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陆军把卡尔·斯廷纳派往越南，以下是斯廷纳本人关于那段经历的叙述。

斯廷纳：

1967年6月中旬，我结束了在位于利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的学习。在前往越南之前，我有2个星期时间来重新安顿我的家人（在佐治亚州的哥伦布）。

我的同学中有一半已到了那里；另一半人也即将去那里。我们4个人被分到第4步兵师。大家都是好朋友，军衔都是少校（有一个即将晋升中校）。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商业包机，同行的还有大约200名替补兵员。大约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位于西贡郊外的隆平补充兵员训练中心。到午夜时分，我们办完登记手续，领到了个人的作战装备，听了关于整体局势及潜在危险的简况介绍后，我们和其他100名不同军衔的补充兵员一起登上C-130运输机，赶往各自单位的所在地。

登上C-130后，我们坐在行李袋上，手拉着机舱顶下方16英寸、横贯整个机舱的吊带。在到达位于中部高原的波来古之前，C-130降落了三四次。我们恰好赶在黎明前到达位于波来古的第4师总部和它的主要补给基地。我们报到后被分配到各自的单位。我们4个都被分到第1旅。该旅驻扎在老挝边境附近一个叫“杰克逊洞”的地方。接着我们听了关于第4师作战地区战术情况的详细介绍，并领到了分发的武器和弹药。在师部的短暂停留期间，我们有时间享用了一顿久违的热腾腾的早餐。在那里我们遇到2名参谋，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杰克逊洞的旅长理查德·佐特·约翰逊上校的一些情况。看来约翰逊给人的印象不错——有印第安血统，是个骁勇的军人，一位鞠躬尽瘁、“不说废话”的军官。我们都希望能在他手下工作。

下午3时，我们4人登上一架UH-1（休伊）直升机，飞往西边25公里处的杰克逊洞。

从情况简介中我们得知，第1旅的一个营正与很可能是北越军队的一个团在激战，之所以说很可能，是因为战斗刚打响时，你真的不知道敌军部队的性质和规模；随着战斗的进行，这一情况便很快明朗了。

在飞往前沿阵地的途中，我们可以看见几个炮兵连正在进行炮击，支援前方作战的那个营。为了避开他们的火力，我们飞的是一条指定的“空中安全走廊”。降落后，我们被引进一个地下掩体，在那里我们得知，约翰逊中校在分派任务前要和我们谈一下，但此时他正在上面指挥战斗，估计天亮之前回不来。于是我们吃了一些C级口粮，并听了当前的战报。

后来我们得到确切消息，说约翰逊上校晚上不会回来了，并告诉我们可以先小睡一会儿。这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自从离开美国本土之后，我们就没睡过好觉。我们把充气床垫和雨布摊在掩体里的土地上，但是也没有能睡多少觉。一个155毫米炮连就在地堡上面开火。每射击一次（整夜都在射击），泥土就从放在掩体顶部的沙袋中落下来，掉在我们身上。

第二天早上，约翰逊上校返回营地后不久，他让军士长叫我们一起去吃早餐。这时候，我们4个人也一直在讨论即将领受的任务。我们3个还不够晋升资格的人一致要求到步兵营任作训参谋。我们建议莫里斯·埃德蒙兹少校（即将晋级）担任旅作训参谋。因为埃德蒙兹即将晋升，所以应当担任高一级的职务。由于在利文沃思堡的训练，我们觉得什么都会干，但我们就是想当作训参谋，因为这能使我们学以致用。

吃早餐时，约翰逊上校首先表示了对我们的欢迎，然后告诉我们，他2个月前就查阅过我们的档案，并已安排了我们想要的任务。

在我们去任职单位之前，“切罗基”（约翰逊的代号，我们后来也这样叫他）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建议和指导：

“我们是在北越军队控制的战区执行任务，”他对我们说。“他们是出色的军人，应当这样看待他们——比起在这个作战地区中为数极少的越共来，他们更骁勇善战，更有战斗力。你们随时可能遭到敌军一个团兵力的进攻——你们必须时刻做好这一准备。

“因此：

●　“在发动所有的空中突击之前，必须对着陆区进行充分的猛烈的炮火准备。

●　“决不要让一个连队单独行动。始终要有两个连队配合行动。（在我们去之前的1个月，第173空降旅的两个连队由于单独行动，在德都遭到北越军队的伏击，损失惨重。）

●　“夜间的防御阵地上不能只派一个连，因为一个连在受到敌军一个团级规模的进攻时，支撑不了一夜，但是两个连的兵力，再加上适当的炮火支援，就可以撑得住。

●　“确保步兵连在到达夜间宿营地后有足够时间修筑防御工事，并在天黑前把他们的防御火力点位置通知每个射程内的炮兵单位。

●　“天亮之前要离开夜间宿营地，不要总是在同一时间离开，以免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在开始行动之前，先行火力侦察——以防北越军队已趁夜色移动到你的附近。”

这些睿智的建议不但反映出约翰逊娴熟的战术水平与作战能力，还反映出他在与北越军队作战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这使我们在后来履行使命的过程中受益匪浅。

在讲述我去第12步兵旅第3营之前，我想先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当时面临的情况。但请注意，作为一名陆军少校，我对自己所处的整体战略态势知之甚少。我所关注的事情很简单：与敌人作战，以我方最小的伤亡赢得每一场战斗。

但是我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正好是胡志明小道的一个主要漏斗形出口，这也是这里主要是北越军队而不是越共军队的原因。在胡志明小道上的各个战略要地附近都有“出口”、部队集结区和再补给设施。德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任务是从北越军队手中夺回对该地区的控制。要不是我们堵住了这一出口，大难可能早就降临了。北越军队在战争初期可能就已经控制了中部高原地区。

