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们对这个最为根本的问题适当加以考虑，将来一旦碰到这种情况，或类似性质的情况，我相信这就会让他们采取完全不同的措施来管理人们，跟他们在1665年采取的那些措施，或是跟我听说的国外采取过的任何措施都完全不同；简言之，他们会考虑把人们分割成较小的团体，而在将他们迁移时，时间上彼此相隔得远一点，不要让这样一场传染病，而对于聚集成堆的人群来说，它确实是具有极大的危险，发现有百万群众聚成一体，正如非常接近于以前的那种情形，而要是传染病再次出现的话，情形肯定会是那样的。

瘟疫像一场大火，如果起火的地方只有几座房屋受牵连，那就只会烧毁几座房屋；如果是在单幢房，或者按我们的叫法是在孤房里烧起来，那就只会烧毁那座起火的孤房：但如果是在一座建筑密集的市镇或城市里烧起来，到了紧急关头，火势越来越猛，那它就会在这整个地方蔓延开来，然后将所到之处吞噬殆尽。

我可以提出不少方案，基于这个城市的政府部门的立场，如果他们对另一个这样的敌人有过畏惧（惟愿他们不要这样），就会把他们最为庞大的那部分危险子民处理得让他们自己感到安心；我是指诸如乞讨、挨饿、劳作的穷人之类，而他们主要是那些在遭遇围城时被称为无用之口的人；让这些人随后获得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明智的安排，而那些富裕的居民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仆人和儿女作出安排，这个城市及其邻近地区，就会那样有效地得到疏散，结果是总共不超过十分之一的人会被留下来，让那种疾病给抓住：但就算他们是五分之一，就有二十五万人留下来，而那种疾病真要是袭击他们，较之于同样数量的人口一起密集居住在一个更小的城市，诸如都柏林或阿姆斯特丹之类，他们由于过得那样宽松，就会做出更好的准备，保护自己不受传染病攻击，就会更不容易承受它的种种后果了。

确实，在最近这场瘟疫中，成百上千，其实是成千上万的家庭逃走了，但那个时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逃得太晚，不仅死在了逃亡途中，而且还把自身的瘟病带入他们所到的乡村，传染给了他们从中求得安全的那些人；而这就把事情给搞糟了，使它变成了瘟病情况的普及，这本是阻止其发展的最好办法；而这也是它的一个证据，让我回到此前只是暗示过的那种说法，但这里必须说得更充分些；换言之，在人们的重要器官受到疾病毒害，在他们的元气是那样无从逃脱地遭遇侵袭之后的许多天里，他们四处走动显得好好的；而在他们那么做的时候，他们始终对别人造成危害。我是说，这就证明，事情就是那样的；因为这种人正是把他们所经过的市镇，还有他们所进入的家庭给传染了，而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英格兰几乎所有的大市镇中多少都有些瘟病；而他们总是会告诉你说，是这个或那个伦敦人把它给招来的。

不可忽略的是，我说起那些确实是这样危险的人，这个时候我估计他们对于自身的状况是全然无知的；因为他们如果确实知道自己的情形这个样子，他们想必就成了那种故意杀人犯了，而如果他们跑到外面和那些健康人混在一起，事实上这就证实了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暗示，而我认为这好像并不真实，（亦即）那些受到传染的人对于把传染病带给别人全然漠不关心，是冲动有余而收敛不足的；我认为他们多少是单凭这一点才提出了这个暗示，而我希望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

