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1943年7月25日，英军和美军的炮火对准了汉堡，向汉堡发起了大规模的空袭，此次炸弹的密集度和猛烈度超过之前任何一次。汉堡之所以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因为它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德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一百七十五万，并且拥有德国最大的港口。汉堡还是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其造船厂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德式潜艇，在这场突袭发生前两年，这里几乎每个星期能生产出一艘以上的潜艇。此外，汉堡还拥有生产军机组件的工厂、多间机械制造工厂以及重要的炼油厂。因为上述原因，汉堡无疑是英美联军首要攻击的目标城市。

汉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事实上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尽管因为当时年龄小，还不知道为何它会成为首选的攻击目标，但那时的我已经知道“空袭”的意思。当防空警报一响，我们就会立刻跑下楼躲进公寓底下的防空洞，以免被轰炸机的进攻所波及。在当时几乎每栋建筑里都有防空洞，所有居民都会在那一刻走进防空洞里，挤在一块儿，等待空袭的结束。之后有人会试着爬到上面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发生。我们的大楼总能幸免于难，这对我们来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事情。

在我六岁生日的前两个月，也就是那年的七月，我跟随父母已经到达了远方的波兰，而那时汉堡正经受着猛烈的袭击。短短几天之内，超过一万吨的弹药袭击了我们的城市，在这场突袭中有五百位联军的飞行员牺牲，并有四万四千六百名德国普通民众失去了生命。他们之中有些是直接被炸弹炸死的，更多的则是被建筑物间燃烧的大火给烧死的。汉堡有一半以上的房屋被摧毁，九十万人流离失所，无奈之下很多人逃出城去。为了照顾受难的民众，虽然随时都可能遭到袭击，但火车依然照常行运，并免除了车票。没坐上火车的人则要想别的办法逃离，有的搭乘马车，有的只能徒步前行。

后来我们收到一个消息，有一天炸弹直接命中了我们位于凡贝克修斯路的大楼，整座大楼都毁了。幸运的是父亲、母亲、艾薇和我都平安无事，但我们也为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而感到遗憾。除了带在身边的财物，我们失去了一切，尤其是露西留下的每一件物品。这对于我的母亲来说，无疑比炸毁她自己所有的物品更令她心痛。

空袭过后，我们焦急地盼望着其他家人平安的消息，这个等待的过程着实令人寝食难安。幸运的是，外公、外婆、希达和意玛阿姨以及她们的孩子，当时都躲在防空洞里所以全都安然无恙。不过和其他家庭一样，他们的房子也在空袭中被炸毁，而两位去打仗的姨父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家人联系了。因此，他们只能去投靠那些在郊外建有房子、且没有遭受空袭的亲戚。我们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于是父亲开始接应那些前来投靠我们的亲戚，他们全部来到了瓦尔特纳区和我们会合。

父亲有位名叫波特斯的朋友，经营着另一间大型农场。他告诉父亲就在附近的普尼兹镇有一间空屋，那座单层楼建筑非常宽敞，一个砖块工厂的经理曾住在这里，后来砖块工厂关闭了，那间房子也就空在了那里。房子距离马路不是很近，后方有一道长五百米左右的轨道，直接通到砖块工厂。我父亲很喜欢这套房子，于是我们全家都搬到了那里。

那是间装修华美、房间众多的房子，客厅宽敞明亮，还有四间大卧室，全都与公共房间相通。外公、外婆共居一间卧室，三个姐妹与其儿女各居一室。我不记得大家是如何到达那栋房子的，但是我记得我们是同时抵达的。然后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和母亲到了他为我们选好的卧室。每个小家庭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卧室床上，没有人争吵谁的房间更好些。每个人都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头顶上终于有了坚固的屋顶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了，而且我们能在新的房子里再次团聚也是很难得的。

为此大家一直欢欣鼓舞，但是有一天一封电报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母亲拿来电报细读起来，读完之后她就哭了起来。原来电报命令父亲必须在指定时间到某个军需库报到，这意味着什么，母亲非常清楚。父亲已经上了年纪，然而他身上的残疾以及他所处的重要职位，再也不能保护他了。这些之前免服兵役的男子，在德国士兵短缺的情况下，也要跟着走上战场。很快，年轻的男孩们也在征召之列，他们也都收到军方公文，要求他们入伍，尽他们的国民义务，与敌军进行最后几轮的战斗。在所有被重新征召的人当中，我父亲的情况属于最糟糕的一个，他要到对抗苏联军队的前线去打仗。