我走了不到200码就到了我的部队。

1年前，第4师调出华盛顿州的刘易斯堡，被部署到越南。在第一年里，他们有不少伤亡。那一年一直有兵员补充并整合到我们营。但现在，那些最初来的人该结束任务回国了。他们一走，这个营的人员就要减少一半。这就需要大量补充兵员（军官、士官和刚入伍的新兵），需要一个强化训练计划以使整个营的战斗力回升。大多数新到的人员以前相互都没有见过面；他们都必须接受训练并整合到这个营里。

为了增强整体战斗力，每个营在原来三个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步兵连。

1个月以来，我这次去的第12旅第3营一直担任保卫旅部安全的任务。这个营是由帕特·福尔默中校指挥的。

由于我负责本营的作训参谋，所以我很快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并得到了福尔默中校的认可。第一步是要把那些最有越南作战经验的军官或士官平均分配到各个连，从而使得各连在作战经验上相差不大。一两天后，这个计划就开始实施了。

杰克逊洞的周围地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训练场地，因为各个单位几乎每天都可能遇到敌军的小规模行动——受到狙击或者有迫击炮弹在他们附近爆炸——足以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残酷的战争。

营里的侦察排只有12个人。他们通常的行动模式是：分成3个四人小组潜入敌后，执行为期4到5天的任务。在这期间，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并报告情况，但如果遇到与敌人交火的危险，他们就会请求撤离。这种行动方式使得他们对敌军行动的监视与我方可能的有效回应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时间空档。

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并试探性地向营长做了汇报，结果得到了他的批准。我的计划是对侦察排进行重组与训练，使其具有更强的战斗力，能够起到类似突击队的作用；他们将不再是仅仅进行侦察，而后撤离，而是可以伏击敌军。伏击战打响后，一旦他们呼叫，我们会立即提供预先准备的大炮与迫击炮火力支援，之后再投入（至少）一个步兵连的兵力。这个新改编的侦察排包括4个班，每班9个人，而每个班又分编为两个M-60机枪小组，每个人都配备杀伤地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行之有效——新编的侦察排几乎没有伤亡。

经过6到8个星期日以继夜的强化训练，我们完成了这个计划。此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部队部署到杰克逊洞以东约40公里，安溪（第1空降骑兵师主基地）以南15公里的“越共谷”地区。

“越共谷”是一个人烟稀少、偏僻的不毛之地，四面环山，由一名北越军队干部率领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把守着（那里的居民被迫向他们提供粮食）。我们的任务是“清理该地区”——对于一个刚组建并受训完毕的营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任务，因为控制该地区的北越军队只以小单位出现。实际上，最严峻的挑战并非来自那儿的敌军，而是被一种绿色小虫叮咬后引起的感染——就像开水烫过似的疼，而且不会自动收口。每个人都被叮咬过。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一个步兵连发现了一个“失踪的”部落，大约有500来人，住在山坡上一个人工开凿的山洞里——他们还养了鸡、猪、猴子以及水牛。

南越政府决定把这些人疏散到一个难民中心。那是波来古附近的一个大难民营，有好几百个铁皮房屋。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不让那些部落的人带上他们的禽畜，他们就不愿意离开。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们把鸡、猪、猴子和他们一起带上飞机，他们就不会同意登机，而我们还要答应随后把水牛也运过去。

一连四天，师里几乎每一架支努干（即CH-47型双旋翼直升机）都在忙着执行这个任务。运送水牛则需要特别处理。那些水牛太麻烦了，而且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把它们装上飞机，那就太冒险了，所以只有抓住它们，用货网兜住，用吊索吊在休伊直升机的下面。

也许因为我是在农场长大的，营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挑选了8个最好的“牛仔”，并想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们先把货网摊在地上，在上面停一架休伊直升机。8个“牛仔”分坐在直升机两侧，抓住货网，等直升机起飞后去追那些水牛。当我们飞到一头水牛正上方大约5英尺的高度时，我们就把网撒在水牛身上，接着直升机快速飞向一旁，并降低高度，我们则跳下直升机，用货网把水牛网住，把它摁在地上，捆起它的腿，把网子弄好，准备起吊。等这一切都完成后，休伊直升机就可以把水牛吊在下面飞往难民营了。

3天后，我们大约抓住了30头水牛，并把它们送交到那些部落的人手中。

师长威廉·皮尔斯少将听说这个“围捕”行动后，亲自来视察了一番。他看了一会儿之后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有趣、也是最大胆的掷索套牛行动，但考虑到我们已经向那个部落运送了足够多的水牛，便下令中止了这一任务。

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有两个人摔断了胳膊，一个人摔断了腿，好几个人碰伤，但士气很高。我相信那些参加过“围捕”的人在结束任务回国后肯定向他们的儿孙们讲过此事。

3个星期后，我们也顺利完成了“清理越共谷”的任务。我们击毙、俘虏了不少北越军队重要干部，把他们赶出了那个地区，并摧毁了他们的训练、补给与储藏设施。

10月底，我们接到命令，前往德都，与第8步兵团第2营（机械化营）换防——这一任务为期2天，先乘直升机撤回波来古，随后乘车向北行进约40公里。我们按计划于14时到达，使被换防的那个营有足够时间在天黑前到达波来古。这次行动平安无事。

