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大回旋

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西征，于1934年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以后，转战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到1935年10月，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一、二次“围剿”，红二、六军团也由会师时的8000人发展到21000多人。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东有洞庭湖，北临长江，南有澧水沅江，西北是崇山峻岭，地形条件十分不利。这一地区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加上红军执行了某些过左的政策，使根据地既不能巩固，又很难向外发展。这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已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针对南方红军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认为有机可乘，便调集130个团的兵力、重点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鉴于前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派遣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组织指挥；在根据地四周构筑大量的碉堡工事；同时实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困死红二、六军团和根据地人民。

面对严峻的形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红二、六军团领导核心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配合全国抗日形势，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去，后来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改变战略决策的。红二、六军团领导认为，这次战略转移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决不能搬家式地消极逃跑，要吸取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六军团西征时的经验教训，行李简化，轻装前进，只要有胜利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借此扩大红军，开辟新根据地。这一战略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战略转移，避免了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遭受的损失。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21000多英勇健儿从湖南西北的桑植出发，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路……

傍晚时分，一支身背枪弹、带着绳子、拿着斧头、锯子、扛着毛竹杉杆的特殊队伍，像一条游动的长龙，借着山沟密林的掩护，快速来到湘鄂川黔根据地南边的澧水边。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大军先头部队十七师的先头团。

夕阳斜射在江面上，一切历历在目：百把米宽的江面，水流湍急，激起团团漩涡。对岸沿江的高地上，大大小小的碉堡疏密不等地排列着，乌黑的枪眼对着江面和两岸的滩头。团领导到江边察看地形后，商定了渡江计划：

由团长王烈率领第一营组成偷渡突击队，若愉渡不成即行强攻；同时派出侦察排继续在上下游寻找合适地点，正面过江不成时从别处偷渡。战士们匆忙地捆扎了一些筏子，挑选出30名年轻力壮水性好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一切准备停当。

夜幕降临，随着王团长“开始”的一声令下，“嚓嚓嚓”的脚步声随之响起，一串黑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战士们小心地将木筏、竹筏推进江中，爬上去划向对岸，有的战士干脆抱根木头游向对岸。开始还算顺利，突然，一声刺耳的枪声划破了夜空，敌军发觉了。顿时，对岸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军碉堡里吐出了一串串长长的火舌，在江面上形成了火网。偷渡变成了强攻，红军掩护部队一齐开火，压制敌军火力，保护渡江突击队。敌军火力由北岸移向江心，又由江心收缩到南岸，集中到了滩头阵地上。好，突击队突击成功了，后续部队接着向南岸突击。突然，对岸腾起一簇、一簇的火光，是敌军碉堡被我突击队打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便在登陆点上展开了。

正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里进行的紧张战斗吸引了敌军，使侦察排顺利地在下游四五里远的地方，测出了一个新的徒涉点，那里水不深、流不急，可以徒涉。于是，团政委刘转连带领二、三营迂回到下游，顺利过了河。然后顺南岸向上游攻击，与一营会合，很快便消灭了南岸敌人。

半夜时分，便搭好了浮桥，迎来了大部队。

先头团马不停蹄，先派出侦察排，然后全团跟进，急行军200里，于第2天晚上8点钟，赶到沉江边的洞庭溪。他们采用突袭的方法，先后收拾了守卫渡口的地方民团，顺利占领了渡口。这时，忽然接到哨兵报告：江中发现划船声，并且有手电光晃动。团首长断定是敌人，决定把他们诱到近前消灭掉。敌船渐渐近来，听到了红军敲打木头的声音，便高喊道：“哪一部分的？”“我们是李司令的。”红军知道这一带是李党的队伍。船上一听，忙喊道：“自己人，别误会，我们靠岸了！”当敌军将3只大船靠上南岸时，才知道上了当。原来他们是从上游来加强这儿防御的，谁知一头钻进了网里。

