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些遗弃的资产，落到了作为全体继承人的国王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被告知，而我觉得它部分是真实的，国王把这些所有东西当做谢神之物转让给了伦敦的市长大人和市参议院，以供穷人之用，而穷人是非常多的：因为可以看到，虽说赈济的种种理由，还有水深火热的场景，在瘟疫猖獗之时要比一切都结束之后的现在多很多；可穷人的苦难不幸眼下却比那个时候多了许多，因为所有那些大布施的来源眼下都关闭了；人们眼中的主要布施理由不存在了，于是便停住了他们的手；而个别那些场景却仍然让人非常动容，穷人的苦难不幸，其实是非常深重的。

尽管城市的健康状况眼下多半得以恢复，可是外贸却并未开始活动起来，而那些外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允许我们的船只进入他们港口；至于说荷兰人，我们的朝廷和他们之间的误解在前年引发了战争；因此我们那一路的贸易整个儿被阻断了；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意大利和北非，还有汉堡和波罗的海的所有港口也一样，这些全都是长时间小心避开我们，好多个月里都不愿和我们恢复贸易。

瘟病扫荡着那样众多的人群，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许多外围教区，如果不是说全部教区，便不得不开辟新的坟场，加上我讲到过的在邦西尔-菲尔兹的坟场，其中有些还在继续使用，沿用到现在；但另一些是弃置不用了，而它们，说起来我实在是带着点儿非难，被改造成了其他用途，或是后来在它们上面被盖上建筑，那些死尸受到打扰，遭到虐待，又被挖了出来，有些甚至连骨头上的肉都还没有烂掉，像粪土或垃圾那样被搬到其他地方去了；这当中有些是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如下所述：

1．高斯维尔街外的一块地，靠近蒙特-米尔，是这个城市的古旧野堡或要塞的某个遗址，大量尸体从埃尔德斯盖特、科勒肯威尔那些教区运来，甚至从城内运来，被乱七八糟地掩埋在那里。这块地，据我所知，后来成了一座草药园，而且在这之后被盖上了建筑。

2．布莱克·迪契，正如当时的称呼那样，正对面有一块地，在哈罗威胡同的尽头，在肖迪契教区；后来成了一家养猪场，还用于别的普通用途，只是极少作为坟地使用。

3．毕晓普斯盖特街汉德巷的上头，当时是一片绿色田野，被认做是专属于毕晓普斯盖特教区，虽说从城里来的许多运尸车，尤其是从城墙边的圣奥尔-海鲁斯教区来的运尸车，也把尸体带到那儿；这个地方，说起来我是没法不大为叹息的，如我所记得的那样，正是在瘟疫停止后大约两三年，罗伯特·克莱顿爵士才占得了这块地；据说，有多少真实性我不知道，它因为缺乏继承人而落到国王手里，所有那些有权拥有它的人都被疫疾夺走了性命，而罗伯特·克莱顿爵士从国王查理二世那里获得了一份转让证书。不管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可以肯定的是，这块地是在他的命令之下被租出去盖房子或是被盖上了房子的：盖的第一座房子是一座仍然矗立着的漂亮大房子，面朝着那条街道或道路，眼下是叫做汉德巷，而它尽管被叫做巷子，却像街道一样宽阔：和那座房子朝北同一排的那些房子，正是在穷人被掩埋的那块地上建造起来的，而在将那块地挖开来建造地基时，那些尸体被掘了出来，其中有些仍然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呢，就连女人的头盖骨都可以通过它们长长的头发分辨出来，而另外一些，肉还没有完全烂掉呢；于是人们开始惊呼着指责，而有些人提出来说，这也许会有传染病复发的危险：这之后那些骨头和尸体，被他们尽快抓起来，送到这块地的另一处，统统被扔进一个特意挖好的深坑，而这块地眼下为人所知，是因为它上面没有盖房子，而是一条通向另一座房子的通道，在罗斯巷上头，正对着一座礼拜堂的大门，那座礼拜堂是多年以后建造的；这块地被栅栏圈起来与通道的其余部分隔断，形成一个小小的正方形，那儿躺着近两千具尸体的骨头和残骸，都是那一年被运尸车送到他们的坟墓里去的。

