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这里有座活地狱
渡边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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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打着宣传“王道乐土、五部协和”招牌的“满洲国”成立以来,自称为皇军的日军在中国东北做了些什么呢?我作为宪兵亲自参加了许多次极不人道的行动。每当我回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总是感到非常惭愧,有时甚至不寒而栗。
那是在1934年11月9日,我受命参加当时由奉天宪兵队长、宪兵中校三浦三郎领导的“军秘密工作”,于第二天被派到四平去。10日那天,我们在四平车站前面的植半旅馆集合。这个特别派遣队的队长是宪兵大校马场龟格(当时的新京宪兵队长),分队长是宪兵少校星实敏(当时的新京城内宪兵分队长),班长是田中准尉。此外,还有从各队挑选出来的一名军曹、一名伍长、四名上等兵,我是上等兵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午后6点多钟,当我们集合在大客厅里的时候,马场大校来了。我们见了他,算是小巫见大巫,宪兵们平时都把他视如蛇蝎,很怕他。据说他在拷问犯人时,如果听不到哭叫声,就会三顿饭吃不出滋味来。他很威严地对我们说道:“从今天起,交给你们一项特殊的秘密的任务。这件事是‘极秘’的。即使你们以后不当兵了,这件事的内容也不许泄露!如果泄露了这一秘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受到军法会议的严厉处罚。明白了吗?”说完,他又向星分队长说了几句什么,就急匆匆地走出去了。
不当宪兵也得受到军法会议处罚?我心里吓得扑通扑通跳起来。把马场送走以后,星看了我们一眼,说道:“还有,这项工作,你们在报‘记功申请书’的时候,也不许写上去!至于你们的身份,大概也听到几分消息了吧?详细的情况,去问你们的班长吧。”说完,他也离开了这里。
根据田中的说明,“军秘密工作”的内容包括下列一些可怕的事情:
日本陆军省直辖陆军化学实验所满洲派遣部队,挂上“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假招牌,作为石井细菌部队的前身,在四平西郊离城大约一公里的地方强占了原来一所中学的校舍,四周围起好几层高压电网。在这里,他们以中国人为实验品,进行惨无人道的毒瓦斯杀人实验和高压电杀人实验,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们宪兵的任务是,监视那些被送到这里当实验品的中国人,并帮助进行实验。
田中在当天夜里出发之前,叮嘱大家说:“现在,我们就到火车站去取‘材料’,对那些人,要论‘根’数,明白了吗?”
我们分乘事先准备好的两辆卡车,驶到站前广场后,就到货物仓库去。货物仓库前面,一辆铁制的有益货车停在黑暗中,有二十几名卫兵守卫着它。守备队运输指挥官和田中一起噙咕了几句什么,就命令一名卫兵把绑在货车车门上的铁丝拧断,把门打开。货车里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里面装的什么。
两个卫兵走到车门口,用刺刀对着里面,喊道:“喂,一个跟一个地走出来!”
可是,货车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反响。
“嗯?不出来!再不出来,就要开枪了!”卫兵们哗啦哗啦地把子弹推上枪膛,吓唬着说。
可还是没人走出来。两个卫兵不耐烦了,刚要跑进去,从里面走出人来了。他们的手都被绑在背后,然后,又被一根长绳把大家连成了一串。
田中站在门口“一根、两根”地小声数着。
“好!这一车不多不少正好30根。装车!”田中对手下的宪兵们命令道。
这些人穿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身上绑着的麻绳甚至勒进肉里去了。这在黑夜里都能看得见。
“喂,寺内!”我招呼上等兵寺内跟我一起装车。我们俩,一个抓住胳膊,一个抓住腿,像装圆木一样,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扔进卡车里去。当他们的脸和肚子撞到卡车车厢底的时候,便发出很吃力的呻吟声。
装满一车以后,我把一张很大的胶合板放到他们身上,然后我就沉甸甸地坐到上面了。
“喂,寺内!你还在干什么?”我叫他也赶快上车。
寺内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枪以后,也跳上车来。不一会儿,卡车就开动了。
2
两台卡车在挂满阴沉沉乌云的天幕下一直向西飞驰着。卡车来到实验场的时候,宣告冬天降临的雪花已经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我们把装在卡车里的人都叫醒了,让他们下了车。用木头盖起来的狭小的拘留所,又湿又冷。我们把这些活人,再次像塞东西一样地都塞了进去。不,与其说是塞进去,不如说是堆进去更为符合实际。
第二天,我刚吃完早饭,看到走廊里有两个穿着白罩衣的人同田中站着谈话。一个是50岁左右的驼背的实验场长安达,另一个是他的军医副官。实验就要开始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好奇心驱使我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他们谈完了,田中走到我面前,小声命令道:“放出一根来!”