后续大部队又平安地跨过了一道险流，继续向湘中挺进。

红二、六军团的运动方向本来是向西，到湘黔边或黔东去。为了迷惑敌军，才故意向东南，这就是古代兵书讲的“声东击西”。当部队突破澧水、沅江，插进湘中的新化、辰溪、溆浦后，才真向西走。在芷江、晃县间的便水，击溃了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六十三师，制止了敌军的急追，取得了在黔东江口和石阡地区的短时休整。由于黔东地区敌军密集，我军很难建立根据地，红二、六军团领导便放弃了最初的打算，决定转移到黔西去开辟根据地。

敌军估计红二、六军团要循中央红军的原路，北渡乌江，进占遵义。他们把绝大部分兵力调到乌江两岸，日夜赶修工事，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南岸。于是红军避实就虚，取黔安，下牛场，直捣龙里，迫向贵阳。这一下使敌军慌了手脚，只得又从乌江两岸分兵急救贵阳。但红二、六军团并未攻打贵阳，却从容地经扎佐，过修文，智取乌江上游的鸭池河，毫不费劲地进到了乌江北岸。

1936年2月9日，红二、六军团轻取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等重要城镇，暂时有了立足之地。

早在红二、六军团开始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时候，就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与抗日救国的指示。按照这些指示，在转移沿途，红二、六军团一路边走、边打、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群众工作，严守红军纪律。特别到了毕节地区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收到明显成效。毕节有一位清朝秀才，当过北洋政府的秘书长，名叫周素园，相信马列主义，赞成抗日反蒋。

红二、六军团就尊重他、团结他，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还通过他给“云南王”龙云和云南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告之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要他们提防蒋介石，从而加深了云南军阀对蒋介石和中央军的矛盾。周素园后来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一直到了陕北。

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近20天，是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的黄金时期。其不仅打退了追敌，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得到了休整，而且壮大了红军力量，补充新兵5000余人。但这时，敌军也越来越多，7个师又1个旅的敌军4路纵队，正向毕节地区合围。红二、六军团遂于2月27日撤出毕节，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人又以10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红军遂决定跳出敌军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穿过滇军孙渡的防线，于3月28日进至南北盘江之间。

这时，红二、六军团接到了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署名是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要他们西行渡过金沙江，到西康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红二、六军团当时并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且部队在南北盘江间尚立足未稳，而从整个国内形势看，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因此，军委分会研究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3月31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出盘县，向西疾进。他们又采取“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战术，以一部分兵力作佯攻昆明的姿态，而以主力迂回到富民，过了普渡河。从此，如入无人之境，过州越县，直指金沙江畔。红军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唱歌，十分活跃，引来了许多老百姓到大路边观看。

因红军行动快，各处还未得到红军过来的消息，有些土豪劣绅也笑嘻嘻地站在路边看热闹。看着看着，感到有些不对头了，特别是听到红军唱的《报名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歌子，脸上的笑容一下吓没了，偷偷转身一溜烟跑了。……就这样，红二、六军团于4月24日到达金沙江南岸的石鼓、巨甸，用6天时间，不慌不忙地渡过了金沙江，彻底摆脱了尾追的敌军。

5月5日，在中甸休整数天后，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纵队，由中甸出发北上。红六军团为右纵队，向乡城、稻城、理化、瞻化前进；红二军团为左纵队，向德荣、巴塘、白玉和甘孜前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敌军的抵抗，在彝族地区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藏族地区，红军坚决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因此一路顺利。

7月1日，红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团结斗争甘孜城

党中央得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高兴，并干7月1日立即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去电，热烈祝贺两军会师。贺电称：“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红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从此，红二、六军团就以红二方面军的番号出现了。

在红二、四方面军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两个方面军到达甘孜胜利会师，这是重大的胜利，但甘孜不是两个方面军行军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共同抗日。

这次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萧克回忆说：“他们非常友好。我们刚翻过雪山，每个人就领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错。”

