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沃尔格林和西夫韦作为零售合作伙伴的引入，伊丽莎白突然遇到了一个她自己造成的问题：她跟两家公司都说，她的技术可以基于少量血液样本开展数百项检测。事实是，爱迪生系统只能做免疫测定，即一种使用抗体测量血液中物质含量的检测。免疫测定包括某些经常用到的实验室检测，如维生素D的测量、前列腺癌检测等。但其他许多血常规检测，包括从胆固醇到血糖的测定，都需要完全不同的实验室技术。

伊丽莎白需要一种新的设备，一种可以开展不止一种检测的设备。2010年11月，她雇用了一个名叫肯特·弗兰克维奇（Kent Frankovich）的年轻工程师，让他负责设计这种设备。肯特刚刚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此之前，他有两年的时间是为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在帕萨迪纳（Pasaden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工作，在那里他帮助建造了火星探测车好奇号（Curiosity）。肯特随后招募了他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时认识的朋友格雷格·巴尼（Greg Baney），此人后来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火箭公司SpaceX——总部在洛杉矶——工作过。格雷格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260磅，体型像职业橄榄球联赛（NFL）的前锋，但这样的体格之下蕴藏着非凡的才智和敏锐的洞察力。

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肯特和格雷格成为伊丽莎白最喜欢的员工。她参加他们的头脑风暴会议，为他们正考虑使用的机器人系统出谋划策。她把公司的信用卡给他们，让他们购买想要的任何设备和物资。

伊丽莎白给要求他们制造的机器取了个名字，叫作“迷你实验室”（miniLab）。如名称所示，她最重要的关注点是其大小：她仍旧抱持着那种愿景，希望有一天把它放在人们家中，想要它可以放置在桌上或架子上。这带来了工程学上的挑战，因为，为了运行所有她想要的检测，迷你实验室需要比爱迪生设备多得多的部件。除了爱迪生的光电倍增管以外，新的设备还需要在狭小的空间中塞下其他三套不同的实验设备：一个分光光度计、一个血细胞计数器，以及一个等温放大器。

所有这些都不是新的发明。第一个商业化的分光光度计是在1941年由美国化学家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man）开发的，他是实验设备制造商贝克曼-柯尔特（Beckman-Coulter）的创始人。其原理是用有色光照射穿透血液样本，测量样本吸收多少光线。从光线被吸收的程度，可以推断某种微粒在血液中的浓度。分光光度计可以用来测量像胆固醇、葡萄糖和血红蛋白这样的物质。血细胞计数器是一种计算血细胞的方法，发明于19世纪。它被用来从其他的身体失调中诊断贫血症和血癌。

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使用这些设备已经有数十年时间。换句话说，希拉洛斯没有开辟出任何检测血液的新方法。不如说，迷你实验室的价值在于现有实验室技术的微缩化。尽管那也许算不上什么突破性的技术，但在伊丽莎白的愿景范围内，它仍然是有意义的：将血液检测从中央实验室解放出来，进入药店、超市，以及最终进入人们家中。

可以肯定，市场上已经存在有便携式的血液检测设备。其中一种设备看上去像一台小型的ATM取款机，叫作Piccolo Xpress，可以进行31项不同的血液检测，在只有十二分钟的时间内得出结果。对于六七种经常被用到的检测，它的一个检测盘只需要三到四滴血。不过，Piccolo或者其他已有的便携式分析仪都没法从事全范围的实验室检测。在伊丽莎白的脑海中，那将是迷你实验室的卖点所在。

格雷格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检测设备供应商制造的商用设备，将它们反向还原，让它们变得更小。他从一家名叫海洋光学（Ocean Optics）的公司订了一台分光光度计，将它拆解，探究它是如何工作的。这种做法相当有趣，但使得他怀疑自己所采用的路径。

与其从头开始制造新的设备来满足伊丽莎白任意划定的尺寸，格雷格觉得不如将他们正在研究的现成组件微缩化，组合在一起，测试整个系统运转如何。一旦他们有了能够工作的原型机，就可以随后再考虑怎么将它缩小。先强调系统的大小，后担心它是否能工作，是本末倒置。但伊丽莎白不肯让步。

