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何兆武——时为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

张定华——时为西南联大联历史系学生

李之楠——时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

李　佩——时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

徐守源——时为云南大学政经系学生

沈善炯——时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生

闻立雕——闻一多之子

编导手记

我有幸拜访过五四时期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曾与30年前带动了整个社会觉醒与回归的各个领域的风潮人物在节目中促膝长谈，作为80后，能够在前辈们身上汲取力量，并从中受益，我感觉很幸运。

“观中国‘五四’之后十几年的历史，我们不由得想要哀叹中国是何其的不幸，为何有这许多凶狠残忍之恶狼环顾四周？而看中国精英们在这十几年里为国家，为民族殚精竭虑，斩荆披棘，我们又不由得感叹中国是何其的幸运，若非如此，短短十数年间焉得这许多无双国士？”

这是整理资料时看到的一段文字，它让我的心犹如针扎般疼痛，这其中还夹杂着些许伤感和悲凉，那天正好是清明节。

2010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师相继离去，他们的学术，文化，精神，会不会随他们的远去而消亡，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还会记得他们的成就，思想，良知，甚至于他们的争议。

以前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闻一多的一生是个悲剧，作为一个学者，学术是他的终身事业，但最终他却为政治所缠绕。在诗歌《红烛》中，闻一多曾经期望诗人能有红烛一样的境界。最终他如自己向往的一样，在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中，燃烧了自己。

回首闻一多在抗战时期走过的路，却发现他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注定要与整个国家的时代风浪休戚相关。家国天下的情怀是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而热情浪漫的闻一多则表现得更为强烈。

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迫使钱穆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1939年钱穆完成的《国史大纲》一书中始终贯穿了这种思考，最终凝成这部充满士人自觉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钱穆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们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血战前行。

写下编导阐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索：“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很喜欢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的一段文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斯许也。”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是闻一多创作于1923年的诗歌《红烛》。

一年前的1922年，他于清华学堂毕业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按清华规定，公费留美的学习年限是5年，但闻一多只学了3年，便返程回国，因为他无法忍受种族的歧视。那时候，闻一多每隔几个月就会给远在中国的妻儿寄信，在信中，他多次提到我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传统的文化、历史、政教、礼俗、美术，除了不会制造枪炮杀人之外，有何者不如其美国，却被他们这样歧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写下诗歌《红烛》两年后，闻一多踏上了回国的路程。他脱下西装，换上长衫，从此潜心研究学问，不愿过问世事。

战火中的再一次离别

世事动乱，1937年，抗战爆发了。回国后一直潜心研究学问的闻一多没有料到，他那平静的学术生活这么快被打破了，历史的阴影与现实的悲痛，沉重地笼罩在闻一多的心头。

1937年仲夏，在北平西城的一座小院里，借着微弱的烛光，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给远在湖北探亲的妻儿写下了一封家书。他告诉妻子，自己看书看不成，写文章也写不成，因为天空中有日本飞机的轰隆声，地上有日本人进攻的大炮声，弄得他心烦意乱。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了。日军的炮声在北平响起，很多地方被炸，连接北平和汉口的平汉铁路也很快中断。闻一多一家人就这样被突然而至的战争分割两地。

闻一多的妻子非常着急，担心还在北平的丈夫的安危，她无法想象如果北平被占领，那里的群众将会受到怎样的残酷迫害，而闻一多却认为再过十天半个月，最多个把月，问题就会解决。然而现实与闻一多的期望正好相反。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带着另外3个孩子，闻一多离开了北平。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一天，他们在火车站正好碰到了臧克家，臧克家问闻一多：“闻先生，你的那些书呢？”闻一多回答说：“国土都一片一片地丢失，我那几本书算什么！”

就这样，闻一多舍掉了房子和藏书，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孩子们离开了北平，躲过纷飞的战火，在武汉与妻儿团聚了。

战争虽然残酷，战乱年代虽然生活艰难，但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而此时，在北平沦陷后，天津也遭到了惨烈的轰炸。

1937年7月29日，在完成了武力的占领后，日军从这一天起，连续两天对天津南开大学以及所属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进行轰炸。7月31日，日军又一次轰炸南开，百余名日本骑兵、满载汽油的数辆军车开进学校，到处纵火。与此同时，中国其他的学校，也遭遇着与南开同样的命运。