就这样,午前午后各有一名“马鲁太”被两名士官带走。田中严禁我们这几个上等兵出入实验场。
那是第四天的早晨,我把拘留所的门锁打开,被监禁的人们好像害怕似的向里面退去。我抓住右边一个人的衣襟,把他拉出门来。“站好!”我用脚踢了他的腰一下。他忍着疼痛,站直了身子。
“呸!日本鬼子,你想把我怎么样!”他很平静,可是这发自内心的愤怒的声音,震动了整个拘留所。
我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我一想,当着田中的面,显出这种难堪的样子,真太糟糕了。于是就喊道:“你瞎说什么!”说着,又抬起泥脚往这个五花大绑的中国人身上踢去。“啊!”中国人在走廊里踉跄了几步。
“快走!”我像野兽一样扑过去,拿出一条白布蒙住他的眼睛,从后面推着他的腰部。向军医指定的方向走去。一走出拘留所,外边是白茫茫一片大雪,只有通路上的雪被扫净了。
我们朝着几栋用青砖盖的平房走过去,平房周围的砖墙上装有两三千伏特的高压电网。这个院子的占地面积大约有一千坪左右。
3
我们走进一栋挂着“第一实验场”牌子的平房,平房里面是一间大厅。大厅里有几个身穿白罩衣,手戴白手套,头上戴着白帽子和大口罩,只有两只滴溜溜转的眼睛露在外面的军医。不一会儿,驼背安达来了,他指挥着军医各就各位。
“喂,宪兵!把‘马鲁太’送到帐篷里去!”这是驼背安达的杀气腾腾的声音。我硬逼着那个中国人走进大厅中央5米见方的双层帐篷里去。帐篷的正中央竖着一根大约15厘米粗的圆木柱子,旁边的地上散放着一堆新麻绳。我和军医们一起很容易地就把受害者绑到柱子上,然后,把蒙他眼睛的白布扯下来,我们就一同走出了帐篷,帐篷的门一下子就被关上了。
门旁边,有一根铁管通进帐篷里,铁管的开关,专门有一名军医掌握着。这根铁管是通毒瓦斯气用的。几个手里拿着怀表、钢笔、小笔记本的军医,围在帐篷的玻璃窗旁边,像一群壁虱一样叮在那里。
“开始!”这是驼背安达的声音。那个军医把铁管开关一拧,毒瓦斯气就通过一条像毒蛇一样摇晃着的胶皮管喷进帐篷里。账篷里立即传出可怕的声音。
一分钟,两分钟……我也从玻璃窗外看到了被绑在圆柱上的中国人的样子。他闭上了眼睛,当帐篷里充满了毒瓦斯烟雾的时候,他痛苦地上下折腾起来,几乎把圆柱都要弄断了。
这时,不知从帐篷的什么地方逸出来一股毒瓦斯,我“啊”地一声,连忙闭上了睛眼,这是催泪毒瓦斯啊!从帐篷里传出来的悲痛的叫喊声依稀可辨。到5分半钟的时候,那个中国人终于垂下头,一动不动了。驼背安达看到这种情形,命令停止放气。那个军医把铁管开关拧紧了,然后,回过身来,打开了通风机的开关。马达一响起来,不到5分钟工夫,帐篷里的毒瓦斯气就完全排到空中去了。
“喂,把他从里面拉出来!”听了驼背安达的命令,我刚要往里面跑,一个军医叫住我,“等一等!”说完,他递给我一套防毒面具,我戴上了。垂着头的中国人,还在微弱地呼吸着。麻绳已经勒进胳膊和大腿的肌肉里去,血糊糊的一片,很难解下来。我好不容易解开绳子,他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我把原来绑他双手的麻绳绕到他双肩上,硬把他拖出帐篷。
这时,军医们就像闻到人肉味的饿狼一样一下子围了上来。有的用手电照他的眼睛、鼻子、嘴,有的用听诊器听他的胸部。过一会儿,军医长向那个叉着腿站在一旁看自己笔记本的驼背安达问了一句什么,然后就吩咐另外两个军医和他一起给那人作人工呼吸。他们轮班搞了好半天,受害者的神智仍然不能恢复。