4．除此之外，在摩尔-菲尔兹有一块地，在眼下叫做奥尔德·贝斯兰姆街入口处旁边，而它被扩大了许多，尽管出于同样的缘由而没有完全被理会。

注意：本篇纪事的作者，正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埋葬在那块地里的，而他姐姐是几年前埋葬在那里的。

5．斯台普涅教区，从伦敦东部向北扩展，甚至恰好扩展至肖迪契教堂墓地边缘，有一块地被收受掩埋他们的死者，靠近上述的教堂墓地；而它正是为了那个原因而被闲置起来，在这之后，我想，是被纳入那个教堂墓地中；他们还有另外两处下葬地在斯皮特尔-菲尔兹，一处是在后来为抚慰这个大教区而建造的一座教堂或曰礼拜堂的地方，另一处是在佩蒂寇胡同。

另有不少于五块地被用于那个时候的斯台普涅教区；一块是在眼下矗立着圣保罗的肖德维尔教区教堂的那个地方，而另一块，是在眼下矗立着瓦平的圣约翰教区教堂的那个地方，而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没有教区的名字，但都属于斯台普涅教区。

我还可以说出更多，但这些是在我具体了解的范围内的，我认为是那种环境使它们具有记录的价值；从整体上讲，这可以让人看到，他们在这灾难深重的时候，不得不在大部分外围教区收受新的下葬地，为了掩埋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死掉的为数甚多的人；但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把这些地方和普通的用途分隔开来，使得那些死尸可以静静地长眠，这我答不上来，而我得照实说，我认为那样做是错误的；谁该负责，我不知道。

我应该提一下，当时也有单独一块下葬地供贵格会教徒使用，这块地他们仍在使用，他们还专门有一辆运尸车，把尸体从家里运过来；那位著名的所罗门·伊戈尔，他正如我在前面讲到的那样，把瘟疫预告成一场审判，赤身裸体跑过大街，告诉人们，它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是为了他们的罪孽而惩罚他们，而他自己的妻子正好是在瘟疫的第二天死掉的，是第一批被贵格会教徒运尸车运到他们新的下葬地中的一员。

我本可以让传染病期间发生的许多更引人注目的事情塞满这篇纪事，尤其是市长大人和当时在牛津的宫廷之间的往来磋商，以及那些时不时从内阁收到的指令让他们在这紧急关头指挥调度。但是宫廷让其自身参与的事情确实是那样少，而他们做过的那点事情其重要性是那样小，因此我不觉得太有必要在这里说得面面俱到，除了规定城里按月举行斋戒那件事，还有为救济穷人发送皇家布施那件事之外，而这两件事情我在前面都说到过了。

谴责的话语朝那些内科医生劈头盖脸扔过来，他们在这疫疾期间遗弃了自己的病人，而眼下他们又回到城里来了，没有人想要雇用他们；他们被人叫做是逃兵，并屡屡有传单张贴在他们家的大门上，写道，这里有医生出租！因此那些内科医生中有一些人，只好呆坐片刻，环顾左右，或者至少将他们的住处搬迁，然后在新的地方和新的熟人中间开张营业；牧师的情况如出一辙，而人们事实上是对他们大加责骂，写了诗句和辱骂他们的坏话，张贴在教堂大门上，这里有布道坛出租，或者有时候写成出售，而这是更坏的坏话了。

这正是我们的大不幸，当传染病停止时，我们那种倾轧和争斗、诽谤和责难的精神并没有停止，而这确实成了从前影响国家和平的主要不安定因素：有人把它说成是那些旧时怨恨的残余，而它近来就是那样将我们全都卷入了激怒和混乱之中。但是由于最近的赦免条例平息了那种争吵，因此政府便将家庭和个人的无时不在的和平，推荐给了整个国家。

但这是没法做到的，尤其是在伦敦的瘟疫停止之后，当时有谁看到人们所处的那种情境，人们在那个时候是如何彼此爱抚，保证给未来以更多的宽容，再也不提出非难：我是说，有谁在那个时候看到他们，就会想到他们最终是会以另一种精神相处在一起。然而，我是说，这是没法做到的；争吵还在继续，教会和长老会的人水火不容；瘟疫一旦消除，那些被逐出教门的非国教牧师，当他们填补了那些隐退的在职牧师所抛弃的布道坛，他们就不会有别的盼头了；他们只会立即攻击他们，用他们的刑法骚扰他们，自己生病的时候让他们布道，一旦恢复健康就迫害他们，即便是我们这些属于教会的人也觉得这样做是很冷酷的，对此根本无法赞同。

