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夜晚他们全都是在森林里露营，彼此隔得并不远，但是没有将那个帐篷搭起来，免得他们被人发现：另一个方面，理查德带上他的斧头和小斧子去干活，在那儿砍下些树枝，他造了三个帐篷或是茅屋，他们全都在那里面宿营，跟他们所能期盼的一样便利。

他们在沃尔桑姆斯托弄到的那些食品，这个夜晚让他们吃得非常之丰盛，至于说下一顿吃什么，他们就听天由命了；在那位老兵的指导下他们过得那么舒服，眼下他们都心甘情愿让他做了领袖；而他指导的第一步显得十分恰当：他对他们说，眼下他们离开伦敦真是够远的了；由于他们不必立刻仰仗该州的人来救助，因此他们应该和那些乡下人小心不让他们传染上一样，他们也应该小心不让乡下人传染上才是；他们的钱是那么少，他们都应该尽可能节俭；由于他不愿让他们想到要对乡下人动用暴力，因此他们必须努力理解自身的处境要与乡下人尽量协调一致的那种意义：他们全都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于是他们便让自己的三间房屋矗立着，次日朝埃平走去；那位上尉，因为现在他们都这么叫他，和他的两个旅行伙伴同样也放弃了去沃尔桑姆的计划，然后所有人都一块儿走了。

当他们来到埃平附近，他们停了下来，在开阔的森林里选了一块合适的地方，不是非常靠近那条公路，但是离它的北侧也并不远，在截去树梢的一小片矮树丛底下：他们搭建起小小的营地，它由三个大帐篷或是茅棚组成，都是用竿子扎成，他们那个木匠，还有成为他助手的那些人，砍下那些竿子固定在地上围成一个圆圈，在顶部把那些小梢头全都捆扎在一起，然后用树枝和灌木将四壁加厚，这样一来它们就密不透风而且暖和了。除此之外，他们有一间小帐棚让那些女人单独躺在那里面，还有一间茅棚把那匹马儿给放进去。

碰巧次日或者说第二天，是埃平的赶集日；这时约翰上尉，和其余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人，到集市里去，买了些食品，也就是说面包，还有一些羊肉及牛肉；而那些妇女当中的两个人分开走，仿佛她们跟其他那些人是不搭界的，而且买的更多。约翰用那匹马儿把东西带回家，用那个麻袋（木匠装工具的那个袋子）把东西装进去：那位木匠去干活，用他能弄得到手的现成木料，给他们做了可以用来坐的长凳和小凳，还有一张可以用来进餐的桌子。

他们有两到三天没有受到注意，但在这之后，人们大量从镇上跑出来看他们，然后整个乡下都被他们惊动了。人们起初似乎害怕接近他们，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想让人们靠近，因为有谣言说沃尔桑姆出现了瘟疫，而它在埃平出现已经有两到三天了。因此约翰冲着他们大叫大嚷让他们不要过来，因为，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全都是好好的没有一点儿毛病，我们不想让你们把瘟疫带给我们，也不要借口说是我们把它带给你们。

在这之后那些教区的公务员过来找他们，隔着一段距离和他们谈判，很想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凭什么理由他们企图在那个地方站稳脚跟？约翰非常坦率地答复说，他们是伦敦来的受苦受难的穷人，预见到瘟疫如果在城市里蔓延，他们就会沦落到悲惨的境地，为了活命便及时逃了出来，因为没有熟人或亲戚可以投奔，起初是把驻地定在伊斯林顿，但由于瘟疫到了那个市镇，便继续逃跑，而由于他们猜想埃平的人大概不肯让他们进入市镇，他们便在空地上，还有在森林中，这样搭起帐篷来，甘愿去忍受这种凄凉的住宿带来的所有艰难困苦，而不想让任何人害怕他们，以为自己会受到他们伤害。

起初埃平的那些人粗声恶气地跟他们说话，告诉他们必须搬走；这个不是他们的地方；他们自以为好好的一点儿毛病都没有，但是他们应当是知道的，他们也许是传染上了瘟疫，会把整个乡下都给传染上的，而他们不能允许他们住在那儿。

约翰非常平静地跟他们讲了很长时间的道理，告诉他们说，“伦敦是他们，也就是说，埃平的镇民及周边所有乡民，赖以维生的一个地方，他们把土地上的收成卖给它，从那里赚取那些农场的租金；而那样冷酷地对待伦敦居民或是那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是通过那些人才赚取了那么多，这是非常不好的，今后他们想起来都会觉得讨厌，会让人家说他们对待伦敦来的人是如何野蛮，如何不好客，如何不厚道，而那些人当时是从世上最可怕的敌人那里逃出来的；这就足以让城里所有人都憎恨埃平人这个名称，让那些小老百姓当街用石块砸他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他们来赶集；他们还没有让他们自己脱离劫难的危险，正如他听说的那样，沃尔桑姆已经是遭殃了；他们是在没有被染上之前就害怕得逃走了，而这个时候他们却连在空地上躺下的权利都要被否决，他们会觉得这样是非常冷酷的。”

那些埃平人又告诉他们说，他们，诚然，说自己是好好的没有传染病，可他们却没法担保真的没有；有传言说，沃尔桑姆斯托有一大群乌合之众，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健康的，正如他们说过的那样，可他们却威胁说要洗劫市镇，不管教区的公务员是否同意，都要强行过路；他们总共有将近200人，还拥有武器和帐篷——像那些粗鄙的乡下士兵；他们向镇上勒索食品，威胁说要待在免费宿营地靠他们过活，还展示他们的武器，用军人的语言说话；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朝着拉姆福特和布伦特-伍德走去了，乡下已经被他们传染，瘟疫在那两个大市镇里蔓延，因此人们都不敢像平时那样赶集了；他们很有可能是那伙人当中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合该被送进该州的监狱，牢牢关起来，直到他们为他们造成的损失，为给乡下带来的惊恐和害怕作出赔偿为止。

