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当时已是准将的卡尔·斯廷纳将军担任了布拉格堡第82空降师负责作战的副师长。8月中旬某一天下午4时，他正在野外现场视察第82空降师一年一度的预备役军官培训团的夏令营训练时，接到一个无线电话，让他立即返回总部。

卡尔·斯廷纳继续讲述他的这段经历：

我原以为那个电话可能与我管辖的旅所执行的任务有关。那个任务是阻止几千名“和平示威者”冲破纽约州的塞尼卡陆军仓库（他们想阻止向欧洲运送核武器）。该旅受过良好的防暴训练，在民事当局努力平息事态的同时，该旅也处于待命状态。

回到师部后，我得知是五角大楼打来电话，让我在第二天上午9时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将军报到，把行李收拾好，做好出行准备。如果是去塞尼卡，我可能就在布拉格堡和那个旅一起出发了，所以我猜测很可能会派我到洪都拉斯之类的地方去，因为最近尼加拉瓜人在那个森林瓶颈地带加强了活动。

第二天早上，我与第18空降军军长杰克·麦克马尔中将一起乘车去华盛顿。在五角大楼，维西将军的手下人让我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在大楼里转转，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黎巴嫩的计划，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我当天晚上就要出发去那里。维西将军将在那里停留3天，而我将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国防部长的代表留在那里。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国防部的主要参谋军官那里听取情况介绍，并知道了派我去的详细原因：在从贝鲁特到维西将军、温伯格部长之间现有的指挥链上，命令和情报的传送时间太长，而且经过指挥链上的不同环节过滤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情报能否完全反映黎巴嫩政府、黎巴嫩军队、以色列军队以及驻扎在机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面临的实际，都是值得怀疑的。

在现有的指挥链上，对黎巴嫩的指令先要依次从华盛顿传到在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总部、斯图加特的欧洲司令部、那不勒斯的美驻欧洲海军司令、伦敦的美国驻欧洲海军副司令、意大利加埃塔的第五舰队司令、黎巴嫩近海的两栖部队司令、黎巴嫩近海的登陆部队司令、最后到贝鲁特机场的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司令。这一指挥链是冷战时期的常规安排，用于处理欧洲责任区内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但对于应付黎巴嫩这种突发的复杂局势却作用不大。

那天晚上7时，维西将军和我一起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前往贝鲁特。在路上，我们谈起黎巴嫩的局势，谈到所牵涉的各种人物、美国的援助计划、占领国的影响力、正在展开的外交努力等等，一直谈到午夜。在快到贝鲁特之前，我们才稍稍睡了一会儿，等一到之后便要开始排满日程的艰难谈判，谈关于美国军事援助计划的问题。如果有什么不足之处，就需要把它们找出来。

我们上午到达贝鲁特后，就直接到黎巴嫩国防部，与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易卜拉欣·塔努斯将军会面。塔努斯生于军人世家，因其在与叙利亚作战中的勇敢表现（他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而受到黎巴嫩军人的尊敬。尽管当时黎巴嫩的陆军勉强算得上是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对它进行了重建，使它有足够的能力在叙利亚和以色列占领军撤离后承担起保卫整个黎巴嫩安全的责任。塔努斯对美国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汤姆·芬特尔上校所提供的训练和装备非常满意。装甲部队军官芬特尔是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使黎巴嫩军队重整旗鼓的大多数训练都是由美国特种部队实施的。

塔努斯将军组建了一个各种族平衡的参谋机构，此机构运转良好。他的副总长哈基姆少将是德鲁兹派；人事部长是逊尼派穆斯林；情报部长西蒙·格西斯上校是基督教马龙派；作战部长阿巴斯·哈姆丹准将是什叶派穆斯林；后勤部长是逊尼派穆斯林。

经过八年各种形式的激烈内战，黎巴嫩军队已经衰弱到除了尽力维持秩序，其他几乎无所作为的地步。现在塔努斯试图使军队的结构反映当前的种族组成（基督教派、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和德鲁兹派），而不是1932年人口普查时的人口结构。他的努力开始奏效。辅以美国的帮助，黎巴嫩军队很快变成一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军队。