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的营地一直在德都，后来才搬到西边大约15公里一个叫班黑的新建营地。班黑离老挝、柬埔寨、南越三地的交界处大约只有6公里，正好在胡志明小道的一条主要渗透通道上。我们必须确保从德都通往班黑的一条泥土路以及路上的一座重要桥梁的安全。

德都只是一个地名而已，除了一条不长的沥青飞机跑道外，没有任何其他设施。离它最近的村庄坦坎（音译）在它东边1英里处。那里有一个临时司令部和一个美国顾问小分队。我们沿着德都的简易机场和从昆嵩到班黑的公路一线建起自己的重火力点。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到达德都后，我们受到第8步兵团第2营的欢迎，他们所有的装甲运兵车及其他车辆已一字排开，准备出发前往龙山（第4师在波来古的基地）。但是那个仍然在通往班黑的公路上守卫那座桥梁的机械化排也得换防，重回大部队。我们立即派了一个步兵排前去换防。

我们事先就决定了天黑之前进入阵地必须落实的安全措施，各单位都做好了进驻阵地的准备，但待换防的那个营按计划将在1小时内撤出。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就细节进行协调，但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在该营撤出前，我开始担心南面的那些山，因为它们能使北越军队占明显的优势位置。两三英里开外是相对较低的1000英尺高的山脊，从它的1338高地能够俯瞰整个地区，而这段山脊大约有8英里长。

我向该营作训参谋询问最后一次派人到那里去的情况，他回答说：“你不必担心那个，我们有个侦察排2星期前对整个山脊进行了清剿，除了许多猩猩，那儿什么都没有。此外，我们派了好几架次的支努干向通往后山的山谷里丢下了几桶55加仑装的持久性CS毒气。这将阻止任何从那里进行渗透的企图。穿过那些毒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会很乐意成为‘德都之王’的，”他最后说道。“这里非常安静，连师部的人都嫌远，不会来打扰你。”

我怀疑他的自信和他的判断。3个月前，就在这道山脊上，第173空降旅的一个营损兵折将过半。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个关键地带。控制了那个山脊线，就能控制整个山谷——从边境到昆嵩的主要通道。如果北越军队真想控制中部高原，他们就很有可能占领那道山脊以及1338高地，如果能绕过驻扎在班黑的特种部队营地而占领这一重要地区，把它作为重型武器的火力阵地，何必还与特种部队周旋呢？

次日下午（还没等我出去与班黑的特种部队小分队协调），驻守那座桥梁的步兵排俘虏了一个北越军队侦察分队，我们得到一些送上门来的重要情报。通过审问，我们很快得知他们是北越军队第2师的，随身带着该师准备攻占德都的计划草案。1338高地将成为师部，而那个山脊（后来被我们称为1001高地）将是其重型武器的主要布防阵地。我们是其主要的目标：想瓮中捉鳖来了。

我建议营长派两个连到那个山脊上去，他很快就同意了，并对我说：“如果你能解决空运问题，我们明天就开始。”

由于我们自己的旅部还在大约70公里外的杰克逊洞，所以我们就受波来古的第4师领导。在远离旅部执行任务，无法得到其支援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

我与该师师部取得联系，得到了10架休伊直升机以及6架用于空中攻击的武装直升机。这样我们一次就能把80名步兵送上那块高地。但是要在那上面找一块适当的降落场地却很难。只有山脊东部一个长满杂草的小山丘上能够一次降落10架休伊直升机，周围其他地方都是茂密的丛林。可以在那里清出一块降落场地，但这十分耗时，而且非常困难，在我们那时候就更困难了。要在那片丛林里清出够一架休伊直升机降落的场地，需要花2天时间，还要动用飞机用750磅的炸弹进行好几次轰炸，再打好几百发155毫米榴弹炮及8英寸口径的火炮。除此而外，我们自己只有一个6门105毫米火炮的炮连。

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利用那块空地进行空中突击。

1967年10月28日15时，C连开始实施空中突击。在这之前，对直升机降落地点进行了150发105毫米炮弹的火力准备。休伊直升机降落后，发现那里很安全。第一批80人先期着陆，进行警戒，等第二批部队来了之后，合成一个连向树林方向运动。

大约20分钟后，直升机就把这个连的其余人员送了过来。整个空运将持续到把第二个连（B连）运送到那里为止。

C连空运到位之后，连长下令向大约100米外的树林运动。齐胸高的狼尾草给部队的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在进入树林50米后，尖刀班遭到来自北越军队阵地上密集火力的袭击。那是一个精心构筑的阵地，上面有伪装的蛛形散兵坑。虽然在我方炮火准备时，北越人已经受创，但他们却等我们的尖刀班进入其阵地后才开火，这就使C连无法进入树林，而不得不暂时撤回。

在交火中，北越军队只向尖刀班中的一部分人射击——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他们知道美军不会把死者与伤者留在战场上。一旦地上有了美军伤员，他们就躲进伞兵坑，等待比如会出现的美军炮火掩护，接着美军就会试图救回伤员。当美军发起第二轮攻击时，北越人再打伤一些美军士兵，使得美军总是不停地接近他们的防守阵地，而且也不会暴露他们自己的真实位置。如果到天黑前，攻击还不能奏效，这个美军连队就会处于非常容易受攻击的位置——还没有构筑适当的防御工事来抵挡北越军队的进攻——而北越人则可能趁着夜色把死伤的美军士兵拖走（这是为了利用这些死伤士兵做诱饵）。