我承认，个别事例并不足以用来证明普遍性，但我可以说出好几个人，照他们的邻居和家庭中仍然活着的某些人了解，他们的表现是截然相反。有一个人，是住在我家附近的一户人家的主人，染上了瘟病，他觉得是他雇用的一个穷苦工人让他得病的，他到他家里去看他，或是去拿他想要完工的某件活计，他甚至在那个穷苦工人的家门口时，就有些担忧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发现有病，而是到了次日它自己暴露出来，然后他就病得非常厉害；为此他立刻让人把他抬进他家院子里的一间外屋，里面有个卧室紧靠着济贫院，这个人是一位黄铜匠；他在这里躺着，然后他在这里死去，不愿让任何一个邻居照顾他，只是让外面来的一位护理员照顾他，而且不许他的妻子、孩子或仆人跑到这个房间来，免得他们会被传染上，只是把他给他们的祝福和祈祷通过护理员给他们送去，那位护理员隔着一段距离把话说给他们听，这一切都是害怕把瘟病传染给他们，而他知道由于他们都被隔离开了，不如此，他们就得不到信儿了。

这里我还必须讲一下，瘟疫，照我看来所有的瘟病都是这样，在不同的体格中是以不同的方式运作的；有些人是立刻被它压倒，然后出现剧烈高烧、呕吐、头痛欲裂、背痛，因这些疼痛而至于谵妄发狂：其他那些人是在脖子或外阴部或腋窝，出现肿块和肿瘤，那些肿块和肿瘤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直到它们能够溃烂为止；而另外一些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悄无声息地受到传染，热病不知不觉地损耗着他们的元气，而他们几乎是一点都不知道，直到他们昏厥过去，不省人事，然后毫无疼痛地死去为止。

对同一种瘟病的这些不同结果，以及它在各个人体内的不同运作，要像内科医生那样开始谈论其具体的原因和种类，我是不够格的；此处要来记录确实是由我做出的种种观察，这也并不是我的事，因为这个方面医生做的比我能够做的是有成效得多了，还因为在某些事情上面我的意见也许跟他们的有所不同：我只是在讲述我所知道的，或是我所听到的，或是我所相信的个别事例，还有进入我所见范围内的事物，还有传染病的不同性质，正如我讲述的个别事例中所显示的那种；但是这一点还可以做个补充，虽说前一种类型的那些病例，也就是说那些公开遭到侵袭的人，就其自身的痛楚而言是最糟糕的，我是指出现这些热病、呕吐、头痛、阵痛和肿块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是以那样一种可怕的方式死去，可是后一种类型却有着最为糟糕的疾病状态；因为在前一种类型中他们屡屡得以康复，尤其是如果肿块溃烂的话，可后一种类型却是无可避免的死亡；没有治愈，没有获救的可能，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死亡；而它对于别人来说也是最糟糕的，因为如上所述，由于它把死亡秘密传播给那些他们与之交往的人，不为别人所察觉，或是不为他们自己所察觉，那种有渗透力的病毒便是以那样一种难以描述，实质也是难以想象的方式，暗暗进入他们的血液。

从两种类型的病例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传染和被传染；甚至没有一方是弄得明白的，而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屡屡发生；传染病期间在伦敦活着的人当中，想必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几件有关这两种类型的病例。

1．那些为人父母的四处走动，好像他们都是好好的，而他们自己也是那样认为，直到他们不知不觉被传染上，毁了自己全家人为止：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不健康和危险有过一点点担忧，他们就根本不会弄到那个地步了。有一户人家，我听说了他们的故事，就是像这样被那个做父亲的给传染上，甚至还没等到他发现他本人身上出现瘟病，它就开始在他们几个人身上出现了；但是更严格地调查之后，事情好像是他被传染上还没几天，而他一发现他自己的家人被他毒害，就变得精神错乱，要对他自己下毒手，但是让那些看护他的人给阻止住了，过了几天他就死了。

2．另外一点是，很多人尽其自身的判断，或者说从他们对自己尽力做出的观察来看，好些天里都是好好的，只是觉得胃口变差了，或者说胃里有轻微的恶心感；不仅如此，而且他们有些人的胃口还很大呢，甚至还馋得很，只是有轻微的头疼；便派人去叫内科医生来看他们得了什么症状，而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让人发现已经濒临死亡，身上出现了那些标记，或者说瘟疫发展到了不可救药的高度。