但这是政府的事情，我们说什么也都是阻止不了的；我们只能说，这不是我们的作为，我们是没法对此负责的。

另一个方面，反对国教的人谴责那些教会牧师，说他们跑掉了，丢掉了自己的职责，将人们遗弃在险境之中，而那个时候他们是最需要安慰的，等等之类，这我们是根本没法赞同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勇气，而经书要求我们根据博爱原则，给绝大多数人以善意的评判。

一场瘟疫是一个强敌，是用恐怖武装起来的强敌，每个人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去抵御它，或是做好足够准备去承受其冲击：千真万确，许许多多身临其境那样去做的牧师，他们退缩了，为了自己生命的安全而逃跑了；但这也是真的，他们当中许许多多人留下了，而他们有许多人在灾难中，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倒下了。

确实，有些被逐出教门的反对国教的牧师留下了，他们的勇气可嘉，值得高度评价，但这些人并不是数不胜数；不可以说他们全都留下，没有一个到乡下隐退起来，同样不可以说教会神职人员全都跑掉了；而那些跑掉的人，也并不是没有用副牧师代替就走了，而另外那些人也并不是没有在他们的岗位上，履行必要职责，只要可行便尽量去探访病人；因此从整体上看，博爱应该是双方都有份，而我们本该考虑到，像1665年那样一个时期，是史无前例的，处在那些情形中，并不是最坚强的勇气才会始终支撑着人类；这一点我还没有说起过，而是宁愿挑选双方那些人的勇气和宗教热情加以记录，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为水深火热中的穷人服务，并没有去牢记双方有什么失职行为。但是那种坏脾气在我们中间出现，把这种必要性给弄反了；有些留下来的人，不仅过分夸耀他们自己，而且还侮辱那些逃跑的人，骂他们是胆小鬼，抛弃自己的羊群，扮演的是为钱卖命的角色，等等之类：我建议所有慈悲为怀的善人都去回顾一下，恰当反思这个时期的恐怖；不管谁那么做都会看到，可以支撑它的并不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力量，它不像是在部队的指挥所里露面，或是冲着战场上的一队骑兵发起攻击；而是对灰白马背上的那个死神发起攻击；留下来其实就是去送死，而这简直是可以尊敬的，尤其当事情像在八月末和九月初那样出现时，正如那个时候有理由去料想它们的那样；因为没有人料到，而我敢说，没有人相信，瘟病真会采取那样突然的一个转折，一周之内立刻下降2000人，当时有着那样惊人的一个生病的数目，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而接下来便是许许多多人，以前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留了下来，便拔腿逃走了。

此外，要是上帝给一些人的力量比给另一些人的更多，难道就可以夸耀他们忍受打击的能力，责备那些没有同等天赋和忍耐的人吗？或者说，要是他们造就得比自己的同胞更有用，难道他们就不应该更显得谦卑和感恩吗？

我认为应该把这记录下来向那些人表示敬意，有牧师也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行政长官和各类公务员，而且还有各种发挥作用的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履行其职责，正如所有那些留下来恪尽职守的人毫无疑问做到的那样，而所有那些人中，有些人不仅冒了生命危险，而且还在那个可悲的时刻失去了生命。