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认真执行了徐向前的指示，帮助红二、六军团接回掉队的战士，给红二、六军团的同志让出最好的住房，给他们送去牛羊，改善生活等等，使红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体会到了亲如兄弟的阶级情感，心情十分欢畅。

这时的张国焘，已宣布取消了“临时中央”，表示服从中央领导，并电告中央，准备成立西北局。党中央从进一步团结张国焘、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出发，很快批准建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张国焘虽然装出了与党中央和解的面孔，但却仍在施展两面派的政客手腕。

他在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对红二方面军领导人闭口不谈另立中央的事，却派人给红二方面军送去一堆《干部必读》的小册子，上面刊载了反对毛周张博“搞分裂”、“北上逃跑”的文章。

贺龙立即拿着小册子找到任弼时：“任胡子，你看看张国焘送来的材料。”任弼时接过来一瞧，心情沉重他说：“唉，国焘现在还在散发这些东西！你准备怎么办？”贺龙断然他说：“我不准备往下传。”“应该这样，不利于团结嘛。”任弼时支持道。贺龙关心他说：“你是政治局委员，应该做做上层干部的思想工作，了解一下情况，这中间到底产生了哪些矛盾？谁是谁非？”任弼时点头同意。

随后几天，任弼时分别找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了解了许多情况，做了一些工作。并找张国焘几次长谈，希望他消除与中央的隔阂，促进全党和红军的团结，还建议党中央在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以后，适当时机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任弼时诚恳地对张国焘说：“还是北上才有出路，你看一方面军到了陕北，立即打了一个胜仗，已经站稳脚跟。现在大家对全党和红军的统一，极为关心，我们应该立即行动。”张国焘思索一会说：“你是说要我们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是这个意思，我们马上一起走。”任弼时边说边点点头。“那四方面军又要三过草地啦？”张国焘不无忧虑他说。任弼时肯定他说：“路就是要这么走，有什么办法呢？”张国焘默默无言。

张国焘理缺心亏，但却又改换手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从组织上迫使红二方面军的同志赞同他的错误路线。任弼时马上看出他的企图，表示决不同意。他与贺龙、关向应一起向张国焘提出：开两军联席会议，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他们坚持组织原则，使张国焘无可奈何。他只好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红二、四方面军立即共同北上。

坚持北上会中央

经过红二、四方面军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团结和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共同北上。这次北上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创造与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坚决抗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广大指战员兴高采烈，勇气倍增。

这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根据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部队作了充分的物资准备，要求每个红军战士都有三大件：一个斗笠，一副防滑铁脚码，一条干粮袋。为了保证几万人的部队顺利通过草地，红四方面军派许世友率领骑兵师提前出发，为部队侦察道路，筹集粮食。骑兵师一路经过70多次战斗，筹集了两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

红二方面军是初到康北，头一次过草地，特别是要与西北地区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作战，缺少经验。张国焘在与任弼时谈及此事时，对任弼时说：“二方面军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可叫伯承到二方面军去讲讲打骑兵的战术。”任弼时高兴起来：“你愿意把川中名将刘伯承派到二方面军中来当教官，我代表二方面军表示热烈欢迎。”张国焘说：“请总司令下一道命令就行了。”这样，刘伯承来到了红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的注意事项。由于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们有了对抗敌骑兵的精神准备，懂得了打骑兵的战术，在后来遭到敌骑兵几次袭击中，虽未能消灭他们，但红军也没吃亏。

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近6万名指战员，从康北的甘孜、炉霍、绥靖地区出发，再度进入茫茫草地。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怀和注视。党中央给正在草地行军的红军总部电示，希望北上后“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国柱、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党中央并告诉红二、四方面军：“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朱总司令指挥的左纵队，经过十几天行军，到达了阿坝地区，准备过草地。听说部队有一批伤病员住在兵站，兵站负责人对怎么把这批伤病员安全带过草地非常发愁。

