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以色列撤军之前，驻扎在机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受到来自俯瞰城市的山脊上德鲁兹派阵地的炮火攻击。德鲁兹派显然是希望通过这一挑衅能够对黎巴嫩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

7月下旬，几发迫击炮炮弹落进海军陆战队的防区。8月下旬，炮火更加猛烈，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士和一名中尉在袭击中丧生。尽管海军陆战队配备有充足的火力——155毫米榴弹炮、5辆M-60坦克以及舰上的所有火力——但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但是，这一次的挑衅太过分了，于是海军陆战队用155毫米榴弹炮予以还击。

我们还怀疑基督教派民兵偶尔也向海军陆战队射击，其目的是想诱使海军陆战队对德鲁兹派和什叶派动用大规模火力——把他们也卷入这场冲突。

以色列撤军的前3天，两支主要的穆斯林民兵武装领导人分别发表声明，宣称海军陆战队已和穆斯林反目成仇——他们还补充道，由于海军陆战队向黎巴嫩军队提供训练与援助（实际上几乎没有），局面会更加恶化。尽管海军陆战队极力恪守自己的职责，只进行自卫，不站在任何派别一方，但现在很明显，各派系及其民兵武装并不遵守同样的交战原则，并试图在民众眼中造成这样的印象：海军陆战队是支持以基督教派为主的黎巴嫩政府的。

以色列的入侵成功地把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嫩，但却几乎没有触动穆斯林各派系的武装。这些武装在等待时机，加强自身实力，等以色列撤出后乘虚而入，填补真空，重新燃起与基督教派控制的政府对抗的战火。

在撤军的24小时之内，各路民兵开始抢占地盘：什叶派的阿玛尔控制了西贝鲁特（大批什叶派穆斯林移居西贝鲁特，随意接管酒店和公寓）；德鲁兹派的人民社会党控制了舒夫山地区；叙利亚控制了巴尔贝克谷地以及那里的大量什叶派居民；基督教派长枪党控制了东贝鲁特，设法从德鲁兹派手中夺取机场附近的山脊，等待黎巴嫩军队的一个旅到达；在南边，以色列建立了自己统一的民兵武装，旨在防止什叶派和巴勒斯坦人对其北部地区的袭击。比较温和且比较富裕的逊尼派则决定置身于这些民兵武装之外。

以色列撤军之后，贝鲁特成了一个军营——毫无安全可言。很快，基督教派控制的东贝鲁特和机场的海军陆战队都受到猛烈炮火的袭击。每个人都不断受到死亡的威胁——狙击手的火力、派系间的交叉火力、伏击以及肆意的重炮和火箭炮炮火。有时在不到半小时内，城市的某一处就会被数千发炮弹夷为平地。

总的来说，所有的坏事都出现了——暗杀、劫持人质、派系交战以及大规模炮击——目的是让政府倒台，把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赶出去，并使得外国资助者（叙利亚和伊朗）达到各自的政治和宗教目的。

阿萨德和伊朗人此时正处于“有权有势”的地位。没有人能够控制他们，想对他们施加影响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目的却不相同。

叙利亚的目的是通过支持阿玛尔、人民社会党民兵武装以及由伊朗资助的恐怖活动来控制黎巴嫩，但是要防止伊斯兰革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蔓延。

伊朗的目标是利用恐怖主义行动把美国人赶出这一地区，同时在这一地区推广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9月3日午夜过后不久，也就是以色列开始撤军的那个晚上，机场附近的海军陆战队显然又一次成为攻击目标，遭到德鲁兹派猛烈的炮击以及100多枚火箭弹的袭击，2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丧生。蒂姆·杰拉蒂上校立即通过其指挥链发送了一份形势报告：“现在非常危险，”他写道。“为了黎巴嫩的和平，自7月22日以来，我们已有4人死亡，28人受伤。”

3天后援军到了。

9月7日，“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派出飞机，开始对舒夫山地区进行空中侦察，试图发现德鲁兹派的炮兵阵地。9月8日，“波文号”驱逐舰上的5英寸口径舰炮对侦察飞行发现的目标进行轰击，但由于弹道的最高点较低（弹道扁平），尤其是没有得到美军前方观察哨的观测和校正，因而效果不佳。

同一天，德鲁兹派民兵在叙利亚炮火的支援下，赶走了最后一支企图占领机场南部山脊的基督教派民兵。同时，贝鲁特城内不同派系民兵之间的战斗也更加激烈。

塔努斯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必须采取措施来缓和贝鲁特城内的紧张局势，但他又必须攻下由德鲁兹派占领的、距总统官邸和国防部仅5公里之遥的山脊。他立即下令他的一个旅进入贝鲁特“进行清理”。他还派了大约2400人的第8旅去攻克位于山脊中心附近的苏格阿尔加布镇，从而把德鲁兹派民兵赶下那个山脊，继而占领那里。根据黎巴嫩的情报，此刻驻守在那个山脊上的大约有3000名德鲁兹派民兵，还有增援的300来名巴勒斯坦人和100名伊朗革命卫队；他们约有30辆苏制T-54型坦克，同时还得到叙利亚重炮的火力支援。