大人向我们隐瞒着事情的真相，只是告诉我父亲要出门一段时间，不想让我知道他们的担忧。在父亲离开之前，父母带我去拜访了他们的几个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养了一只腊肠狗，而且刚生了一窝小狗，这让我满心欢喜。更令我激动的是，就在我们要离开时，他们送了一只狗宝宝给我。我想大人们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开心，让我不去想父亲将要离开的事。我给那只小狗取了一个名字叫伦皮，它非常通人性，也很讨人喜爱，等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它就喜欢跟着我四处乱走。

送走父亲之后，我们在新家继续过着日子。这房子除了有四个侧卧之外，还有一间大客厅，客厅里面有一个大壁炉，而在壁炉的上方装着一个烤箱。打开烤箱的门，就能放入苹果或马铃薯等食物进行烘烤。木炭或煤炭等燃料则要从壁炉另一端的房间添入。壁炉一整天都在烧着，只有晚上我们才会将火调小，而里面的灰烬一天清理一次就可以了。烤箱上贴满了闪亮的绿色陶瓷，在它旁边有一个长凳，我们可以在这里坐下取暖。此外，屋子里还有一间用餐室、一间比较宽敞的厨房，后面有一间储存室以及另一间厨房，里面有可以制作乳酪和奶油的搅乳器、一个专门用来将甜菜熬煮成糖浆的锅炉，还有一个为专洗白衣服而设的洗衣台，以及一间舒适的淋浴室。

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没有多少积蓄的人来说，还能住在这样一间设施齐全、装修舒适的房子里，确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身边留下的衣服和玩具都是父亲带给我的，母亲的那只咖啡色的小皮箱，自从她住院就一直带在身边。皮箱里放着崭新的毛巾、精致的香皂、贴身的内衣裤、柔软的睡衣和睡袍，以及一套总是随身携带的纯银餐具。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每个人都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纯银餐具，握柄上刻印着主人的名字。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了套自己的餐具，不过在后来的一次搬家中丢失了。不过意玛阿姨送给我的汤匙——作为坚信礼的礼物——我至今都还珍藏着。谢天谢地，我母亲的那本相簿她仍带在身边，否则我们以前生活的种种场景以及露西所有的影像早也就灰飞烟灭了。

我的外婆外公、我的两位阿姨及其她们的孩子，所有的衣物就只有他们身上穿的那一套。不过这不是问题，我们家的女人都很善于缝纫，哪怕是零碎的布料，她们也能将其缝制成一件能穿的衣服。我们这些小孩子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只要好好玩耍就可以了。

希达阿姨与我母亲有一个十分相似的地方，她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以及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孩子。大儿子叫做乌里希，人在希特勒青年团里；另一个是女儿，名叫德克拉，和艾薇一样去了德意志女青团教书。尽管我们住的房子空间还算大，但乌里希来看我们的时候会把一间空房变成了一个大鸟笼。他会抓来不少麻雀和杜鹃，把树枝、食物和水都放在里面，还捉了许多喂鸟儿的虫子。我们给他起了个十分贴切的昵称——“疯子”——不过被气疯的往往是两位阿姨，当她们看到房间被乱飞的鸟儿弄得一团乱时，简直就快被气炸了。乌里希则被迫将鸟儿全部放生，当然，还要把房间清理干净。

我们在一起到处调皮捣蛋的时候，乌里希总是充当着首领的角色，他比我和弗克要大八岁，而且他当“首领”很有一套。每次他想让弗克和我顺从他的话时，他就会说：“芭比可比弗克勇敢多了呀！”我最喜欢听他这样说了，为了要证明他说得没错，我总是会按照他的游戏规则执行。而弗克因为急着证明他和我是一样的勇敢，自然也都听他的。

为了冷却刚做好并且还在发热的砖块，这间老旧的砖块工厂的旁边有几座人造的池子。工人会先把发热的砖块搬运到车厢上面，再把车厢推到小轨道上，然后再转运到大轨道上，这样砖块就会自然地滑入水中，得到冷却。这些设备至今仍然能够正常运作，而轨道和车厢都大到足以让我们全部爬进去，所以我们常常上那儿去玩，并且乐此不疲。不久，听说有人在稍远些的池子里溺水，母亲得到这个消息后便警告我们不准再靠近池子，不过在乌里希的领导下，我们依旧是我行我素。

乌里希告诉我们砖块工厂里会有狐狸出没。这座工厂本身是一栋三层高的建筑，我们没事就喜欢在里面闲逛。乌里希说得一本正经，还说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照顾那些狐狸。不过在我看来，那里唯一会存在的生物大概就只有老鼠和蝙蝠。母亲随身携带的衣服中有一条可以围在脖子上的狐狸披肩，像项圈一样，披肩的一端是狐狸的头，另一端则是绵长细密的大尾巴，现在听起来有些吓人，但在当时确实很流行。一天，乌里希命令我要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卧室的衣橱中把这件狐狸披肩拿出来，我照做了。乌里希把披肩带到了砖块工厂，在一端绑上了一条长线，藏在一个角落里，一切准备就绪。他要我们在他藏有狐狸披肩的房间里坐着。接着他跑到一边，巧妙地拉动了长线，狐狸的头便突然出现了，弗克和汉宁都被吓得落荒而逃。后来，妈妈发现了这件事很不高兴，她觉得我们把她美丽的披肩给弄脏了。