格雷格正在和约会的洛杉矶女孩闹分手，所以他在星期六来到公司，想让自己的思绪从中摆脱出来。他发现伊丽莎白很欣赏他这样做。她将其看作是忠诚和奉献的象征。她告诉格雷格，她想看到肯特在周末也来公司，他的朋友没有来让她感到不安。于她而言，保持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完全是陌生的概念。她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工作。

跟大多数人一样，格雷格第一次遇到伊丽莎白的时候，就被她深沉的声音惊到了。他很快开始怀疑，那是装出来的。加入公司后不久，一天晚上在她的办公室，当他们的一场会议结束后，她的声音忽然变得自然了，更像一个年轻女子。“我真的很高兴你在这里。”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他说，音调比平常高了若干个八度。在激动的时候，她似乎暂时忘记了调到男中音。格雷格仔细想这事，她的行为中有一种理所当然的逻辑：硅谷是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宰的世界。风险投资人都是男人，他甚至想不起有什么著名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女性。某种程度上，她一定认为深沉的声音对于获得人们的关注、得到认真的对待是必须的。

声音事件过去几天后，格雷格发现希拉洛斯与一般工作场所不同的另外一个情况。他与加里·弗伦泽尔关系很好。尽管加里看上去像一个懒汉——体重300磅，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过大的T恤衫和洞洞鞋在公司里走来走去——但格雷格发现他是全公司最聪明的人。加里有一个糟糕的情况，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在开会的时候，格雷格不止一次发现他在打盹，但他会一下子突然清醒过来，反驳某人提出来的愚蠢主意，提出明智的可选办法。

有一天，他们一起下班，加里放低声音，以一种告密似的语调告诉格雷格一件令他震惊的事情：伊丽莎白和桑尼在谈恋爱。格雷格傻了眼。他觉得一家公司的CEO和公司的二号人物睡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但更令他困扰的是，他们在隐藏此事。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他觉得应该向所有新进来的员工披露。对于格雷格而言，这一揭露将希拉洛斯的一切置身于新的灯光之下：如果伊丽莎白对这件事情都不能坦率，会不会对其他东西也说谎？

2011年的春天，希拉洛斯的裙带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伊丽莎白雇用了她的弟弟克里斯蒂安，担任产品生产的助理董事。克里斯蒂安·霍姆斯从大学出来两年了，没有任何清晰的证据表明他有资格在一家血液检测公司工作，但伊丽莎白并不看重这个问题。伊丽莎白更加看重的是，弟弟是她可以信任的人。

克里斯蒂安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眼睛与姐姐一样呈现深蓝色，但那就是两人之间所有的相似之处了。克里斯蒂安完全没有姐姐的抱负和冲劲；他是一名普通的年轻人，喜欢看体育比赛，追女孩子，跟朋友一起开派对。2009年从杜克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一家华盛顿的公司做分析师，为公司提供最佳决策建议。

刚到公司的时候，克里斯蒂安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所以他花了一些时间阅读体育方面的文章。他从ESPN的网站上剪切和粘贴文章，藏在空的电子邮件里面，这样从远处看，他好像是在接收与工作相关的通信。克里斯蒂安很快就招了四个他的好兄弟过来，都来自杜克大学：杰夫·布利克曼（Jeff Blickman）、尼克·孟切尔（Nick Menchel）、丹·埃德林（Dan Edlin）和萨尼·哈季阿赫梅托维奇（Sani Hadziahmetovic）。麦克斯·福斯克（Max Fosque）是第五个来自杜克大学的朋友，也在稍后加入进来。他们一起在帕洛阿尔托乡村俱乐部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在希拉洛斯内部很快就以“兄弟派”而闻名。与克里斯蒂安一样，杜克的这些男孩子都没有任何与血液检测或医学设备相关的经验或训练，但他们与伊丽莎白弟弟的友情，足以令他们在公司的等级体系中凌驾于绝大多数员工之上。

那个时候，格雷格已经说服了几个自己的朋友加入希拉洛斯公司。其中有两人是他在乔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Tech）念本科时的好友：乔丹·卡尔（Jordan Carr）和泰德·帕斯科（Ted Pasco）。第三位是他在帕萨迪纳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时结识的朋友，名叫特雷·霍华德（Trey Howard）。巧的是，特雷上大学也是在杜克大学，比兄弟派早了几年。