我曾经要给所有那些人列一份表格，我是指所有那些专职和雇用的人，这些人，正如我说的那样，像这样死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但对于个人而言，在细节上做到确凿无疑是不可能的；我只记得，有16名国教牧师、2名市参议员、5名内科医生、13名外科医生死掉，是在九月初之前的城市和管辖地范围内：但这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是在传染病险象环生和穷凶极恶之时，因此不可能做成完整的表格：至于说那些级别低的人，我想在斯台普涅和怀特-夏普尔两个教区，有46名警察和下级警官死掉；但是我没法将表格做下去，因为九月里瘟病的狂暴猖獗袭击我们的时候，它逼得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衡量尺度：人们当时确实不再通过清点和计数死掉，他们会发表一份每周的《统计表》，说他们有7 000或8 000，或是随便怎么说；他们毫无疑问是成批死掉，成批下葬，也就是说没有经过统计；要是我可以相信某些人，他们留在户外的时间比我更多，在这些事情上比我更精通，虽说对一个不比我有更多事情要做的人来说，我是够公开的了，我是说，要是我可以相信他们，那么在九月的头三周下葬的人数不会比每周20000个少很多；不管别人是如何断言其真实性的，我却宁愿选择固守公开的统计数字；每周7000和8000是足以用来证明我说的那些时刻的所有恐怖了；而让写作的我，也让阅读的人颇为满意的是我能够说出，每件事情都是以适度的原则记录下来，更多的是在分寸之内而非超出分寸。

基于所有这些缘由，我是说我可以希望，一旦我们恢复了健康，在追忆过去那场灾难时，我们的行为因宽容和仁慈而更加高尚，而不是那样多地夸耀自己留下来的胆魄，仿佛所有的人都是逃离上帝之手的懦夫，或者说，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要动辄把他们的勇气归功于他们的愚昧无知和对造物者之手的藐视，这是一种有罪的绝望，并非真正的勇气。

我只能将它留作记录，那些公务员，诸如警察、下级警官、市长大人和治安官的属下，也和教区公务员一样，他们的工作是管理穷人，大抵是怀着和任何人一样的勇气，而且说不定是怀着更多的勇气履行其职责，因为他们的工作伴随着更多的危险，更多地置身于穷人中间，而这些人更易于受到传染，一旦他们患上了传染病，便是处在最可哀怜的困境之中：但随后也必须要补充的是，他们当中大量的人死掉了，事实上也不太可能不是这样。

我在这里一个字都没有说到过那种药物或配制品，我们通常用于这种可怕的场合，我是指我们屡屡出门在街上走来走去，正如我所做的那样；这些多半是在我们江湖医生的书籍和广告中谈到了，而关于那些人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可或许还要补充的是，内科医生协会每日颁布好几种配制品，他们在其业务过程中看重这些配制品，而它们会在报章杂志上登载出来，为了这个缘故我就避免重复提到它们了。

有件事情我忍不住要讲一讲，它发生在一个江湖医生身上，他公布说他有一种对付瘟疫的上佳预防药，而谁要是随身携带它们，就根本不会被染上，或者说根本不容易患上传染病；这个人，我们可以适当地猜想，口袋里不带上一些这种上佳预防药是不会出门的，却让瘟病给染上了，两三天之内就一命呜呼。

我不是憎恨药物者或是轻视药物者中的一员；相反，我经常讲到我对我的那个朋友希斯医生的规定所怀有的尊敬；可我也得承认，我是极少使用或者说是根本不使用的，除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始终预备着一种香味浓烈的配制品，以防万一碰上什么气味难闻的东西，或是跟什么下葬地或死尸走得太近了。

而我也并没有做过我知道是有些人做过的那些事情，用甘露酒和葡萄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让精神始终保持高昂和热烈，而这些东西，正如我所看到那样，有一个博学的内科医生自己用得那么多，以至于当传染病完全消失时，他都没法摆脱它们，在余生变成了酒鬼。

我记得，我那位医生朋友过去经常说，存在着一定种类的药剂和配制品，就传染病而言，它们肯定都是好的和有用的；内科医生可以从它们当中提炼，或是靠它们制造出无限种类的药品，正像敲钟人只用六口钟，通过声音的变化和秩序，敲出数百种不同的乐音；所有这些配制品确实是非常好的；因此，他说，在目前这场灾难中有那么纷繁的药品提供，我是并不觉得奇怪的；几乎每一位内科医生都开列或配置不同的东西，正如他的判断和经验引导他的那样：但是，我的朋友说，让伦敦所有内科医生的所有药方都来检验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全都是从同样的东西里调配出来的，只是有所变化而已，正如医生特别的嗜好引导他所做的那样；因此，他说，每个人对其自身体质和生活方式及其被传染的情况稍加判断，就会在普通的药剂和配制品当中指出他自己的药物：正因为这样，他说，有些人把一种东西说成是最灵验的，而有些人把另一种说成是最灵验的；有些人，他说，认为那种自称为抗疫疾药丸的王牌药丸，是所能制作的最佳配制品；另一些人认为，那种威尼斯糖浆本身足以抵御传染病，而我，他说，跟这两种人想的一样，亦即，后一种药用来事先防治传染病是好的，而前一种药，要是传染上了，可以用来驱除瘟疫。遵照这个意见，我好几次都服用威尼斯糖浆，十足发一身汗，觉得自己和任何一个靠这种药力强身固体的人一样，强得足以抗拒传染病了。

