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克兰西：

随着1991年冬天海湾战争进入尾声，萨达姆·侯赛因在南方和北方都面临着叛乱——深刻而长期的冲突的延续。虽然布什总统对这些叛乱给予口头支持，但美国的实际援助却很有限。

在伊拉克南方，长期与政府以及多数派逊尼派不和的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朗人的帮助下发动了叛乱。叛乱的骨干是参与兵变的伊军部队和南部几个镇的什叶派多数派。这次叛乱于1991年3月2日在纳西里耶拉开序幕，在3月7日左右达到高潮。什叶派控制了巴士拉、阿马拉、库特、希列、卡尔巴拉、纳杰夫和萨马瓦。这个时候，萨达姆组织了一次反攻，把在科威特遭联军袭击而逃散的共和国卫队重新集结起来。到3月16日，形势发生了对叛乱者不利的决定性变化。1个星期以后，叛乱基本结束。

当萨达姆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南方的时候，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重新开始了叛乱活动。几代人以来，这些长期受压迫的库尔德部落一直认为他们的家园包括土耳其南部、伊朗西北部、叙利亚东北部以及伊拉克北部的部分地区——库尔德斯坦。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曾经起来反叛，想把这样的家园变为现实。在残酷的反击中，萨达姆的军队用神经性毒气、脱叶剂和一些更为“传统”的杀戮武器镇压了这次民族自主的企图。

桀骜不驯的库尔德人的部落和政治群体太分裂，无法形成反对伊拉克领导人的统一战线，但长期的压迫终究使这些不同群体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反对伊拉克的联合行动为他们提供了又一次宣布独立的机会。1991年3月4日，马苏德·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发动叛乱，解放了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镇拉尼耶，在整个地区掀起了一场自由运动。3月11日，库尔德各主要派别在贝鲁特聚会，在伊拉克反对党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旗帜下，商讨发动一次联合造反行动。3月14日，也就是会议结束后一天，在伊拉克北部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的伊军后备部队的10万人发生了叛乱。在与正规军的一系列交火中，库尔德人占领了12个主要城镇和100英里的弧形扇面。3月21日，叛乱者控制了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和杜胡克——所谓的库尔德自治区，他们还控制了塔米姆族的大部分及其首府城市基尔库克。这个地方拥有相当可观的石油资源，叛军游击队称他们自己为“决死队”或“站在死神面前的人”。

跟在南方一样，萨达姆重组了他的军队和文官政府，并发起了一场运动，重新夺回了控制权。3月28日，在武装直升机和重炮的支援下，伊拉克装甲部队和步兵对基尔库克发起进攻。由于缺乏重武器火力和空中掩护，决死队在混乱中退却。

这仅仅是骚乱的开始。平民和游击队一起匆匆进入白雪覆盖的北方山区，有的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北方的道路上挤满了公共汽车、卡车、拖拉机、驴拉车和步行的人们。伊拉克当局以前对付库尔德人的行动中有过许多暴行，平民不愿意留在原地，看看历史是否会重演。大约50万到150万库尔德人——数量不到战前人口的一半——逃往土耳其和伊朗边境。

到4月6日，叛乱被完全镇压，但大批的人仍在外逃。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死于饥饿和疾病。与此同时，土耳其——担心其自己的库尔德少数民族起来叛乱——采取行动阻止难民越过边界。

美国和其他盟国没有迅速作出反应。

与此同时，4月5日联合国通过的第688号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在库尔德和其他地区镇压平民。联合国还责令伊拉克允许人道主义机构对逃离的难民进行援助。

表决之后不久，美国空军特种部队的运输机开始向该地区空投紧急救援物质，但是伊拉克当局仍在继续用大炮和直升机攻击库尔德平民。更多的人在逃离家园。土耳其边界附近的狭窄山区到处是脏乱不堪的难民营。

4月10日，美国警告伊拉克，让它停止在北纬36度（大约是库尔德和伊拉克阿拉伯人领地的分界线）以北的军事行动。第二天，联合国宣布将派一支维和部队到这个地区。特种部队的地面部队乘船前往土耳其，帮助监视和稳定在那里的空中救援行动。

