”艾薇十分严肃地告诫我。我想她是担心任何的移动都有可能引起翻船的事故。

船终于安全地到达了河的对岸，我们沿着主道继续往亚斯里本走去。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几辆停着的卡车以及一群在路边用餐的美国士兵。他们的车队里只有卡车，却没有坦克，所以我们觉得他们很有可能是跟在主要入侵部队后面、提供支援和供给的队伍。

他们很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于是我们也走上前去和他们说话。在短短的几天里，我们已经不再畏惧这些外国士兵了，而他们也已经从敌人化身为了我们的朋友。

“不如你们也加入我们吧？”其中一个士兵提议让我们和他们一起用餐，于是我们便坐了下来，和他们一起吃了一些火腿和薄脆饼干。他们分配的食物中还包括几包雀巢的速溶咖啡。我不太记得咖啡的味道，因为在打仗的这几年中，我们根本喝不到咖啡，而艾薇和两位先生都因为能再次喝到咖啡而感到非常兴奋。品尝过后，他们告诉我这远不及真正的冲泡咖啡。在战前，由新鲜的咖啡豆研磨、过滤之后所冲泡出来的咖啡是德国人唯一会喝的咖啡，不过此时能喝到一杯速溶咖啡，他们也已经很知足了。

用餐结束后，这些士兵还说要载我们一程，于是我们欣然地接受了。他们将我们的推车放到一辆卡车的后车厢，我们也陆续爬上了车。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们与德国士兵一起坐车的情景。这些美国士兵对我也是一样的关怀备至，其中一个人还拿出了他的皮夹，把他女儿的照片递给我看：她长得很漂亮，跟我一样也有着卷卷的头发。除了语言和制服上的差异，这些美国士兵和其他人，也就是他们的“敌人”一样。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不过看得出，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他们开怀大笑，互相开着玩笑，无疑和我们一样对战争的结束感到了切实的解脱，而且我们在彼此的陪伴下都感到很放松。

哈根博士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他和他们聊天，偶尔充当一下翻译。艾薇的英语跟哈根博士比起来差很多，不过士兵们也和她聊天，而喀拉玛先生和我则只能坐在一旁听着，想尽办法跟上他们。哈根博士后来告诉我们，这些士兵跟他说他们来自美国的哪个地方以及自己离开家乡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此时，所有人都把家挂在嘴边，它是我们所有人都向往的地方，也是我们所有人将要赶往的地方。而对我们这些已经失去了家园和房子的人来说，家人在哪里，我们的家就在哪里。

在靠近亚斯里本的地方，我们这些新朋友把我们放下来了，同时还送了一些食物给我们当礼物，那是几包标有“早餐”字样的早餐包，由此可以推测出他们早餐包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午餐包和晚餐包的数量。此外，他们还给了我们很多的口香糖。

进入了亚斯里本，我们和往常一样试图去寻找当地的服务机构，看看那里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避难者准备借宿的地方。不过刚到那儿，喀拉玛先生就离开了我们，他的家人就在附近村子里居住。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被征召入伍儿子以及参加德意志女青团的妻子了，如今他总算快到家。

“再见，祝你好运！”我们齐声高呼。

他跟我们握了握手，说道：“也祝你们好运，希望你们的家人都平安健康。”

我们也祝福他，希望我们的家人都能免于战争的迫害和摧残，都能够平安无事。

我们在亚斯里本没有找到可以借宿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动身。临行前，我们打开了第一袋美国士兵送给我们的餐包：水果条、薄脆饼干、速溶的雀巢咖啡和一包糖，此外还有一小罐火腿或是腌制的牛肉，餐包里的食物很丰盛。我觉得那些东西很好吃，而且不只是早餐，在任何时候它们都会是一顿美好的大餐，我们很感激能有这些东西。我也非常喜欢打开这些食物，这就好像是每次生日的时候，可以拆开许多许多的小礼物。这些食品的包装袋上全都写着英文，所以我也只能等到拆开包装纸以后才能知道里头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又在野外睡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起来继续赶路。话说个不停的喀拉玛先生离开了我们，哈根博士渐渐地开始说话了。哈根博士以前是教古典文学的，他讲述了许多发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故事给我听，用他自己简化后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剧本来和我开玩笑，他还常常引用席勒和其他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品中的话，这些知识都使我受益匪浅，同时，也让我非正式的教育得以延续。

虽然我们拥有咖啡和茶叶，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缺少煮泡它们的工具。但有的时候在某些村庄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热水。在我们这一段的旅程里，我们发现民众变得越来越不友善，越来越多疑，他们的大门不再像之前那样愿意为我们随时敞开了。

“你知道吗，娃娃，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们在外面睡觉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艾薇对我说，“不过真幸运现在的天气这么好，地面也都很干燥，而且躲在毛毯里头看着天上的星星会很好玩的，不是吗？就像露营一样。”

和往常一样，艾薇帮助我乐观地面对每一件事。但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我们竟然找到了一个可以借宿的地方。房子的主人是住在村外的一位寡妇，她和女儿一起住。这位寡妇在路上碰到我们，觉得我们看起来正直又可靠，便邀请我们到她家过夜。我和艾薇睡在了她房子里的扶手椅上，而哈根博士则被允许使用她畜养鸡和山羊的小谷仓。

她的女儿名字叫做蕊内，好像智力上有一些障碍，她说话的时候很慢，已经四十几岁了，但心智上的年龄可能比我还小。玩跳棋的时候，我总能很轻易地赢过她。艾薇轻声告诉我偶尔也要让让她，于是我照做了。蕊内与人沟通的方式很特别，她总是笑，是那种不好意思的“咯咯”的笑，因为对于她来说，张嘴说话很难。她的母亲很高兴我跟她一起玩、跟她说话，因为她并没有什么朋友。

“她对小孩子来说年纪太大，可是对成年人来说又太幼稚。”寡妇看起来十分惆怅。当时我只是觉得这种说法很奇怪，我根本不能理解妇人照顾她女儿时所要面对的种种困境。她很庆幸蕊内一直安然地陪在她的身边。

“如果我死了，我可怜的蕊内以后要怎么生活啊？”她一直都在为女儿的生活担心。

眼前可能发生的事情总是令我感到忧心和焦虑，但待在她的家里仍是段让人感觉愉快的时光。除了养鸡和山羊之外，这位寡妇还有一大块菜地。我们在那里吃得很好：煎蛋卷、萝卜、马铃薯，还有用美军的早餐包里的速溶咖啡。和我们一样，这位寡妇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喝到咖啡了，我们还将山羊的奶加在了咖啡里，那味道真是非常奇怪。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是宁愿喝茶，也很少喝咖啡。

有我们的陪伴，那位寡妇看起来很高兴，她问我们是否愿意再多住几天，但我们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我们想要继续前进，汉堡才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们第二天就动身了，没过多久我们就走进了一座村庄，希望在那儿可以买些面包和其他的补给品。虽然艾薇身上还留着妈妈给她的大部分钱，但每件东西的标价都让我们十分错愕。我们走出了第一家面包店，因为艾薇说太贵了，但是到最后我们也没有发现一家便宜的店铺，所有的标价都是一样的。我们不仅要付下买面包的钱，还要额外再买一些乳酪。我们在第二段的旅程中一直饱受饥饿的折磨。处在战败的边缘，所有的社会机器也都在随之瓦解，食物的供给也就变得十分短缺。而哈根博士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们当然得和他一起分享我们的食物。

吃完这顿昂贵但又迫切需要的午餐后，我坐在了推车里，艾薇推着我，哈根博士拄着他的狗面拐杖，我们三个继续向着我们的目的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