至于说江湖术士和江湖医师，城里面这号人是那样满满当当，我一个都不听他们的，后来我经常怀着某种惊奇注意到，瘟疫之后的两年里，在城里一带我几乎是一个都没有看见或听说。有些人认为他们在疫疾之中统统被扫荡了，赞成将这一情形说成是上帝报复他们的一个特别标志，因为将穷人引入毁灭的深渊，只是为了从他们身上弄到一点钱的那种利益；可我根本没法说得那么极端；他们大量死掉是肯定的，他们有许多人是在我自身了解的范围内；但对他们全都被扫除我是颇为质疑的；我宁可认为，他们逃到乡下去了，试着对那儿的人做他们的营生，而那儿的人在传染病到来之前，处在对它的恐惧之中。

而这一点却是肯定的，在伦敦或伦敦周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个都没有露面；事实上是有若干医生，他们颁布药丸，推荐各种医药配制品，照他们的说法，是为了在瘟疫之后净化身体，而且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对于那些受到侵袭然后被治愈的人而言，服用是必不可少的；而我必须承认，我相信这是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内科医生的意见，瘟疫本身就是一种充分的清洗；那些逃脱传染病的人不需要任何其他种类的药物来净化他们的身体；那些流脓的疮口，肿瘤，等等之类，它们溃烂破裂，而且是遵照内科医生的指示始终开着口子，已经充分清洗了它们；而所有其他瘟病以及瘟病的病因都是那样有效地被对付了；由于内科医生把这一点当作他们的意见提了出来，因此那些江湖庸医不管来到什么地方，他们也都没什么生意可做。

事实上有过几次小小的慌乱，发生在瘟疫减退之后，是否他们要千方百计吓唬人们，把人们给搞乱，正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这我不知道，可是有时候我们被告知，瘟疫会在那样一个时刻回来；而那位著名的所罗门·伊戈尔，我说到过的那位赤身裸体的贵格会教徒，每天都在预言噩耗；而另外有好几个人告诉我们说，伦敦还没有充分受到责罚，而更厉害和更严酷的打击还在后头呢；要是他们就此打住，或者要是他们涉及细节问题，告诉我们说，这座城市次年就要被大火摧毁；那么事实上，当我们看到它发生时，我们对他们的预言精神表示超出一般的尊敬就不会是岂有此理了，至少我们会对他们表示惊奇，而且在追究其意义，在追究他们是从何处得到先见之明时，就会更加认真了：但由于他们是笼统告诉我们说要再度发生瘟疫，我们就对他们并不关心了；可是这些吵吵嚷嚷的声音听得多了，我们就全都和某种不断袭击我们的恐惧保持一致了，而要是有什么人突然死掉，或者要是什么时候斑疹伤寒增加了，我们就立刻恐慌起来；更何况是瘟疫人数的增长，因为到这一年年末，瘟疫人数一向是在2个到300个之间；处在这些时刻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我是说，我们就重新恐慌起来了。

记得大火之前的伦敦城的那些人，肯定记得，当时并没有我们现在叫做纽盖特集市那样的地方。除了那条街中间的那个地方，而那条街现在叫做布娄-布莱德街，是由于那些屠户而得名，他们过去常常在那里宰杀和煮熟他们的绵羊；（而且他们据说有个惯例，用管子把肉给吹胀，让它看起来比原先厚一些和肥一些，为此而在那儿遭到市长大人的处罚）我是说，从朝着纽盖特那条街的尽头起，那儿矗立着长长的两排卖肉的屠宰场。

