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攻发起时刻，韦恩·唐宁在消灭诺列加的基础（重要搜捕对象）的同时，展开了一次历史上最厉害的搜捕行动——搜捕逃窜中的诺列加。

唐宁的装甲部队——现在有2辆谢里登装甲侦察车、2辆美海军陆战队的轻型装甲车和5辆陆军装甲运兵车、4辆没收的巴拿马国防军2吨半卡车以及1辆旧的黄色的学校交通车——加上他的空中资源，使他能对各种线索作出机动反应。

皮特上校率领的绿色特遣队和海军海豹突击队里克上校率领的蓝色特遣队（即他的海军特种部队），在快速反应直升机和AC-130武装直升机的支持下，领受了抓获诺列加的艰巨任务。这2支特遣队的首要任务都是搜查诺列加在巴拿马各地的豪华公寓和别墅。绿色特遣队的搜查范围在巴拿马城，蓝色特遣队则在科隆和巴拿马西部地区。

韦恩·唐宁接着讲述：

捣毁诺列加的基础达到了2个目的：这帮人都是坏蛋；我们要让他们受到正义的审判。我们不能给诺列加任何选择。我们要使他无处藏身。我们追查了我们所掌握的他的所有密友和去处，把他们全控制起来了。

这些人简直是不可思议。故事太多了。他们兜里揣着几千元的百元大钞——贩毒的钱，还有很多情妇、女友——能撞见的事我们都撞见了。这些人真肮脏啊！

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做法——虽然并不是最典型的。

有个家伙很有钱，冷酷无情，是坏人中最坏的那种，邻里居民都怕他，没有人敢对他说个不字。我们的人到他的住处把他拘捕起来。

像演电影一样，他们来到那扇沉重、奇特、带金色球形拉手、反锁着的门前面，在上面放了炸药，准备把门炸开。

房子里面的那个坏家伙就在客厅里。客厅里建了一个巨大的5000加仑的鱼缸，占了整整一面墙，里面养了各种各样的奇异的鱼。他听见我们的部队在门外，惊恐万状，开始逃跑。他弯腰蹲下来，用胳膊护着脑袋，这是在他们炸门的时候。门上的球形把手穿过房间射出去，钻进他的直肠，被卡在那里了。

与此同时，门被炸开时，四处横飞的碎片砸破了大鱼缸。我们的部队进去时，发现那个坏家伙急得团团转，屁股上还插着那只金色的门拉手，鱼在地上乱跳，有的粘到了天花板上。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为这些鱼感到遗憾——但这却成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成了我们的小伙子将来给他们的孙子讲故事的好材料。

几分钟后，当地居民来到街上，他们为此欢呼，因为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坏了。

经过一系列这类行动（大多数没有这么生动）之后，特种部队与海豹突击队摧毁了诺列加的基础，他已无处可逃了。他要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去了。我们几乎控制了他可能去的所有安全庇护地。

唐宁的部队夜以继日地行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对诺列加办公室和住所的搜查中，他们缴获了近800万美元，还缴获一只手提箱，里面有在瑞士银行和开曼群岛银行存折的清单，还有一些日记，里面记载了他参与巫术和伏都教活动的情况。在找到合适的地方放置之前，这些钱和文件暂时由南方司令部保管。

进攻发起2天后，名单上的所有要犯几乎都被逮捕，其中大多数人——为保全自己——在审讯时还比较合作，供出了诺列加的基层组织中身份还没有暴露的要人的名字。这些审讯信息又使他们的名单上增加了100人。唐宁的部队立刻动身去搜捕他们。

但是，到12月23日清晨，仍然没有找到诺列加。

卡尔·斯廷纳继续讲述：

12月23日上午，事情有了突破。诺列加的一个贴身保镖来到克莱顿堡的大门口，说他有个提议要向马克·西斯内罗斯报告：他有一些关于诺列加的信息，交换条件是他和家人必须得到保护。搜捕因此暂时告一段落。虽然这些家伙都是实打实的恶棍，西斯内罗斯还是答应了他。正是他提供的信息详细说明了进攻发起时刻前的那个晚上诺列加的一举一动——他从科隆回来的路上改变行程，他在塞罗米度假营与妓女的约会，以及他从突击队设置的路障中逃脱的经过。

