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家庭也用到的那些方法，会普遍得到使用，用来隐瞒瘟病，并将生病的人藏匿起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还没等来访者或检查员掌握有关情况，瘟病有时候便侵害了整个家庭：另一个方面，同时患病的那些人的数量极大，会超出公共传染病隔离所接纳他们的整个容量，或是超出公务员发现并送走他们的全部能力。

这一点在那些时候考虑得相当多，而我听到他们经常谈起它：行政长官好容易才让人们服从，将他们的房屋给关闭起来，而他们用许多办法蒙蔽看守人，从屋里跑出来，正如我讲过的那样：但是这种困难使它变得清清楚楚，他们会发现用别的办法工作是办不成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法把病人从他们的床铺和住处赶出去；这恐怕就不是市长大人的公务员，而是一大群公务员才会试着去做一做的；另一个方面，人们会受到激怒而不顾一切，会将那些想要干涉他们或是干涉他们孩子和亲戚的人杀死，不管因此而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因此他们就会使得人们处在可以想象的最可怕的精神错乱之中，而那些人实际上就是那个样子；我是说，他们就会让那些人变得十足疯狂起来；而行政长官在好些方面都发现这么做才是恰当的，用宽大和同情对待他们，而不是用暴力和恐怖，诸如将病人从屋子里拖出来，或是逼他们自己搬迁之类。

这又让我讲起那个时候，当时瘟疫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它会在整个市区蔓延这一点变得确定下来，当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那些优渥之人才刚受到惊吓，便开始让他们自己急急忙忙跑出城去：确实，正如我在适当之处讲到的那样，人群是那样拥挤，大马车、马匹、运货马车、轻便马车是那样多，在把人们拉走和拖走，看上去仿佛是整个城市在逃走；而要是那个时候有什么吓唬人的法规颁布出来，尤其是那些自以为要对人们进行整顿，而非自我整顿的法规颁布出来，就会让市区和郊区同时陷入混乱不堪的状况之中。

但是行政长官明智的做法让民心得到振作，在管理市民方面制定了很好的细则，在大街上维持良好的秩序，每件事情尽可能做得对所有人都无所偏颇。

起初，市长大人和治安官、全体市参议员，还有一定数量的市会成员或是他们的代表，达成一项决议并加以颁布，亦即，“他们不会让自己退出这个城市，而是会始终待在就近的地方，为了在各处维持良好秩序，为了随时随地主持公道；也是为了将公共慈善分布给穷人；一言以蔽之，为了履行职责，尽其最大努力践行市民委托给他们的义务。”

为了实行这些规定，市长大人、治安官等人每天多少都要召开市政会议，为了制定那些在维持市民和平方面他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部署；虽说他们尽量以慈爱和宽厚待人，可是各类不法之徒，诸如窃贼啦，私闯民宅者啦，抢劫死人的人啦，或是抢劫病人的人啦，却都及时得到了惩处，而由市长大人和全体市参议员制定的针对此类案件的好几则公告陆续得以颁布。

所有的警察和教会执事也都被责令留在城里执行严厉刑罚，或是在辖区代理参议员或市会成员的认可之下，把权力委托给那些得力而能干的房屋管理人，并要为这些人做出担保；还要保证万一有所伤亡，他们会立刻指派其他警察来代替这些人。

这些事情又使得人心大为安定下来，尤其是在人们开始感到恐慌之际，那个时候他们谈到要进行那样盛大的一场逃亡，要让这个城市处在被其居民全盘抛弃的危险之中，除了那些穷人不会那么做之外；而乡村便会遭到无数人的洗劫和践踏。而行政长官也并没有什么不称职的地方，在执行任务时就像他们承诺的一样大胆无畏；因为市长大人和治安官不停地出现在街上，出现在危险最大的地方；虽说他们并不想要有太大的一群人将他们团团围住，可是，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却丝毫没有拒绝人们靠近，并耐心听取他们所有的委屈和申诉；市长大人特意在他的大厅里修建了一个低矮的会堂，那些人前来诉苦时，他便站在那儿，稍稍移开一点儿距离，那样他就会尽量安全地露面了。

那些正式的公务员，叫做市长大人的公务员，同样是一刻不停地在值班，就像他们是在伺候着；而要是他们有人病了或是被传染上了，正如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病了或是被传染上了那样，其他那些人就立刻被雇来填补上，代替他们行使职务，直到弄清楚对方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为止。