即便乌里希不在，弗克、汉宁和我也是一个绝妙的三人组合，我们玩得很开心，偶尔还会惹出些小麻烦。有一天天气十分寒冷，农田附近的排水沟全都结上了冰，丢出的石头留在冰面上也都不会沉下去，于是我们三个想如果冰层够厚，并且能撑得起一颗石头的话，也就能承受得住我们的重量。而我就被光荣地选为了第一个在冰上试重的人，结果自然又是闯了大祸，我整个人直接掉进了冰冷的水沟中，冰水一直没过了脖颈。幸好附近刚好有人经过，把我拉了上来。妈妈看到我回家时的狼狈样子，十分恼火，她很担心我会溺死或者冻死，而且觉得我的行为十分愚蠢。

赶上德意志女青团休假的时候，艾薇和德克拉也会回来看我们。知道她们要来，我们总会欣喜若狂，沿路狂奔到普尼兹的转角处，挥手迎接从火车站走过来的两个人。

一家波兰人住在我们房屋旁边的小庭院里，女主人在我家做事，男主人则在我们需要外出的时候备好马车。他们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彼得，不过比弗克和我都小一些，所以他只能和我们一起在庭院里玩游戏，不能加入我们在砖厂里的冒险。跟他在一起玩耍时我甚至还会学了一些波兰文，但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只记得“牛奶”和“亲我一下”这两个词。

游戏时间虽然精彩，但毕竟是短暂的，我们还是得去上学，父母不会因为外头的战乱而让我们耽误了学业。波特斯夫妇，也就是帮我们找到这间房子的人，替他们的孩子请了位家教，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去他们的庄园大宅里上课，学费分摊。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全部被带到了大约两英里外的一间小学校，或许是因为家教离职，也或许是这家人想让孩子更好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圈子里。每天早上，都会有一辆小巧可爱的马车从大宅出发来接我和弗克，汉宁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所以独自留在家中。能够乘坐马车上学让我觉得自己非常神气。我是一点都记不得在那间学校里到底学了些什么，只记得很喜欢上下学的这段旅程。有时候我们还会说服马车夫稍作停歇，让我们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采些野蘑菇。

家中的大人们自然也会发挥所长，我母亲结婚前就当过家庭女教师，曾经是声誉卓著的弗若博学院的学生，所以她负责弗克和我的阅读学习；希达阿姨为一家大型的企业从事设计工作，她的字写得非常漂亮，所以负责教我们练字；意玛阿姨则负责教我刺绣。外婆总是习惯用对成年人说话的口吻与我交谈，尽管我还很小。她教我用棒针和钩针进行编织，我清楚地记得她有时会让我坐在她的腿上，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转动棒针。不过对我而言，感触最深的还是她那套人生哲学：“不论你做了什么，都不需要每天或每个礼拜去教堂。只要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入睡前都不会为白天所做的任何事感到抱歉，那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基督徒。”她的话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提醒着我：“如果你将会对你所做的事感到抱歉，那么就不要去做。”

有一次，因为我的调皮，我不得不向外婆道歉。外婆有一件很漂亮的衬衣，衣领上镶着蕾丝边，还有一整排按压式的金属扣。由于年纪大了，外婆的手指变得不太灵活，有时候她无法把所有的扣子都扣上。有一天，我坐在她腿上玩耍，调皮的我把这排扣子全都拉开了，因为那些扣子一个个弹开的样子让我感到十分新奇。结果外婆穿在里面的衬衣露了出来。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衬衣，乳白色的，镶着蕾丝边，是外婆亲手缝制的，样式看起来有点像现在年轻女孩们穿的短袖衬衣。就在我欣赏着那件美丽的衬衫时，她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外婆是个谨守礼节和规矩的人，也十分保守。而我也意识到了自己所做的事有多么恶劣，并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虽然外婆并没有真的对我生气，但我知道她不喜欢这样。我在那晚睡前的祷告中，我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忏悔。第二天我给了外婆一个深深的拥抱，并告诉她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当然，她高兴地原谅了我。

因为外公在海上工作了许多年，所以他那里有许多精彩绝伦、充满异域风情的故事。而外公的课也是我们最喜欢上的。我还记得那时家里有个地球仪，里面还装着灯泡（虽然我不清楚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在给我们上课之前，外公就会插上地球仪的插头，顿时，一座奇妙的星球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挤到他身边，围坐在客厅温暖的火炉旁。外公的开场白是：“今天我们要到哪儿去旅行呢？”一次奇妙的环球旅行便随即开始，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的每句话。