这是个好消息，它说明诺列加还在巴拿马城，我们会继续施加压力，逼得他走投无路。这个压力包括对他可能去寻求庇护的大使馆进行监视。

第二天早晨8时30分，又来了一个诺列加的保镖，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见到西斯内罗斯时，他说：“我刚刚从诺列加和他的其他保镖那里悄悄溜出来，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在吸毒、酗酒，疯狂极了，他会把我们大家都杀掉的。

“我可以告诉你他的藏身之处，但你们动作要快。他们又要转移了。我离开的时候，他们的行李都打好了。他们开的是一辆蓝色的SUV蒙特罗。”

几分钟之内，唐宁和他的装甲部队就赶到了现场。

他们发现那个地方已经人去楼空，但咖啡壶还是热的，烟灰缸里的雪茄还在冒烟，他们立即通知所有单位留意那辆蒙特罗。

马克·西斯内罗斯和我基本上一整天都在检查稳定行动，但安排下午3时回一趟指挥部。下午3时，我直接回到行动中心，西斯内罗斯则回他的办公室。就在他回到同一幢楼二楼的办公室时，他听说有个教皇使节拉沃亚大人打过一个电话，说有急事。这是拉沃亚的第二个电话了，他肯定有要事。西斯内罗斯立刻拿起电话。

“诺列加在这里，”拉沃亚低声说，“在教皇公使馆，我刚才就给你打电话了，希望你能截住他。到我这里来，我要跟你谈谈。”教皇公使馆是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跟美国政府承认的任何使馆一样享有外交豁免权。

西斯内罗斯赶紧把这个消息转告我。

“去见拉沃亚，”我告诉他。“一旦有详细情况，立刻给我打电话，我来跟瑟曼将军和唐宁将军说。”

我立刻给唐宁打电话：“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诺列加在公使馆，那是个避难所。马上到那里去，把握局面，把它监控起来。”

接着我给瑟曼打了电话。

几分钟内，唐宁和他的部队就包围了公使馆。

那个公使馆地处这个城市比较富裕的地区，是一幢灰泥结构的2层楼房，有一个整洁、修饰得很漂亮的院子，周围是一圈7英尺高的水泥墙。

这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教皇的公使馆呢？”我问自己。“我们一直在监视尼加拉瓜大使馆、古巴大使馆和秘鲁大使馆以及我们考虑到的其他所有可能的藏身之地，但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到教皇公使馆。无所谓啦，现在我们找到他了，只是一个怎么把他引出来的问题了。”

不久，西斯内罗斯打来电话，说了教皇使节的消息。

诺列加和他的助手吉坦上尉打电话要求避难。诺列加提出：“我们请你们做的，就是在一个卖冰淇淋的摊点把我们带上车，”他说了一个地方，“然后把我们带到公使馆。如果你不干，我们就上山打游击去。”

拉沃亚觉得他别无选择，就派了辆车去接他们。

他向西斯内罗斯解释说：“前面我打的那个电话，就是要让你们知道那辆车，我希望美军车在回公使馆之前截住他们——现在如果你的手下人立马进去把他拖出来，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些外交协议。”

“很好，”我对西斯内罗斯说。“现在我要你做的，就是从拉沃亚那里探听探听，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在公使馆避难，他们是否携带武器，告诉他唐宁正在公使馆周围建立安全防线，在场的将是我们的人。”

45分钟后，西斯内罗斯回到指挥部。“教皇使节认为诺列加没有携带武器，”他对我说。“但他也不敢肯定。”我们非常肯定他带了武器。这又使事情复杂化了：“我们很可能成为人质。诺列加的一些亲信也在那里，”西斯内罗斯继续说。“还有一些妇女，以及8到10名儿童。”

其他的几个人是：吉坦上尉、海军指挥官卡斯特根上校、随军牧师贝拉尔德中校、诺列加的私人保镖卡斯蒂略上尉以及国家调查局局长马德里南上校。5名巴斯克分裂主义恐怖分子也和诺列加这帮人一起进来了，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会带上他们。