乔丹、特雷和泰德都被分配在产品管理组，与克里斯蒂安及其朋友们在一起，但他们没有同样获取敏感信息的级别权限。伊丽莎白和桑尼举行的许多极其秘密的会议——涉及沃尔格林和西夫韦的伙伴关系战略等——都不对他们开放，但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们则被邀请参与。

兄弟派长时间加班工作，深得桑尼和伊丽莎白的钟爱。桑尼一直质疑员工对公司的付出，他的最终衡量标准，是一个人投入在办公室的工作时数，不管其有没有在做建设性的工作。有的时候，他会坐在玻璃大会议室里，盯着成排的工作小隔间，想找出谁在偷懒。

他们在办公室度过无数个深夜，没有时间去锻炼，所以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在白天溜出去做健身。为了避开桑尼警觉的目光，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出口悄悄溜出去。他们也很小心，从不会同时或者一起回来。泰德·帕斯科是辞掉了华尔街的一份工作，来到硅谷碰运气的，但在希拉洛斯的头几个月，他没有任何明确的职责，所以他拿计算出去和进来的时间给自己找乐子。

有一天，兄弟派的几位成员与格雷格、两位来自工程部的同事一起在俯瞰停车场的大阳台上吃午餐。他们在讨论一些世界上顶级足球运动员的低智商，引发了一场争论：你是宁愿聪明而贫穷，还是呆傻而富有？三个工程师都选择聪明而贫穷，而兄弟派的成员一致赞成呆傻而富有。格雷格对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界线如此清晰而感到震惊。他们全都是二十五六不到三十岁的年龄，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珍视的东西完全不同。

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朋友总是准备着去执行伊丽莎白和桑尼下达的指令。他们急于取悦两人，2011年10月5日晚上，当史蒂夫·乔布斯逝世的消息传出时，这种取悦的迫切展露无遗。伊丽莎白和桑尼要向乔布斯致敬，想在山景大道的办公楼前面挂上苹果公司的旗帜，下半旗致哀。第二天早晨，杰夫·布利克曼自愿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是个红头发的高个子，在杜克大学打过棒球队的校队。由于找不到地方买合适的苹果公司旗帜，于是布利克曼去定制了一面乙烯基制作的旗帜。旗帜的背景是黑色的，上面有苹果公司著名的白色标志。他去的那家店需要一段时间来制作。布利克曼那天直到很晚才带着旗帜回来。同时，公司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伊丽莎白和桑尼无精打采地在公司里转来转去，费尽心力寻找苹果公司的旗帜。

格雷格知道伊丽莎白对乔布斯的迷恋。她说到他的时候，用的称呼是“史蒂夫”，好像他们是亲近的朋友一般。有一次，她曾跟他说，如果“史蒂夫”不相信“9·11”阴谋论，讲述该阴谋论的纪录片就不会出现在苹果商店。格雷格觉得这种想法很愚蠢。他非常确定乔布斯不会亲自过目苹果商店里销售或出租的所有影片。伊丽莎白似乎有一种过于夸张的想象，认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人。

乔布斯死后一两个月，格雷格在工程师团队的一些同事发现，伊丽莎白正在从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这位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的传记中借用其中所描述的行为和管理技巧。他们当时也都在阅读这本书，能准确地指出她所模仿的行为是哪一章节，所描写的是基于乔布斯的哪一段职业生涯。伊丽莎白甚至给了迷你实验室一个乔布斯式的代码名称：4S。这是用了苹果手机iPhone 4S的名称，而这款手机恰巧是在乔布斯逝世的前一天发布的。

格雷格与希拉洛斯的蜜月期走到尽头，是在他妹妹向公司申请工作之后。2011年4月她与伊丽莎白和桑尼都做了面谈，次月收到加入产品管理团队工作的邀请，但她决定拒绝，留在原来的东家——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PwC）。第二天是个周六，格雷格留在办公室工作。伊丽莎白也在公司，但没有过来感谢他的付出，这让他觉得奇怪，因为她一般都会这样做，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格雷格不再被邀请参加她和肯特的头脑风暴会议。这让他明白，她把他妹妹的决定看成了私人事务，现在他得为此付出代价。