约翰回答说，别人做下的事情跟他们毫不相干；他向他们保证，他们全都是在一起的；他们的人数从来没有比他们当时看见的更多（顺便说一下，这倒是非常正确的）；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分开的两拨人，但是顺道合在了一起，他们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但凡是有人想要他们说明他们本人的情况，他们都乐意作出说明，呈报他们的名字和住地，这样他们一旦犯有败坏风纪的罪行，便可以有所问责；镇上的人会看到他们满足于艰苦的生活，但求一小块空间，在林间有益健康的地方歇息，因为那样的地方他们并非不可以逗留，而如果他们发现那儿的情况刚好相反，他们就会拔脚逃走的。

但是，镇上的人说，我们手头已经有大批穷人要负担，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再有所增加了；我们想，你们是没法保证不会成为我们教区和居民的负担的吧，也没法保证在传染病方面对我们不会造成危险的吧。

“唉哟瞧你说的，”约翰说道，“说到要成为你们的负担，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如果你们因为我们目前的需要而用食品来救济我们，那我们会非常感谢的；由于我们在家的时候全都是不靠施舍过日子的，因此我们一定会让自己全心全意回报你们，要是上帝愿意把我们安全带回到自己的家庭和住所，而且愿意让伦敦的人都恢复健康的话。

“至于说我们要死在这儿，我们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有人死了，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就会把他们给掩埋，不会让你们花上一分钱的，除非事情变成那个样子，我们全都死掉了，那么说实在的，最后那个人是没有能力掩埋他自己了，那一笔开销就得由你们来支付了，而这个请相信我，”约翰说道，“他会在他身后留下足够的东西来偿还你们的开销。

“另一方面，”约翰说道，“如果你们要将所有的怜悯心肠都关闭起来，一点儿都不来救助我们的话，那我们也不会用暴力来勒索任何东西，不会到任何人那儿去偷窃的；但是一旦我们手头的那一点点东西都用完了，如果我们因为缺衣少食而死去，那么这一切也都是上帝的旨意了。”

通过那样一番对镇民的理智而平和的谈话，约翰做得很成功，结果他们都走掉了；尽管他们并没有做出任何允诺让他们留在那个地方，可他们也没来骚扰他们；而这些穷人继续在那儿逗留了三四天以上，没有碰到什么麻烦。这一回，他们和镇郊一家饭馆略微相熟了些，他们隔着一段距离冲饭馆叫喊，要求弄上一点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隔着一段距离把东西放下，而且总是非常公道地把账给付掉。

在此期间，镇上年纪轻一点的人三番五次地过来，离他们很近，会站在那里望着他们，有时会在某个中间地带跟他们谈话；尤其是让人看到，在第一个安息日里那些穷人全天歇业，在一起祭拜上帝，让人听见在唱赞美诗。

这些事情，还有那种安静无害的行为，让他们开始博得乡下人的好评，人们开始对他们动了恻隐之心，用颇为赞赏的语气谈到他们；其结果是，正好在一个非常潮湿的雨夜，住在邻近一带的某位绅士，他用一辆轻便运货马车给他们送来了十二捆稻草，让他们既可以用来躺卧，又可以用来覆盖和修葺茅棚，还让他们保持干燥：不远处一个教区的牧师，并不知道另一个人的事，也给他们送来两蒲式耳麦子，还有半蒲式耳白豌豆。

对这些救助他们自然都是非常的感谢，尤其是稻草，对于他们来说是极为舒适愉快的东西；因为尽管那位能工巧匠给他们制作了支架，可以像凹槽那样躺进去，而且在里面堆满树叶，还有诸如此类他们能够搞到的东西，把帐篷布全都剪开来给他们做成被单，可他们还是睡在潮湿坚硬且不卫生的环境中，直到送来这些稻草，对他们来说就像鸭绒被褥，而且照约翰的说法，比在平时躺在鸭绒被褥里还要讨人欢心哩。

这位绅士和那个牧师就这样开了个头，而且给人做了个榜样，怜恤这些东游西荡的人，其他那些人迅速追随，而他们每天都要接纳人们的种种慈善行为，但主要是来自那位绅士，他居住在附近的乡村里；有人特意给他们送来椅子、凳子、桌子这类他们匮乏的家什；有人给他们送来毯子、围毯和被单；有人送来陶器；还有人送来叫菜订饭的食具。

在此良好待遇的鼓舞下，他们的木匠不出几天就给他们造了一座有椽子的大棚屋，或者叫做大房子，形式上还有一个屋顶，他们住宿的上面那一层楼是暖和的，因为九月初的天气开始变得又湿又冷；但是这座房子却苫盖得非常好，四壁和屋顶造得非常厚实，足以将寒冷挡在外面；他还在一头造了堵土墙，在那里面弄了一个烟囱；这帮人中间的另一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个连接烟囱的通风筒用来通烟气。