想起来让人非常悲哀，这样一个人，像上面最后讲到的这种人，在其病入膏肓前的大概一周或两周内是怎样成为行走的煞星；他是怎样把那些他本来会拼死相救的人毁灭，把死亡的气息喷吐在他们身上，甚至说不定是在他温柔地亲吻和拥抱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然而事情的确是这样发生了，而且是经常这样发生，而我可以举出不少具体事例，说明事情是那样发生的；如果当时打击是像这样不知不觉地袭来；如果箭矢是像这样看不见地飞射，而且难以发现；那么将房屋关闭起来或是将病人迁移出去，所有这些计划有什么用呢？除了针对看似有病或看似被传染的人之外，那些计划没法执行；反倒是那么做的同时，他们中间有着成千上万的人，而这些人看上去都好好的，但是自始至终都随身携带着死亡，进入所有他们与之交往的人群之中。

这让我们那些内科医生屡屡感到迷惑不解，尤其是那些药剂师和外科医生，他们不懂得怎样从健康人中间发现病人；他们全都承认事情确实就是那样，很多人恰恰是在他们的血液里得了瘟疫，让它损耗着他们的元气，他们本身不过是行走的腐烂化脓的尸首而已，他们的呼吸是有传染性的，他们的汗液是有毒的；可还是要被看成是跟其他那些人一样，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我是说，他们全都承认事实上确实是那样的，但是他们不懂得怎样去求得发现。

我的朋友希斯医生的观点是，也许可以通过他们呼吸的气味弄清楚；但是另一个方面，如他所言，谁敢为了获得资讯而去嗅那种呼吸呢？既然是为了弄懂它，他就得把那种瘟疫的臭气都吸进自己的脑子里，以便辨别那种气味！我听说，其他那些人的观点是，当事人只要把呼吸呵在一块玻璃上，就可以辨别得出来，呼吸在玻璃上凝结起来，那儿通过显微镜可以看见奇形怪状的吓人活物，什么龙啦，长虫啦，大毒蛇啦，还有魔鬼啦，诸如此类，看着都让人心惊肉跳：但我对这种事情的真实性是大为质疑的，而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显微镜，照我所记得的那样，可以拿它来做实验。

另一位有学问的人还提出这样的观点，那种人的呼吸会将一只鸟儿顷刻间毒死；不仅是小鸟，甚至还有公鸡或母鸡，而后者如果没有立刻被毒死，也会因此患上他们所谓的哑声病；尤其是如果那个时候它们生了蛋，那些蛋就会统统烂掉：但这些都是我从未发现有任何实验加以证明的观点，也从未听到其他见过这种事的人说起过；于是我就照我发现的那样把它们记录下来；换言之，我认为它们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有人提议说，那种人对着温水用力呵上一口气，就会在水面上留下一种稀有的浮沫，或是呵在另外几种东西上面也行，尤其是像黏性物质这类东西，易于吸纳并留住浮沫。

但是总的说来我觉得，这种传染病的性质是那样难以察觉，因此要完全发现它，或是要通过人为的手段阻止它在人们中间蔓延，这是做不到的。

这里确实有一个难题，而我到现在都根本没法真正解决，我所知道的解答途径只有一条，它是这样，亦即，第一个人死于瘟疫是在1664年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日左右，在朗埃克，或是朗埃克附近，而第一个人患上瘟疫的根源，一般都是说，来自于一包从荷兰进口的丝绸，而且是在那座屋子里最先被打开的。