正在这时,驼背安达喊了一句:“第二项实验!”这个濒死的人又被第二次送进帐篷。所说的“第二项”,是指“窒息瓦斯实验”。这种瓦斯,没用上两分钟,就夺去了这个中国人的宝贵生命。
“还磨蹭什么!快送到解剖室!”几个军医在驼背安达的训斥声中把尸体放到担架上,由两个人从后门抬出来了。
4
就这样,每天午前午后各一次的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连续进行了十多天。可是,嗜血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们决不以此为满足。第一种实验还没结束,就用卡车从火车站运来另一批30名中国人。
不久,第二种实验就开始了。在院子正中的地方,有一栋青砖的平房,从里边分成两间。这里放着20多只长1.5米、宽1米、高70厘米的铁箱子。每只铁箱,可以把一个活人仰着脸塞进去,再用锁把盖子锁上,那个人就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每天,都有两三名中国人被塞进这种箱子里去。“看!这个,要胳膊;这个,要肚子;”驼背安达这样一个一个地向军医布置任务。
那些军医便拿着很粗的注射器,往受害者的头部、脸部、前胸、后背、腹部……无论哪个部位乱扎针。
哎哟!疼啊!鬼子!畜生!要杀就快杀!受害者绝望地喊着、挣扎着,把大铁箱都摇动了。
军医们按固定的间隔时间打开箱盖,检查被注射过的部位。那些人身上被扎过的皮肤都烂得像石榴似的,露出肉来。他们脸上的模样没有变化,可肉体在极短时间内就腐烂了。两天、三天,一周时间过去,好端端的活人就在杀人箱里完全烂掉了。
“喂!宪兵不许到那里去!”军医长从我身后这样喊道。我是想到解剖室去。
有一天,我左拐右绕地终于来到解剖室门前。搞解剖的军医们都去吃午饭了。真万幸!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在那张用粗木板做的所谓手术台上,用绳子绑着一个裸体的中国人,他正处于假死状态。他身上被注射过的部位,已经被人用刀子、斧子、锯切割下去。手术台四周,真是一片血海呀!人肉、人骨、手、脚、人头!到处乱放着。屋子右角,放着几百个直径30公分的洋铁罐,里面装的都是人肉,是准备做罐头用的。在屋子最里面的手术台上,还传来刚刚从第二实验场送来的中国人微弱的呻吟声。
第二种实验,就这样持续了两周。
5
有一天夜里两点钟左右,突然响起了紧急电铃声。“怎么啦?这时候打紧急电铃?”我不安地嘟囔一句,站起身来。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膝盖颤抖起来。
“怎么回事?”田中说话了。
这时,从实验场连滚带爬地跑来一个军医。
“噢,宪兵一根‘马鲁太’从箱子里逃跑了!三天前,我往他胳膊上打针来着,今天,他穿了我的外套和防寒鞋逃跑了!“说完,他面对田中哭了起来。田中身上也哆嗦起来,上下牙齿直打架,只听他说道:“看看,到底怕国际法啦!我说,你们还磨蹭什么!咱们的脑袋都要搬家啦!一定得抓回来!咱们把雪扒开,找不到人就别回来。”田中那惊恐万状的样子,真是难以形容。
外面到处都是30公分厚的大雪。在这零下20℃的严寒里,夜间特有的强劲的北风还没有停息。第二试验场里放着一只铁箱,盖子大敞开着,锁被砸断了。房前有足迹向东方延伸着。我们顺着足迹追去。“啊?”看来,那人顺着一个用席子卷成的圆筒爬到两米半的砖墙上,再从墙上跳过高压电网逃走的。安达和田中像两只恶狼一样在雪地上狂吼着。他们把当地的守备队及宪兵警察都动员起来一块儿搜捕,可什么也没搜到。