有3个旅已经组建并装备，第四个旅的训练正在进行之中。塔努斯计划在以色列军队撤出后，把一个大约2400人的旅部署到黎巴嫩南部，以维持该地区的稳定以及与以色列北部接壤的边境安全。他还计划把两个旅部署在贝鲁特以维护内部安定。黎巴嫩军队有望在1年半的时间里壮大至7个旅，并且有能力负责整个黎巴嫩的安全。

在此后的3天里，维西和我先后会见了雷金纳德·巴塞洛缪大使、阿明·杰马耶勒总统、摩西·利维将军、以色列部队的指挥官、法国和意大利部队的指挥官、第六舰队司令海军准将杰里·塔特尔、海军陆战队第24两栖部队司令蒂姆·杰拉蒂上校以及汤姆·芬特尔上校。我们还参观了训练营地，观看了特种部队两栖分队的训练。他们住在西贝鲁特的卡德摩斯饭店，训练地点则在东贝鲁特。

那段时间成绩显著。对当时的复杂局势，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除叙利亚7个派系的领导人外——都提出了第一手见解（叙利亚及各派系领导人的缺席事关重大，尽管当时我们还不了解派系形势会很快发展到多么复杂和困难的地步）。多国部队给我们的印象尤为深刻；他们的存在有利于局势的稳定，几个月来，贝鲁特第一次真正平静下来。机场、银行和饭店重新营业。傍晚人们又去海滨大道悠闲地散步了。

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塔努斯的领导能力以及他建立一支反映种族结构的军队的计划。我们相信，如果有足够时间和机会让黎巴嫩军队有条不紊地从以色列军队手中接防，塔努斯和他的军队就有可能为黎巴嫩政府重新控制这个国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努斯将军和我成了工作上的亲密朋友。我们彼此配合默契。

在乘车去机场的路上，维西将军说了他要我在黎巴嫩所干的工作：“很明显，我们在实施援助计划的时候，黎巴嫩军队是惟一可以作为援助对象的现行政府机构。也就是说，我要你和塔努斯将军密切合作，协调以色列军队撤出和塔努斯部队部署的时间，以便使黎巴嫩军能够与以军顺利交接。我们应该消除引起各派系新一轮战斗的可能性。

“我要你每天通过卫星电话以及我即将留给你的传真机向我报告。你还要向美国驻欧洲司令部通报情况。

“还有一件事：你将成为总统的黎巴嫩特使［此时是罗伯特·麦克法兰］的军事顾问，每隔两三个月，你要返回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情况。”

我和麦克法兰很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主要起到他与塔努斯、在黎巴嫩的以色列部队之间的桥梁作用。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好处：塔努斯本人认识叙利亚内阁及武装部队的多数领导人——他们的背景、动机以及其“学识”。这一点至关重要。

麦克法兰访问其他阿拉伯国家时，我是他的随行人员。这样，我就能向他提供一些关于当前军事需要和美国军事援助方面的信息，特别是，我会告诉他每个国家会向我们索要什么，以及国防部将怎样看待这一要求。

此后的2个星期里，我跟特种部队受训人员一样，也住在卡德摩斯饭店。每天早上，我要到西贝鲁特的英国大使馆或者在贝鲁特近郊雅兹的英国大使官邸去，因为那里也是处理使馆公务的地方。1983年的炸弹袭击后，英国人同意美国人使用他们的大使馆，但是由于激烈的战斗和恐怖分子的威胁，巴塞洛缪大使在途中很不安全，我们不得不从他的住处一出发就对他实施保护。