但是在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在那个地方有人死于瘟疫或瘟病，直到二月九日为止；这大概是过了七周，然后同一座屋子里又有一个人被掩埋：随后便沉寂下来，由于再也没有人因死于瘟疫而被记入每周的《统计表》；很长一段时间里，说到公众我们都是极为放心的，直到四月二十二日为止，这个时候又有两个人被掩埋，不是同一座屋子里的人，而是同一条街上的人；像我记得的那样很近，是第一座屋子隔壁的人：这相隔有九周时间，在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人死于瘟疫，直到两周之后为止，它在好几条街上爆发出来并且四处蔓延。现在问题看来是在这里，整个这段时间里传染病的种子潜伏在何处？它如何中止那么长时间，而中止的时间又没有再长一点？要么是瘟病没有通过身体与身体之间的传染即刻到来，要么是它如果到来的话，那么身体也许有能力持续被传染上数日而不让疾病显示出来，不仅如此，而且还延续数周，甚至不止是一次检疫期的天数，而是追加隔离日的天数，不止是40天，而是60天或者更长。

确实，正如我最初讲到的那样，正如许多仍然活着的人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有过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还有一次漫长的霜冻，持续了三个月，而那些医生说，这一点也许是抑制了传染病；可是另一个方面，那些有学问的人得允许我说，如果根据他们的想法，疾病，容我说，只是冻结了起来，那么它就像是一条冰冻的河，一旦坚冰消融，就会回复它平素的力量和激流，而这场传染病的主要暂停期，从二月到四月，却是在霜冻消解，天气变得和煦温暖之后了。

但是有另一条途径解决这整个难题，我认为我本人对事情的记忆将提供这条途径；而这便是，事实并没有得到认可，换言之，在那些长长的间歇之中一个都没有死，亦即，从十二月二十日到二月九日，还有从那时起到四月二十二日。每周的《统计表》是另一面的唯一证据，而那些《统计表》的可信度，至少在我来看来，不足以用来证明一种假说，或是用来确定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接受的观点，而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认为，弄虚作假的行为存在于教区公务员、搜查员和奉命汇报死者及其死于何种疾病的那些人中：由于人们起先非常讨厌让邻居认为他们自己的房屋遭到传染，他们便通过塞钱或是通过别的办法，用死于其他瘟病的名目而将死者呈报；我知道这种做法后来在不少地方，我相信可以说在瘟疫到达的所有地方都习以为常，正如通过《每周统计表》大幅增长的人数会看到的那样，在传染病流行期间，这些人数被放到了其他疾病的栏目中：例如，在七月和八月间，瘟疫正接近于它的高峰；每周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数从1000到达1200，甚至几乎到达1500，这是极为常见的；倒不是说那些瘟病的数目真的到达那样一个程度：而是确实被染上传染病的大量家庭和房屋，获准用其他瘟病的名目而将死者呈报，以防他们自己的房屋遭到关闭，例如，

除瘟疫外还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数。

现在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数目的最大一个部分，或者说它们很大一个部分，全都是死于瘟疫，只不过是那些公务员普遍以上述方式呈报，而若干被查明的瘟病的名目，如下所示：

其他有好几项人数与此相当，让人不难察觉到，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增长，诸如老死、肺病、呕吐、脓疮、疝气，等等之类，其中很多人毫无疑问都是传染病人；但是由于对那些家庭来说，受到传染而不为人所知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只要能够避免，他们便竭力采取一切措施不让人家认为他们是被传染的；如果他们屋子里有人死了，他们便以死于其他瘟病的名目，通过搜查员，向检查员呈报死者。

这一点，我是说，会对那个长长的间歇期作出解释，而这个间歇期，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处在这两者之间，从第一个人的死亡在《统计表》上作为死于瘟疫呈报，到这场瘟病公开蔓延而难以隐瞒的那个时候。

此外，那个时候的每周的《统计表》显然是在泄露这一真相；因为尽管在提到了瘟疫之后，就没有再提到它，而且不再有所增长，可与它最为接近的那些瘟病却明显有所增长，例如在没有瘟疫或几乎极少有瘟疫的时候，每周有八例、十二例、十七例斑疹伤寒；而前面提到的一例、三例或四例，却是那种瘟病通常的每周统计数字；同样，正如我在前面讲到的那样，单单是在那个教区以及邻近那些教区，每周葬礼数目的增长比其他任何教区都要多，虽然登记下来的没有一件是瘟疫；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传染病是在依次传递，而且瘟病的连续性确实是得以维持，尽管当时在我们看来它是停止了，却会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再来。