过了没多久，肯特自己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也遭遇寒潮。从任何方面来看，肯特都是迷你实验室的主设计师。作为一名热爱制造东西、卓有天赋的工程师，他也在业余时间涉足一个附带项目：一种能够既照亮车轮也照亮道路的自行车车灯，可以在晚上为骑行者改善能见度和安全性。他把这个主意放到Kickstarter平台上，令他非常惊讶的是，竟然在四十五天内筹集了21万5千美元，这是这家众筹平台当年募集金额排名第七位的项目。原本不过是一个爱好，突然间像是可以成为一门养家糊口的生意。

肯特将他在Kickstarter上的成功告诉了伊丽莎白，以为她不会介意。但他的判断完全错误：伊丽莎白和桑尼都极为愤怒。他们将这看成一桩重大利益冲突，要求他把自行车车灯专利转给希拉洛斯公司。他们提出，肯特加入公司时签署的书面文件赋予他们权利，任何他在受雇期间的知识产权都归属他们。肯特不同意。他是在自己的自由时间从事那小小的事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错误。他也无法理解一种新型的自行车灯怎么会对血液检测设备的制造商构成威胁。但伊丽莎白和桑尼不肯善罢甘休。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上，他们试图让他交出专利。他们逐渐加大压力，让希拉洛斯公司新任的高级法律顾问大卫·多伊尔（David Doyle）参加其中部分会议。

在目睹这一对峙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格雷格开始相信，事情跟专利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为了惩罚肯特所谓的不忠诚。伊丽莎白期望她的员工将一切付出给希拉洛斯，尤其是像肯特这样她给予信任、赋予重任的人。肯特不仅没有付出自己的一切，还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的工程项目。这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在周末来公司。在她看来，肯特背叛了她。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妥协：肯特将休假，去尝试一下他的自行车灯事业。到他不再沉迷于自己的小项目的时候，他们再讨论他是否回归，在什么条件下回归。

肯特的离开让伊丽莎白心情恶劣。现在她指望着格雷格和其他人来收拾烂摊子。从伊丽莎白和桑尼的行为中，格雷格也感觉到一种不断加剧的迫切。他们似乎在努力压着工程师团队满足某种最后期限的要求，但却没有告诉他们最后期限是什么。他们一定是向什么人许诺了什么，他想。

随着伊丽莎白对迷你实验室的开发进度越来越失去耐心，格雷格承受着她的沮丧带来的压力。当工程师团队聚在一起开每周定期的进度会议时，她从会议开始就盯着他，沉默无言，眼睛一眨不眨，直到他礼貌地打破沉默：“嗨，伊丽莎白，你今天还好吗？”他开始做详细的记录，写下每一次会议上讨论过的内容和他同意的内容，以便在后一个星期可以翻出来查阅，以此来保持情绪的稳定。

有好几次，伊丽莎白下楼来到工程师团队的工作间，在格雷格工作时待在那里不走。他彬彬有礼地感谢她，然后沉默无语地继续工作。那是某种奇怪的施压态势，他决定不让自己受到干扰。

一天下午，伊丽莎白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她感到他散发出一种消极情绪。他沉默了很久，内心挣扎是否告诉她说得没错，但格雷格还是决定将自己越来越厉害的幻灭感藏起来，说了一个小小的谎：他之所以烦恼，是因为桑尼否决了几位职位申请者，而他觉得他们很适合，希望公司可以雇用。

伊丽莎白一定是相信了，因为她明显放松下来。“你应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她说。

2011年12月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希拉洛斯包了几辆大巴车，把员工（现在已经增加到100多人）拉到伍德赛德（Woodside）的托马斯·福格蒂酒庄（Thomas Fogarty Winery）。这是伊丽莎白喜欢用来举行公司活动的地方。酒庄的主体建筑和毗邻的附属活动设施建在山坡上，底下有垫高的柱子，可以看到绵延起伏的葡萄园和山谷以外的壮观景色。

这次活动是公司的年度圣诞晚会。在酒庄主楼内部一个开放式的酒吧，员工们啜饮着饮料，等候正式的晚餐，此时伊丽莎白发表了讲话。

“迷你实验室是人类迄今为止制造的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一点，你们现在就应该离开。”她宣称，脸上的神情极为严肃，扫视她的听众，“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身为人类的全部力量，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努力工作。”