无论我是在大使馆还是在大使官邸，我都要阅读中情局站长威廉·巴克利收到的最新情报简报。（巴克利非常胜任他的工作。他成功地重建了在大使馆遭炸弹袭击时失去的特工网络。我们之间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并不太愿意与他办公室以外的任何人分享这些情报——这是可想而知的。）从那儿，我就去黎巴嫩国防部听取塔努斯将军关于安全形势的简要汇报。有时候，我也去见巴塞洛缪大使（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人——我们彼此开诚布公），让他了解最新情况，并听取他的指示。每天晚上我都要向维西将军发一份详细的传真（同时发一份给美国驻欧洲司令部参谋——通常发给值班军官、作战部参谋查理·威廉中校）。

我还经常与以色列情报军官见面，每星期至少见1次，多数情况下要见2次。然后我就去机场的海军陆战队那里，向蒂姆·杰拉蒂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通报关于这些会面的简要情况以及我从塔努斯那里得到的消息。海军陆战队总是十分急切地想知道有关贝鲁特的情报和交战信息，但经常抱怨说他们所处的位置极易受到攻击。这一情况由于缺乏驻地周围环境的准确情报而变得更加糟糕。

见过海军陆战队之后，我通常搭乘一架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到海军少将杰里·塔特尔的旗舰上，向他和他的军官简要介绍情况。这些会面能使每个人都了解局势的发展，但问题是，在美国军队所受到的威胁方面我们几乎没有多少情报。

当我开始对黎巴嫩武装部队高层领导、尤其是校级军官（中校和上校）进行评估时，我意识到他们是我所遇到过的受教育程度最好的一批军官。他们每个人近期几乎都参加过英国和美国提供的每一门军事课程的学习，多数人都有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当然，这些教育都是有代价的：他们多数人都满足于当一名参谋军官；他们缺乏成为军队领导者的动力，尤其缺少作为战斗员的技能。

在高层军官中，我最敬佩的是作战部长阿巴斯·哈姆丹准将。他是一位非常聪明、很有口才的什叶派穆斯林，但很讲原则。他曾在法国求学，在那儿娶了一位法国太太，生了两个漂亮的孩子。他对黎巴嫩民主政府绝对忠诚，愿意为帮助自己的国家而尽力。

一些年轻军官，尤其是中尉和上尉，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多数人毕业于英国桑德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并在那里被授衔。不管部队的种族构成如何，他们都在全力以赴地使自己的部队成为最好的。那里的凝聚力和勃勃生机着实喜人。

同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以及我每天与巴塞洛缪大使的会面，我可以不断了解正在进行的、旨在让以色列和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政治努力。

当年8月初，塔努斯将军开始担心叙以两国同时撤军不太好安排。即使以色列从其占领的黎巴嫩地区撤军，阿萨德也没有理由要从贝卡谷地撤退。另一方面，以色列完全有理由离开。他们在入侵中损失惨重，且国内要求撤军的压力也不断增加。问题是，黎巴嫩军队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做好接替以色列部队的准备工作。如果以色列人不愿意等到黎巴嫩军队按部就班地去接替他们，那么黎巴嫩局势将变得非常危险。

这一来塔努斯只有一个选择：只要得到杰马耶勒总统的允许，他想直接与以色列谈判，使以军同意留在原地，等他的军队做好去接管的准备。为此，他问我去以色列与他们的黎巴嫩事务部部长尤里·拉布龙会谈的时候，是否愿意带上阿巴斯·哈姆丹准将和塔努斯的情报部长西蒙·格西斯上校。

维西将军和巴塞洛缪大使同意这一计划，而且大使还主动从使馆派了一名军官陪同前往。

会谈是在晚上秘密进行的。

事实上，尽管我同意塔努斯对形势的分析，但我对其计划成功的机率并不持乐观态度。毫无疑问，为了黎巴嫩的安全和稳定，适当的交接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只会做他们认为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事，黎巴嫩军队最好还是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准备——不管准备是否充分。

第二天晚上，我安排了一架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把我们送到特拉维夫，飞机将在那里一直等到会谈结束，然后在天亮前把我们送回贝鲁特。会谈地点安排在尤里·拉布龙的办公室，一般是从晚上9时开始直至午夜，气氛友好、坦率、直截了当。