同样，那些治安官和市参议员分别驻守在他们的警备区和选举区，他们是出于职分而被安排在那些地方；治安官手下的官吏或军曹获得指派，接受各自的市参议员值班时发来的命令；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毫无妨碍地执行公道了。其次，要去查看那些维护集市自由的法令遵循情况，这是他们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而这个方面，不是市长大人，就是一名治安官或者就是两名治安官，每逢赶集日骑马去查看法令的执行情况，去查看乡下人的赶集是尽量得到了鼓励并且来去自由的；在街上不会见到各种可怕的景象，把他们给吓住，或是让他们不愿意来了。那些面包师同样也要处在具体法令的监管之下，而那位面包师行会的主人，在其董事会的协助下，奉命查看市长大人为管理他们而制定的法规付诸实施，还有正当的面包法定价格的执行情况，这些价格每周由市长大人指定，而所有的面包师不得不让他们的烤炉一刻不停地燃旺，违者要被革除作为伦敦市区的自由民的权利。

通过这种措施，面包的供应始终是十分充裕，而且跟平时一样便宜，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而市场上的食品根本就不匮乏，甚至到了那样一个地步，弄得我经常为之啧啧称奇，并且责备自己在出门活动时是那样胆怯和警惕，而这个时候那些乡下人倒是爽朗而无畏地来赶集，仿佛城里一点儿都没有过传染病，或者说是一点儿都没有染上它的危险。

确实是由于上述行政长官可钦佩的操守，那些街道才连续不断地得到了清除，全然没有各种可怕的景象，没有死尸，也没有任何诸如此类不体面或不愉快的东西，除非是有人在街上突然倒下或死去，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而这些人一般都会被盖上布片或毯子，或是到了夜里，被送进邻近的教堂墓地：所有那些必不可少的工作，其中含有恐怖，惨淡而危险，都是在夜里做下的；要是有什么病态的尸体搬迁，或是有什么死人掩埋，或是有什么传染病的布料焚烧，这也都是在夜里做下的；而所有那些尸体，让人扔进各自教堂墓地的大坑，或是扔进各自掩埋地的大坑，正如已经讲到的那样，同样也是在夜里搬运的，而在天亮之前每样东西都被盖上和封住：因此除了从街道的那种空虚，而有时候是从人们窗口传出的恸心号叫和悲叹，还有从许多被关闭的房屋和店铺中让人注意到的那种情况之外，大白天是丝毫没有那种灾害的迹象让人看到或是听到。

甚至街道的那种寂静和空虚在城市里也不及在那些外围地区，除了恰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当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瘟疫朝东边过来，然后蔓延至整个市区：确实是由于上帝那种仁慈的安排，随着瘟疫最初在城里的一头开始，正如已经详细讲到的那样，于是它逐步向其他地区推进，直到它在城市的西部耗去了凶猛势头，才朝着这边或者说朝着东边过来；于是当它朝着一边过来时，它在另一边减退下来。举例来说：

它在圣迦尔斯和城里的威斯敏斯特那边开始，然后到了大约七月中旬，它在整个那片地区达到了高峰，亦即，在菲尔兹的圣迦尔斯，圣安德鲁—霍尔伯恩，圣克莱门特-但恩斯，菲尔兹的圣马丁斯，还有在威斯敏斯特：到了七月末它在那些教区减退了，然后朝着东边过来，在克里普尔盖特、圣塞浦尔科斯、圣詹姆斯-克拉克威尔，还有圣布莱德斯，还有埃尔德斯盖特，它得到惊人的增长；当它在所有这些教区出现时，市区以及索斯沃克河岸的所有教区，还有整个斯台普涅、怀特夏普尔、埃尔德盖特、瓦平和拉特克利夫极少受到沾染；因此人们漫不经心地在忙乎他们的事情，做他们的交易，开他们的店铺，在城里各处，在东部和东北部的郊区，还有在索斯沃克，彼此爽快地交往，简直就像瘟疫没有在我们中间出现过似的。