朱总司令对此非常关心，把兵站负责人吴先恩找来询问：“你们兵站有多少伤病员？”

“600多。”

“有多少担架、骡马？”

“有100多担架，200多骡马。”

朱总司令关切地问：“有没有能坚持走的伤病员？”

“绝大多数都不能走。”

“你们打算怎么办？”朱德望着吴先恩。

吴先恩沉默了。

朱德踱了几步，突然问：“200匹牲口驮的是什么？”

“全部是枪支。”

“能不能把枪支腾出来驮伤病员？”

吴先恩为难了：“那这么多枪支怎么办呢？”

“统统毁掉！”朱德毫不犹豫他说。

吴先恩望着朱总司令说：“按照红四方面军的规定，毁枪是要受处分的。”

朱总司令动情他说：“这个规定好，但是同志，情况不同了，过去是人多枪少，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朱总司令接着坚定他说：“就这么办，要人不要枪。把枪统统毁掉，如果受处分，由我替你顶着。”

朱总司令看到还需要一些马匹才能把所有伤病员带走，就亲自打电话给各部队，要求把能抽出的骡马和牦牛都抽出来，领导干部有两匹牲口的抽出一匹，他带头抽出了自己的一匹牲口，最终把所有伤病员带出了草地。

红二方面军指战员过草地时，几乎每天下雨，因雨具不足，只得露营休息，除了同天斗、同地斗，有时还要同动物斗。据萧克副总指挥后来回忆：

“我们露营，通常把马拴在帐篷外。一次，有个单位天亮后发现少了一匹马，大家都奇怪，哪里去了？就派人去找，快到中午，在离露营地四五里的山梁上，看到几十个猴子，有些拉马缰绳，有些骑在马上，我们打了几枪，猴子跑了，才牵回马来。”红二方面军是随红四方面军的左路纵队过草地的，缺乏粮食是最大的困难。因为没有粮食就吃野菜，沿途的野菜都让前卫部队吃光了，红二方面军在后卫，连野菜也吃不上。朱总司令让各单位把驮东西的牦牛留给红二方面军，藏在一人高的草丛中，派部队守护着，但还是被突然袭击的敌骑兵抢走了。部队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粮食，光靠吃野菜、草根，根本走不动路，前进的速度慢得可怕，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的。有一天宿营时，某团通讯班的小鬼们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皮带放在火上烧，然后用刀子把烧焦的部分刮掉，切一块嚼一嚼，虽然苦但还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挂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终于熬过了残酷的时日，部队来到了巴西一带。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9月1日胜利到达甘肃蜗县的哈达铺，形成了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的有利形势。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一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入陕甘，一面命令驻陕甘的毛炳文部、王均部、东北军和西北军阻止红军会合，进攻红一、二、四方面军。

在这重要的战略关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9月13日提出了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定集中3个方面军的力量打击胡宗南部。为执行这一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特别支队于9月18日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六军团进到了宝鸡地区策应。但张国焘反对静会战役计划，星夜跑到前方，于9月22日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转头向西，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对此极为不满，九军军长孙玉清愤愤他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消极抵抗，甚至离队。徐向前语重心长他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

朱总司令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红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得到了任弼时、徐向前、李卓然等的拥护和支持。张国焘企图说服贺龙也率红二方面军西渡黄河，遭到贺龙拒绝，他对张说：“去你妈的。”张国焘无奈，才同意部队回头。

因为张国焘擅自将红四方面军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让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靠拢起来，使单独留在甘南的红二方面军处于被敌隔断和被击破的危险境地。于是，经请示中央同意，红二方面军开始向北转移。

这时，中央曾多次命张国焘派兵切实控制甘谷、武山地区，掩护红二方面军前进。

但是，张国焘根本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致使敌人全力对红二方面军进行堵截和追击，红二方面军遭到很大损失。贺龙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过：“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9月底10月初，红一、二、四方面军同时向会宁、静宁地区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