也有这样的可能，传染病也许是留在了它最初进来的那包货物的其他物品当中，而那包货物说不定没有被打开，或者至少是没有被充分打开，或是留在了最初被传染的那个人的衣服上面；因为我难以设想，有人接连九周受到那种传染病致命的侵袭，却还可以维持那样良好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赞成我的说法的那种论据就变得更加有力了；换言之，传染病留在外表健康的那些人身上，从他们身上传递到他们与之交往的人身上，而在此期间双方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当时那种极大的慌乱正是出于这个缘故；人们开始相信传染病是以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从外表健康的人身上接受的，这个时候他们对每一个靠近他们的人就开始变得过分谨慎和多疑了。有一回在一个公共日，是不是安息日我记不清了，在埃尔德盖特教堂挤满了人的席位上，突然间，有人觉得她闻到了一种难闻的气味，她立刻觉得瘟疫是在席位当中，就把她的想法或怀疑悄悄告诉了邻座，然后起身离开了席位，邻座立刻如法炮制，然后他们全都那么做了；他们每一个人，还有两三拨邻近席位上的人，都起身离开了教堂，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触犯了他们，或是谁触犯了他们。

这就立刻使得每一个人的嘴里塞满了这种或那种配制品，那些老妇人指示的诸如此类的配制品，有一些说不定是遵照了内科医生的指示呢，以防他人的呼吸带来传染病；甚至到了那样的地步，如果我们快要走进一座教堂，只要里面挤满了人，门口就会闻到那样一种混合气味，尽管说不定是没有那么健康，却是比你走进药剂师或药材商的店铺闻到的要浓烈许多；简言之，整个教堂就像是一只醒药瓶，一个角落里全是香水，另一个角落里是香料、香膏和各色各样的药剂和草药；另一个角落里是盐剂和精剂，正如人人为了保全自身而装备的那样；可我却看到，自从人们被那种意见，确切地说是被那种确信无疑的念头迷住了心窍，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传染病是像这样由外表健康的人带来的，后来到教堂和礼拜堂去的人，比他们从前经常去的那些时候要稀少多了；因为这里说的正是那些伦敦人，在整个疫疾流行期间，教堂和礼拜堂根本就没有全部关闭起来，人们也并没有拒绝外出参加公开的礼拜仪式，例外只在于某些教区，是当瘟病在那个教区格外猖獗的时候；甚至在它再也不那样继续猖獗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看到人们怀着怎样的勇气去参加公开的礼拜仪式，甚至是在那种时候，出于其他缘由他们无论如何都是害怕走到他们自己屋子外面；我指的是在那个绝望的时期之前，而那个时期我已经是讲到过了；这是传染病期间城市人口过分稠密的一个证据，尽管为数众多的人刚开始接到警告就去了乡下，在瘟疫大肆增长之时进一步受到惊吓，他们便逃出城去，逃进森林和树林。因为当我们终于看到人们蜂拥云集，而这种场面出现在安息日教堂，尤其是出现在城里那些地区，那儿瘟疫消退下来，或是还未达到其顶点，这个时候是令人感到诧异的。但这一点我马上会再讲到；我花片刻工夫回到起先彼此传染的那个关头；在人们对传染病，还有彼此传染的事情获得正确认识之前，人们只是小心提防那些确定有病的人，头上戴着头巾，或是脖子上裹着布条的人，而那种地方生肿块的人便是如此；这种人确实是让人毛骨悚然：但是一旦我们见到某个衣冠楚楚的绅士，手上戴着戒指还有手套，头戴帽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对这种人我们是没有过丝毫担心；人们爽爽快快地聊上很久，尤其是和他们邻居以及他们认识的那些人聊天。但是一旦内科医生向我们保证说，危险既来自病人，同样也来自健康人，也就是说那种貌似健康的人；而那些觉得自己完全是幸免的人，常常是最为不祥的人；然后事情终于有了广泛的理解，人们对此便有所觉察，并且觉察到其原因所在：然后我是说他们开始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而且大量的人把他们自己给锁闭起来，以杜绝出门社交，也不允许任何人，在外面有杂七杂八交往的人到他们自己屋里去，或是靠近他们；至少是不要那样靠近，因此而处在他们呼吸可及的范围内，或是他们身上任何气味可及的范围内；而一旦他们迫不得已要和陌生人隔着一段距离交谈，他们总是会在嘴里含着预防药，而且在揩布上面洒上预防药，以便将传染病击退，使它不得近身。