4月16日，美国、英国和法国宣称，根据联合国第688号决议，他们有权向伊拉克派出军队，帮助那里的难民。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喷气式战斗机为先导的特遣部队击退了伊军和伊拉克人，阻止了他们的进一步暴行。到那时为止，在边境的那些临时难民营中难民的死亡人数估计每天达到数百人。

“提供慰藉行动”是联合的救援行动，是13个国家的共同努力，负责指挥的是约翰·沙利卡什维利中将。这个行动有三方面的内容：

●　在北纬36度以北对伊拉克飞机实行禁飞，主要由在土耳其境外行动的美国空军战斗机执行。

●　出动地面部队，保证伊拉克北部和难民不再受攻击，并准备在伊拉克境内建立重新安置难民的营地。美海军陆战军第24远征支队（特种部队）将担任先头部队，由在地中海的舰艇提供支援，其3600名成员将深入内陆500英里左右展开行动。

●　实施援助行动，向那些无家可归的伊拉克平民提供生活用品和医疗关怀。第10特种大队的陆军特种作战人员将在这一阶段的行动中起关键作用。空军第39特种行动联队也一样，他们飞的是MC-130运输机和MH-53J直升机。民事部队和第4心理战大队的成员在5月初加入这个行动。在生活用品的供给方面，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各部队的大量直升机，也像美国和盟军的许多C-130和其他支援飞机一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种作战欧洲司令部司令理查德·W·波特准将带领特种部队特遣队，负责为库尔德人提供救援。波特的“联合特遣队A支队”最终将有英国、意大利的部队以及其他国家的小分队加入。另外一支特遣队是以海军陆战队第24远征支队为主组建起来的，称“联合特遣队B支队”，由杰伊·加纳少将指挥，在伊拉克南部地区活动，在游击战前线附近准备难民营，帮助难民（2支特遣队的任务和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点重合，特别是在初期和即将结束时）。在援助的顶峰时期，参与这次行动的美国军人有11936人。

波特将军对此次行动作了如下概述：

1990年11月和12月，在和土耳其参谋部商讨建立“沙漠风暴行动”的第二战线时，詹姆斯·詹姆森少将、莱顿·史密斯海军上将和我（以特种作战欧洲司令部司令的身份）代表欧洲总部司令向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阿布拉莫维兹表示支持。这些会谈促成了由蒂姆·詹姆森指挥的特遣队P支队的建立，以及我对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从土耳其南部的基地进入伊拉克北部开展活动的支持。

1991年春天，曾经为“沙漠风暴行动”从第7军抽调人员组建增援部队的欧洲司令部参谋人员还在。我已离开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回到欧洲司令部总部，但是我们在“沙漠盾牌/沙漠风暴行动”之前及其间发展起来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的救援努力，而且有利于后来我对沙利卡什维利将军指定的联合特遣部队A支队的接管。我们于4月6日回到土耳其准备救援行动。1个星期之内，托尼·津尼准将到我们支队担任副指挥官。

此前，援助行动主要集中在空中再供给、空投区的标识和救援物资的分配上。刚到的那几天，我们对难民营和边境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侦察，与伊拉克一侧的库尔德领导人举行会谈（通常是断断续续的），同时也与土耳其一侧的土耳其人会谈。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还有许多事情有待完成。

詹姆森将军和我着重向欧洲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强调了任务的艰巨性。于是，副总司令吉姆·麦卡锡将军专程前来证实一下。特遣队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库尔德难民，这些人居住在沿土耳其/伊拉克边界山区的临时难民营里，面临着恶劣的天气、饥饿和寒冷，每天要死1000多人。儿童的死亡率更是惊人。