特雷——格雷格在帕萨迪纳结识并且引荐到希拉洛斯的朋友——碰了碰格雷格的脚。他们心领神会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伊丽莎白刚才说的话，验证了他们对自己的老板所做的空想精神分析：她将自己视作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性的人物，一位现代版的玛丽亚·居里。

六个星期后，他们又回到福格蒂酒庄，这次是为了庆祝与西夫韦公司的结盟。伊丽莎白站在露天活动大厅的平台上，雾气弥漫进来，她向员工滔滔不绝地讲了四十五分钟，仿佛巴顿将军在盟军登陆前向他的部队训话。她说，眼前风涤尘清的景色正逢其时，因为希拉洛斯将成为硅谷最具统治力的公司。到了最后，她扬言：“我什么都不怕，”短暂停顿了一下，又说，“除了针头。”

到这个时候，格雷格已经完全从幻觉中清醒过来，他决定再坚持两个月，直到入职满一年，可以拿到股票期权的时候。他最近参加过在母校乔治亚理工大学举行的一场就业招聘会，面对那些停留在希拉洛斯摊位前的学生们，他发现自己无法为公司说好话。相反，他只是将自己的建议集中于在硅谷展开职业生涯的好处。

部分问题在于，伊丽莎白和桑尼似乎分不清楚，或者是不愿分清楚一个原型机和一个成熟产品之间的区别。格雷格帮助制造的迷你实验室是一个原型机，仅此而已。它需要经过周密的测试和精细的调校，这需要时间，很多很多的时间。绝大多数公司在将产品投放市场之前，需要经历三轮原型机周期。但桑尼已经下令预订可以制造100个迷你实验室的组件，而这个迷你实验室还是第一版的、未经测试的原型机。这就好像波音公司建造了一架飞机，然后还没有经过一次飞行测试，就对乘客说：“来，跳上来吧。”

还需要通过大量的测试来解决的困难之一，是热量问题。你把这么多的仪器安置在一个狭小的密闭空间里，会带来无法预测的温度变化，可能干扰化学过程，将整个系统的表现完全推翻。桑尼似乎觉得，只要你把所有的部件放在一个盒子里，打开开关，它就会工作。如果真是那样就太容易不过了。

有一次，他把格雷格和另外一名年纪大一些的工程师汤姆·布鲁米特（Tom Brumett）拉到那个玻璃大会议室，质疑他们的工作热情。格雷格一向以自己从不失去冷静而自豪，但这次，他发火了。他凶狠地探身越过办公桌，肌肉结实的庞大身躯耸立在桑尼的头顶。

“去他妈的，我们已经拼了命在工作！”

桑尼软了下来，向他们道歉。

桑尼是个暴君。他炒人犹如家常便饭，以至于在楼下的库房形成了一套常规动作。和蔼的供应链经理约翰·方齐奥（John Fanzio）在这里工作，员工们把这儿当成一个可信赖的地方，来这儿发泄情绪或者说说八卦。每隔几天，希拉洛斯的安保部门主管埃德加·巴斯（Edgar Paz）就会下来，脸上一副坏笑，手里藏着一副工号牌。一看到他，约翰和后勤供应团队就会激动地聚集过来，想知道会发生什么。巴斯走近的时候，他会转动工号牌，从挂绳开始，直到露出正面的那张脸，引发一阵惊叹。那是桑尼最新的一位受害者。

约翰与格雷格、乔丹、特雷以及泰德成了好朋友。五个人共同形成了公司里小小一组还算清醒的群体。在湾区，约翰可能是唯一在离卸货区冰冷的卷闸门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工作的战略供应链经理，但他喜欢，因为这样可以远离桑尼的监视和他那对人们工作小时数的过度关注。

不幸的是，恰恰是库房的这份工作最终带来了约翰自己的被逐。2012年2月的一天早晨，一个跟约翰一起工作的收货员开了一辆崭新锃亮的讴歌（Acura）来上班。他骄傲地跟约翰炫耀车子，约翰夸了他的车。不过，第二天，这辆车的车身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凹痕。一定是有人在公司的停车场撞了它。约翰检查停车场上的其他车子，寻找撞击的痕迹，找到了罪魁祸首。它属于桑尼带过来帮忙做软件开发的一名印度顾问。