其实早在1932年，上海几所重点大学和汇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在日军轰炸中被摧毁。一位日本军官用一段文字道出了轰炸的初衷：

如果我炸毁中国闸北的几条街，中国人半年一年就把它修起来，只有炸毁商务印书馆，中国人就不得翻身。

这不禁让人想起二战期间英国和纳粹德国的不成文约定：英国不轰炸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德国不轰炸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力求“脱亚入欧”的日本却没有把这个文明的习惯学过去。

敌人很清楚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才把学校作为轰炸的重点目标。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在日军频繁的轰炸中，全国108所高等学校，受到破坏的有91所，北平许多校舍沦于敌手。在战火中备受重创的各大学校为了保住学校的资源，挽救中国的教育，最好的选择就是往内地迁校。

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这是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之后的再一次联合。这一年，很多教授和学生陆续踏上了前往西南联大的路。无数的图书和仪器也通过船只从沦陷区运出来。长江纤夫以血肉之躯，拉着一艘艘满载书籍的货船，一步一步艰难前行。日军轰炸过后，数百名纤夫倒在了前进的路上，勉强支撑着没有倒下去的人们，又继续挣扎前行。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一路上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挽救民族未来的事情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心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有帮忙运书籍仪器的，也有资金捐助的，师生们和群众克服困难，一路坚持，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昆明。但是在即将开学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却摆在校长梅贻琦的面前：教师不够！梅贻琦想到了闻一多。但是这一年，闻一多正在休假，梅校长希望他把休假推迟一年，先到西南联大教书。

离乱的时代，一家人能够相守，是每个人最大的愿望。闻立雕老人说：“战乱时期父亲又要走，把五个孩子、一个阿姨，全交给我母亲一个人照顾，所以她不同意。”走与不走，闻一多面临抉择。就在这时，在武汉教育部任职的好友顾毓琇向闻一多发出邀请，让他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立雕的母亲听说后就心动了，她认为教育方面的工作适合闻一多的性格和要求，而且教育部就在武汉，离家很近。但闻一多面对这份好差事却坚决不干。闻立雕说：“这不是让他当官嘛！他不喜欢干的事情，如果偏要叫他干，他就干不了。结果把我母亲惹火了，不理他了。”

尽管这样，仍然无法阻拦闻一多离开。旧历新年的前夜，面对着渴望与他一起生死相依的妻儿，闻一多毅然选择去昆明。

与父亲的离别之夜，至今历历在目，闻立雕老人说：“那天半夜里，我父亲把睡着的孩子一个个叫醒，说他要走了，他心里也有了离别之情，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这次出远门，要到云南昆明，几千里以外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和儿女们见面。他看看我母亲，我母亲却扭过头朝一边，不理他。看到这个局面，我父亲心里难受得话也不说了，就走了。”

草房子组成的大学

身后是蔓延的战火，前方是未知的西南边陲，从异乡奔向异乡，一路上景象凄凉。所幸终于安全到达昆明。目睹了人们的疾苦，闻一多蓄起了胡须，发誓抗战不胜决不剃须。

1938年4月28日，在战争中颠沛流离了将近大半年的师生们，终于到达了云南，开始了战火中的学习。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是艰苦的，刚到昆明时，由于学校房屋紧缺，他们最初只能借住在云南的一些大学里。张定华当时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她回忆说，学校的房子都是泥坯做砖盖起来的，教室是铁皮，学生宿舍是草皮顶。下大雨时，雨水滴在教室的屋顶上，当当当地响。有时候铁皮屋顶也漏雨，即使外面不下雨了，教室里面还在滴水。同学们坐的都是木头椅子，漏雨时就拉开个空。

李之楠是经济系的学生，对学生宿舍的拥挤深有体会，他说：“一间屋子里，几乎要睡几十个人，床与床之间挨得很近。”李佩也是经济系的学生，她说，两个床之间，有几个煤油箱摞着用来摆放东西，用来坐的凳子，往往也是一个煤油箱。那时候没有玻璃，窗户都是在木框上糊纸，教室也是纸窗户。

学校的院子很大，但是学生们每天去上课，都要走过一片坟地。到晚上，李之楠和同学们从图书馆回宿舍，都感到非常害怕，因为那个坟地阴森极了。关于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曾说：“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的确是这样，西南联大的大师很多，大楼却一座也没有，都是茅草房子。