由于这些原因，此时正在飞机上负责指挥整个行动的营长立即下令，让正向着陆区靠近的B连撤回德都。

与此同时，C连连长请求对敌军阵地实施炮火攻击，营长也命令立刻实施空中打击。在敌人阵地上落下了200发炮弹后，连长决定再次发起冲击以救回伤员。这一次他冲到了树林旁边，但他连里的大多数人再次遭到敌人密集的火力。显然，他要对付的至少是北越军队的一个连，或许精心修筑的地下工事里还有更多的部队。

此后不久，来了几架近距离支援飞机，前方航管参谋开始指挥对敌军阵地进行空袭。这样，C连才得以前进到尖刀班所在位置，把死伤人员救回来。

这次空袭证明，空运B连是有可能的，他们与C连合兵也是可能的。到傍晚时分，在榴弹炮和迫击炮发射了数百发炮弹、飞机进行了多次空袭（包括使用凝固汽油弹）之后，两个连都进入了树林，并向前推进了300多米，击毙了几名北越军队士兵，并占领了他们的阵地，而我方伤亡15到20人。两名北越被俘士兵在审问中透露，他们是北越军队第2师某营的。该师两三周前进驻该地区，现已占领那道低矮的山脊。

整个晚上我们都在用近距离炮火支援来保护我们的那两个连，同时也通过空袭及大炮对山脊更远的地区进行攻击。在山脊制高点1338高地上的敌军偶尔也向我们打迫击炮。那个高地是我们那2个连第二天早上必须攻占的地方。

第二天（也就是10月29日）早上行动开始前，我们决定先派一支侦察巡逻队上1338高地，看看那里是否真的已经被占领。他们才爬了三分之一，就被敌军火力压制住，不过他们迅速脱离战斗，返回营地，并报告说火力是从敌军的战壕里射出的，这些战壕处于同心圆上，并且相互联系。

从这个报告以及前一天晚上交火的情况看，很明显，我们所面对的北越军队不止一个营——或许是一个团。我们把这些情报都报到了师部，同时还报告了我们认为绝对需要增援的估计：所有这些情报都表明，一场大战正在酝酿之中。

与此同时，我们营能做的，就是再派一个连到山脊上，并设法在身后清理出一片足够大的地区，以保护机场（增援部队惟一可降落的地方）免受敌人的直接攻击。而在我们这样做的同时，还可以设法以火力压制1338高地上的北越军队，直到我们可以对敌发起总攻。

师部采纳了我们的建议。第二天上午（10月30日），A连被空运到山脊上。这一整天里，第12旅第3营以2个连为先导向山脊逼进，我们第1旅的先头部队开始抵达，同时抵达的还有该旅另外2个营的先头部队。第二天，尽管有持续不断的空中打击，那2个在山脊上的连只向前推进了2公里。其间有几次激烈的交火，有几次是近距离作战（有一名士官用一把霰弹枪，靠00号霰弹击退了北越军队一个班对连部的进攻，从而获得优异军功十字勋章）。

在搜查阵亡的北越军队士兵时，我们发现他们有些人竟然带着6月份在同一地点阵亡的美国第173空降旅士兵身上的女友照片和军用水壶。这一发现激怒了我们的士兵，他们决心让北越军队为在这里阵亡的美军士兵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下午晚些时候，第1旅的旅部来到前沿，负责现场指挥。第二天，第1旅的步兵第8团第3营也靠了过来。师部派出的重炮（155毫米和8英寸口径）车队业已出发。

11月1日，步兵第8团第3营被空运到离山脊较远的837高地以南地区，正好位于估计是被持久性CS毒气所封堵的渗透路线上。在空运过程中，降落场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有几名军人伤亡，其中包括营长。但不管怎样，由于有了空中打击和武装直升机的支援，整个营在天黑前都进入了新的阵地。接着步兵第8团第3营与敌人发生激战，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包围，在随后几天里与增援部队的联系被切断。增援部队上不来，死伤人员撤不下去。接近降落地点的直升机不是被迫爬升，就是被击落。

在此期间，敌军有好几次渗入他们的防线。这清楚地表明了敌军想占领该阵地并消灭该营的企图。

最后，我们动用了“弧光灯”——9架B-52轰炸机，投下了数百吨500磅和700磅炸弹——才把包围圈打破，使该营有机会获得急需的增援并撤离伤员（阵亡者只能用货网吊在休伊直升机下面运出）。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表明，步兵第8团第3营面对的很可能是北越军队第2师的另一个团。事实上，情报人员称，北越军队第2师可能已经全都部署在这一片山地上，其目的是攻占德都，然后向南推进，占领通向昆嵩的道路。一旦成功，他们就可以控制穿越中部高原的主要道路，并且直接对波来古实施攻击。一旦占领波来古，他们就将控制中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

增援部队陆续赶到。到11月4日，美军的3个旅在12个炮兵营的支援下，在德都地区展开战斗。德都战役成为越战中规模最大、也是最为血腥的战役之一。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前夕。

今后还会有一些更加激烈的战斗。

在清理了那道山脊的大部分地方之后，我们营接到了夺取1338高地的任务。根据我们的攻击计划，A连和C连将从两边向山脊发动进攻，中间留一个侦察排（约50人）负责两个连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北越军队第2师的总部在那个高地上，所以我们决定对那座山峰进行持续炮击，希望这至少能在我们到达山顶前，压制住他们的火力。

这次进攻最终成了一场堑壕争夺战，持续了三天三夜。北越军队在整座山上修筑了一道又一道相互沟通的堑壕，每一道堑壕都有六七英尺深。在开挖堑壕时，他们留出了一个个小土墩，这样他们的士兵可以坐下来，背对着山下向前推进的美军部队。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一箱82迫击炮弹。他们拿出一枚炮弹，在弹药箱上撞击引信，然后把炮弹向后抛出，扔向我们向前推进的部队。迫击炮炮弹如雨点般地落下。