4月中旬，沙利卡什维利将军被任命为特遣队的指挥官，当时人道主义行动正从空投与分配救援物资转向地面救援。

4月17日，其余的特种作战部队进入这个地区后，沙利卡什维利将军发表了他的“指挥官作战意图”，给我明文规定的任务是：

1. 进入山区，利用所有必要的手段稳定那里的局势。

2. 组织难民营。

3. 让库尔德人有地方住，免受环境的伤害。

4. 把食品和人道主义关怀送进难民营。

5. 建立饮用水配给制度。

6. 改善卫生条件，埋葬尸体——包括人和动物的尸体。

7. 不再发生死亡事件，特别是儿童的死亡。

8. 说服库尔德人返回自己的家园。

9. 让记者们改变看法。

在这个行动中，沙利卡什维利将军总的任务表从来没有改变过。在随后的3个月里，每次碰到我，他都要询问我们行动的情况，并问我他能给我们哪些支持。

事实上，回想起詹姆森和我在6日那天部署部队的时候，詹姆斯·加尔文将军作为欧洲总部司令说的话——“答案是肯定的，现在你需要什么呢”——我只想说在指挥链上有这样两个人真是绝妙。直接、简明的命令，一点废话都没有：“这就是你们的任务，现在执行吧。”没人告诉你该如何做。作为特种部队的军官，我的确很欣赏这样的指挥关系。

接到命令之后，第10特种大队的指挥官比尔·坦戈尼上校被委任为地面部队特遣队A支队的指挥官，比尔不仅指挥自己的大队，还指挥责任地区的所有美军陆军人员和部队、一个英国突击营、卢森堡的部队，还负责监管在该地区的加拿大和法国的军队医院。来自英国奥尔肯伯里的第39特种行动联队的指挥官霍特·胡顿上校是我的空军部队指挥官。他和“提供慰藉行动”的空军部队司令吉姆·霍布森少将的关系很不错。他承担了空军特种部队许多任务，但对我们的任务也非常支持。

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界线把我们的责任地区一分为二，两侧都有难民营，而且还不止一个。在土耳其一侧，特种部队的连队和小分队必须了解对待库尔德人在政治上的微妙之处、土耳其的主权问题、土耳其军事上的担心，了解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秘密组织，以及与库尔德政治组织和部落的微妙关系等。一旦越过边界，和库尔德人、决死队、库尔德人的各种政治团体（组织的、家庭或部落的）的不同代表以及伊拉克政府组织与军事残余力量的关系就不同了。在进行这些政治和文化活动中，特种部队的各分队和各连队必须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杜绝死亡的发生，组织难民营。

在70天之内，难民营逐渐走空了，死亡都是出于自然原因，儿童的死亡率得到了控制，库尔德人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或在杰伊·加纳少将的特遣队B支队建立的难民营中重新安顿下来。我的司令部是常设的，有配属的部队，而且部队的作战和训练都在一起，而杰伊·加纳必须以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第24远征支队为主干，白手起家组建自己的特遣部队。

此次行动证实了长期以来我很清楚的一个事实：特种部队是一支侦察部队。在印度支那的苗人部落行动和高棉系列行动中、在80年代初期防止黎巴嫩军队分裂的行动中、在苏联和华沙条约解体之后，我都管理、带领并指挥过特种部队。只要给他们分配任务，把他们置于困难的政治处境中，把他们放在地势险恶的孤立哨所中，给他们压大量的任务，包括明确的任务和隐含的任务，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掩护和适当的支持，他们就能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何任务。

那时候发生的故事何止成百上千：孩子们的得救、小宝宝的出生、关键时刻食品的发放、饮用水的供应、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的冲突、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人的冲突、还有其他可以想象到的冲突——家族世仇、部落冲突、部落长者间的纠纷、围绕当地政治的不休争论等。在所有这些事务中，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职业特种部队的军官和士官。在难民营和小山村里，特种部队的军人牢牢控制着各种多变的形势——始终牢记拯救库尔德人是主要任务。

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在1991年初春，没有一个其他的旅一级单位能够进入伊拉克北部和土耳其南部，对60万库尔德人负责，组织援助行动，稳定局势，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微妙差异，在美国不作出妥协、不感到难堪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作为特遣队的指挥官，我知道我们的条令条例里并没有规定如何进行如此大规模和复杂程度的人道主义行动。然而在1991年春，这种行动却在一个个的难民营中进行，关键就在于有这些聪明、成熟、适应能力强的特种部队军人。就像当年美国邦联的贝德福德·福雷斯特一样，我们也可以“以最佳方式最先”进入责任地区的任何位置。比尔·坦戈尼上校熟练地将他的部队从战斗任务转向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成功地使许多似乎已绝望的局面起死回生。这是特种部队领导艺术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