正是在这些屠宰场里，有两个人倒毙了，由于他们正在买肉，便引起谣言说肉都被传染了，虽说这会把人们给吓坏，而且是给集市造成了两到三天的损失；可它后来却清楚地显示，这个说法毫无真实可言：但是当恐惧占据心灵时，没有人说得清楚这种鬼迷心窍的恐惧。

幸亏是由于冬天气候的延续，城市的健康得以恢复，到了随后的二月，我们料想瘟病已完全停歇了，随后我们就不那么容易再受到惊吓了。

那些博学的人中间仍然有个问题，而这起初让人们有点儿摸不着头脑，这就是，用什么办法净化那些有过瘟疫的房屋和物品；怎样才可以让它们变得又可以居住，而在瘟疫期间它们被闲置在那里；大量香料和配制品由内科医生开列出来，有些是这一种而有些是那一种，那些听他们话的人，为此而给自己添了许多麻烦，而事实上在我看来，是添了不必要的花费；那些穷一点的人，他们只是日夜将窗户打开，在房间里焚烧硫磺、沥青和火药，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和那些最好的做得一样好；不仅如此，还有那些归心似箭的人，他们正如我在上面说的那样，冒着一切风险急急忙忙回家，在他们的屋里并没有发现或者说是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不便，而在物品当中也没有发现，就对它们做得很少，或是根本就没有做。

不过，总的说来，那些谨慎小心的人确实采取了某些措施，给自己的屋子通风和消毒，在紧闭的房间里焚烧香料、香烟、安息香、松脂和硫磺，然后在空气中引爆火药；另一些人整日整夜让大火燃烧起来，烧上好几个白天和好几个夜晚；而且，有两三个人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屋子点燃，将它们彻底烧掉，那样就有效地给它们消了毒；正如在拉特克利夫有一个人，在霍尔伯恩有一个人，还有在威斯敏斯特有一个人分别所做的那样；此外有两三个人将火点燃，可那火还没有烧到足以将屋子焚毁之前，又幸运地熄灭了；有一个居民的仆人，我想这是在泰晤士街，为清除屋内的传染病而将那么多火药搬进他主人的屋子，而且处理得那么愚蠢，结果将屋子的一部分屋顶给炸掉了。但是那个时辰还没有完全到来，到时城市将由大火所净化，可也距此不远了；因为在九个多月之内我见到它整个儿卧在灰烬之中；当时，正如我们某些大言不惭的哲学家所吹嘘的那样，正是此时瘟疫的种子全给消灭了；一个太可笑的想法，都不好在这儿说起，既然，要是留在屋里的瘟疫种子，除了大火不会被消灭，那么它们后来没有爆发，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所有那些建筑，在郊区和管辖地，在斯台普涅、怀特夏普尔、埃尔德盖特、毕晓普斯盖特、肖迪契、克里普尔盖特和圣迦尔斯那些大教区，那儿大火根本没有出现，那儿瘟疫流行得最为猖獗，仍处在和它们从前一样的境地里。

还是把这些事情只按照我所发现的那个样子记录下来吧，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健康是超出一般的小心谨慎，为了他们所谓的给自己屋子调调味，确实是听取了特别的指导，为了这个缘故而消费了大量昂贵的东西，而这，我只知道，不仅是给那些屋子增添了味道，正如他们所渴望的那样，而且还让空气充满了十分怡人和有益身心的气味，而其他人和那些为此花了代价的人一样，分享到了它的好处。

而尽管那些穷人是十分心急火燎地回到了城里，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可我得要说，那些富人却终归是没有赶得那样急；实业家确实是回来了，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把他们自己的家庭带到城里，直到春天来临，他们看到了靠得住的理由，瘟疫不会再来了，才将他们带来。