那天后半夜,马场、星、守备队的大队长等几个人铁青着脸,聚到安达的屋子里去。为了在国际法面前保全自己的脑袋,他们展开了一场丑恶的争论,互相推脱着责任。后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参谋,好容易把他们安定下来。他说,将来可以把这个实验场的一切都毁掉之后再离开,大家要把军心稳定下来。
拘留所里,还有20名中国人关在那里。
6
解剖室的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的积雪扫得干干净净。一辆装载着两台发电机的大卡车停在院子里,发电机上布满了大小数十个开关,向外拉出去十几根拇指般粗细的高压电线。
午前8点钟,由柳泽和高尾押送着一个双手绑在背后、眼睛上蒙着白布的中国人走进来。驼背的安达早就向田中发出了“严密警戒”的命令。这次是从来没有过的特级警戒。在五六天当中,拘留所里剩下的20名中国人的生命,就被这残酷已极的手段夺走了,看来,日本人也在准备逃走。
活地狱的罪魁祸首安达一反常态地显得很紧张。这次,他不是拿听诊器,而是用右手握着一把手枪来指挥实验。
“开始!”这个驼背的疯子站在高处发出了命令。“喂!佐藤上等兵,开始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驼背安达的脸。我和佐藤从柳泽和高尾那里把那个中国人领过来,面对着通上5千伏高压电的铁丝网站着。一开始的距离是30米,我们慢慢地向铁丝网走过去。铁丝网两侧的地面下,还埋了几块通了电流的铁板,铁板上只有很薄的一层上。
“快!一直走!”我用力地推了那个中国人的肩膀一下,“快点走!”
我一看到驼背安达的脸色,心里就一阵紧张。
一步、两步……我们用和开始时同样的步幅向前走着。离铁丝网只有5米了。“啊”地一声,他就坐到地面上了。通电的铁丝网发出了呜呜的响声,产生了电火花。
“这小子真是个胆小鬼!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我为了让驼背安达听见,故意大声喊道,还往那人腰上踢了一脚。这时,田中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根圆木棒递给我。我接过来说,“这就够用了”,说完就捅了那人一下子。
“我说,你站不站起来!”我威胁地喊道。
他紧咬着嘴唇,脸上带着悲壮的表情,缓缓地站起身来。我这才放了心,心想,好歹他还活着。我回头看了看驼背安达的脸。
“往前走!”驼背安达举着手枪往前一挥。
“喂!一直走!”我在那人后面喊道。
还剩1米了!我和佐藤放开那个人之后立即向后退,一步、两步、又是半步……
那个中国人左脚刚往前一迈,就在这一瞬间,他的身体向电网倒去。5千伏特的高压电流从他的肉体通过,他的右脚跟与地面之间立刻啪啪地放出电火花来。
我刚想喘口气,从背后又传来驼背的声音:“停止!”电闸被拉开了,那个中国人直着身子咕咚一声向后便倒,他的后脑重重地摔在地上。“噢!”这是他最后的一声哀鸣了。他嘴里开始流出青白色的泡沫。几名军医一起围上前去,有的摸脉搏,有的用手电照眼睛,有的用听诊器听心跳。
过了一会儿,只见驼背安达把手中的手枪向上一举,发狂似地喊道:“第一次实验结束!下面,准备1万伏特的实验!”