他们的堑壕非常安全，我方炮火对它几乎不起作用——除非一发炮弹恰好落在狭窄的堑壕里。对付它最有效的武器是A-4“空中袭击者”螺旋桨攻击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空中袭击者”飞得很慢，但投弹准确，所以深受部队的喜爱。许多凝固汽油弹都被投到了“近得可怕的”地方——距离进攻部队只有15到100米远。这也导致了我方部队的少量伤亡——但如果不这样，结果会更糟。

我们最终到达山顶时，发现留在那儿的少量北越军人实际上是被绑在树上的，这样就可以确保他们留下来继续战斗。我们还发现，北越军队第2师的师部肯定曾经设在这里。但那个时候，该师的残余部队已从后山撤退到山谷里去了。但这个地方绝对不安全。

那天晚上，德都的飞机场发生了我的那段经历中一件更加难忘的事情。那些天里，C-130不分昼夜地在这里不断起降，给我们运来补充兵员及弹药（其中一架被迫击炮击毁）。我去接刚刚抵达的10名补充兵员，向他们介绍了他们即将前往1338高地C营的情况。这10个人中有2名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中尉，2名刚任命的中士，以及6名列兵。他们从C-130上下来时，一架直升机刚好抵达。它的机腹下吊着的运货网里装满了阵亡士兵的尸体，运往C-130附近的阵亡士兵登记处。那些尸体将被装入尸体袋。当直升机把尸体向下放时，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这些尸体从8英尺高处落到停机坪上。尸体落地的噼啪声和骨头断裂的咔嚓声一定使这些新来的补充兵员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直升机飞离后，我把这些新来的人召集起来，对他们分到我的营表示欢迎，告诉他们如何上下直升机，然后祝他们好运，并告诉他们到了那里（乘飞机大约10分钟的路程）接待他们的有可能是连长，但更有可能是军士长。

除了那两个刚毕业的中尉，或许还有那两个士官，其余的人是3天前在旅的后方基地波来古报到时才相互认识的。他们在那儿了解战况，领到装备，并对武器进行校准。现在他们距离战斗只有10分钟之遥。

这就是兵员补充机制在越南的运作情况。兵员是以单兵，而不是以作战单位的形式进行补充的。在一个单位里，军人们在作战之前就互相很了解了，并且在互相尊重、信任和信赖的基础上建立起友谊——这种友谊通常会保持一辈子。与这种单兵增援机制相比，在投入战斗前组成作战单位并完成训练，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肯定都要有效得多。

到了1338高地的连队之后，他们就被分到各自的小单位，而连队正在连夜修建防御工事。

第二天早上，第一架直升机在投下急需的弹药后，就把这10个人中的1名中尉、1名士官和3名列兵的尸体运回他们24小时前刚刚到过的地方。在他们昨晚的第一次战斗中，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与该营的其他人见面，就牺牲了。

次日，我们以破竹之势越过山脊，进入通向后山的山谷。这时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情况：那里有一座长约1/4英里的吊桥。由于建在有3层树冠的丛林中，所以在空中就发现不了它。北越军队通过这座桥向不同的阵地输送增援部队。在山背后的山谷里，他们在一条小溪边建起一个地下医院。其隐蔽性绝好，尖刀班有一个人掉进一个上面有伪装的火力点后我们才发现。对该地区的搜查发现了一整套地下手术室以及一堆足以装满一个小卡车的残缺不全的尸体。

我们还得知，北越军队在战斗中的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了我们在攻占1338高地时80人左右。

攻占1338高地的另一次战斗的高潮也在此时到来：在西边大约2公里的临近的山脊上，有北越军队构筑的一个半地下火炮掩体，这些天来它一直对山下的德都弹药库进行射击，但尚未击中。根据它发出的响声，我们认为那是一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隐蔽在一个山洞里。炮手每天只打大约6发炮弹，很明显是为了不暴露位置。

一个侦察巡逻队被派到我们所怀疑的地区，但没有发现那门火炮的位置。不知什么原因，当巡逻队在那一地区的时候，那个炮手没有射击。后来，旅部承担了消灭这个炮兵火力点的任务：他们用8英寸榴弹炮瞄准那个位置开火——但和侦察巡逻队一样运气不佳。

他还在继续射击，但不是每天如此。他的射击时间在变化，而且在还击炮火落下之前，他就把火炮撤回洞里。

玩了几天猫鼠游戏之后，他终于击中了堆满155毫米炮弹的弹药库——引发了大约1100多吨各种口径弹药的爆炸，其中包括8英寸和175毫米的炮弹。

从我们所在的1000英尺高的山脊看去，那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蘑菇云升到了我们头顶上方1000英尺高的地方。

爆炸发生后不久，我给在利文沃思堡的朋友、旅作训参谋莫里斯·埃德蒙兹打电话：“莫里，你们刚才是不是遭到核攻击了？从我这里看起来好像是。”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道。“整个地区到处都是未爆炸的8英寸和175毫米的炮弹。”

爆炸非常猛烈，把许多地下工事都震塌了。清理这一地区并调运补充弹药花去了好几天时间。

攻占1338高地的战斗后，在我们旅的作战区域依然发生了多次战斗。我们营承担了守卫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国交界处附近的660高地的任务。这里的战斗也很激烈。我们每天都要与敌人多次交火，直到12月27日，才出现第一次没有和敌人交火的情况。