虽说是粗劣，他们在这儿却住得非常舒服，直到九月开初，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坏消息，不管是真是假，在沃尔桑姆-埃贝的一侧，还有在拉姆福特和布伦特-伍德的另一侧闹得很凶的瘟疫，也来到了埃平，来到了伍德福特，还来到了森林附近的绝大部分市镇，而照他们的说法，这主要是由那些小商贩，还有那种带着粮秣往来于伦敦的人带到他们中间的。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这就明显是跟后来传遍整个英格兰的那个传言相抵触了，而那个传言，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以我自身的了解是没法认可的，也就是说，那些赶集人带着粮秣去城里，从未染上瘟疫或是从未将它带回到乡下；这两点我确信，都是假的。

事情或许是，他们得以存活下来甚至超出了期望，虽说并没有到达那种奇迹的程度，大量的人来来去去而未被传染上，而这多半是为了鼓舞伦敦的那些受尽了折磨的穷人，就算是带着粮秣去赶集的那些人并没有多次奇迹般地活下来，或者说活下来的人至少是没有超过能够合理地期望的那个数量。

可是眼下这些刚刚同室而居的人开始受到更为实际的干扰，因为他们周边的市镇确实是被传染上了，而他们开始害怕彼此信任，甚至不敢跑到外面去找他们所需要的那些东西，而这把他们折磨得很苦；因为眼下除了那些好心肠的乡村绅士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之外，他们已经是所剩无几，或者说是一无所有了：可让他们振奋的是，碰巧有别的乡村绅士以前没有给他们送过东西，开始听说他们的情况，给他们提供补给了，有人送来一口肥猪，也就是说，一口食用猪；另一个是两只绵羊；另一个给他们送来一头牛犊子：总之，他们的肉是够吃了，有时候还有干酪和牛奶，以及所有这一类东西；他们主要是为了面包苦恼不已，因为当那些绅士给他们送来谷物的时候，他们无处可以烘焙，或者说，无处可以碾磨：这就使得他们吃最初送来的两蒲式耳麦子，吃的还是晒干的谷物，像古代的以色列人所做的那样，没有将它碾磨或是做成面包。

终于他们找到了办法将谷物送到伍德福特附近的一座风车磨坊，在那里他们将它碾磨；后来那位面包师还做了一个炉灶，做得那么空凹，那么干燥，结果他烤出来的面包还相当过得去呢；他们就这样改变了境况，可以不靠那些村镇的帮助和供应而生活；而他们这样做是很好的，因为乡下不久之后完全受到了传染，他们附近的村落据说已经约有126人死于瘟病，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他们因而召集了一个新的会议，眼下那些村镇没有必要害怕他们在附近定居了，反而有好几户穷一点的居民搬出了自家的房屋，照着他们的做法在森林里搭起了茅棚：但是可以看到，那样搬迁的这些穷人当中，有好几个人甚至在他们的茅棚或窝棚里得了病；此中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不是由于他们搬到了露天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搬迁的时间不早了，也就是说，还未等到与他们邻近的其他人公开交往，他们就有瘟病在身了，或者说，（正如可以说）就有那种瘟病在他们中间了，因此就随身把它带到了他们去的地方：或者说，（2）由于他们安全搬离市镇之后不够小心，没有再加提防，跟那些有病的人混在了一起。

但总之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原因，一旦我们的那些旅行者开始察觉到不仅市镇里有瘟疫，甚至他们森林旁边的帐篷和茅棚里也有，他们接下来就不仅开始变得害怕起来，而且想到要撤营和搬迁了；因为如果他们逗留下去的话，他们明摆着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由于不得不要退出这个地方，而他们在此受到了那么好心的接纳，享有了那么多的仁爱和慈善，他们感到大为苦恼，这是不奇怪的；但是，必要性以及性命之虞，他们迄今为止跑出来为了保全的性命，在他们中间占据了上风，而他们看不到有补救的办法。不过约翰倒是替他们目前的不幸想到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换言之，他要把他们的苦楚跟那位绅士，也就是他们的那位大施主先谈一谈，以求得他的帮助和忠告。

那位仁爱的好绅士鼓励他们退出这个地方，怕的是瘟病肆虐，让他们断了所有退路；但是他们该去什么地方，他觉得很难给他们指点。最后约翰提出要求，他能否（由于他是治安推事）给其他那些他们会被交付审问的推事开示健康证明，那样不管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他们就不会遭到拒斥，既然他们离开伦敦也已经有那么长时间了。治安官阁下对此当即应允，给他们开出正式的健康证明，自那时起他们就可以自由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了。

随后他们便有了一份完整的健康证明，宣告他们在埃塞克斯州的一个村庄住了那么长时间，因此受到了充分的检查和审核，已经摈除交际达40天以上，未有任何病兆，因此当然可以断言他们是健康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受到安全接待，最终是由于瘟疫进入了某某镇，是由于害怕染上瘟疫，而不是因为他们或他们所属的人有任何传染病的迹象才搬迁的。

带着这份证明他们搬走了，尽管是老大不情愿；而约翰根本不打算回家，他们便朝沃尔桑姆那边的沼地迁移：但是他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人，此人据说是在看守河岸的一处堰坝或停泊处，为沿河上下的那些大平底船把水位抬高，而他用了惨淡的故事吓唬他们，说是疫疾已经在沿河以及那条河附近的所有市镇里蔓延，在米德尔塞克斯和赫尔特福特郡的这一边；也就是说，已进入沃尔桑姆、沃尔桑姆-克劳斯、英菲尔德和威尔，还有大路上的所有市镇，他们便害怕往那边走了；尽管这好像是那个人骗了他们，因为事情确实不是这样的。