宫廷在圣诞节之后确实是很快就回来了，但是那些贵族和上等人士，除了依附于政府以及在政府手下工作的那些人之外，并没有那么快回来。

这里我该注意到的是，尽管伦敦和其他地方瘟疫猖獗，可非常明显的是，它却从未出现在海军当中；可有一阵子在河上，甚至在街上有一场奇怪的强行征募，为了给海军补充水兵。但这是在这一年的年初，当时瘟疫几乎还没有开始，根本还没有来到城市的这个地区，他们通常是强行征募水兵的地方；尽管当时与荷兰的战争一点都不讨人们喜欢，那些水兵是怀着一种不情愿入伍的，许多人抱怨被人用武力给拖了进去，可最终的结果却证明，对于有可能在大灾难中丧命的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幸运的暴力，而这些人在夏季服役结束之后，虽说是有理由为自己家庭的荒芜而悲悼，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家中许多人已躺在坟墓里了；可他们却有余地表示感谢，他们被带出了它的魔爪之外，尽管是那样的违拗他们的意愿；这一年我们跟荷兰人确实有一场鏖战，海上的一次非常猛烈的交火让荷兰人被击败；但是我们损失了非常多的人和一些战舰。不过，正如我看到的那样，瘟疫并没有在海军中出现，而当他们将战舰停泊在河上时，它的猖獗的势头开始消退了。

如果我能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例结束这个忧郁之年的记录，我会感到高兴的；我是指对我们的保护者上帝的感激之情，把我们从这场可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毫无疑问，这种解救的情形，和我们从中被解救的那个可怕敌人一样，要求整个国家同仇敌忾；这种解救的情形确实是非常不寻常的，正如我已经部分讲到过的那样，尤其是我们全都置身其中的那种可怕状况，那个时候，让整个城市吃惊的是，我们怀着传染病中止的希望而变得欢欣喜悦。

除了上帝迫近的手掌，除了全能的力量，没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传染病藐视所有药物，死亡在每一个角落肆虐；而要是按照它当时的样子发展下去，再过几个星期就会把这个城市清除一空，包括每一个有灵魂的东西：人们开始绝望，每颗心都被恐惧所压垮，人们在灵魂的极度痛苦中孤注一掷，而对死亡的恐怖就挂在人们的脸孔和表情上。

正是在那样一个时刻里，我们或许可以非常恰当地说，人的相助是枉然的；我是说正是在那样一个时刻里承蒙上帝开恩，以最为可喜的意外，让它凶猛的势头，甚至让它本身得以消退，让恶性的状况减弱下来，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虽说有数不胜数的人生病，可死掉的人却没有几个；而正是在第一周的《统计表》上数字下降了1843，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人们脸上出现的那种变化难以用语言表达，那个星期四早晨，当《每周统计表》发布时；在他们的面貌中可以察觉到，一种秘密的惊讶和喜悦的微笑挂在每个人脸上；他们在街上相互握手，而这些人从前几乎不会相互走在道路的同一侧；但凡在街道不太宽阔的地方，他们会将自家的窗户打开，从一家喊到另一家，问他们过得怎样，而要是他们听到好消息，说是瘟疫消退了；有些人就会在他们说好消息时回应，并且问道，什么好消息呀？而当他们回答说，瘟疫消退了，《统计表》下降了将近2000人，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大叫，赞美上帝；就会喜极而泣，告诉他们说这个消息他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而人们是那样喜悦，好像生命对他们而言是从坟墓里来的。我可以把他们在过度喜悦中干下的放纵之事记录下来，几乎可以和他们在悲恸中干下的那些事情记得一样多；但这么做会减少它的价值。

说实话，就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我自己还是非常沮丧；由于这一周或两周前患病数目很惊人，加上那些人死掉，是那样可怕，而且各处的悲悼叹息是那样沉痛，以至于一个人似乎会做出甚至是违反理智的行为，如果他是那样热切盼望逃命的话；由于在我整个邻里地区，除了我的房子之外，几乎没有一座房子不受到传染；因此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多的邻居被传染上；事实上很难让人相信，最近这三周是造成了多么可怕的蹂躏，因为如果我可以相信那个人，而他的推算我一向认为是非常有根据的，那么在我讲到的这三周之内就有不少于30000人死亡，将近100000人患病；因为生病的人数出乎意料，事实上让人目瞪口呆，那些以前一直是靠勇气支撑的人，眼下承受不住而倒下去了。