我们的所有部队都战绩不凡。我们对于取得的成绩也感到非常骄傲——主要是挫败了北越军第2师夺取中部高原控制权的计划，并堵住了其主要渗透路线，否则他们就能把整个越南从这里到海岸边分成两半，或者把南越逼至昆嵩与波来古一线。

我从未见过具有如此无私与献身精神的部队：他们出于正义走上战场，心甘情愿地为捍卫自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为我们的信仰而战，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战。我也从未见过任何一名军人在敌人面前拒绝作战或有过懦弱的表现。

在战争快结束时，美国的报纸上有过军人吸毒、强奸、杀害军官或士官的报道。我所在的部队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

在战斗结束后，第12旅第3营因战功卓著受到总统颁发的集体奖章，很多军人因作战英勇而荣获勋章。威斯特摩兰将军在圣诞节前视察我营时告诉我们，在越南战场上我们营打的仗比其他任何一个营都多。

现在回想起来，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对北越军队军人的尊重。他们是优秀的军人，除了背上背着的，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知道如何求生，能够吃苦耐劳。

另一方面，我很难理解他们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方式。或者至少这种方式与我们的文化大大不同。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弱点，那就在于他们的士官队伍。他们既不对士官进行训练，也没有根据变化的战局给他们足够的权限来灵活应变。我很难理解一个部队的指挥官竟然会把自己的部下绑在树上，以确保其坚守阵地，继续作战。同样令我费解的是，政治信仰的灌输竟然成了战斗动员的基础。

每个北越军队士兵的作战包里都有一包用塑料纸裹着的大麻烟。每次战斗前，部队都要集合起来听政工军官的讲话（一个连一名）。作为准备工作之一，每个人都会抽这种大麻烟。你经常能在离其攻击位置很远地方闻到这种烟味。只要闻到这种烟味，听到吹响的号角，你就知道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马上就要进攻了。

一旦进攻开始，他们会严格按计划进行——似乎没有什么应变能力——直到因伤亡惨重而无法继续进攻或者接到命令撤退为止。

在1967年11至12月的德都战役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和敌人作战。我们重创了北越军队的第2师，迫使其撤回在柬埔寨和老挝的藏身之地，以作休整。

在同一时间，中部高原的特种部队各分队也因其在村庄防御计划中对山民的组织及指导而获益。他们出色的工作使得越共无法从当地族人那里获得补给及兵源，这就使越共的作战能力降至一些小规模作战，比如偶尔的伏击以及炮火攻击。

但主要的威胁仍然存在：北越军队利用胡志明小道渗透进入其“藏身之处”，以及在老挝及柬埔寨境内的后勤补给基地，从那里直接进入越南只要一夜的行军而已。

鉴于1965年分配给特种部队任务的变更——“边境监视及控制、针对渗透路线的作战、针对越共作战地区及其基地的作战。”——多数特种部队营地都重新部署到边境附近靠近主要渗透路线的地方。由于其作战行动干扰了北越军队，因而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那就意味着，实际上他们随时都会受到敌军以营或团为单位的攻击。

2年前，在第1旅的作战区域内有6支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分别部署在班黑、达科、达香（音译）、达苏、波来格龙、波来梅。各个分队都忙于组织并训练山民。但到1968年1月时，这样的小分队只剩下3支。

尽管这些地方有坚固的工事，达香在3个星期的包围中还是深受其苦（补给全靠空投），营地被关闭。在达苏和波来格龙的营地也由于连续受到攻击而关闭。

在剩下的3个基地中，班黑和达科离主要渗透路线的边境地区很近。它们的位置比较暴露，极易受到攻击。在波来梅的A级小分队情况稍好一些，因为其所处位置受到的威胁小得多。

班黑在德都以西15公里，距三国交界处只有10公里，是一个典型的特种部队营地：坚固的地下防御工事、相互联系的战壕、几个了望塔、一排排蛇腹形铁丝网、散置的反单兵克雷莫杀伤地雷、55加仑桶装凝固汽油、一条很短的飞机跑道——短得比C-7A“北美驯鹿”更大型的飞机无法起降。

有两个175毫米榴弹炮连在那里驻防，支援特种部队小分队对边境外北越军队的渗透路线及其基地进行攻击。那里还有一个美军步兵连，以加强其安全力量。175毫米榴弹炮的最大装药（110磅）可以把500磅的高爆炮弹打到36公里的地方，这就可以有效地打击特种部队小分队发现的目标。

为了给175毫米榴弹炮补充弹药，每星期要出动几次运输车队（包括用以保护车队对付敌人伏击的坦克）。这就是说，每星期至少要对通向班黑的道路进行两次排雷，并由坦克来掩护排雷分队。

达科在班黑以北40公里，是一片无人区，处于另一条北越军队的渗透路线上，只有飞机才能到达那里。守卫在那儿的只有一支A级小分队、他们的迫击炮，还有一支忠心的山民分队。那里超出了美军炮火的射程范围。

尽管这些小分队营地都在我师的活动区，但其安全主要由驻越军援司令部负责（主要依靠特种部队第5大队）。我们的师长威廉·皮尔斯少将不在特种部队的指挥链中，也没有承担保护这些营地安全的责任。即使如此，他意识到这些营地在与北越军队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及其面临的危险，于是主动决定对他们提供支援。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们的旅长约翰逊上校，并要他确保那些营地尽可能得到防御所需的支援。

1968年1月，莫里斯·埃德蒙兹被提升为师作训参谋后，我被提升到旅部任作训参谋，并受约翰逊上校指派每星期到各个营地去一次。我要检查那里的防御情况，以便决定他们需要什么弹药以及何种炮火支援（包括建立一个在美军射程内的火力支援通道），交换情报，并建立作战联络通道。