那时候，唐宁和皮特上校及他的绿色特遣队已经包围了那个地区，并在街对面的一所小学建立起他的指挥中心。我打电话到那里找他：“告诉拉沃亚，他的处境很危险。据我们所知，他带进去并提供庇护的，是一个被控告的罪犯。他已经违反了公使馆的豁免权。

“告诉教皇的使节，他现在正躺在一张蛇床上。这些蛇根本就不会在乎他，随时都可能置他于死地。”

接着我们商讨了把那些妇女和儿童解救出来的最好办法，为的是简化当时的局势。

唐宁在小学里与拉沃亚见了面。

唐宁转达了我的意思，拉沃亚紧张地说：“我会尽量帮助你们。”显然他被吓得不轻。

接着唐宁问他：“如果我们听到里面传出枪声，你是否愿意批准一次营救行动？我们相信诺列加肯定带了武器。”

“我可以这么做，”拉沃亚回答。

“你能把它写出来吗？”

“能，”教皇使节回答说。

“我还有两个问题，”唐宁说道。“你能帮我们把那些妇女和儿童撤出来吗？”

“当然可以。”

“你和你的工作人员能离开那里吗？”

“不，我们不能那么做，”拉沃亚说完就回公使馆了。

30分钟以后，一个牧师送来一个信封，里面是用梵蒂冈羊皮纸打印的、有拉沃亚签名的便条，上面写道，如果从公使馆内部传来枪声，他就批准营救行动。如果发生了他无法控制的事情，这张条子对拉沃亚来说就是一张“摆脱监禁”的牌，但它同样也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一旦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有权立刻组织进攻。我们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

我立刻给瑟曼将军打电话，告诉他事情的最新进展，同时向他请示，要求他对交火的原则稍作修改，规定如果里面有人生命受到威胁，就可以发动攻击。美国国防部长批准了这个请求。

与此同时，唐宁着手去解救那些妇女和儿童，结果发现不仅他们想迫切离开，有几个男的也想出去——都要求用飞机送到尼加拉瓜、古巴或委内瑞拉。

“我们看情况，”唐宁说道。

傍晚时分，唐宁的装甲部队开着那辆黄色校车过来了。大约有10名男子和妇女以及12名儿童出来了。他们上车之后，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到了之后，我们把他们分开，妇女和儿童被送回家，男的被送到我们的关押所。

“我没有给他们提供庇护，”唐宁打电话告诉我。“我没有这个权力。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我必须把那些妇女和儿童解救出来，因为那里的处境实在太危险。”

继续留在里面的有诺列加、他的5名亲信以及那5名巴斯克分裂分子——全是坏蛋，可能那个牧师除外，因为他待在里面可能是想满足诺列加精神上的需要。

在我们想用什么办法把诺列加弄出来的同时，我们也逐步认识到诺列加及其亲信坏到什么程度。此前，我们抓获阿马多尔堡的巴拿马国防军时，马克·西斯内罗斯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现在，唐宁的特遣队又获得一些更为明显的证据。

圣诞节前夕，我接到吉姆·约翰逊的电话：“我们已经占领了诺列加在巴拿马城中心的主要住宅。我们发现一些东西，需要你过目。我建议你明天来一下。”

“你们发现了什么？”

“他大搞巫术，这是一。但这才是个开始，”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争取明天上午到你那里去，”我对他说。

当晚的会议上，我把这些情况说给我的参谋人员听了。情报处长说：“你大概不会相信，我遇到过摩托化步兵营的一个准尉，他获得过巫术学的硕士学位。你得带他一起去。”

“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学位，”我说道。“让他做好准备，我们大约明天早晨8时30分动身。”

第二天早晨，我坐飞机去，并和帕蒂亚机场的约翰逊取得了联系。从那里他们把我们护送到诺列加的住宅。到那里之后，我简直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