尽管这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还是决心穿过森林朝拉姆福特和布伦特-伍德迁移；可是他们听说那条路上有很多从伦敦逃出来的人，在叫做希瑙尔特森林的森林里四处歇脚，正在接近拉姆福特，而这些人没有给养也没有住所，不仅住得七零八落，因为缺少救助而在林间和野地里忍受极大的困苦，而且据说还被那些困苦弄得那样绝望，结果对该州做出了许多暴行，盗窃和抢劫，杀死牲口，等等之类；其他那些人在路边搭起茅棚或茅屋乞讨，而且是以一种近乎于硬要人救助的方式横加乞讨；因此该州变得非常不安宁，还不得不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给抓了起来。

这种情况，首先是给了他们暗示，他们肯定会发现该州的慈善为怀和仁厚心肠，在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发现过的那种东西，对他们凝固变硬和关闭起来了；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不管来到什么地方都会遭到盘问，会处在暴行的危险之中，是由情形和他们自己相仿的其他人发起的暴行。

基于所有这些考虑，约翰，他们的上尉，以他们所有人的名义，回去找他们那位良友和施主，以前救济过他们的那个人，然后把他们的情况如实相告，谦卑地向他请求忠告；而他则同样好心地劝他们重新到旧营地居住，或者如果不想那么做的话，可以搬到离开大路稍远一点的地方，还为他们指示了一个适合的去处；由于他们确实想要有某所房子而不是茅棚，在这一年的那个时候，渐渐临近米迦勒节了，替他们遮风挡雨，他们便找到了一所朽烂的老屋，过去是某座农家小别墅或小住宅，只是由于少有人居住而坍圮失修，而在它那位农场主人的应允之下，他们得到许可尽可以使用它。

那位心灵手巧的小木匠，还有其余所有人在他的指导之下，开始动工了，不出几天就把它弄得能够在坏天气里为他们所有人遮风挡雨，而且屋里有一个旧烟囱，一个旧炉台，尽管两者都变成了废墟，可他们却把这两件东西都弄得适合使用，还在每一侧建起附属建筑、披屋和单坡小屋，他们很快就把屋子弄得能够容纳他们所有人了。

他们最想要的是木板，用来做百叶窗、地板、房门，还有其他几样东西；但是由于得到上述那些绅士的青睐，乡里人因此而对他们态度友善，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大家知道他们全都是没有病的，健康状况良好，所以每个人都用他们可以出让的东西来帮助他们。

他们在这里一劳永逸地扎营了，再也不打算搬迁；他们清楚地看到乡下各个地方，对从伦敦来的人是如何的惊惶不安；除非是通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否则他们什么地方都进不了，至少是不会得到友善的接纳和帮助，像他们在这里所得到那样。

眼下虽然从那些乡村绅士和他们周围人那里获得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可他们还是遭受了很大的困境，因为十月和十一月的天气变得又冷又湿，而他们还没有忍受过那样多的艰难困苦呢；因此他们肢体着凉而且得了种种瘟病，但是从未患上传染病：这样大约在十二月他们又回到了城市的家中。

我把这个故事讲得这样详细，主要是为了讲述疫疾一消退便立刻在城市里出现的许多人的结局：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许多有能力在乡下拥有退蔽处的人，逃往那些退蔽处；因此当事情发展到那样一种怕人的困境时，正如我讲述过的那样，那些没有朋友的普通人，像那些有钱可以救助自己的人，逃往乡下他们可以找到庇护所的各个地方；和那些没有钱的人是一样的。那些有钱的人总是逃得最远，因为他们有能力供养自己；但是那些两手空空的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忍受了极大的艰难困苦，经常为其解决匮乏的需要所驱使，做出有损于乡下人的事情：乡下人因此对他们非常不安，有时把他们抓起来，尽管当时他们甚至不大清楚该如何处置他们，对他们的惩罚总是非常迟疑，但是他们也经常把他们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们不得不再回到伦敦去为止。

既然我知道这个约翰及其兄弟的故事，我自然是询问过并且发现，大量无可告慰的穷人，如上所述，从四面八方逃入乡下，他们当中有些人弄到了小披屋，还有谷仓和外屋住进去，在那儿他们可以获得乡下人那么多厚爱，尤其是在那儿他们有自己稍可满意的故事可以讲，特别是他们逃离伦敦还并不太晚。但是另外那些人，而那些人为数甚多，在田野和树林中给自己建造小茅棚和退蔽处，就像隐士住在洞穴和洞窟，或是任何他们可以找到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经受了极大的困苦，弄得他们许多人不得不又回去了，不管是有多么的危险；因此经常有人发现那些小茅棚是空着的，而乡下人猜想那些居民躺在里面已死于瘟疫，并且因为害怕而不愿靠近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也并非没有可能，有一些不幸的流浪者不过是那样独自死去了，甚至有时候是死于缺少救援，正如特别是在一座帐篷或茅棚里，有个人让人发现是死了，而且是在刚好靠近一处田野的那扇门上，拿他的刀子，用参差不齐的字迹，刻了下面这些话，据此可以猜测另一个人逃走了，或是一个人先死掉了，另一个人尽可能将他妥善掩埋；

啊，惨哪！

我们两个都要死了，

可悲，可悲。

我已经讲述了我在沿河从事航海业那些人中间看到的状况，船如何成排或成列地躺卧在那个所谓的洋面上，彼此首尾相接，从河浦径直而下，就我所见所闻而言，它们一模一样地躺卧着，沿河径直而下，到达格雷夫桑德那样的下游河段，有些甚至是到了远在天边的各个地方，或是碰到大风和暴雨可以独自安全停泊的各个角落；而除了躺卧在河浦或是戴普特福特那种上游河段的船只之外，我也不曾听说住在那些船上的人有谁染上瘟疫，虽然人们屡屡上岸到那些乡下市镇、村庄和农场主的家里，购买新鲜食品、家禽、猪、牛之类的补给。