上校交给我这项任务的第二天，我就和旅航空参谋、火力支援协调员一起去了2个特种部队营地。在此后的6个月里，我不但参加旅的作战行动，还与这一地区的特种部队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特种部队的人有些冷淡，也有点担心。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许他们怀疑我是去找茬儿的。当我告诉他们1年多前，我曾在绿色贝雷帽部队干过一段时间，训练了许多现在正在越南参战的部队，现在我负责对这些人提供“常规援助”后，他们才真正敞开了心扉，并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接下来我们检查了他们的防御措施，就像检查我们自己的单位一样。我们发现，除了迫击炮的弹药以及那些预先登记的防御火力点，其他都不错（达科超出了我军炮火射程，不得不靠空中支援）。

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检查是互惠互利的，但当时最大的好处还是来自情报的交流。他们针对北越军队渗透的作战行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时候从这些行动中获得的情报能使我们知道北越军队在这一地区的下一步计划。

2个营地都报告说“边境观察分队”听到边境附近有类似于修建公路的声音。如果他们没有弄错，这些道路都是朝着班黑和达科的营地而来的。

1968年2月中旬，空中侦察确认了这一报告：北越军队正在茂密的丛林里修路，并且已经深入南越境内两三公里，是通向班黑和达科的。

在与2个营地协调后，第1旅承担了阻止这一筑路行动的任务。很快，对这2条路进行的轰炸就延缓了其施工速度，但并没能使其完全停止。侦查分队确认北越军队正在采用一种巧妙的办法来蒙骗我们：他们不去填补那些弹坑，这让我们的空中观察误认为轰炸已经使道路无法使用。到了晚上，他们绕过这些弹坑在周围另辟新路，并用植物枝叶把它们伪装起来。在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装备调动时，可以迅速把这些伪装移开，使用后再重新伪装起来。

北越军队力图除掉那2个特种部队营地。“为什么呢？”我们不禁自问。这一疑问又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修建这些道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班黑和达科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吗？也许这只是一场更大规模作战的中期目标？

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者至少是部分答案——在5月中旬一次重大的情报突破中水落石出。

第1旅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的一名年轻上尉成功破译了北越军队地面战术行动网的密码。我们第一次获得了北越军队近期战术行动的可靠情报——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所获得的，不是关于北越军队针对南越的大计划方面的战略情报，而只是某一特定地区的战术情报。但这次情报非常准确，而且很有价值。

这个情报属于重要的敏感情报，被列为最高机密。只有那些绝对需要知道的人才有权获得这些情报。我们担心皮尔斯少将会把那名上尉及其分队撤召回师部，但他没有。相反，他每天都要飞到德都，亲自向他下达简令。

顺便插一句：在随后的30天里，旅部每天下午都会遭到一阵炮火的袭击——有时是30发82毫米迫击炮弹，有时是15至20发57毫米无后坐力炮的炮弹，有时是10到20枚105毫米GRAD火箭弹（我们最怕这个，因为没有哪个地下工事能挡得住GRAD火箭弹）。

武器和炮手再度渗入到我们早先与北越第2师作战的地区。弹药是由大象拉着的类似雪橇的运输工具从柬埔寨运来的。射击日益频繁，而且越来越准确，显然是来自越来越多的火力点。

从上述新情报来源我们得知，进入该地区的炮手的任务就是“打掉得克萨斯旗”。

在整个旅部基地内，只挂了一面旗子。那就是得克萨斯旗——挂在一根20英尺高的旗杆上，迎风飘扬。这根旗杆就在前方航管参谋（一名来自得克萨斯的中校）那顶四周围着沙袋的睡觉的帐篷上方。帐篷就在旅战术行动中心正上偏后的位置，是一个绝佳的射击目标。那名中校对这面旗帜感到非常自豪，但这面旗子必须降下来，此后就一直在中校那个围着沙袋的帐篷里。

从这个新的情报来源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知道他们准备和哪个部队交火，其火力点的坐标，以及他们准备打多少发炮弹。我们根据这个情报，安排我们的反击炮火，在敌预定攻击时间的前2分钟内对其火力点实施打击。

我们根据对各种情报的归纳得出结论，达科和班黑都是其主要地面进攻目标，很可能会有坦克支援。达科有可能在4月初受到攻击。一旦占领这一地区，北越后续部队就可以穿越群山到达我们的北面，并占领德都附近的阵地，从而深入到我们的后方。从达科，他们向南可以到昆嵩，继而到波来古。

班黑将在5月初被攻占，接下来便是德都。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进攻计划将是1968年新年攻势的辅助部分——北越军队和越共酝酿已久的、针对整个南越的攻势，其目的在于造成巨大的伤亡和破坏，重挫南越政府，并取得世界性的宣传战胜利。新年攻势实现了这些目标——即便是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取得新年攻势在军事上的胜利。后来越共部队实际上已失去了有效战斗力，北越军队也受到很大的损失。新年攻势中的第一次明显的攻击发生在1月底，但这一战役持续了好几个月。

我们知道如果保不住达科和班黑，我们在德都的部队就将被孤立并腹背受敌。

4月初，在对北越军队修筑的这两条道路继续进行日夜轰炸的同时，特种部队第5大队决定动用机动攻击部队（由南越突击队组成）来攻击那些筑路部队及其在达科附近的安全营。完成这一任务之后，他们将协助达科的美军进行防御。