车主跟朋友到外面抽烟休息的时候，约翰找到他，跟他对质。约翰用卷尺来比较讴歌车上凹痕的大小，和他车上擦痕的大小，这一招是从警匪片里学来的，即使如此，车主依然予以否认。约翰建议他的库房同事将事故报警，给警察看证据。事态由此升级。印度软件顾问上楼，向桑尼抱怨此事，桑尼怒气大发，冲下楼来，两手明显因为愤怒而颤抖。

“噢，是真的吗，你想做警察？”桑尼朝约翰怒吼，声音里透着嘲讽，“去做你的警察！”

然后他转向一名站在附近的保安，指着约翰，说：“带他出去！”在之前一整年看着埃德加·巴斯恶作剧般地公布被桑尼解雇的数不清的员工的身份之后，这下轮到约翰自己被炒鱿鱼了。

朋友的被解雇，令格雷格如坐针毡，也坚定了他离开公司的决心。一个月后，一位与他一起工作的年轻工程师一时疏忽，烧焦了部分迷你实验室的电路板。桑尼将格雷格和汤姆·布鲁米特召到办公室，生气地要求他们告诉他，谁该为此负责。他们拒绝说出来，他们很清楚，如果给他名字，桑尼一定会开除那个年轻人。

这事发生的时候，格雷格刚好拿到了股票期权。那天晚些时候，他再度来到桑尼的办公室，把辞职信交给他。桑尼平静地接受了，但格雷格一离开，他就把特雷、乔丹和泰德一个接一个地召到办公室，考量他们的动向。三个人全都向他保证，格雷格的决定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自己仍会留在希拉洛斯长期工作，他们知道这正是桑尼想听到的。

在离职通知期内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格雷格继续来公司工作。桑尼表示了感谢，并且邀请他参加伊丽莎白在次周的星期一举行的一次会议，地点在旧金山海湾对面与帕洛阿尔托恰好相对的一个小城，纽瓦克（Newark）。希拉洛斯刚刚在那里签约租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厂房，用来大批量生产迷你实验室。伊丽莎白在员工面前为这个洞穴一般的空旷空间揭幕。讲话的时候，她在观众中发现了格雷格，目光紧紧盯住他。

“如果这儿有人不相信你是在为人类有史以来所制造的最好的东西工作，或者你太消极悲观，那么你应当离开。”她重弹上次圣诞演讲的老调。然后，她仍然继续直直地盯着格雷格，同时她单独对特雷、乔丹和泰德点名给予特别赞扬。与会的大约有150名员工，她可以叫出其中所有人的名字，但她选择夸奖她明知道是他朋友的那三个人。这是最后的公开报复。

在格雷格离开后的几个月，希拉洛斯的旋转门继续以疯狂的节奏转动。一个更加离奇的事件涉及一名身材魁梧的软件工程师戴尔·巴恩维尔（Del Barnwell）。人们都叫他大戴尔，他以前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飞行员。桑尼认为他的工作时数不够长。他太过分了，竟然去调保安的记录，跟踪大戴尔的来来去去，在他的办公室当面责问大戴尔，声称记录表明他一天只工作八个小时。“我要修理你。”桑尼对大戴尔说，好像他是个被损坏的玩具一样。

但大戴尔不想被修理。会谈过后没多久，他给伊丽莎白的助理发了一封辞职的电子邮件。他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在最后两个星期的通知期内，他尽职尽责地工作。然后，在星期五的下午4点，大戴尔收拾好他的东西，径直走向办公楼的出口。此时桑尼和伊丽莎白突然出现，从楼梯上跑下来去追他。他们说，不签一份保密协议，就不能离开。

大戴尔拒绝了。在入职的时候他已经签过保密协议，而且除此以外，他们本来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为他安排离职面谈。现在他是自由的，想走就走，而且他非常想走。当他开着自己的黄色丰田陆地巡洋舰从停车位倒出来的时候，桑尼派了一名警卫跟着他，想阻止他。大戴尔无视警卫，开车扬长而去。

桑尼打电话报警。二十分钟后，一辆警察的巡逻车缓缓停在办公楼前，熄了车灯。暴怒的桑尼告诉警官，一名员工辞职，带着公司的财产跑了。警官询问他带走了什么，桑尼以他带有口音的英语脱口而出：“他在脑子里偷走了公司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