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和卫生问题也不是小事情。部队刚到时，大部分难民营里没有厕所。“每个人都得了阿米巴痢疾，”肖回忆说。“然后就随地大小便，河流和小溪被用于供水、洗澡、洗盘子、清洗死者，而且更糟糕的是，还被用于储存杀死的动物。我们的卫生兵取了一些水样，发现其中的微生物不计其数。”

“4月，”迪克·波特回忆说，“媒体对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我们没能阻止住丘库尔贾难民营流行的像是霍乱的疾病。许多儿童正在死亡。

“我们给巴黎的路易·巴斯德医院和德国的兰施图尔军医院送去了样本，结果是一样的——不是霍乱，我可以称之为急性脱水和腹泻。这使我想起我们在越南时碰到的米汤腹泻及由此导致的儿童死亡。我赶紧到丘库尔贾难民营，此时那里的医疗系统已经建立：自由爱尔兰医院、无国界医生、世界医院、德意志红十字会和红新月帐篷医院已在难民营的中心展开工作。特种部队的卫生兵在周围的山上和一些小难民营里，救治病人。需要进一步治疗的人都被送到难民营中心的国际组织战地医院。

“我到达的时候，约有600名婴幼儿被分别安排在3个区域。医生认为大概能救活其中的两三百人。

“对美国人来说，让其他人死去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比尔·坦戈尼作出了反应：他派人送来600张小床，在床上打了洞，以方便小孩排便，但又不会把身上弄脏。他为所有的孩子调来静脉注射器，并说服长者们让妻子和母亲在特种部队军人在场的情况下照顾好这些孩子。

“我们向兰施图尔求援，请他们给我们送来净水用的粉剂，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孩子们的病情。

“比尔命令营长加强地面部队。特种部队军人接受了静脉注射器械使用的快速培训，然后每个士兵就去负责3对母子。

“最起码，净水粉起了作用，静脉注射起了作用，小床起了作用，妻子、母亲和特种部队对孩子的不断照顾起了作用。我想只有2个孩子死亡。”

秩序慢慢地得到恢复。由于特种部队以及比较靠近伊拉克人的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提供的安全环境，这才使得民间救援机构能够建立起临时医院、厕所和垃圾场。死动物从水源中被清除掉。干净的水通过空投和卡车运来。临时挖的坟墓都在离主要难民营较远的地方。新的难民营和医院都建在道路旁，以确保得到更好的供给和维修。

无国界医生为整个地区提供了紧急医护；医生直接到难民营展开工作。

与志愿者小组（有时是他们内部）、土耳其官员或联合国方面有时会发生一些摩擦，但这些往往是由行政人员引起的。难民营里，人们一般会和睦相处，把事情做好——当然开始时互相之间有点不信任。“开始的时候我们与他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与无国界医生以及一些比较自由的组织之间，”弗洛尔回忆说。“但过了没几天，特种部队士兵、军官或其他人就可以与他们闲谈了，因为我们是真的在做事情。”

从一开始，同平民一起工作有时就挺愉快——特别是与女性平民。一个爱尔兰护士小组来到一个刚刚由特种部队稳定下来的难民营。“老兄，能帮个忙吗？”她们的卡车停下后，一个护士问道。20个小伙子一齐动手，帐篷很快就搭好了，发电机也很快运转起来。

特种部队成了志愿者组织的非官方渠道。“他们找到我们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燃料。你们有多余的电池吗？你们有这个吗？你们有那个吗？’”弗洛尔回忆说。“当然，我们尽量提供给他们。如果我们没有，就（向在土耳其的基地）汇报说：‘嗨，长官，我们的信誉正处于危急关头，你们务必给我们搞到这些东西。’”特种部队的军需军士只好采用他们长久以来的传统方法，即靠求救和借用来供给前线，而现在的前线却是难民营。“这就是用闲谈的方式走向胜利，”弗洛尔补充说。

土耳其军方对闲谈持抵制态度。由于受到本国库尔德少数民族的威胁，土耳其政府不想让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入境。有时候，政府和军队对救援行动持怀疑态度。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土耳其人和难民发生过不少冲突——不过大部分都发生在早期。有一次，给土耳其红新月会开车的一名司机拿出霰弹枪，向试图抢他那辆运送面包的卡车的难民开枪。当地土耳其军队赶来，开枪压制人群。美国特种部队出动直升机平息了混乱局面，并带回被土耳其军队打死的6个难民，其中一个还是小孩。

“发生了很多事，”当时负责第10特种大队协调行动的克里斯·克鲁格中校回忆说。“在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根本没有爱心可言。”

人们也许能料到，出现紧急情况基本上是正常的。

有一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比尔·肖和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卫生兵道格·斯温纳在一个游击队的难民营。一个4岁的女孩离篝火太近，尼龙裙子烧着了。几秒钟内，她的全身大部分已经被三度烧伤。斯温纳把他的卫生兵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尽力为她清洗和包扎伤口，给她注射吗啡以减轻疼痛，别的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与此同时，肖进行无线电联系，想尽量安排把小女孩转移出去治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夜幕已经降临。

尽管如此，帮助还是来了。

一架英国支努干直升机飞行员听到了求救信号，虽然飞机上的燃料已经很少了，他还是向难民营飞来。女孩和她妈妈被送上飞机。肖看着直升机消失在夜空中，不知它的燃料是否够它飞过高山，回到土耳其。

1个星期后，那位飞行员到难民营来空投供给品的时候，肖见到了他。他当时设法把飞机飞回基地——着陆的时候直升机的引擎已经干得发出喀喀的声音。

那个女孩活下来了吗？

飞行员也不知道，考虑到她的烧伤程度，这一点似乎值得怀疑。但是如果这几个人——飞行员、肖和斯温纳——没有尽全力去救她，他们会觉得于心不安的。

就在几天前，肖还在抱怨这次任务，认为这跟他们接受的训练相去甚远。但那天下午，它的意义——及其挫折——深深触动了肖。这正是他们训练的目的嘛。

联合国难民署——或简单地称为UN——高级专员办公室逐渐在难民营的管理上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有时候，在难民署、土耳其、特种部队和库尔德人之间发生的摩擦还不小。建立工作关系通常需要几天时间。有时候，只有在面临危险时，才能融洽起来。在一个难民营里，联合国难民署的女性成员遭到伊拉克秘密特工的攻击。她们退回帐篷中，被包围在里面。特种部队在没有动用武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她们解救到安全地带。

在整个这一地区，伊拉克特工都是一个问题。要美国人将他们搜索出来并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有一次，有人交给弗洛尔一张身份证件，是属于库尔德的据点扎胡的一个伊拉克特工的，但美国人没有侦探的权力，弗洛尔也不能承诺采取任何行动。

“没问题的，”库尔德人向美国人保证——留下一些让你想象的东西。特种部队后来得知游击队用手雷袭击了秘密警察局，并打死了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