第一次会谈时，阿巴斯·哈姆丹详细说明了其政府对以军撤离时间的关注，但指出有3个旅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可以接替以军了。塔努斯预定的计划是：先接替驻扎在俯瞰贝鲁特的舒夫山上的以军，同时在贝鲁特附近部署一个旅，等以军全部撤退后，他将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一个旅，以便给以色列北部边境提供一个安全区。

拉布龙的回答含糊其词。主要内容包括：（1）以军已经实现了将巴解组织赶出黎巴嫩的目标。（2）他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有关撤退时间表的任何指示。（3）我们下星期应当接着再谈。（4）谈判小组应当会见驻黎巴嫩以军各部队的指挥官，以便进一步了解他们，并制定出一个交接计划。

次日下午，哈姆丹、格西斯和我与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部长以及负责在黎以军的情报局长见了面，商谈交接计划。和拉布龙一样，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撤军时间表的重要性，但表示愿意与黎巴嫩军方合作。

从塔努斯将军那里得到的消息表明，他的态度已有了细微的变化：尽管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让其部队做好准备，但为了防止以军撤出后可能出现的危险真空，他愿意冒险早点部署部队。

在第二次特拉维夫的会谈中，拉布龙看了我们与以军军官合作制定的交接计划后似乎非常满意，但他仍然没有意识到撤军时间表的重要性。不过他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在黎巴嫩边境一侧的缓冲区内部署自己的安全部队。一支主要由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构成的民兵力量正在组建，并将由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位退役中将领导。

这并不是黎巴嫩人想听到的消息，但我能够理解以色列出于其自身安全考虑的这一立场。此时的黎巴嫩军队尚未经受考验。我把这些情况都向上级做了汇报。

回到贝鲁特，塔努斯对以色列未将防卫其北部边境的任务交给黎巴嫩军队而感到失望，但是他得到的也不尽是坏消息，以色列的决定使他可以为贝鲁特再腾出一个旅。

8月20日左右，与以色列军方的会谈提出了一个部署黎巴嫩军队的详细计划，以支持以色列撤军。这些会谈都是在实地进行的，沿着大部分以军部队从舒夫山撤离时将走的路线进行了勘查，并就此达成共识。这一次仍然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撤军时间表，不过一旦日期确定下来，将会通知黎巴嫩军方。

1983年9月2日，塔努斯将军宴请以色列总参谋长利维将军和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埃哈德·巴拉克，请对方多给他一些时间，以便使他的部队有充分准备，在以军撤出时能顺利交接。

就在这次会面中，塔努斯得知以色列政府已拿出了最后的撤军时间表：撤军将立即进行，从9月3日晚上开始。据利维说，这一决定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不会有任何耽搁。塔努斯非常震惊，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他觉得以色列人把他耍了。

第二天早上，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与美国国家安全高级顾问理查德·费尔班克斯会面。费尔班克斯要求以方暂缓撤军，但阿伦斯表示决定已经做出，撤军将如期进行。

午夜时分，从贝鲁特和舒夫山就可以听到坦克及中型车辆的轰隆声。以色列军队已开始撤回本国。

正如塔努斯所担心的那样，他们留下了危险的真空地带。

混乱很快随之而来。

由于黎巴嫩的局势变得极不安全，塔努斯开始担心我的个人安全。我极不情愿地在给维西将军的每日形势汇报中提及此事，他派了一名少校情报参谋来协助我工作。他的确是一个得力的助手。我手头的事已快使我焦头烂额了——此外，两个人活下来的机率要比一个人大。每隔两三天，我们就会搬一个地方，通常都是在晚上。在战斗最激烈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就和塔努斯一起，待在黎巴嫩国防部的地下作战中心——不只是为了安全的原因。在那里我可以履行我的职责。我和那位少校有两次遭到伏击，但每次他的娴熟技术和急转弯的本领都救了我们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