即便是北部和西北部的郊区，亦即，克里普尔盖特、克拉肯威尔、毕晓普斯盖特及肖迪契，完全被传染上的时候，其他所有地区却都仍然还是相当过得去的。举例来说，

从二十五日到八月一日，《统计表》中死于各项疾病的数目如下：

因此那一周在克里普尔盖特和圣塞浦尔科斯两个教区里死掉的人数，总之比整个市区和整个东部郊区，以及索斯沃克所有教区加起来还要多出48个：这就使得这个城市健康状况的名声在英格兰各地，尤其是在毗邻的乡村和集市持续传播开来，而我们的食品供应主要是来自那些乡村和集市，其持续时间甚至比那种健康状况本身还要长得多；因为当人们从乡下来到街上，经过肖迪契和毕晓普斯盖特，或是经过奥尔德街和史密斯菲尔德，这个时候他们会看到那些外围的街道都是空荡荡的，而房屋和店铺都门窗紧闭，而在那儿活动的寥寥几个人走在街道的中央；可是一旦他们到了市区里面，那儿的情况看上去要好一些，集市和店铺都在开张，人们像往常一样在街上四处走动，虽说不是那么的太多；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八月末和九月初的时候。

但是接下来那种情况大为改观，瘟病在西部和西北部的那些教区消退下来，而传染病的重心落到市区和东部郊区以及索斯沃克那边，而且情形来得令人害怕。

然后城里才真正开始显得惨淡了，店铺关掉，街上一片荒凉；许多情况下人们其实都是不得已才到外面的大街上活动的；到了正午时分才会有相当多的人，而在早晨和傍晚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即便在那些地方，在康西尔和齐普塞德也不例外。

通过那些个星期每周的《死亡统计表》，通过它的一份摘要，我的那些观察极大地得到证实，由于它们涉及我讲到过的那些教区，而且是把我说到的统计结果做得一目了然，因此便抄录如下。

这份每周的《统计表》，它证明城市西边和北边的葬礼数量的下降，如下所示。

这里事情其实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变化，而且实为一种可悲的变化，而要是它持续的时间比实际情况再多上两个月，那就极少会有人活着留下来了：但是接下来，我是说，上帝做了那样一个仁慈的安排，那个时候，起初那样可怕地遭到侵袭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正如你所见的那样，变得好多了；而当时在这儿消失不见的那些人，又开始在那儿向外张望了；而在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星期里更是有所改观，也就是说，更是到了让城里其他地区欢欣鼓舞的地步。举例来说：

眼下城里以及上述东部和南部地区，实在是悲惨到家了；因为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瘟病的重心落到了这些地区，也就是说，落到了市区，河对岸的那八个教区，还有埃尔德盖特、怀特夏普尔和斯台普涅的那些教区，而在那样一个时候，《统计表》上升到了那种吓死人的高度，正如我在前面讲到过的那样；每周有8 000或9 000人，甚至，照我的料想有10 000或12000人死去；因为这是我坚定不移的看法，基于我已经说明过的那些理由，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弄到任何正确的数字记录。

更有甚者，有一位最著名的内科医生，他后来用拉丁文发表了一篇报告，记录那些时候的情况以及他所做出的观察，说是一周之内死了12000人，尤其是一夜之间死了4000人；虽说我并不记得曾经有过那种特别的夜晚，那样引人注目地在劫难逃，结果有那样一个数量的人死于其间：不过这一切倒是证实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情况，有关《死亡统计表》的那种不确定性，等等之类，而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会更多地谈到。

这里请允许我再去写一写城市本身，还有我所居住的那些地区，在此特定时刻里的悲惨状况，尽管这会显得是在对那些情景作重复描述：城市，还有其他那些地区，虽然有大量的人去了乡下，可还是人满为患，而且说不定是更满了呢，因为人们拥有一种为时已久的强烈信念，瘟疫不会进入市区里来，也不会进入索斯沃克，根本不会进入瓦平，或拉特克利夫；不仅如此，而且在那种节骨眼上人们是那样的确信无疑，结果许多从西边和北边的郊区迁移的人，由于为了安全而到了东部和南边的那些地方，而正如我确实相信的那样，把他们中间的那种瘟疫带到了那儿，说不定是比他们用别的方式传染上要来得更快一些呢。

这里为了对子孙后代有用我还应该再提上一笔，说的是各色人等互相传染的那种方式；换言之，事情不仅仅在于那些病人，瘟疫是从他们那里立刻被其他那些健康人所接受，而且还在于那些身体好的人。把话说明白了；我说那些病人，意思是说那些已经让人知道有病的人，已经被弄到了床上，处在监督之下，或是身上有了肿块和肿瘤，等等之类；这些人个个都是可以提防的，他们不是在自己的床上，就是在诸如此类难以隐瞒的处境之中。