那时家中有那么多人，食物短缺是在所难免的。幸好家中的女人们都很能干，而且都烧得一手好菜。在大人们的保护下，孩子们对生活境况的严峻性并不知情，而且那时的我也确实没感到缺少任何东西，桌上好像永远都有可以吃的食物。而我也从家中的女人们那里学到了如何料理家务，以及如何能够变化出一道道美味的佳肴。我敢肯定外婆和她的三个女儿一定都有一双妙手，只是我们这些孩子都把这视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的房子还带个果园，里面长满了苹果、梨等各种水果，此外还有一个菜圃，我们在那里种植了很多蔬菜。一次，有道闪电击中了园子中那棵最美的梨树，把它劈成了两半，幸运的是，其中的一半后来还能继续结出果实。这是那几个月中让我感到最悲伤的事情，甚至比周围连天的炮火更让我难过。屋子前面长满了葡萄藤，顺着格子棚架不断往上生长，每当果实成熟，从我们卧室的窗口伸手就可以摘下美味的葡萄。

那会儿清晨六点钟的时候，大农庄的货车在去市场递送农产品的时候，都会在我们的门前停留一下（我家的大门是从来都不上锁的）。他们会卸下一只大大的木箱，里面装满了各种蔬菜：番茄、芹菜、芜菁和土豆。那新鲜的番茄被咬开时所散发出的清新香气和美妙的滋味，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是唇齿留香，不能忘却。

我们不用担心蔬果的问题，因为父亲在离开之前就已经把蔬果的运送工作安排妥当了，而我们也总是有钱来支付这些运送的费用，并且会酬谢隔壁的波兰家庭的帮忙。普尼兹是个可以买到大多数商品的繁荣小镇，虽然我们在镇上的银行开了账户，但因为去一趟镇里要花费挺长时间，所以我们在家中还是存放了不少现金。

父亲没离开之前，常常会给我们带回些兔子和雉鸡，那是父亲参加定期的狩猎活动的猎物，也是我们肉类供应的主要来源。

当地的一间农场会定期举办“屠宰庆典”，我们有时也会受邀参加。农场主会在一年里集中的三四天，雇用几位屠夫来宰杀那些养来食用的牛和猪。当然，我们从未亲眼目睹过屠宰现场的残忍景象，但是当地人都把这件事视为一场盛大的庆典，这里充斥着各种美味的食物：丰盛大块的煎牛排、串烧猪肉、排骨以及香肠。除此之外，桌子上还摆满了马铃薯、沙拉、面包和奶油，还有很多饮料。我们就在餐桌前大快朵颐，吃完便在农场上追逐嬉戏，一同玩耍，大声欢笑。不仅如此，农场也会借机向人们展示香肠的制作过程，此时大人们会顺便订下想购买的肉类和香肠，而这些肉制品的供应也够我们接下来坚持好几个星期的。

家里养的几只羊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羊奶，而牛奶主要是依靠大农庄送来的。我们也会自己制作奶油，大人们常常围坐在搅乳器旁，搅得手酸时就由下一个人来接替。我们还自己种些甜菜，屋子后面的那间小厨房成了甜菜加工的主要阵地，而熬制甜菜的味道则是另一个能强烈勾起我回忆的气味。大人们在那里把甜菜熬煮成糖浆，以便给其他的食物增加甜度。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快乐幸福、自给自足的生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我们是多么得幸运，因为在欧洲其他大都市里，食物短缺的现象十分严重，配给的限额也非常严格。当然，如果像我们一样是住在乡下的话，那事情就会变得相对简单许多，似乎吃的也都很不错。

我们住在宽敞的房子中，日子过得和往常一样平静，这样幸福舒适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我的左膝上长了个肿瘤，被庄园的马车送到了离家最近的一家医院。肿瘤被切除了，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因此留下什么后遗症，只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腿从脚趾到大腿都套在一个貌似塑胶做的模具里，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开刀处的伤口能一直保持平展，避免日后腿部永远无法伸直，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好几周。

在这期间，我们甚至还为外公办了个八十岁的寿宴，德克拉和威利姨父（希达阿姨的丈夫）趁着放假回来了，艾薇也回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天。那天下午，波特斯一家也从他们的庄园大宅赶过来和我们一起庆祝外公的生日。对于我来说，有艾薇的陪伴让那天变得十分特别，因为我想念我的姐姐，我希望她一直在我身边。

这年的圣诞节也即将到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欢欣与喜悦。但我从未想到过，我们这个温馨的小世界正处在崩裂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