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和库尔德人的文化差异非常大。库尔德人对妇女、儿童、老人以及男人特权的态度使得大多数美国人很不自在——当然，反过来也一样的。

对库尔德人来说，孩子没有多少价值，成年人当然重视他们社会里最小的成员——如果孩子需要帮助，在他们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会给予帮助——但很明显，他们把帮助其他成年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孩子通常最后才能得到食物、水和医护。死掉的孩子往往被埋得很浅，而且是许多人埋在一个坟墓里。而成年人则会得到比较体面的葬礼，还单独埋葬。

“他们会丢弃那些特别小或者特别虚弱的孩子——把他们丢在外面等死，”克什纳回忆说。“要接受他们的首先照顾老人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还是个文化问题。但是你必须明白，老年人是他们的共同历史——制度的记忆。他们是决策者。这才是他们的关键所在。”

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同样让美国人吃惊。妇女背负很重的东西而男人什么都不拿，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女孩子到能生孩子的时候就要嫁人。当特种部队人员试图向妇女们演示如何改变米汤成分来喂孩子时，他们差点同库尔德男人打起来。这些库尔德男人不喜欢特种兵直接同他们的女人打交道。这样的技术必须先演示给男人看，然后再由他们来教女人——如果他们认为女人应该掌握这些技术的话。

尽管库尔德人的一些态度使美国人感到不快，但他们坚固的家庭结构却为救援行动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基地。老人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他们的决定通常会无异议地被接受，因此首先应该和这些老人打好交道。

“如果你跟一个年长的库尔德人说：‘嗨，听我说，把你的家人召集起来吧，因为我们准备跟大家谈谈。’通常情况下，他会把一家人集合起来，做你要他们做的任何事情，”克什纳回忆说。

“事实上，库尔德人似乎很喜欢跟我们的人在一起做事。我们和他们的关系的确很不错。不管你什么时候遇见他们，他们都很愿意听你说自己家里的事情，想知道你有几个孩子，干什么营生……他们很慷慨，愿意跟你分享哪怕是最后一点点东西。”

在某些场合他们甚至还会主动提出要做最后的牺牲：

“有一天，”迪克·波特回忆说，“我在伊拉克北部最大的难民营丘库尔贾难民营（有125000人）与部落和难民营的长者一起开会。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长者已经做好南迁的准备，条件是，杜胡克镇必须在特遣部队的‘提供慰藉行动’的控制之下。当时我不能作出这样的承诺，于是争论一直进行了好几个小时。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长者把我叫到帐篷外，把两个库尔德年轻人介绍给我。他们的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六岁左右，身体非常好。长者曾听说乔治·布什总统的心脏有问题，所以他非常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如果他们在华盛顿的亲密兄弟布什总统需要新的心脏，这两个人将随时去美国捐献心脏。我感谢这位长者，告诉他我们总统已经治愈。我把这个消息传给沙利卡什维利将军。他们告诉我，他已经把这个消息转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又经他把消息转告了总统。”

这种忠诚和慷慨是双向的。“高度的忠诚是创造出来的，”克什纳接着说。“如果你告诉特种部队的小伙子们：‘嗯，我们将把你们留在这里，建设这块地方，我们将称之为库尔德斯坦，让所有的库尔德人都居住在那里’，他们会非常乐意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