突击队乘C-123运输机到达德都后，在武装直升机火力的掩护下，空中突袭到达科地区。进入该地区后，他们几乎立即与兵力占优的北越军队交上火。随队12人的顾问组中的两个人（一名澳大利亚上尉，一名美军特种部队士官）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就阵亡了。

面对强大的火力，由于主要顾问的阵亡以及本身的巨大伤亡，机动攻击部队退出战斗，把顾问组的其余人留在了那里。我们可以在天黑前把顾问组及阵亡官兵的尸体运回来（达科的守军没有参加这一战斗，他们坚守在自己的营地上）。

花了3天时间，才把这些涣散的撤退中的机动攻击部队的人员重新集结起来，用飞机运出去。

很明显，北越军队要包围达科，并准备为攻占这一营地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空袭在继续进行，达科除得到第1旅一个步兵营的增援，还有预定计划中的30架弧光灯（共90架B-52轰炸机）。在营地受到攻击时，就动用这些飞机。

攻击于4月初开始——北越军队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且有坦克支援——但是没有成功。我们的准备起了作用。一些幸存的北越军队撤回他们出发前的藏身之地。

下一个就轮到班黑营地了。我们估计敌军会投入相同的兵力——或许更多，因为这条渗透路线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如果班黑失守，北越军队就可以通过主要公路网直接接近德都，进而到达安沛（第1空降骑兵师师部大本营），然后到达海边以及岘港。

班黑的主要制高点有2个，是位于东西两侧的2座山——两者可以进行火力支援。如果不控制这两座山，就很难攻占班黑。第8步兵团第3营（增援部队）接到占领这两座山头并守卫班黑的任务。他们计划对西侧的山头进行空袭，以便清理出一个着陆区，随后对那里实施炮火准备，接着向那里投放两个连的兵力。一旦这座山头被占，该营其他部队就将攻占东边那座山。

运载一个步兵排的第一架飞机刚刚着陆，就立即遭到先期占领该山头的北越军队的攻击。炮火攻击转向山的西侧后方，而那2个连的其余人都降落到山的东侧山脚。入夜之后，他们已经攻上了山，把北越部队赶走，并在山顶与那个步兵排汇合。攻占东边的山头比较容易。

在随后2天里，在这2座山上构筑了防御阵地，完全处在5个炮兵营的炮火支援范围内。

同时，第17空降骑兵旅第7营每天都要对班黑以西进行侦察，看有无敌军渗透。如果发现敌军，我们就按计划用大炮或空袭对敌实施阻滞。事情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尽管打了几千发炮弹，进行了646架次的近地支援，以及99架次弧光灯轰炸——都是在1968年5月的3个星期中——班黑和那两座山还是受到了北越军队三个团兵力的攻击。

每次受到攻击后的第二天清晨，第17空降骑兵旅第7营都会追击敌军并与之交火，直到把他们赶回边境那一侧为止。一位空降骑兵部队的指挥官向后方报告说：“弹坑的尘土上零乱的脚印有三四英尺宽，许多都留有血迹或拖行的痕迹。”

北越军队从未占领班黑，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但是每次进攻后，他们都退回到其藏身之处，进行休整，然后卷土重来。

在同一时期，在德都机场以北1000多米的山里也发现了几支为数不多的北越军队，必须动用弧光灯以“危险距离”（距我军阵地350米处）进行轰炸，从而消灭敌人。尽管如此，还是有至少一个营的敌人冲了过来。在新年攻势的当晚，这支部队袭击了德都以东1公里处的坦坎村——那里是南越省总部机关所在地。在空军武装直升机的支援下，特种部队训练的民众自卫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村庄周围的空地上，北越军队至少留下了125具尸体。

在新年攻势中，第1旅作战区域中的几乎每一支部队都受到过攻击，但没有一条防线被突破，而北越军队却损失惨重。

现在看来，1967年11至12月为争夺德都的激战以及1968年4至5月为争夺达科和班黑的激战，大大降低了北越第2师在新年攻势中完成任务的能力。

尽管北越军队和越共在新年攻势中伤亡惨重，但这并没有打破他们控制中部高原的愿望，也没有能使他们改变计划。夜间的轰炸对胡志明小道上的补给车队几乎不起作用。从我营占领的重火力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汽车的前灯和北越军队防空部队发射的绿色曳光弹。

在随后2个月里，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和至少一个连的敌军交火，敌军一个营的兵力还对我营的重火力点发动了2到3次攻击。

每个星期有2次，补给车队——在宪兵、武装直升机以及坦克护卫下的50到100辆卡车——要从波来古经昆嵩到德都。尽管路边的丛林都被向后清除了100到200米宽，但车队还是经常遭到至少敌军连规模的伏击，有时战斗非常激烈，为了赶走北越军队，护送车队的坦克不得不相互发射小型杀伤弹。

1968年7月我调出越南。我在那儿的那段时间里，第1旅和特种部队小分队及其山民自卫队控制并保卫着中部高原，从未打过一场败仗，并且从不谩骂、侵害或者压迫那里的人民。

所以我们回国以后都觉得我们为之战斗、牺牲的事业是值得的，是正确的，是正义的——为了我们自己的自由以及受我们保卫的那些人的自由。

对我有幸与之并肩战斗的所有人，尤其是第1旅和特种部队分队的军人，对他们在帮助山民脱离困境的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和所取得的成绩，我都十分敬佩。对那些山民在美军撤退后的悲惨遭遇，我深表同情。尽管所有的山民都受到了北越军队可怕的报复——许多人被杀，还有许多人死在政治集中营里——但由于那些和他们并肩战斗的特种部队小分队出色的、诚挚的努力，其他很多人都已获救，现在生活在美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