进入西贝鲁特的那个旅以很小的伤亡成功地完成了任务。2天中，该旅俘虏了大约250名民兵及其支持者，缴获的弹药、武器和苏制通讯设备可以装满8辆2.5吨的卡车，其中包括一个配有50英尺高天线的完整的广播站。

进攻山脊的第8旅则要艰难一些。由于不断受到猛烈的炮火攻击，该旅伤亡不小，但任务完成得也不错。在炮火中向前推进的惟一办法就是在上山的时候紧贴着建筑物（部分地区已经城市化了）。经过2天的连续战斗，该旅最后成功地把德鲁兹派民兵赶出了那个镇子。

塔努斯和我立即前往苏格阿尔加布镇去察看该旅的情况，让旅长迈克尔·奥恩在整个山脊上构筑起防御工事，而不仅仅在镇上——如果要守住贝鲁特，就必须守住那里。与奥恩通过无线电的汇报相比，塔努斯更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

有一段时间塔努斯曾担心奥恩缺乏有效领导该旅的能力。尽管到那时为止，他们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但它的旅长似乎有些优柔寡断，惊慌失措，并且容易发出假警报。他的惊慌表明他不能实施坚强、大胆的领导。

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我惊呆了。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我还从未见过炮火造成的破坏会如此巨大。就连钢塔上很粗的输电线都掉了下来——被弹片炸断的。地上是厚厚的一层碎弹片，如果聚拢起来就可以堆成堆了。该旅的每一台车辆的橡胶轮胎都被碎弹片击穿，几乎每一位士兵都挂了彩。

尽管有200多人伤亡，该旅的士气依然很高。他们以很强的凝聚力打了一个漂亮仗。

我们离开后，迈克尔·奥恩开始担心该旅无法守住这个山脊。他要求增援，并要求更多的炮弹。

9月10日晚，他报告说有一支车队从德鲁兹派控制的地盘开来，从车上下来很多部队，正向他的阵地逼近。

此后不久，他的一个连受到了攻击，7人阵亡，43人受伤，还有几人失踪，连长也被斧头砍成了碎片。那些攻击者可能是巴尔贝克来的伊朗革命卫队，他们说的不是阿拉伯语。奥恩急了。

尽管在此后2个星期，山脊上的激战有所减少，但在叙利亚的支持下，德鲁兹派民兵使用长管狙击枪，专门射击军官。结果显而易见，领导层损失惨重，部队开始丧失信心，都缩在散兵坑中。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夜间渗入其防线的德鲁兹派的攻击，这样德鲁兹派就可能最终打开通往总统官邸和巴塞洛缪大使在贝鲁特近郊雅兹的住处的道路——那里距前线仅4公里。如果德鲁兹派真的攻下总统官邸和雅兹，那将意味着黎巴嫩政府的倒台——也意味着美国援助计划的失败。

日子一天天过去。德鲁兹派开始施加压力。他们在晚上对南部正面的斜坡展开了进攻。在那里，进攻者基本上处于支援防守旅的黎巴嫩军的炮火射程之外。遭到一次次进攻的奥恩变得越来越惊慌。

在此期间，我日日夜夜和塔努斯在一起，就战术的选择提出建议，并鼓励他采取更加主动的进攻。

我们每星期都要到该旅视察2次——有一次在检查前线防御阵地时，我们险些被向我们射击的狙击手射中。

与此同时，来自黎巴嫩政府的压力也日益增加，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近海的海军特遣队开火支援黎巴嫩军队。杰马耶勒自己也惊慌失措起来。每天晚上，他都会产生幻觉，觉得大批伊朗革命卫队在攻击他的官邸，把每个人都砍成了肉酱。

有一天晚上——我记不清日期了——巴塞洛缪大使让我陪他一起去见杰马耶勒。我们到达其住处时，塔努斯已经到了。杰马耶勒非常紧张。

“你认为我们还能坚守多久？”他神色不安地问道。

“只要你的部队愿意战斗，就不会有问题，”我告诉他。“除了叙利亚人有大炮之外，你们是有优势的。但你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出击——要让你的部队多巡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使你没有多少大炮，你还有空军，还有炸弹——这些你都还没有用嘛。”

“我们的飞行员没有投弹经验，”他回答说。“再说了，我们也没有把炸弹挂在飞机上的装备。”

“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帮你解决，”我对他说。

到会见结束时，他已经平静下来。

后来，塔努斯向我表示感谢。“杰马耶勒不过是想从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那里了解真相而已，”他告诉我。