我说那些身体好的人，意思是说那种已经接受了传染病的人，而且确实是将它染上了身，让它进入了他们的血液，却还没有在容貌气色上将它的后果显示出来，不仅如此，而且甚至在好些天里他们自己都还没有发觉，正如不少人都没有发觉那样：这些人到处喷吐死亡气息，喷吐在每一个靠近他们的人身上；不仅如此，而且就连他们的衣服里也都留着那种传染病，特别是如果他们浑身发热并且多汗的话，他们的手就会将他们触摸过的东西传染上病，而这些人一般也都是动不动就要出汗的。

由于不可能知道这些人被传染上，而他们有时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也并不知道自己被传染上：这些便是那样经常地在街上倒下并昏死过去的人；因为他们常常是到了最后都会在街上走来走去，直到突然间他们会冒汗，变得虚弱起来，在门口坐下然后死去为止：确实，发现自己这个样子，他们会努力挣扎着回到自己家门口去，或者通常正好是能够踏进自己的屋子然后立刻死去；通常他们会走来走去，等到他们恰恰是有了那些标记出现在他们身上，却不知道有这回事，会在他们回家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里死去，但只要是在户外他们就会好好的：这些是危险的人，这些是健康人应该感到害怕的人；但是那时在另一边要知道他们是不可能的。

而在一场劫难之中要通过最大限度的人为警戒去防止瘟疫蔓延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原因盖在于此，（亦即）不可能知道谁被传染上了而谁还没有被传染上；或者说那些被传染上的人会完全知道他们自身的状况：我认识一个人，此人在1665年伦敦瘟疫流行的所有季节里都是在爽爽快快地社交，而且始终随身携带着一种解毒剂或补剂，有意在他觉得自己身处危险时服用，而且他懂一个规律可以知道，或者说是可以获得近旁险情的警告，由于我在此前和此后实际上都从未碰到过，因此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靠得住，我并不知道：他的腿上有个伤口，无论什么时候他来到那些不健康的人中间，而且那种传染病开始要影响他了，他说他都可以根据那个信号知道，（亦即）他腿上的伤口会刺痛起来，而且显得灰暗和苍白；于是他只要一觉得伤口作痛，他便立马要抽身引退了，或是要照顾他自己，喝他的饮料了，为此他总是随身携带着那种饮料。眼下看来他觉得他的伤口会痛上好多次，当他和那样一帮人在做伴的时候，那些人认为自己是没病的，而且他们彼此都显出没病的样子；可他会立刻站起身，并且当众说道，朋友们，这房间里有人带着瘟疫，于是就会立刻将那帮人给解散。这实际上是对所有人发出忠实警告，瘟疫是由于人们在一个被传染的城市里杂乱交往而难以避免的，人们是在对它并不知情的时候染上它的，而在他们不知道自己被染上的时候，同样也会把它传染给别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将那些身体好的人给关闭起来，或是将那些有病的人给迁移出去，都将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他们能够回过头去把那些和病人交往过的人全都给关闭起来，甚至能够赶在他们知道自己得了病之前，而没有一个人知道那种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拨乱反正，或是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是何时、何地或是如何沾上传染病，或是从何人身上沾上传染病的。

这我把它看做是这种事情的缘由，让那么多人谈论空气遭到败坏和传染，说他们没有必要提防自己和什么人交往，因为传染病就在空气当中。我见过他们用不可思议的激动和惊诧的语气谈到这个方面，我从未靠近过什么传染病人呀！那个忐忑不安的人说道，除了那些好端端的健康人，我和什么人都不打交道，可我还是得了那种瘟病！我相信我是遭到了上天的打击，另一个人说道，然后他开始谈起那种严肃的方面；第一个人又接着发出惊呼，我没有接近过任何传染病，或是任何传染病人，我相信它是在空气当中；我们呼吸时把死亡给吸了进来，因此，这是上帝之手在起作用，挡也挡不住的；而这最终使得许多人，对危险变得麻木了，对它变得不那么关心了，对这个时期的末尾不那么警惕了，而当它达到顶点时，他们便首当其冲；然后他们便会用一种土耳其人的宿命论语气说道，如果上帝乐于打击他们的话，他们不管是跑到外面还是待在家里都一样，他们都逃脱不了，因此，他们大胆地走来走去，甚至走进那些被传染的房屋，还有被传染的人群当中；探望病人，还有总而言之，是和他们当时染上了瘟病的妻子和亲属同床共枕；那么结果如何呢？无非就是和土耳其的那种结果一样，和那么做的那些国家里的结果一样；换言之，他们也被传染上了，而且死了成千上万。

