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炸弹袭击成功的鼓舞，穆斯林圣战组织又开始了一种新式的恐怖主义——劫持人质，从而加大了赌注。

第一个美国人质是在1984年2月10日被劫持的。到大约14个月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客机劫持事件为止，已有7名美国人遭到绑架。

绑架并不是什么新招，在黎巴嫩早已是屡见不鲜：80年代初，各个派别共有5000多人遭到绑架，并被索要赎金。但穆斯林圣战组织新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施加影响——区别很大。

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抓一些美国人，作为要求科威特政府释放所逮捕的17名恐怖分子的交换条件——这些恐怖分子曾于1983年12月对科威特境内6个目标发动狂热的自杀性炸弹袭击。在那几场炸弹袭击中共有5人丧生，86人受伤，在押人员中有一个便是黎巴嫩最害怕的什叶派恐怖分子，被称作“执法杀手”的伊马德·穆里亚的妹夫。穆里亚是穆斯林圣战组织疯狂劫持人质的主要罪犯。

1984年2月，17名恐怖分子在科威特受审的前一天，第一名美国人——贝鲁特美国大学教授弗兰克·雷吉——遭到绑架。第二名是3月7日遭绑架的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杰里米·莱文，第三名是3月16日遭绑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站长威廉·巴克利。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宣称巴克利和我已与海军陆战队队员一齐被杀的消息本应当引起巴克利的警觉。我知道他处境危险，会遭到攻击，便告诉了他。尽管从我到黎巴嫩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很小心，并建议他也这样，但他却低估了危险。“我有一个很好的情报网络，”他告诉我。“我想我是安全的。”他仍然留在他的公寓里，并且每天上下班走的都是同一条路线，而我每天开车前都要检查车里面有没有炸弹，而且尽可能改变行车路线，只要我不是和塔努斯一起在国防部，我每隔两三个晚上就要换一个地方。

有时候坏人也会做一些好事。那些对我们不是特别友好的什叶派民兵对穆斯林圣战组织更不友好，他们在1984年4月15日找到并救出了弗兰克·雷吉，但其他人质仍然下落不明。那是10个月后的1985年2月14日，在另一个人质逃脱囚禁之前，杰里米·莱文从位于巴尔贝克的谢赫·阿卜杜拉兵营逃了出来，逃到约1英里之外的叙利亚检查站。他被带到大马士革，交给了美国大使。

在被囚禁的几个月里，穆里亚会时不时地强迫这些人质朗读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科威特的17名恐怖分子的声明。这些声明被录制下来，通过电视播放出来。

这一方法没能奏效，于是穆里亚及其真主党恐怖分子便劫持了一架飞往科威特的航班。但这并没有迫使科威特作出让步。

巴克利遭绑架一事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关注重点之一。在他遭到绑架后不久，他的情报人员不是失踪，就是被杀。很明显，绑架者折磨巴克利，让他说出了他所建立的特工网络——那是我们关于贝鲁特各派系的大部分情报来源。据说他最后被圣战组织杀了。美国又一次失去了贝鲁特的主要情报来源，这使得仍然留在那里的美国人处境更加危险。

1984年5月下旬我离开贝鲁特，重新回到五角大楼任职。与塔努斯将军、巴塞洛缪大使和拉姆斯菲尔德大使告别，对我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我敬佩他们为了贝鲁特的和平而不知疲倦地工作——但那里就是实现不了和平。就我而言，我不愿意离开。尽管那段经历对我的发展有所帮助，并且也让我学到了一些终身受用的东西，但那是我在戎马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未能如愿完成任务的挑战。

我站在山顶的直升机平台上，等候从塞浦路斯飞来的黑鹰直升机，心里在想着那些仍然留在那里的人，并为他们祈祷。

到1985年10月环球航空公司847客机上的人质在大马士革被释放为止，被穆里亚绑架并扣为人质的美国人共有9个，后来只剩下6个：比尔·巴克利已经死亡，雷吉被什叶派民兵救出，杰里米·莱文逃到叙利亚。剩下的6名人质已被囚禁了1年半之久——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希望他们回来，非常希望。