我和杰里·塔特尔一起，在2名海军技师的帮助下，制作了装弹器和瞄准具（只能白天使用）。

在此后2天里，黎巴嫩空军轰炸了可疑的德鲁兹派集结地以及他们用作火力点的建筑。尽管轰炸不很有效，但却从心理上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与此同时，罗伯特·麦克法兰要求对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规则作些变动，允许他们对苏格阿尔加布山上的黎巴嫩军队进行火力支援。华盛顿批准了这一变动，但再次强调海军陆战队的任务保持不变。这一命令把对苏格阿尔加布开火的实际权力留给了蒂姆·杰拉蒂，而事实证明他很不愿行使这一权利。他知道一旦这样做，海军陆战队将进一步陷入这场冲突。因为支持黎巴嫩军队（尽管那时已有近60%的成员是穆斯林），将被看作是站在基督教派政府这一边，不再是“公正”的了。

9月19日凌晨2时，在炮火掩护下，对苏格阿尔加布的第8旅旅部每天一次的攻击又开始了。1个半小时后，黎巴嫩的军事情报部长西蒙·格西斯匆忙叫醒麦克法兰的参谋加塔纳斯上校。他对加塔纳斯说：“如果没有美军的帮助，苏格阿尔加布将在半小时后失守。”加塔纳斯打电话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我，并表示他将前往第8旅的指挥所，亲自与奥恩联系。

我告诉他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我不会绕过格西斯和奥恩而直接联系美军火力支援的事。

5个小时后加塔纳斯到了奥恩那里。当时奥恩已是手忙脚乱，心急如焚，而且炮弹也打完了。“主要威胁来自哪边？”加塔纳斯问道。

“无处不在。”

后来加塔纳斯经过一番周折，才从奥恩的慌乱中得知在该旅的南侧正在进行肉搏战，而主要威胁则可能来自北侧。黎巴嫩军队的士兵似乎还可以挺住，而旅部的领导却快要崩溃了。很明显他们最后是会要求火力支援的。如果得不到火力支援，领导层就会崩溃，那样该旅将不再具有战斗力，也无法守住这个山脊。

我从激战开始一直在黎巴嫩国防部。塔努斯对此加以确认；在他看来，奥恩很不坚定。如果没有火力支援，第8旅就有可能被击溃。

我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杰拉蒂。上午9时45分，坚守在山脊上的加塔纳斯得到允许，可以向海军请求炮火支援。之后不久，“弗吉尼亚”号巡洋舰开火了。那一天，“弗吉尼亚”号和其他海军舰艇向苏格阿尔加布山脊发射了360发炮弹。该旅守住了阵地，并且能够进行重新补给，但这一炮火支援产生的心理效应要远大于战术效应。

为了报复美国人的干预，那天晚些时候，炮弹开始落到雅兹的大使住处，我们不得不进行疏散。只有海军陆战队守卫人员和无线电员坚守在那里。

9月23日，罗伯特·麦克法兰去大马士革与阿萨德进行新一轮会面。就在他几乎又要空手而归的时候，他对阿萨德说：“里根总统想让你知道，‘新泽西’号战列舰将在2天内抵达黎巴嫩近海。”这话引起了阿萨德的注意。

决心与战火的逐步升级也引起了黎巴嫩各派系的注意。

第二天，各方都同意停火。

机场和贝鲁特港重新开放。尽管这座城市的许多地区已是一片废墟，但它又慢慢复苏了。工人们出来清扫街道，恢复供水和供电系统。银行重新营业，人们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然而，这座城市仍然被各派系瓜分，人们离开自己的地区是很不安全的。

不过，黎巴嫩人的适应能力实在令人惊叹。

麦克法兰10月初返回华盛顿，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

停火只维持了2个星期。

在这短暂的平静中，我离开了贝鲁特，先到斯图加特向欧洲总部副总司令劳森将军汇报情况，然后又到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

与此同时，对黎巴嫩军队的训练仍在继续。一艘载着军援物资——黎巴嫩政府购买的军事装备、补给和弹药——的补给船在耽搁2个星期后终于抵达（它曾经撞到意大利的一个码头上），受到热烈欢迎。

10月下旬，在山脊以西10至15公里处的德鲁兹派民兵又开始对第8旅进行炮击。这一次的火力比9月份的弱，而且很有规律：先是在早上，然后在傍晚时分。这是德鲁兹派的惯用手段，他们有很多人的后院和房子里都有一门迫击炮（他们可以把它拖出来，快速架设起来开火）。

第8旅仍然坚守在那道山脊。但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见对舒夫的叙利亚炮兵阵地提供补给的车队的前车灯，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对雅兹的大使住宅及黎巴嫩国防部的炮击也重新开始，但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这意味着人们多多少少可以像从前那样工作了。还不能说人们已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但直接的暴力至少比以前少多了。

很快西贝鲁特的什叶派开始在沿海的公路上伏击过路者——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因为这里离开有28艘战舰（包括一艘战列舰和两艘航母）的美国舰队不过一箭之遥。在许多舰艇上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人们在互相残杀，还焚烧尸体，但却无可奈何。

尽管我鼓励塔努斯让负责该地区的黎巴嫩军的一个旅来制止这种现象，但却没有看到什么动静，因为该旅旅长和大部分官员都是什叶派的。

同时，美国海军每天仍然对舒夫山和贝卡谷地进行侦察飞行。很快他们便遭到了SA-7导弹和37毫米双管防空高炮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