必须承认的是，一旦人们开始使用这些预防措施，他们就较少招惹上危险了，而传染病在这种人的家里就没有像它以前在其他人家里那样狂暴地破门而入，而成千上万的家庭，以应有的讳莫如深说起神意的指点，通过这种手段活了下来。

但要将任何东西灌输到穷人的头脑中去是不可能的，他们一旦被传染上了，便带着惯有的性急鲁莽的脾气过日子，满是怒号和悲叹，可在他们身体健康时，却是对自己毫不顾惜、有勇无谋而且顽固不化；什么地方只要找得到工作做，他们就一头扎进去，任何最危险和最容易患上传染病的工作都去做；而如果他们受到责备，就会回答说，我必须把那种事情托付给上帝；要是我被传染上了，那我就是指定被传染上的，我就有了一个了结的时候了，等等之类；或是这样，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我不能挨饿呀，我染上瘟疫死掉跟我饿肚子死掉还不是一回事？我没有活干，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必须做这个，否则就得去讨饭。设想这种工作是掩埋死人，或是照顾病人，或是看守被传染的屋子，而这些全都是极其冒险的，他们的说法大体上是一模一样。必要性确实是一个十分正当而说得过去的理由，而且丝毫不会有更好的了；可在种种必要性并不相同的地方，他们说话的方式却大体上一模一样：穷人的这种冒险行为，把瘟疫以最为狂暴的方式带到了他们中间，而这一点加上他们境遇的穷困，就成了他们一旦被传染上之后，何以那样堆积如山地死去的原因；因为他们这些人，我是指那些穷苦劳工，我可是一点儿都看不到，在他们身体好又挣到钱的时候，较之于从前当家当得更好，而是一如既往地浪费，一如既往地挥霍，一如既往地不顾明天；因此一旦他们终于病倒，他们便立刻处在最为深重的苦难之中，不仅是由于生病，也是由于匮乏，不仅是由于缺少健康，也由于缺少食物。

穷人的这种悲惨我有不少时刻得以成为见证人，有时也成为某些虔诚之士每天给这些人慈善援助的见证人，他们看到他们的匮乏，给他们送去救济和补给，既有食物又有药品，还有其他帮助；事实上正是由于那些日子里人们的脾性有欠公道在这个时候受到关注，才不仅使得大宗善款，数额非常大的善款送到了市长大人和市参议员的手上，用来救济和援助那些染上瘟病的穷人；而且还使得许多民间人士每天分发大笔救济款，派人四处调查遭受灾难和侵袭的各个家庭的情况，给他们救助；不仅如此，还有某些虔诚的女士在那种善行中是那样热情冲天，在天道庇佑下是那样满怀信心地履行慈善重任，因此她们四处奔走亲自向穷人分发救济品，甚至还登门造访穷苦家庭，尽管疾病和疫情恰恰就在那些人的屋子里面，指派护理员照看那些无人看顾的人，安排药剂师和外科医生，前者供给他们药品和膏药，以及诸如此类他们缺少的东西；后者用刀切开肿块和肿瘤并进行包扎，在这种手术缺乏的地方；给穷人送上祝福，给他们以莫大慰藉，还把真心诚意为他们所作的祈祷送上。