那时候，学生都是自己选课、选老师。老师们给学生留下的印象都十分深刻。

何兆武是1939年秋天入大学的，就在1939年8月底，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何兆武当时觉得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他对这个挺感兴趣，所以选择了学习历史。他记得钱锺书先生讲课，好像有点玄虚，他绕着圈子讲，只提示一下，不会直接点出来，懂不懂就看学生自己的悟性了。

生物系学生沈善炯说：“陈寅恪先生讲课，会讲许多课上不能讲的东西，学生们都听到了。我听陈寅恪先生讲过一句话，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史系学生张定华说：“朱自清先生个不高，戴着眼镜，我们考试的时候，他甚至站到桌子上监考。他觉得抗日战争那么艰苦，我们在这念书，一分钟都不许错过，一定要好好地念书。”

学生们并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据生物系学生沈善炯回忆，那时候图书馆位置比较少，很多西南联大的同学都去茶馆，在茶馆里泡壶茶念书，一直不走。

开学没多久，何兆武和同学们，就被一位戴眼镜，穿蓝布大褂，留长长胡须的先生深深吸引。何兆武老人说：“那时候都是土房子，有窗户，但是没有玻璃，同学们都是趴在窗子上听他讲课。”

何兆武和同学们后来才知道，这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先生，就是闻一多。

学生们曾这样描述闻一多上课时的情景：他往往等到黄昏，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

对父亲闻一多的讲课风格，儿子闻立雕和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一样了解。闻立雕老人说：“他坐下，掏出烟来，问同学们哪一位抽？同学们当然都不敢抽，就和他客气。然后，他就划上火柴，点着了烟，抽上一口，喷出烟雾，在朦胧的黄昏里，闭上眼睛给大家念‘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

闻一多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学校跑。

1938年，闻一多的妻子带着孩子，从武汉来到昆明，目睹了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真实境况，妻子对丈夫的责任理解至深。闻立雕老人回忆说：“我父亲正走了一路挺累了，但是老远一看，我妈妈在村头等着呢，我小妹妹赶快跑过去，叫爸爸！他一下子就忘记了疲惫劳累，显得心情很舒畅、很轻松。”

1938年9月28日，宁静的校园生活，又一次被日军的炮火打断了。空袭警报拉响，学生们都跑出学校，刚跑到学校门口，紧急警报就拉响了，这表示日本飞机马上就要临头。何兆武说：“全校的师生员工一共有1000多人，加上附近的居民，好几千人聚在一起，那时候非常慌乱。” 在一片慌乱中，60岁的梅贻琦先生却拄着拐杖，不紧不慢、方方正正地走，还总是疏导学生，叫他们不要拥挤慢慢走。因此，何兆武一直对梅贻琦先生十分佩服。

在那次日机轰炸中，李之楠逃过了一劫。老人说：“我眼看着飞机在背后追上来了，清楚极了，他们拿着机枪嗒嗒嗒地扫射。这时，我看见前面正好有一个小坑，就一下子趴在坑里，子弹就从我的头上打过去，落在我的脑袋前面。”

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从那之后的日子，这所承载着中国未来与希望的大学，又一次成为了日军重点轰炸的目标。何兆武老人回忆说，“每一次都是27架飞机来，3架呈一个小品字形，是一个小队，3个小品字组成一个大品字形，就是一个中队，3个中队，就是27架，变成一个大队。他们每天都来得很准时，总是早晨10点钟。”

1940年10月13日，联大遭到轰炸，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云大与师院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联大的办公处、女生宿舍门窗破倾，瓦砾尘土堆积，众人惶惶无所归宿。

轰炸后的第三天，晚7点到9点，吴宓和学生们月下团坐，开始了《文学与人生理想》的讲授。吴宓纵横今古，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面对死亡，他提倡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的积极人生态度。

安宁的环境已不存在，教学却没有因此停顿。炮声、飞机轰炸声，不断在耳边响起，许多学生都怀揣救国思潮用功读书。为了躲避轰炸，许多教师将家搬到了近郊。张定华老人说：“老师们来去都是用马车，有些马车有棚子，有些没有，因为是小马。”为了躲避日军频繁的轰炸，人们躲进了防空洞，但在这里，他们也没能找到片刻的安宁。在一次轰炸中，华罗庚一家所在的防空洞被震塌，华罗庚大半身都被埋在土里。大家用手慢慢地刨，因为不敢用工具，怕伤到了华罗庚的身体。华罗庚终于被大家齐力救出。