我离开贝鲁特时，从未想到我还会再回来。但1985年9月，我和一支特种部队特遣队来到东地中海，准备一次人质营救行动。我们得到的情报说，可能要释放所有人质。我的任务是建立一套机制来接送这些人质，并把他们秘密送回美国。我们还要准备进行营救行动，以防不测。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释放地点，只知道是在西贝鲁特美国大学附近的某个地方。

1985年9月14日午夜，美国大学附近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一辆汽车停下来，打开后门，一个身穿跑步运动服的人下了车，接着那辆车就飞快开走了。那个人被我们的行动队员接到海岸边的预定地点。行动队员发出预定信号后，一架直升机飞过来把他俩接起来，送回远处的航空母舰上。当直升机降落时，那个特种部队行动队员宣布说：“这是韦尔牧师。”

本杰明·韦尔牧师是一名美国传教士。他被什叶派穆斯林扣押了16个月。韦尔在海军上将的餐厅享用了一顿热腾腾的饭菜，然后被带到船舱的医疗舱，在那里他将接受全面体检（鉴于他的经历，其身体状况还是很不错的），并将在那里待上3天，直到更多的人质获释。

他被接上来的时候，随身带了其他人质给各自家人的信，还有绑架者给里根总统个人的信。任何一封信我们都没有看。

3天后，释放其他人质的事宜没有落实，我们接到先把韦尔牧师送回美国的命令。韦尔牧师穿着飞行服乘飞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登上一架等候在那里的C-141，被送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几个月后，情报部门发现了西贝鲁特关押人质的那幢楼，并且对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于是我们在美国西部找到一幢类似的建筑，对他加以改造，使其内部结与贝鲁特的那幢楼相似。一支救援部队利用它进行演练。在西贝鲁特我们建立起支援这次行动的基础设施。

然后灾难降临了。

在营救行动即将按计划执行的前2个星期，真主党发现了一名进入该楼的特工，在对他进行拷问后将他杀死。于是我们估计，人质将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营救行动不得不取消。再也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情报来进行营救行动了，但最后人质还是获释了。

由于美国人从未碰到过这种无政府的暴力行为，所以我的同胞们几乎无法理解导致派系斗争、并最终毁掉贝鲁特的局势的复杂性。或许下面这个故事能给他们一点启示。

1983年12月，在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汤姆·芬特尔上校即将离开黎巴嫩的时候，塔努斯将军安排了一次告别仪式，并代表杰马耶勒总统向他颁发了黎巴嫩勋章。

零星的炮击使得户外仪式很不安全，所以塔努斯决定在国防部顶层一个俯瞰城市的军官俱乐部里举行这一仪式。只有主要参谋人员、准将及他们的妻子受到了邀请，但出于安全考虑，妻子们应该是不会来的。

但令我惊讶的是，有两位夫人（基督教徒）却冒着炮火前来参加这一仪式。

我从未见过她们，但她们一进来就径直向我走来。她们还没有自我介绍，其中一位便贴近我的脸说：“你们为什么不对那些炮击采取点措施？它们正在杀死我们的孩子。”实际上她的嗓门很大。“你们的舰艇停在那儿，还有航母。炸死那些正在毁掉我们的异教徒吧。”

“我们不能那么做，”我说道，“射击与炮击的也是黎巴嫩人。这是黎巴嫩的问题，必须由黎巴嫩人来解决。”

她们回过头来，眼里冒着怒火。“他们不是黎巴嫩人，”其中一个说道。“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甚至没有灵魂。”

“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那些人生下来就有一条小黑尾巴，”另一个说道。“他们有责任去杀死那些人，扒下他们的裤子，砍掉他们的尾巴。”

黎巴嫩的伤口很深。它是几代人造成的，要治好这一创伤同样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在举行这个仪式2天后，国防部被猛烈的炮火击中，那个军官俱乐部也被炸毁了。

过了不到2年时间，我去了一趟西西里岛，去处理另一个人质劫持事件，这一次是在“阿希尔劳罗”号游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