我也同样看到了大桥上游河段的那些船工，找到办法把他们自己运走，溯流而上，远至他们可以到达的地方；而他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把自己整个家庭都装进了小船，用他们所谓的篷子和货物遮盖，在里面装上稻草用来住宿；而他们像这样一路卧在沼地的河岸边，当中有些人用船帆搭起了小帐篷，于是白天上岸躺在帐篷底下，晚上则钻进小船里去；像这样，正如我所听说的那样，河岸边是成排的小船和人群，只要是他们有东西可以维生，或是能够从乡下搞到东西维生；而那些乡下人，绅士也好，另外那些人也好，碰到那些时候以及其他任何时候，其实都是非常愿意救助他们的，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把他们接到自己的镇上和家里去，而那么做我们是不能责怪他们的。

有一位不幸的市民，据我所知，遭到了可怕的侵袭，因此他的妻子和所有孩子都死了，只留下他本人和两位仆人，还有一位年老的女人，是一个近亲，她妥善护理过死去的那些人：这个无可告慰的男子走到靠近城里的一个村子，虽说它并没有包括在《死亡统计表》当中，在那儿发现一座空屋，查出屋主，然后要了这所房子：过了几天之后，他弄了一辆车，在上面装了物品，把它们运到那所屋子去；村里那些人反对他的车子朝前驶去，但是争执了一番，花了些力气之后，那个人驾着车子前行，穿过街道到了屋子的门口，在那儿警察又反对了，不让把东西带进屋。那个人让人把物品卸下来，放在门口，然后把车子打发走了；因此他们便把那个人带到了治安推事面前；也就是说他们命令他去，他就去了。那位推事下令让他把车子叫来，把物品再弄走，而他不肯那么做；那位推事因此命令警察去追那些车夫，把他们叫回来，让他们重新把物品装上，把它们运走，或是把它们存放起来，等有了进一步的命令再来取；而要是他们找不到他们，这个人也不答应把东西拿走的话，他们就要让人用吊钩把它们从门口拖出来，当街焚毁。这位受苦受难的可怜人因此把物品又弄走了，但是带着悲伤的哭喊，对他状况的艰辛发出悲叹。但是没有补救的办法；自我保护迫使人们采取这些严苛的手段，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从中干涉了：这个可怜的人是死是活，我不清楚，但据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染上瘟疫；也许人们那么说是为了证明他们对待他的做法是正当的；但这也并非没有可能，要么他是危险的，要么他的物品是危险的，要么两者都是危险的，当时离他的整个家庭死于瘟病还没多久呢。

我知道伦敦附近村镇的居民为他们那种冷酷而受到很多责备，他们冷酷地对待那些在水深火热之中逃离传染病的穷人；干下许多相当严苛的事情，正如从已经讲述的事情当中或许可以看到的那样；而我知道的也无非是，但凡有余地行善，帮助那些人，而没有对他们本人造成明显危害，他们是十分愿意帮忙和救助他们的。但由于每个村镇实际上都是以其自身的情况来判断，因此那些在困苦不堪之中逃到外面的穷人，经常受到虐待，并且被迫再返回城里去；而这就引起了对于乡镇的无尽呼喊和怒号，使得不满的呼声到处都可以听到。

尽管它们做了一切警戒，可是距离城市十英里（我认为或者是二十英里）之内的重要村镇，却没有哪个是一点儿都没有被传染上的，而是多少都被传染上了，而且在它们中间死了些人。我听说了其中好些个村镇的记录；像如下合计的这些。

另一件事情也许说明乡村人对待市民，尤其是对待穷人更加严厉的理由；而这是我在前面有所暗示的一点，也就是说，在那些被传染者将瘟疫传染给他人这件事情上存在着某种貌似天性的东西，或者说存在着某种邪恶的倾向。

对于这方面的原因，我们的那些外科医生中间有过重大的辩论；有些人愿意把它看做是这种疾病的本质，它使得每一个被它攫住的人，产生一种针对其同类的愤怒和憎恨，仿佛是存在着某种怨毒，不仅存在于瘟病自身的传染之中，而且恰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激起他的邪恶意志，或者说是激起他的恶眼，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好比有一条疯狗，尽管它从前是同类中最为温柔的生灵，可那个时候却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朝任何靠近它的人和那些从前它最为听从的人飞扑过去，咬上一口。

另外那些人把它解释为人性的堕落，它无法容忍看到它自己比同类中的他者更悲惨，并且具有某种不自觉的意愿，所有人都要和它自己一样不幸，或者说都要和它自己一样处在糟糕的境地里。

