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几乎已蓄势待发。正如前面提到的，特种部队的问题之一是，它的许多成员是在越战中加入的，或是越战后加入的一代人，他们都无法达到精英部队成员所应具备的较高的专业水平。在越南，他们独立自由地作战，没有受到多少监督。其他人——那些在70年代陆军裁军后应征入伍的——并不是特种部队的最佳人选。其中一部分人不过是为了寻求比常规部队更多的自由与新奇感才加入特种部队的。同时，当时的特种部队并没有对它的年轻军官进行详细的专业定向。仅仅是由于这个原因，结果有些人就采取了“局外人”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们也很难得到提升，这也不利于他们改变这种态度。在通常情况下，如果表现优秀，你就会在各种常规部队中得到提拔。你的表现和潜力会得到领导的承认，并且在任职期满后就被列入晋级候选人名单，先到利文沃思去学习，然后到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的战争学院或者其他高等军事院校学习。晋级及筛选委员完全是由有常规部队服役背景的军官组成。

然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特种部队中的大多数军官感到前途渺茫。华盛顿的人事官员有意把他们搁置起来，随后便将他们“忘了”。从许多方面来看，军官一旦分到特种部队，晋升之路也就到了头，所以难怪一些军官认为：见他妈的鬼去吧。这样，更使一些人强化了这样的看法，认为特种部队不是“真正”的陆军。

在纳恩-科恩法案通过后不久，这一切都熬到了头。其时正值吉姆·格斯特在特种作战中心学校任职。担任陆军训练及条令司令部司令的四星上将给格斯特带去这样一个口信：“为特种部队道歉的事，我已经感到厌烦了。”他明确地说。“他们的名声不好，专业水平很低，让我大伤脑筋。他们是不是还属于陆军？

“如果你对此不采取措施，我就撤了你。我会把你赶出陆军。”

吉姆·格斯特说：

因此，那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当时意识到，我们不能再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于是我们开始说：“嗨，我们再也不能游离于陆军系统之外，把事情弄得乱糟糟的了。我们必须从我们自身做起，要让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这就是说，首先，我们必须让那些高级将领相信我们是具备专业水平的，我们有执行特殊任务的能力，我们不是一帮无赖。”

同时，我们开始让那些没有达到、无法达到或者拒绝达到新标准的人退伍。有些人思前想后，决定不留在一个组织更加严密的部队里。

此后，我们提高了标准。我们需要更加聪明的人，于是我们设定了一个智商标准——一个很高的标准。如果你想加入特种部队，你的智商至少要达到120。

接下来我们必须着手改进训练。

当时，如果有人主动要求加入特种部队并被选中参加资格课程学习，他就会被永久性地调到布拉格堡。换句话说，他就成了我们的人。如果他被淘汰，我们就必须在布拉格堡为他找点事做。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淘汰的人比入选的人多，我们得为所有被淘汰的人找到一份差事。其次，我们在这些人身上花了很多钱。我们得想个办法削减这项开支，同时还要确保那些入选的人能完成训练。最后，很多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进入第82空降师或布拉格堡其他单位的入场券，所以他们会主动申请加入特种部队，然后立即退出训练；有些是主动退出的，有些则是由于某门课程考试不及格而不得不退出。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说服陆军参谋长沃诺将军在资格课程前加设一个新的人员筛选及评估方案。我们将招募新人，等这些人来报到，就暂时搬到布拉格堡（不是永久的），进行为期2星期的选拔训练。这能够准确地筛选出那些能够独立执行任务并且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能够服从某个分队的人。我们向陆军参谋长解释说：“我们的想法是，给他们零训练——绝对没有任何训练。我们把他们挑出来，尽量给他们吃苦头，使他们经历一些我们能设想出来的矛盾情境，给他们施加尽可能大的压力。然后我们再让他们自己作出选择。我是否真想加入特种部队？”

我们让一些人把我们最优秀的特种部队所选用的训练课程综合起来，我们所设置的课程就是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设计的。志愿者们总是处于很艰难的境地。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他们以为可以停下来吃顿饭了，可是就在开饭前2分钟，他们会接到一个任务。“开始行动。到这里来报到。”这可能意味着5公里全副武装的艰难行军。

我们从不告诉他们去哪里、为什么，以及有多远。我们也从不说，“你们从这里出发，到那里停止。”我们只说：“你们从这里出发，朝那个方向走。”于是他们就向前行进，等他们碰到另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会让他们开始另一段行军。

当他们独自在野外迷路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对他们的体能施加更大压力的时候，那些无法处理各种不确定情况的人将会被淘汰。

我们并不是像在伞兵学校那样骚扰他们。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做。当然，某一天早上，我们会让他们做俯卧撑之类的事，那只是想告诉他们：“是的，如果我们想让你们那样，就可以让你们那样。但那并不是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只是告诉你们我们想要你做什么，然后看你是否努力去做。”

在课程结束之前，我们进行一次30英里的急行军。这是检验他们的试金石，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就退出了——既有军官，也有士官。

有些人是被我们淘汰的。有些人在体能上无法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我们却借口心理问题将其淘汰。一些人性格孤僻，无法忍受在一个分队中执行任务时的压力。

我们在找那些意志坚强、诚实可靠的人，他们愿意为所有的正当理由而战——成熟的、有良好判断力的、具备内在力量的人，他们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完成要求他们完成的一切任务，不需要去“敲打”才尽力工作。

这一措施很管用。我们确实开始招到最优秀的人。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从头开始向他们传授特种部队的知识。他们为加入特种部队付出了代价，他们必须真正地投入，这对他们是很重要的。结果，我们挑选到了填补空缺的高质量人才，而被选中的人很快就得到陆军的认可，也得到了比其他常规陆军部队的同行们更快的晋升。

接下来，我们对麦考尔营（布拉格堡附近）的训练设施进行重建与改善，我们在那里进行资格课程和其他一些课程的训练。二战期间，几乎所有的陆军空降部队都是在那里训练的，但自那以后，那里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动——海军匡西特活动房、一个旧餐厅、一个公厕。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污水排放系统和给水系统、新的营房以及新的训练设施；瑟曼将军说他当上训练及条令司令部司令后，这一切我们都会有的。

在把特种作战意识整合到各部队院校的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很多的努力，在本宁堡的步兵学校或诺克斯的装甲兵学校没有这样做，利文沃思的军官与参谋学院或战争学院也没有把它体现在他们的高级课程中。在他们的课程中，我看不出对特种部队、民事、心理战和特种航空作战的重视，也不知道他们在战场上将如何整合。那是我们将要进行纠正的一个主要失误。对此我们仍然还要努力。

我们必须在所有的这类学校中加入这样一个高级训练和教育课程。我们必须确保这些人理解特种部队，因为在那些学生中有未来的司令、高参、高级计划制定者和司令官手下的各级指挥官——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使特种部队更加专业化。现在陆军必须学会如何有效地使用这支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