房子的装修非常奢华，尽是些华而不实的“艺术品”。到处都是很大的银鹈鹕——每个价值约25000美元。主书房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陶瓷青蛙收藏地。他的办公室里收集了世界级的希特勒半身像，至少有25个。办公室里还挂着一个大招贴画板，上面画着中美洲各国天主教代表的画像，有几个名字边上还打了个叉，大概是表示将来除掉吧。

房子后面是个院子。院子那边是女孩的玩具屋，是在他的女儿们小时候给她们建的，跟多数人的家一样大。院子两边各设两个伏都教和巫术圣坛。诺列加从巴西带了2名“高级”巫师到巴拿马。其中一个是公认的世界级顶尖巫师，他住在通向阿马多尔堡的路边的一幢房子里，也就是进攻发起时刻海豹突击队设置路障的地方（我不晓得他后来怎么样了）。

摩托化步兵营那名准尉对每个圣坛作了一番讲解，有一个圣坛上摆了各种容器，分别装着血、头颅、乌鸦的羽毛以及多种色彩的麦穗。准尉解释说，这些东西将使“崇拜者”在行凶作恶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

另外一个圣坛上面摆着填满肚子的鸽子、婴儿的照片及其他“好”东西，“崇拜者”可以在这里洗刷灵魂。

诺列加的卧室里有几套红色真丝比基尼三角裤——诺列加的商标。诺列加出现的地方都能看见它们。按照准尉的说法，巫师医生很可能告诉诺列加，这些红色内裤可以保佑他免受身体上的伤害。

“加强这里的防范，”我走的时候对约翰逊说。“我们要把它展示给恰当的人看，但在此之前，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动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把它们移交给巴拿马当局。”我尤其想让那些天主教的高层官员看看这一切——以及我们在阿马多尔堡发现的东西。诺列加一进公使馆，瑟曼将军就开始和天主教高层集团对话，当然也和华盛顿方面进行了对话，商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逮住一个机会，建议瑟曼有选择地邀请一些天主教官员来看看我们发现的东西。

真是大饱眼福，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也让我们真正见识了诺列加。在如何把诺列加弄出来的问题上，它也给了我一些启示。

我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唐宁。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给诺列加的红内裤派个用场。我们相信，他此刻肯定也穿着这样的红内裤。如果他需要这种内裤给他力量，那么问题当然就解决了。

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在他的窗外（拉沃亚已经把它的位置告诉了我们）的晒衣绳上挂一条红内裤，然后对准它射击，把它打得全是窟窿，让他知道它们的力量是多么虚无。

“这个我能做，”唐宁说道。当天下午他们就这么做了。

我还从准尉那里了解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山羊是一种非常凶的凶兆。这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让情报处长去尽量找一只最丑、最臭的公山羊，然后把它装扮成诺列加的样子。第二天，他果真找来一只山羊。它的角长得很有特色，胡须都垂到了膝盖。他们给它穿上一条红色比基尼内裤，给它装扮了一下，这样通过遥控信号，它的鼻孔和耳朵就会冒出烟来，然后把它拴在诺列加的窗外。

我们无法得知诺列加对这一切有什么反应，但他肯定大倒胃口。

12月23日晚，媒体获准进入巴拿马。

行动开始前很久，瑟曼和我已经就媒体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媒体工作主要由他的指挥部来处理，具体负责的是他的公共事务官，一位空军上校；我向南方司令部推荐了我的公共事务官陆军上校杰克·戴。南方司令部在其指挥部外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帐篷作为媒体中心。

开始的时候行动是保密的，但在20日晚上，巴拿马已经有了很多媒体人员，报道了发生在国防军总部周围的许多行动。电视在巴拿马很普及，这就意味着老百姓可以在家里的电视屏幕上看到这场战斗的实况。

到23日晚上，巴拿马的领空除了军事运输之外，仍然处于关闭状态。霍华德空军基地的皮特·肯夫打电话说，一架洛克希德L-1011在空中请求着陆。

“上面是谁？”我问道。

肯夫回电话过来：“是媒体的人，已经获得华盛顿的批准。”