另外那些人说，这仅仅是一种绝望的表现，并不知道或者说并不在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其结果便是对于危险或安全都漠不关心，不仅对他们身旁的任何人，而且甚至对他们本人也都无所谓：而事实上当人们一旦落到自我遗弃的境地，对于自身的安全或危险都漠不关心，他们便会无视他人的人身安全，这一点也就不值得那样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选择给这场严肃的辩论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仅用这样一句话做出解答或归结，我不认可这种情况。相反，我是说，事情并非真的那样，不过是住在外围村落那些人提出的针对市民的一种普遍抱怨，为了证明，或者至少是为了辩解，人们谈到的那么多冷酷压制和虐待行为是有理由的，而在那些抱怨当中，双方都会说是对彼此造成了伤害；也就是说，市民们在受苦受难并且身染瘟疫的时候，硬是要求人家接纳和庇护，抱怨那些乡下人的残忍和不义，不允许他们进入，还强迫他们带着物品和家庭再回去；而那些居民发现他们自己是那样受到胁迫，市民们闯进来好像是要强迫人家接受，不管他们是否会抱怨，这个时候他们身染瘟疫，他们不仅不关心他人，而且甚至还想要传染给他人；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不对的，也就是说，用来描述它们的那种调子是不对的。

确实，在给乡下频繁造成惊扰这件事上是有一些说法，说伦敦人强行出城的那种决定，不仅是为了救助，而且是为了抢劫和偷窃，他们在街上四处奔走，身上带着瘟病，未加任何控制；而且没有采取任何监督措施将房屋关闭起来，将病人关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不过，要给伦敦人说句公道话，除了我在上面讲到的个别情况以及类似的情况之外，这种事情他们根本就没有习以为常。另一个方面，每一件事情都是处理得那样慎重，还有那样卓越的法规在整个城市和郊区得以遵行，在市长大人和市参议员的操持之下；在外围地区的治安推事、教堂执事等人的操持之下；就良好的管制和卓越的法规而言，伦敦可以成为全世界所有城市的模范，而那些法规处处得到遵守，即便是在传染病最为猖獗的时候；当时人们处在极大的恐慌和苦难之中。但是这一点我会让它自身来说话。

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到，主要是归功于那些行政长官的智虑明达，为了他们的荣誉也应该提到，（亦即）在将房屋关闭起来这桩艰巨的工作中他们所采用的那种缓和性措施：确实，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将房屋关闭起来是令人不满的一个大议题，而我可以说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人们感到不满的唯一议题；因为将健康人和病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关起来，这被认为是非常可怕的，而那样被关起来的人所发出的抱怨是非常苦痛的；当街即可听见他们的大声疾呼，而他们有时候是那样要求憎恨，虽说更多的时候是要求怜悯；他们没有办法和任何一个朋友交往，只是向着窗外，发出那样凄惨的悲叹，常常打动跟他们说话的那些人的心，还有听闻他们故事的其他那些过路人的心；而由于那些怨诉时常是在斥责他们家门口值班的看守人的严酷，有时候是在斥责他们的侮慢，那些看守人则会答复得十分蛮横；多半容易冒犯那些站在街头和上述家庭说话的人；因为这一点，或者是因为他们对那些家庭的虐待，我想他们当中有七到八个人在好几个地方被杀死了；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说是被谋杀，因为我没法对具体情况作出考察。确实，看守人是在值班，是由法律授权将他们派到那个岗位上行事的；而将任何正在执行公务的合法公务员杀死，用法律的语言讲，一向是叫做谋杀。但由于他们未经行政长官指令的许可，或者说是未经他们职权范围的许可，对他们负责监视或是他们要去关心的人进行伤害或辱骂；因此他们那么做，当时他们可以说是在代表他们本人，并不代表他们的职位；是以私人身份行事，而不是以公家人的身份行事；因此如果他们自己通过那样一种不适当的行为惹来祸害，那么祸害就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而事实上他们招来人们那么多的激烈诅咒，不管他们是否罪有应得，结果是无论什么事情落到他们身上，没有人会同情他们，而人人都会说，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罪有应得；而我也记不起来，对看守他们房子的看守人做的任何事情，有谁因此而受到过处罚，至少是相当程度的处罚。

人们如何用各种各样的计谋脱身，从这样被关闭起来的房子里逃出来，那些看守人因此而受到蒙蔽或是遭到压服，然后人们逃之夭夭，对此我已经加以理会，不打算再说什么了：但我要说的是行政长官给这种情况下的许多家庭采取的缓和与减轻措施，尤其是那种措施，说是一旦病人愿意被搬迁到传染病隔离医院或其他地方，就把他们从这些屋子里带走，或是允许他们让人给搬迁出去，而有时则给那样被关闭起来的家庭中那些健康人以搬迁的许可，根据报告所示，他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而且只要是规定要求他们那么做，他们就会在他们搬去的那些屋子里闭门不出。行政长官对染上瘟病的那些贫困户的供应所表示的关心；我是说，给他们供应必需品，还有药品和食物，也是非常之大的，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并不满足于给指派的公务员发出必要指示，而是市参议员亲自出面，骑在马上屡屡驰往那些人家，让人们在窗口得到询问，他们是否及时受到了照应？还有，他们是否还缺少什么必需品，那些公务员是否忠实执行自己的任务，给他们弄来了诸如此类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他们抱怨说，他们得到的供应不好，公务员并没有尽到职责，或者说并没有对他们以礼相待，那么他们（那些公务员）通常就要被撤职，由其他人取而代之。

确实，那种抱怨恐怕会不公道，而要是公务员拿得出诸如此类会让行政长官信服的论据，证明他是做得对的，是那些人伤害了他，那么他就照常工作，而他们受到训斥。但这个方面是没法好好得到具体调查的，因为当事人很难能够面对面被叫到一起，而从那些窗口发出的怨诉没法让人好好听见并且在街上作出应答，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些行政长官因此多半选择偏袒人们，而将那个人撤职，因为那样做似乎错误最少，得到的恶果也最小；理由是，如果是那个看守人受到了伤害，他们仍然可以给他另一个性质相似的职位，很快就对他作出改正；但如果是那户人家受了伤害，那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事情可以对他们做了，那种损害说不定是难以挽回的，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这些事情种类繁多，在看守人和被关起来的穷人之间频频发生，再加上我此前讲到过的那些有关逃逸的事件；有时候是那些看守人缺席了，有时候是喝醉了，有时候是睡着了，当人们需要他们的时候，而这些人从未逃脱严厉惩罚，正如事实上他们应得的那样。