“喂!你们去两个宪兵,把尸体送到火葬场去!”军医长给死者检查完之后,这样吩咐我们。
7
从那天晚上开始,实验场里每天都充满焚尸的特殊的臭气。
这里的火葬设备——焚尸炉和铁制的大烟囱是移动式的,是特地从东京运来的。这儿有一个50多岁的白痴老头当看守,是个日军家属。我们四个上等兵被派到火葬场来帮老头干活,这里,是把还在呻吟的人绑到担架上,连人带担架一起扔进炼人炉。我和上等兵寺内一伙,我们的任务是,每一炉扔进两个人去,再把炉盖盖严就行了。
呜呜——,痛苦的哭泣声从炉中传出来。炉子旁边有一个大圆罐,罐里装着重油,圆罐上面有个小型的电滚。老头用手一拧开关,圆罐里的重油就变成雾状,发出异样的声音被喷到炉子里去。
从炉子侧面的小孔,我看到了里面的情形。炉子里,是饮恨待死的被害者正在痛苦挣扎的场面。当炉子里充满雾状瓦斯气时,老头就点燃一根火柴扔进炉子里。炉子里立刻传出来对这个刽子手的愤怒与憎恨的叫骂声。我们眼看着炉子里的人影被火焰包围。褴褛的棉衣很快烧光之后,火焰把皮肤和肉都烧着了。重油粉雾的浓度增加之后,那火焰好像也发出了呻吟声,从肉又烧到了骨头。火焰把两具人体烧完之后好像还不满意,火舌又向四周的耐火砖舔去。
那白痴老头龇着牙笑着看完这一切之后,又把开关一拧,马达声停止了,炉盖打开了。
呜——呜——炉子旁边又用担架运来了两个呻吟着的中国人,也许,他们在呼叫着自己亲人的名字吧。我的神经已经处于亢奋状态。把他们也炼了吗?好,来吧,再炼一炉好啦!这是人间地狱,活人的炼人炉,几分钟就是一炉!炉盖打开以后,我把一个大圆匙伸进去清扫炉底。掏出来的骨灰,都被扔到附近的煤渣堆上了。
在四平郊外建立了杀人工厂的日本帝国主义,唯恐这些秘密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后不久,就把这座工厂的实验场不留痕迹地完全毁掉了。
啊!这是多么惨无人道啊!在这场所谓的“八纮一宇”、“圣战”的幌子下,隐藏着何等残暴的行为啊!没有一点人类良心的魔鬼,这就是皇军的本质啊!
直到今天,我一回想起当年的事情,就浑身战栗,心里充满了深深的忏悔。
我现在憎恨战争!我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漂洋过海到外国去残酷无情地屠杀那些无辜的人们呢?难道以天皇的名义做出这些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禽兽的行为,就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吗?
人类社会应当是和平的,人类社会应当是幸福的。
今天,当我看到,在中国已经广泛地建设起来真正和平幸福的人类生活的时候,我更加由衷地憎恶战争。现在,战争的恐怖又笼罩在人们头上了,当我知道那些战争贩子又在玩弄原子弹的时候,我不能默不作声。我要大声疾呼,请大家都来看看我所走过的战争的道路吧!
作者自述简历:
我生于1909年7月10日,是宫城县的一个农民的次子。农蚕学校毕业后,在家从事农业。征兵开始后,我志愿当了宪兵。1931年4月,我参加侵略中国东北,先后驻扎在奉天、大连、旅顺、四平、长春等地,犯下了滔天罪行。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我当了苏军的俘虏。1950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被移交给中国。由于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宽大政策,我又活了下来。我在战败时,是宪兵少尉,担任四平宪兵队梅河口宪兵分队长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