就在他们受苦受难期间，当时伦敦市的情形确实是那样悲惨，就在那时承蒙上帝开恩，可以说，是通过他那只迫近的手掌解除了这个敌人的武装；刺里的毒被剔除，让人惊叹的是，就连那些内科医生也对此表示惊异；不管他们造访何处，他们都发现自己的病人好一些了，要么是他们舒服地出了汗，要么是肿疮溃烂了，要么是痈疔消退下去，它们周围发炎的部位变了颜色，要么是热病不见了，要么是剧烈头痛缓和了，要么是在病情之中出现了某种良好症状；因此不出几天，每个人都在康复，那些受到传染而倒下的整户人家，要让牧师和他们一起祈祷，每时每刻等待着死神，都恢复过来而且痊愈了，他们当中根本就没有人死掉。

而这也并不是通过新近找到的什么药物，或是新发现的治疗方法，或者也并不是通过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在手术中获得的什么经验；而显然是出自于他那只秘密的无形之手，起初把这种作为审判的疾病给我们送来的那只手；就让不信神的那部分人对我这番话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并非虔信；这是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承认的；疾病衰弱了，它的有害性耗尽了，让它爱从哪儿来就从哪儿来吧，让哲学家在大自然中寻找解释它的原因吧，让他们尽其所愿地劳作，以减轻他们欠造物主的那笔债吧；那些内科医生，他们这些人身上最少享有宗教感，不得不承认这完全是超自然的，承认这是非同寻常的，而且承认这是没法加以解释的。

如果我说，这是一种看得见的召唤，让我们所有人都表示感谢，尤其是处在瘟疫增长的恐惧之下的我们，那么说不定有些人就会觉得，在对这件事情的认识结束之后，这是有关宗教事务的一种装腔作势的空话，是在宣讲布道而非书写历史，是在把我自己变成教师而非提供我对事物的观察；而这一点大大阻止我在这里继续下去，如我否则会做的那样：但是如果有十个麻风病人被治愈了，只有一个回来表示感谢，那么我渴望成为那一个人，而且是为我自己表示感谢。

除此之外我也不会否认，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显然是非常感谢的；因为他们的嘴巴被堵住了，甚至是那些人的嘴巴，他们的心灵为之感动的时间并不特别长久：但是当时那种印象是那样强烈，以至于最坏的人也都根本无法抗拒。

在街上遇见那些陌生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陌生人表达他们的惊奇，这是很平常的。有一天经过埃尔德盖特，经过的人和再经过的人是相当多，从麦诺里斯的尽头走出来一个人，对着这条街道来回打量了一下，他把手朝外面一挥，主啊，这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是呀，上个星期我一路过来，几乎是什么人都看不到；另一个人，我听见他补充他的话说，这一切全是奥妙，这一切全是一个梦：感谢主，第三个人说道，让我们对他表示感谢，因为这一切全是他自己所为：人的救助和人的技能到此为止。这些人彼此都是陌生人：但是诸如此类的问候在街上每天经常出现；恰恰是那些沿街行走的普通人，尽管行为放荡，却是为了他们的解救而对上帝表示感谢。

眼下，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人们抛开了所有的恐惧忧虑，而这样做太快了；事实上眼下我们不再害怕从一个头戴白帽的人，或是脖子上裹着一块布的人，或是由于外阴部疮口作祟而一瘸一拐的人身旁经过，但是在这一周之前，所有这一切都是再吓人也没有了；但是眼下满大街都是这些人，而这些正在康复的可怜人，说句公道话，对他们出乎预料的解救显得非常有认识；我认为他们许多人确实是感恩戴德的，如果我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我就会大大地冤枉他们；但是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人，说起他们就像是说起以色列的那些孩子们，这会是非常恰当的，他们从主人法老的身边被解救出来之后，他们通过红海，然后回头张望，看见那些埃及人淹没在海水之中，亦即，他们歌唱赞美他，但是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

这里我没法再进一步了，如果我要开始这种不愉快的反思工作，不管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反思我们中间的忘恩负义和各种恶行的回归，而这多半是我本人的一个见证，那我就会被当成是吹毛求疵，而且说不定是不公道了；我要结束这部悲惨之年的记录，为此而用上我自己的一个粗糙却是诚实的节段，我把它放在我普通备忘录的结尾，它们写于同一年：

伦敦发生一场可怕的瘟疫，

在六五年，

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

而光，而我却活了下来！

H.F.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