但在那些情形下这毕竟是做了或者说是能够做到，将房屋关闭起来，为此而将那些健康人和那些有病的人关在一起，个中是有着极大的不便，而有些则是非常可悲，这就值得大家来考虑这件事情是否还有余地；但这是由法律授权批准，是为了公众利益着想，由于主要的目标在于此，因此所有在执行过程中造成的个人损害，必须着眼于公众利益。

那么做是否在整体上对阻止传染病起过任何作用，这在今天是颇可怀疑的，而事实上，我不知道它起过什么作用；因为当传染病处在其无上猖獗之时，没有什么会比它蔓延得更加凶恶和狂暴；虽说那些受到传染的屋子，尽量被严格而有效地关闭了起来。毫无疑问，如果所有受到传染的人都被有效地关了进去，那就不会有一个健康人被他们传染，因为他们没法靠近他们了。然而事情是这样的，而我只是在这里谈到一下，也就是说，传染病是不知不觉地繁殖起来的，是由那些看不见被传染上的人传播的，而那些人既不知道他们传染给了谁，也不知道是谁传染给了他们。

怀特夏普尔的一座房子被关闭了起来，为了一个侍女受到传染的缘故，而那个人身上只是出了些斑点，并非标记，而且是痊愈了；可是那些人却得不到外出走动的自由权，四十天里既不能出去呼吸空气，也不能出门活动一下身子；缺少呼吸、恐惧、愤怒、焦躁，以及所有其他痛苦伴随着那样一种不法待遇，弄得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发起热病来，而来访者踏进这座房子，便说这是瘟疫，尽管那些内科医生宣布说不是；不管怎么说，在来访者或检查员的报告之下，这户人家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隔离，尽管他们此前的隔离只差几天就要结束了。这把他们弄得那样消沉，悲愤交加，而且，一如从前，把他们的空间也是局限得那样的逼仄，而由于缺少呼吸和空气流通，结果家中绝大部分人都病倒了，有人得的是瘟病的一种，有人得的是另一种，主要都是坏血病；只有一个是厉害的胆汁病，等到几次禁闭的延长期过后，来访者进来视察生病的那些人，希望将他们解禁，而跟来访者一起进来的那些人当中，这个或那个人身上带着瘟病，然后传染给了整户人家，他们全家人或是绝大部分人都死了，不是死于以前像是果真传染给他们的那种瘟疫，而是死于那些人带给他们的那种瘟疫，而那些人本该是小心保护他们不被传染上的；而这成了一件频繁发生的事情，而且确实是关闭房屋所造成的最坏的结果之一。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我吃了一点降临在我身上的小苦头，起初我为此而大为苦恼，而且相当不安；虽说照结果看，它并没有让我惹上任何灾难；这是由于受到波特索肯区参议员的任命，成为我所居住的辖区内那些房屋检查员中的一员；我们是一个大教区，拥有的检查员不少于十八名，按照法令对我们的称呼，人们把我们叫做来访者。我竭尽全力推托这样一份工作，还和那位参议员的代表争辩了多次以便推托；尤其是我声称，我根本就反对将房屋关闭起来，而要让我被迫在这里面充当傀儡，这会是非常困难的，这有悖于我的判断力，而且我怎么都认为它不会达到它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所有我能得到的减免，仅仅是我只要坚持做上三周就行了，而市长大人指派的公务员却要持续干上两个月，条件仍然是，我当时得找到另外某个称职的房屋管理人，替我余下的那段时间服务，而这，总之，不过是很小的一种恩惠，因为很难找到什么人来接受那样一份工作，适合将它托付给他。

将房屋关闭起来确实是有一种效果，而现在我认识到它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它把感染瘟病的人限制起来，否则那些人会非常麻烦也会非常危险，身上带着瘟病在街上跑来跑去，而当他们神志错乱的时候，他们会以最吓人的方式这么做；正如起初他们真的开始大量地做，直到他们像这样被禁闭起来那样；非但如此，他们还是那样的无拘无束，以至于那些穷人会四处走动，在人们的家门口讨饭，说是他们有瘟疫在身，要讨些破衣裳遮盖脓疮，或是两样都要讨，或是要讨他们神志错乱的头脑碰巧想到的任何东西。

一位可怜不幸的良家妇女，一位颇有资产的市民的妻子，在埃尔德盖特街或是那个地方，被（如果这个传说是真实的话）那些家伙当中的一个人给谋杀了：他沿街行走，诚然是疯疯癫癫，而且唱着歌，那些人只是说，他喝醉了酒；可他自己却说，他有瘟疫在身，而这一点，看来是真的；然后便遇见了那位良家妇女，他想要吻她；她吓坏了，因为他不过是一个粗人，她便从他身边逃了开去，但是由于街上行人非常稀少，没有人近得足以过来帮她：她眼看着要被他追上了，这时她转过身来，用力推了他一下，而他只是个身体虚弱的人，就被她仰面推倒在地：但非常不幸的是，她离得太近了，被他一把抓住，也被拉倒在地；然后他首先站起来，制服了她，然后吻了她；而最糟糕的莫过于，当他那么做的时候，告诉她说他有瘟疫，为什么她不该和他一样有瘟疫呢。她以前就吓得够呛，再说怀上孩子还没多久；但是她听见他说，他有瘟疫，这个时候她便尖叫起来，昏倒在地上，或者说是昏死过去了，而事后她尽管稍稍有所恢复，却是没过几天就把她给害死了，而我根本就没有听说她是否得了瘟疫。