我不像某些人那样，会担保说，这些好心人一个都没有在这场灾难当中倒下；但我可以这样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哪个人是失败的，我说这个是为了鼓励万一遭受类似苦难的其他人；毫无疑问，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怜悯穷人的人，在这样一种悲惨之中安慰和救助穷人的人，会有望在这种举动中受到保护。

这种善行也并不仅仅是在几个人当中是那样卓越不凡；而且（因为这一点我不能轻率地置之不顾），城市和郊区以及乡下的富人，他们的善行也是那样伟大，因此总的说来，有为数极多的人，他们本来会由于匮乏和疾病而不可避免地灭亡，藉此却得到了援助和供养；尽管我对那样捐献出来的数目根本没法获得充分了解，也不相信别人会获得充分了解，可我确实相信，正如我听某人所说的那样，而他是这个方面的一个精细观察家，不仅有数万英镑，而且有数十万英镑捐献出来，给这个困苦煎熬的城市中的穷人带来救助；不仅如此，而且有人还对我发誓说，他可以算出每周有超过十万英镑的款子，而这笔钱在各个教区的会议室由教堂执事分发，在各个选区和辖区由市长大人和市参议员分发，是在法官和推事各自所在地区按照他们特别的指令分发；加之私人捐款是以我所说的那种方式由虔诚之士分发，而这种情况一共延续了数个星期。

这实在是一笔非常大的数额了；但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克里普尔盖特教区仅在一周内就分发了17800英镑用来赈济穷人，正如我听到的传言所说的那样，而这我确实相信是真的，那么别的情况就恐怕不是不可能的。

在光顾这个大城市的许多天佑神助的大好事当中，这一点毫无疑问是要被列入其中，而在这些大好事当中有其他不少值得记录的东西；我是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它使得上帝欢悦，致使王国的各个地区人心感动，那样欢喜雀跃地捐献，用来救济和支援伦敦的穷人；它的那些良好的结果在许多方面都感觉得到，尤其是让那么多成千上万的人保住性命并恢复健康，让那么多成千上万的家庭免于灭亡和饥馑。

眼下我谈到的是上天在这灾难期间的仁慈安排，我只能再来谈一谈，虽说因为别的缘由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是说瘟病进展的情况；它是如何在城里的一头开始，然后逐渐从一个地区慢慢推进到另一个地区，像一片乌云经过我们头顶，当它在这一头密集起来遮蔽天空时，在另一头廓然放晴：因此当瘟疫从西到东一路肆虐，在它朝着东部行进时，它在西部便消退下来，那样一来城里那些地区，未被侵袭或是它丢下的那些地区，还有它耗去了势头的地方，便（可谓）有余力去救治和帮助别的地区；而如果这场瘟病同时蔓延至整个城市和郊区，在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猖獗，像它后来在国外一些地方所发生的那样，那么这整个一群人想必就会被压垮，会一天死掉20000人，正如他们说的在那不勒斯发生的那种情况，人们也就不能够彼此救治或彼此援助了。

因为必须看到的是，凡是瘟疫充分发挥其威力的地方，那儿的人们事实上便非常悲惨，而那种恐惧惊慌是难以言表的。但在它恰要到达那个地方之前的片刻，或是在它离去之后的瞬间，他们却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而我只能承认，那个时候在我们所有人中间，人类的那种共同脾性有太多可以找到；也就是说，一旦险情过去，便忘记了解救：不过我会再来谈到这个方面的。