“除了让他们着陆，我们别无选择，”我说。

他们着陆后受到瑟曼的迎接，然后被带到夸里高地，听取了完整的情况简介。接着，瑟曼宣布将他们分成三四个人一组的小组，每个小组跟随一个步兵连，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前线报道。连的指挥官负责他们的安全，提供食品与保护。他们每天将挑出少数人乘坐直升机四处转转，进行“采写”，然后发回去作为当晚的新闻。

媒体认为这样的安排完全无法接受。每个小组都应该有自己的直升机，这样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有个小组还有卫星通讯设备，需要一架支努干直升机来运载才行）。

“很抱歉，”瑟曼对他们说，“我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现在还有维护安全的任务，支援部队的直升机都不够用，更不可能给你们提供专用直升机了。”

他们勉强接受了这个安排，但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多人溜走了。他们租来汽车，很快就能到处跑了。

媒体很快就发现诺列加在公使馆。之后不久，他们占据了100码之外的假日酒店，试图在阳台上用他们的精确定位麦克风捕捉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令我很担忧。“唐宁、西斯内罗斯、美国大使馆代表迈克尔·库扎克和拉沃亚已经在公使馆外面展开了非常敏感的谈判，”我对瑟曼说。“我们得找个办法阻止这些麦克风窃听。我想在这里装几个心理战用的喇叭来播放音乐。”

“好主意，”瑟曼说道。“装吧。”

我们就这么做了。

很快，媒体发火了，他们直接给白宫打电话，说我们用摇滚音乐轰炸他们，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诸项权利。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并没有全用摇滚乐，我们也选了一些好听的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如约翰尼·卡什的《火圈》、《无处可逃》以及《现在在监狱里》。

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忘了诺列加。我们想向他发出明确的信息，告诉他游戏已经结束了。那几个下午，我们还在美军南方司令部的电台上挂了喇叭，因此他也可以听到有关他的国防军司令投降以及他的海外银行存款被冻结的消息。

喇叭攻势持续的时间不长。

白宫给鲍威尔将军施加压力，于是他给瑟曼打电话，要求他给一个合理的解释。瑟曼将军作了解释，但显然没有使白宫满意。我们被迫停止播放音乐。

就在我们千方百计想把诺列加从公使馆弄出来的同时，恢复巴拿马西部安全与稳定的行动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掠夺与抢劫几乎没了踪影）。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进攻发起时刻的战斗行动所发出的信号。此外也要归功于德尔·锡德中校的投降。诺列加进入公使馆之前已经听到了他投降的消息，所以他的情绪肯定好不起来。

不断有情报传来，说诺列加的追随者正在制定营救他的计划。

有一则报道称，这些营救者计划让一架小型直升机在公使馆内的地面上着陆，然后把他带出来。为此，唐宁在附近的每一幢高层建筑上派驻了毒刺导弹突击队，所以直升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公使馆。

另一报道则说，诺列加打算从后门溜走，然后顺着一条灌溉渠逃跑。对此，步兵部队立刻受命前去控制这条渠，还安装了带有红外摄影功能的摄像机，进行全天候监视。

与此同时，诺列加问题的进展非常缓慢——虽然并没有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华盛顿方面一直在与梵蒂冈谈判，而且谈判还在继续。我们曾建议拉沃亚大人尽可能使诺列加的日子不好过。拉沃亚非常合作，诺列加享受不到特殊权利了。拉沃亚下令关掉了他屋里的空调。诺列加是个素食者，可是给他吃的东西却和别人的一样。当然，拉沃亚在解救那些妇女和儿童中也起了关键作用。

这时候，瑟曼将军主动与巴拿马天主教上层人士交涉，请天主教高级教士马库斯·麦格拉斯主教参观了诺列加的住宅和玩具小屋，见识了巫术和伏都教，还请他看了那些淫秽照片、体罚折磨的照片以及那块列有巴拿马和中美洲各国天主教牧师、名字边上还打了叉的招贴板。