另一个受到传染的人，来敲一位市民家的门，那儿他们对他都很熟悉；仆人放他进去，然后有人告诉他说屋子的主人在楼上，他便跑了上去，走进房间去找他们，当时全家人正在吃晚饭：他们稍稍有些吃惊地开始站起身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是他让他们坐着别动，他只是来向他们告辞的。他们问他，噢，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呀？去死，他说，我得了那种病，明天晚上要死了。尽管没有描写他们所有人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可这一点却不难相信，那些妇女和那个男人的女儿，而她们只是一些小女孩呢，几乎都吓得要死，然后站了起来，有人从一扇门跑出去，有人从另一扇门跑出去，有些人下楼而有些人上楼，她们尽量聚在一起，把她们自己锁进房间里，冲着窗外叫喊救命，仿佛她们都已经吓得神经错乱：那位主人比她们都要镇静些，虽说是又害怕又生气，出于忿怒，正要过去把手放在他身上，然后把他推下楼去，但是接着稍稍考虑到那个人的状况以及碰他的那种危险，便让恐怖攫住他的心，而他就像目瞪口呆的人那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与此同时那个得了瘟病的可怜人，由于他的脑子和身体一样出了毛病，像那种感到诧异的人那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终于他回过神来，哎哟，他说道，带着尽可想象得到的那种貌似平静的态度，你们怎么都这个样子啊！你们全都是对我感到不安吗？唔，那我就回家去死在那儿算了。于是他立刻走下楼去：那位放他进来的仆人手里拿着蜡烛，跟在他后面下楼，但是怕经过他身边去开门，他便站在楼梯上看他怎么办；那个人走过去把门打开，然后走了出去，从身后把门给摔上：过了一段时间这家人才惊魂甫定，但由于没有任何恶果随之发生，他们此后便有机会极为满意地（你可以相信）谈起这一幕。虽说那个人不见了，可他们却是过了些时候，不，照我听说的那样，是过了几天之后，才使他们自己从那种慌乱之中恢复过来，而他们在屋里走来走去也并不是那么放心得下，直到他们在所有房间里大量焚烧各种熏香和香料，弄出了沥青、火药和硫磺的许多烟雾，所有人都分别更衣，然后将衣服洗掉，做了等等之类的事情之后才放下心来：至于那个可怜的人究竟是死是活，我可记不起来了。

大可肯定的是，如果将房屋关闭起来而那些病人并没有被关住的话，那么大量处在热头上谵妄发狂的人，他们就会继续在街上跑来跑去，而实际上，非常多的人甚至就是那么做的，而且对他们遇见的那些人施加各种暴行，甚至恰似一条疯狗，对遇见的每个人都要刺刺不休，咬上一口；而我也不能不怀疑，那些被传染的有病的家伙，正当身上那种瘟病狂乱发作之时，当中是会有人朝任何男人或女人一口咬过去的，他们，我是指这样受了伤的人，肯定同样会无可救药地被传染上了，像那个以前得了病然后身上出现那些标记的人。

我听说有个被传染的家伙，穿着衬衫从床上跳下来，正为他的肿块痛不欲生，而那种肿块在他身上有三处，他穿上鞋子，然后走过去穿外套，但是那位护理员不让他穿，还把外套从他手上夺过来，他将她推倒在地，从她身上踩过去，跑下楼梯，进了街道，穿着衬衫径直朝泰晤士河跑去，护理员在后面追赶他，呼叫看守拦住他；但是那些看守人对那个人恐惧，怕去碰他，便让他跑走了；他因此跑到了运输码头的台阶上，扔掉衬衫，然后一头扎进泰晤士河，然后，由于他是个游泳好手，便完全游过了河去；然后潮水涌了进来，按照他们的说法，正在向西流动，他游到佛肯台阶才靠岸，在那儿上岸，发现没有人，由于是在夜里，他就在那儿的街上跑来跑去，赤裸着身体，跑了好一会儿，到了水位涨高的时候，他又跳进河里，游回到酒厂，登上岸，沿着街道又跑到自己家里，敲开屋门，登上楼梯，又躺到他的床上去了；而这个可怕的尝试治好了他的瘟疫，也就是说，他的手臂和大腿的剧烈动作，让他生了肿块的那些部位，也就是说他的腋下和外阴部得到了伸张，导致它们化脓和破裂；而冰冷的河水减轻了他血液中的热病。

我只想补充一点，我讲这件事情不过是跟讲其他有些事情一样，作为我自身了解范围内的一种事实，我才可以担保它们的真实性，尤其是此人被恣纵的冒险所治愈那件事的真实性，而这坦白说来，我并不认为是很有可能的，但它或许有助于确证那些灾难深重的人所做出的许多不要命的事情，谵妄，还有我们所谓的躁狂，那个时候屡屡可以撞见，如果这种人没有通过关闭房屋而被关起来，那样的事情不知道还要会多成什么样子呢；而我认为，如果不算是仅有的好事，这也算是那种严酷措施所做成的最好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那些牢骚和怨诉对这件事情则表示了极为激烈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