我绝不是想要削弱对上帝审判的敬畏之情，还有对其旨意的虔敬之心，在那样一些时刻，他的审判和旨意应该始终铭记在我们心里；这场劫难本身毫无疑问是上天落在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头上的打击；是他的一个复仇使者，是对那个民族，那个国家，或是那个城市的响亮召唤，令它谦卑和忏悔，据《耶利米书》第18节第7、8段那位先知所言，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眼下正是为了在人们此时此刻的心中激起对上帝应有的敬畏之情，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我才把这些情况详细记录下来。

我是说，因此我便反思，没有人可以把那些事情的缘由归为上帝之手的直接打击，归为其旨意的派定和指令；不仅如此，而且相反是有许多神奇的拯救让人免于传染病，让被染上的人得以拯救，而那种奇异而非凡的奥秘旨意，存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特定事例之中，而我把我自身的拯救看做是近乎奇迹般的一例，而且确实是以感恩戴德的心情将它记录下来的。

可是当我在谈论瘟疫的时候，作为产生于自然原因的一种瘟病，我们必定认为它实际上是按照自然的手段传播的，而由于它处在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支配下，它也并非完全不能说是一种审判；因为神的力量形成了自然的整体结构，并让自然在其轨道上得以运行；因此这种力量认为极应该让它自身涉及人类的种种行为，不管是出于怜悯还是出于审判，都是在自然原因的平常轨道上进行，而他乐于遵照作为普通手段的自然原因而行动；但是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此外仍然给他自己保留一种按照超自然方式行动的权力：眼下显而易见的是，在传染病的状况中，并没有明显而特别的理由行使超自然手段，仅仅是事物平常的轨道似乎就足以装备，使得上天经常通过传染病而支配的所有结果都有能力产生。在这些因果关系当中，传染病的这种难以觉察而又不可避免的隐秘传送，用来执行神圣复仇的那种狂暴绰绰有余，无需再给它加上种种超自然现象和奇迹了。

这种疾病的尖锐透入的性质是那样难以阻遏，而传染病的接受是那样难以察觉，使得最严格的警戒措施虽则到位也无法确保我们的安全：但是我得允许自己认为，而且我记忆中有那么多鲜活的事例，让我相信这一点，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它们的行迹；我是说，我得允许自己认为，除了是从传染病的平常途径沾上它，从某个人，或是从衣服，或是从触摸，或是从此前被传染上的某个人的臭气之中沾上它之外，举国上下还没有人沾上过这种疾病或传染病呢。

它最初到达伦敦的那种方式，也证明这一点，（亦即）是通过从荷兰带来的货物，而且是从列文特带到那儿；它最初的爆发是在朗埃克的一座屋子里，那些货物被摆在那儿，而且是最先被打开；通过和那些病人交往的明显不慎重行为，通过传染给那些被雇来处理死者的教区公务员，等等之类，它从那座屋子蔓延到其他屋子；这些都是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基本点而为当局所知，它继续蔓延，是在人和人之间，在房屋和房屋之间不断推进，无有例外：最初被传染的那间屋子里死了四个人，有个邻居听说最初那间屋子的女主人病了，去探望她，然后回到家里，把瘟病带给了她的家人，然后她和她全家人都死了。有个牧师被叫去和第二户人家最先得病的那个人一起祈祷，据说是立刻就病倒了，然后和他家里好几个人一起死了：接下来那些内科医生便开始估量，因为他们起初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但是被派去检查尸体的内科医生，他们向那些人保证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瘟疫，带有它所有可怕的细节特征，而且它有成为一场大规模传染病的危险，由于那么多人已经和病人或是得了瘟病的人打过交道，而且正如可以料想的那样，已经从他们那里害上了传染病，要将它遏制住将是不可能的。

内科医生在这里发表的意见和我后来的观察是一致的，换言之，危险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蔓延开来的；因为病人没法传染给任何一个人，除了传染给那些人，他们处在和那个病人接触的范围之内；但凡有一个人，此人或许真的是接受了传染病，对此并不知情，只是走到户外，就像没病的人那样走来走去，就可以把瘟疫带给1000个人，而他们可以把它带给比例更大的一群人，而无论是带来传染病的那个人，还是得病的那些人，对此都是一无所知，说不定是在好些天之后都还感觉不到它的后果呢。