这里不可忘记的是，要对这个共同灾难时期里的贸易状况有所理会，这是针对国外贸易而言，正如也是针对我们的国内贸易而言。

说到国外贸易，毋庸讳言；欧洲的那些贸易国家全都对我们感到害怕，法兰西、荷兰、西班牙或意大利的港口没有一个允许我们的船只进入，或是跟我们有书信往来；事实上我们跟荷兰人的关系不好，跟他们处在激烈的交战之中，但是尽管在国外作战处境不利，我们在国内却还有这样可怕的敌人要与之斗争呢。

我们的贸易商于是便完全裹足不前，他们的船哪儿都去不了，也就是说去不了国外任何地方；他们的制造品和货物，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制造品和货物，在国外不会被人碰一碰；他们跟害怕我们的人一样，害怕我们的东西；而事实上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毛纺制品和人体一样易于留存传染病，而假如是由传染病人打的包，那就会接受传染病，而跟它们接触就像是跟传染病人接触一样危险；因此一旦有英国船舶抵达外国，要是他们真的把物品搬上岸，他们便总是让人把货物打开，在为此目的而指定的地方将它们晾晒：但是从伦敦来的船舶他们不允许进入港口，更不用说是卸货了，无论是按照什么样的约定；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土耳其和事实上是叫做阿基斯的群岛，既属于土耳其人也属于威尼斯人的那些地方，这种针对它们的措施尤其被严格加以行使，它们并不是那样的全然不可通融；起初根本不存在任何阻碍；有四艘船，当时在河里装货驶往意大利，也就是驶往莱亨和那不勒斯，由于他们所谓的产品被拒收，便去了土耳其，并爽快地得到卸货许可，没有任何麻烦，只是由于它们到达那里时，有一些货物在那个国家不适合出售，而其他那些货物是寄售给莱亨的商人的，那些船上的船长没有权力也没有任何规定处置这些货物；因此极大的不便就跟随商人而来。但这只是业务所需的不可避免的状况而已，莱亨和那不勒斯的那些商人收到给他们的通知，从那里再被派去照管那些专门寄售给那些港口的货品，将诸如此类不适合在斯麦纳和斯坎德隆市场上销售的东西，在别的船上带回来。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现的种种不便还要更严重些；因为他们决不允许我们的船只，尤其是从伦敦来的，进入他们任何一个港口，更不用说是卸货了；有一则传言说，我们有一艘船偷偷摸摸交了货，这当中有几包英国布料、棉花、粗绒布以及类似的货物，那些西班牙人便让人把所有货物都给焚烧了，把涉及将它们带上岸的人处以死刑。这件事情我认为部分是真实的，尽管我并不确定：但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危险确实是非常大，传染病在伦敦是那样猖獗。

我同样听说，瘟疫通过我们一些船只被带进了那些国家，尤其是被带进了阿尔加维王国的法罗港，属于葡萄牙国王管辖，那儿有好几个人死于瘟疫，但这一点没有得到确认。

另一个方面，尽管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我们是那样提防，但大可确定的是，这场瘟疫，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由于起初大半是留在城里靠近威斯敏斯特那头，而城里做买卖的地区，诸如城区和河滨之类的地方，至少到七月初为止，是非常安全的；河里那些船只直到八月初为止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到七月一日那天，整个城市范围内只死了7个，而在管辖地之内只死了60个；斯台普涅、埃尔德盖特和怀特夏普尔所有那些教区只死了1个；而索斯沃克所有八个教区只死了2个。但这在国外是一回事，因为噩耗传遍了整个世界，说伦敦城染上了瘟疫；而对那儿的情况并没有做出调查，传染病是如何推进的，或是它始于城里哪个地区，或是到达哪个地区。

此外，在它开始蔓延之后，突然之间，它增长得那么快，《统计表》的数据变得那么高，因此要减轻其传闻，或是竭力让国外那些人相信实际情况是要好一些，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每周统计表》所呈报的记录是足够了；一周死掉2000到3000或4000人，足以让这个世界的整个贸易区恐慌起来，而接下来的时间是那样怕人，也正好是发生在这个城市里，使得整个世界，我是说，对它采取了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