大主教召集了一次主教会议，他们联名给教皇写了封信，请求下令把诺列加交给美国羁押。

12月29日，出现了一些动向。梵蒂冈报纸报道：“梵蒂冈从来没有想通过给予诺列加庇护来妨碍正义。”新年那天，梵蒂冈的中美洲问题专家贝洛科大人前来帮助拉沃亚解决诺列加的问题。第二天，他向西斯内罗斯袒露说，他希望迅速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10月3日的政变中，诺列加被堵在国防军总部内。我们有充分证据说明他给维基小姐打过电话，叫她找到那些部队指挥官前来营救他。

如果那时候她有用，那么现在为什么她就不会有用呢？

我告诉唐宁，让人把维基小姐带来，这样我们可以直接跟她谈谈。当天晚上，我们把她带来了，让她坐下，然后告诉她怎么做才能挽救她情人的生命。

维基是个很强硬的女人，开始的时候拒绝合作。但随着晚上时间的流逝，她开始谈起她13岁的女儿。那个小女孩有轻微的心脏病（需要治疗，但不危及生命）。维基显然很爱女儿，她多少也感觉到我们已击中了她的要害。我们没有告诉她有什么不同，实际上，那天晚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她的女儿——保证了她的安全。

天亮的时候，维基小姐同意合作——条件是让她见见女儿。我们把她的女儿带了进来，还给维基带来了干净的衣服，让她洗了个淋浴，和女儿好好地享受了一顿早餐。

完了之后，我们把给诺列加的口信告诉了她：他只有2种选择，一种是被抬着脚出来，另一种是比较体面地出来——穿着他的将军服——投降。

同时，我们还给她安装了一部特别电话，让她与公使馆联系。当然韦恩·唐宁可以进行监听。

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获取了大量的情报。这个女人知道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且直截了当地把事情摆了出来。

开始的时候她向诺列加解释说他的基层组织已经土崩瓦解，人民在反对他，德尔·锡德已经投降，接着便转入私人话题，说她非常为他担心，他已经被困于一个角落，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了。很明显，她很关心他，希望他活着。

一开始，诺列加坚决不考虑投降。几天过去后，他开始动摇。

1月1日，巴拿马电台宣布，3日下午将在经过公使馆的大街上举行一次大型的反诺列加游行，说这是“表示对美国在巴拿马行动的支持”。1月2日，我们接到情报，说一些反诺列加的组织可能想把局面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并试图在这次“友好”的游行中“处理诺列加”。

我们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沿游行路线另加了2个步兵营，在当地所有高层楼顶都派驻了狙击手，在公使馆以外200码处（游行不能超过此处）增派了谢里登坦克以及一个营的宪兵去设置路障，此外还派了一架AC-130武装直升机和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进行监视。

狙击手接到的命令是，只要有人向游行队伍开枪或游行者试图攻击公使馆，他们就可以开枪。但是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对人群开枪。

1月3日午后不久，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向公使馆行进，有的敲锅，有的敲平底锅，有的举着旗子，表示支持美国的行动。

游行开始的时候，西斯内罗斯正赶往唐宁的小学指挥部，去和唐宁以及拉沃亚大人会面。当他驱车经过游行队伍的时候，有几个人在大喊“我们要诺列加！”

有很多游行者认得西斯内罗斯，有一些人拦住他大声说：“把诺列加交给我们。我们很快就能把问题摆平。”

“不行啊，”他对他们说。“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比你们的装备条件好得多。不要制造冲突，否则你们自身难保。”

很快，游行队伍发展到了几千人（有的人估计是20000人），鼎沸的人声1英里以外的公使馆都可以听见。

在公使馆附近，西斯内罗斯和拉沃亚在讨论游行问题。“你知道墨索里尼的末日是哪一天吗？”西斯内罗斯问教皇使节。

拉沃亚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一伙暴民以私刑处死了这个意大利独裁者，然后把他的衣服扒光，倒挂着示众。

西斯内罗斯接着说：“如果这伙暴民弄走了诺列加，他们很可能用私刑处死他。但是如果他投降的话，我们就会保护他。”

这些话似乎以我们从没有见过的方式启发了拉沃亚。他带着忧虑的神情，一跃而起，疾步穿过街道冲进公使馆。过了不久，他就和诺列加进行了交谈。我们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我们相信教皇使节肯定提到了在外面大街上那些诺列加的同胞，说他们大有杀人的欲望。