举例来说，在此劫难期间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察觉到他们是被传染上了，直到他们感到有说不出的惊讶，发现身上出现了那些标记，而在此之后他们鲜有活过六个小时；因为他们称之为标记的那些斑点，其实是坏疽斑点，或者说是坏死了的肉，结成一颗颗小瘤，宽如一便士小银币，硬如一块茧子或尖角；因此疾病一旦到了那种程度，结果是除了必死之外就没有其他可能了，可是正如我说的那样他们对自己被传染上了还一无所知，就连自己出了毛病都还没有发现，直到那些要命的记号出现在他们身上为止：但是每个人都必定承认，他们此前受了严重感染，而且那个样子想必是有段时间了；因此他们的呼吸，他们的汗水，他们的衣服本身，此前的许多天里都是具有传染性的。

层出不穷的各种病例便是由此发生，而内科医生会比我有更多机会记住那些病例；不过有一些是在我所见或所闻的范围之内，对此我可以说上几例。

某个市民过得安全，不曾有所沾染，等到九月份，当时瘟病的重心从它以前所在的地方更多是转移到了城里，他便欣喜异常，谈到他自己如何安全，如何谨慎，还有如何从未靠近过任何有病的人，他的话里面有某种太过吹嘘的味道，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另一个市民，他的邻居有一天便对他说道，先生不要过于自信了——谁有病，谁没病，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看到人家活着，从外表上看活得好好的，而接下来一小时就死了。那倒没错，第一个人说道，因为他不是那种自恃安全的人，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免于难罢了，而人们，正如我在上面说的那样，尤其是在城里，开始在这一点上变得过于安心了。那倒没错，他说道，我倒并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但我希望自己没有跟任何有了危险的人做过伴。没的事！他的邻居说道，在格蕾丝丘奇街的布尔海德酒馆你不是跟某某先生在一起嘛——前天晚上：没错，第一个人说道，我是在那儿，可是那儿没有一个人，我们有任何理由认为是危险的：对此他的邻居没有再说什么，不想去吓唬他；但是这让他变得更加好奇起来，而由于他的邻居显得畏缩迟疑，他就变得更加急躁了，然后用一种激昂的语气，大声说道，为什么他没有死呢，他真该死！对此他的邻居仍旧一声不吭，只是狠狠瞪了一眼，然后对他自己说了句什么话；听到这句话，第一位市民的脸色发白了，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这句话，那么我也是一个死人了，然后立刻回家去，派人去找邻近的药剂师给他弄点预防药，因为他还没有发现自己得了病；但是那位药剂师将他胸口的衣服打开，发出一声叹息，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这句话，乞求上天吧；那个人便在几小时之后死去了。

现在让人根据这样一个事例判断一下，行政长官的那些管理措施，不是把病人关闭起来，就是将他们迁移出去，是否有可能阻止那样一场传染病，它在人和人之间自行蔓延，甚至是在他们身体相当好的时候，而且觉察不到它的到来，这种状态会持续好多天。

这里来问一问也许是适当的，从人们体内有了传染病种子，到它自身以这样一种致命的方式出现，大概应有多长时间；人们会貌似健康地走来走去，可对所有那些接近他们的人却具有传染性，这有多长时间？我相信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内科医生，也不会比我更能够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一个普通观察者会注意到的东西，也许在他们的观察中会忽略过去。国外那些内科医生的观点似乎认为，它会在元气中，或是在血管中，潜伏相当长时间；那他们何必还要对那些人，那些来自可疑地方，进入他们港湾和口岸的人实施隔离呢？人们会认为，本然的力量要和这样一个敌人作斗争，既没有战胜它，也没有屈服于它，四十天是太长了些：但是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却没法认为，他们能够那样被传染上，正如他们对别人具有传染性，最多不超过十五天或十六天以上；正因为是这个缘故，一旦城里有座房屋被关闭起来，已经有人死于瘟疫，但是十六天或十八天之后，家中并没有人像是生病的样子，他们就不是那样的严格了，而是会对他们私自走到户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人们后来也不会特别害怕他们，反倒是觉得他们更其强健，由于那个敌人在他们自己屋里时，他们并没有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不过我们有时候发现它隐匿潜伏的时间要长久得多。

基于所有这些观察，我得说，尽管天意似乎把我的行为引向了反面；但这一点却是我的意见，而我必须把它当作一份医嘱留下来，（亦即）治疗瘟疫最好的药物就是从它身边逃走。我知道人们通过这些话来鼓励自己，说什么上帝有能力在险境之中保护我们，在我们觉得自己脱离险境时有能力打垮我们；而这让成千上万的人留在了城里，他们的尸首让一车一车的运尸车扔进了大坑，而这些人，要是从那种险境中逃跑，我相信，他们就会免受疾病的侵袭；至少是有可能变得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