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官方情报身份的旅游人员往往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在美国研制出卫星监控苏联境内和其他无法进入的地区之前，旅游者所发挥的情报搜集作用比当今时代重要得多。

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驻欧洲空军部队曾实施过一个利用旅游者搜集情报的项目，名称为“CREEK GRAP”。根据美国驻欧洲空军所制定的项目制度记载，“和平时期，美国空军部队和空军司令部的非军事人员、其他美国籍雇员、承包商在履行正常业务或者纯属偶然的机会中，能够有机会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在战时和非战时，美国空军驻欧洲部队人员必须有能力把握任何预料之外的情报搜集机会。”

除旅游者以外，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属于潜在的情报提供人员中的一类，这些人经常与外国朋友、亲戚以及住在外国军机降落、起飞地点附近的人保持联系。美国驻欧洲空军的制度还规定了拍摄飞机的程序，必须是包括以下内容的照片才是有价值的：（1）驾驶座舱内部；（2）武器控制系统、操作台；（3）座椅；（4）武器装备；（5）电子系统（导航系统、雷达、黑匣子等等）；（6）推进系统（进气口、可变几何结构、燃料供给系统零件、油箱）；（7）文件和操作记录。

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的军方旅游者曾经在非洲负责搜集政治情报，以及有关维护美国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行动安全所需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对美国军事人员的威胁、一般安全威胁以及机场和港口的情况。如果某国发生政变，“这些途径需要提供有关该国周边五个邻国的大量数据，其中两个国家可以考虑作为美军部队的集结待命区域。美国军队一般会非常重视有关机场的情报信息。”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资源处（National Resources Division）负责访谈商人、游客和专业人员，筛选条件是上述人员在境外期间接触过敏感人员或到过敏感地点（例如伊朗和中国）。该部门所关注的信息包括外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和政治态度、特定地区的军事活动，或外国科技发展情况。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访谈受邀前往中国会见中国方面核工业科技人员或访问核设施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包括乔治·基沃斯（George Keyworth，在1981年就任里根总统的科技顾问前夕受邀访华）、哈罗德·阿格纽（Harold Agnew，前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在1989年访华）、丹尼·斯蒂尔曼（Danny Stillman，1990年至1999年先后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信息部负责人身份以及私人身份访华）。

苏利文（Sullivan）曾九次访华，前往中国多处核设施参观考察，参观时配备了录像摄像设备。在访问中国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时，苏利文和助手拍摄了大量核设施照片，相关设施此前因为受云层遮挡而未能被侦察卫星拍摄。苏利文参观过上海核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核设施，上述机构从事中子发生器和中子发生源的研究。苏利文等人还拜访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当于中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利弗莫尔和桑迪亚核设施）的领导。除此之外，苏利文还参观了西北核技术研究所，该所从事核试验监控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并负责罗布泊的核武器测试。苏利文参观和访谈所得资料均提供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其中包括2000名在核武器研究设施工作的中国科技人员姓名。

2001年和200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了大约30名在美国国内居住但在伊拉克国内有亲戚的伊拉克人。这些伊拉克人同意返回伊拉克搜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相关情报。其中之一是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的萨乌桑·哈达德（Sawsan Al-haddad）医生。2012年5月，她受命前往伊拉克与其兄弟萨阿德·陶菲克（Saad Tawfiq）会面，此人在巴格达居住，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此人能够获得伊拉克核武器项目的关键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萨乌桑·哈达德了解一系列问题，培训她掌握了密写技术。哈达德医生的兄弟告诉她，虽然萨达姆计划在制裁终止后重启核武器项目，但是当时还没有已经启动的项目。

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官和特种部队都通过旅游者搜集情报。2009年，彼得雷乌斯将军（后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曾利用雇佣军、外国商人、学者和其他人员收集有关武装分子或恐怖分子情报和位置。另据报道称，2005年前后，美国特种部队曾“利用商务运输通道穿越伊拉克东部边境潜入伊朗境内，雇佣间谍使用收购水果等掩护名义穿越边境搜集有关军事设施的情报”。

美国国防部人员的交友和日常活动，经过情报分析员问讯和分析后，也能够产生情报价值。国防部人力情报人员负责实施的“外国军事情报搜集行动”（FORMICS），就是对“有条件接触潜在外国情报的国防部工作人员进行公开的问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