那时候，维基大概也和他谈了20分钟左右。最后她说：“决定权在你手中。”

外面游行的噪音越来越大，但仍然保持着“和平”，没有听见枪声。成千上万的人齐声高呼：“凶手！凶手！不要再保护凶手！打倒诺列加！诺列加从公使馆滚出来！”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一个身着军装、用菠萝作脑袋的诺列加模拟人像。

天黑前1个小时，下起小雨来，还起了雾。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喇叭告诉游行者，说他们该解散回家了。他们照办了。

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谁对诺列加的影响更大——是维基小姐还是教皇使节。他们叫我们送一套诺列加的制服到公使馆。马克·西斯内罗斯曾经从他在阿马多尔堡办公室没收了他3套制服，我们送去了其中的1套。

1990年1月3日晚上8时44分，诺列加“将军”在拉沃亚大人和公使馆里的牧师比拉努埃瓦神父的陪同下走出了大门，走上了街道。唐宁在那里等他。唐宁以前没有见过诺列加本人，但根据他的照片，他想象中的诺列加是个粗野的矮胖子。其实不然。出来的那个人又小又干瘪。“他们是不是换了个人？”唐宁立刻问自己。“诺列加是不是从后门溜掉了？”

唐宁抓住负责安全工作的杰里中校的手说：“把住后门，”他着急地说，“这个人不是诺列加。”

与此同时，站在西斯内罗斯身边的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说：“不用着急。就是他。”

诺列加拿着一本《圣经》和一把牙刷。

这一行人进了学校，接着穿过学校，下了一截台阶，来到足球场。两架黑鹰直升机正在那里等着呢。

拉沃亚大人给诺列加道最后的祝福：“我的孩子，现在我离开你了。”

唐宁把诺列加拉到远一点的地方。拉沃亚不想看见这个独裁者被戴上手铐。他们走近直升机的时候，2位高大的特种作战人员拿着如意手铐等着他呢。他们向诺列加走近的时候，他表示抗议。“我是个将军，”他大声说。“我是个战俘。不能这样对待我。”

没人理会他的抗议。为了保护自己，他很快就接受了手铐。他上了领头那架直升机后，飞机就在雾中起飞了。在霍华德空军基地，有一架已经发动起来的MC-130在等着，机上有2名缉毒署的官员和1名特种部队医生。后门关上的时候，缉毒署官员向诺列加宣读了他的权利，然后正式将他逮捕。

去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的途中，他们让他脱掉衣服，为他进行体检。他把除了短裤之外的所有衣服都脱掉了。他们让他把短裤也脱掉，结果发现他实际上穿了2条短裤——一条白色的拳击短裤和一条红色的比基尼。

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外科医生托尼中校对他进行了全面的体检，发现他身体很健康，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他们给了他一套空军飞行服和一双医院里穿的拖鞋。他穿好之后就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安排在飞机前部靠近隔板的一个位置上。他在那里睡了4个小时。

着陆之前，他要求穿上将军服并得到了许可。在弗罗里达的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一架等候在那里的利尔杰特运输机准备把他送到迈阿密，接受联邦法官的传讯。

在诺列加投降的整个一出戏中，参议员约翰·沃纳和我在克莱顿堡的行动中心监听了每一个细节（沃纳在那里一是表明自己的支持，二是亲自进行评估）。

黑鹰直升机从雾霭中腾空而起飞向霍华德空军基地的时候，自“正义事业行动”开始以来几乎一直没有休息过的75名军官和士官齐声欢呼，终于成功了！最后一个目标完成了！

现在我们要把全部精力放在巴拿马的自主重建上——免受压迫。参议员沃纳冲到作战地图边，用魔力牌标记笔写下：“干得太棒了。我们为你们骄傲！”接着他说了一些表示赞许和鼓舞的话。

这些话很快就传开了。街上到处都是巴拿马人——热情地表达他们的谢意，感谢这些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铲除了顽固抵抗的最后一小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