防空洞垮了，华罗庚一家没有地方住。正当他为去处犯愁的时候，闻一多伸出了援助的手，邀请华罗庚一家六口人，搬到自己那间并不宽敞的房子里。闻立雕老人说：“我们家八口人，本来住上面两间，一个耳房，还有一个储藏室，非常拥挤。”

在只有16平方米的小屋里，闻一多一家八口人，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六口，住屋子西头，为了不互相打扰，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为了节省空间，闻一多用4个肥皂箱临时拼起来一个写字台。在简陋拥挤的小屋中，闻一多取得研究《九歌》的重要学术成果，华罗庚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堆垒素数论》。

后来，华罗庚写了一首七言小诗，真实描绘了他和闻一多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2年的冬天，随着战火的蔓延，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生活越来越差。很多教授的家属，冒着严寒，开始在昆明的街头卖起了糕点。李之楠老人说：“教授们的孩子，甚至还不到10岁，就让他们到菜市场，捧着盒子卖月饼，做生意，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又难受又很惊奇。”而学校里的饭团，实在吃不下去，因为饭里面有沙子，咬一口就嘎嘣嘎嘣的。那时候，几乎天天都吃一种管儿菜，就是一种在河边上的空心菜，也叫蕹菜，这个菜大伙一抢就没了。

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因为孩子多，生活十分拮据，冬天冷的时候，他只穿一件蓑衣，既御寒又可以做雨衣，对此他有诗云：

闭门拼子守穷悭，

车马街头任往返。

为养活一家八口人，闻一多用尽了所有积蓄，不得不靠典当为生，寒冬腊月，昆明的气温已接近零度，闻一多却不得不将那件唯一能御寒的大衣，送进了典当行。闻立雕老人回忆说：“父亲回来以后，我母亲一下子火了，全家人就靠父亲了，他要是冻坏了，我们全家人靠谁去。所以他是重点保护对象，后来母亲急了，就让我大哥赶快去城里，硬是把这件大衣又取回来。”

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大衣又一次被送进了典当行，最困难的时候，闻一多甚至将自己的藏书拿出来典卖，即使这样，他也无法让一家八口得到长久的温饱。闻一多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他说：“闻先生，你这个老大正在念书，他的生活费我包下来，包到他大学毕业，找到工作，能够维持生活为止。”然而，对于朋友的好心帮助，闻一多坚决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能让别人来养活。

拒绝了朋友的帮助，面对着断炊的不利处境，闻一多不得不依赖挂牌治印来维持生活。他对妻子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有。”刻图章没多久的闻一多，就磨出了一个豌豆大的手茧，妻子看了之后很心疼，就用毛线把整个刀柄缠起来，虽然这样对手指好了一点，但是后来闻立雕看到父亲写字时手都有点发抖。

有一次，儿子闻立雕，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是不是发国难财，沉思了很久后，闻一多只说了一句话：“立雕，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夜以继日的伏案写作，是闻立雕对父亲的最深记忆。他说：“更多的时间是，父亲一个人在屋子里头，桌子上铺开自己的手稿，搞点学术著作研究。”

或许，将山河破碎的苦闷，化作微弱烛光下凛冽的文字，这不仅仅是一个青衫文人泣血的呐喊、希望的寄托，也是他所能坚守和捍卫的信仰与精神的战场。

为万世开太平

1945年8月15日晚上，徐守源和张定华正在看电影，突然电影停了，出现一行字幕：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国发表广播声明，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协定》，无条件投降。胜利的消息立即使大家疯狂起来，张定华回忆说：“不管认识不认识，大家都互相笑、点头、握手。一会儿工夫，就有人拿来炮仗，放起来，还有人喝酒，高兴得摔酒瓶。”

那天，闻立雕正在城里，街上的报童大声叫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那时候收音机还不普及，闻立雕心想父亲大概还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飞奔回家。

当孩子们怀揣胜利的号外，匆匆奔向家里报喜时，却不见了父亲的踪影。原来，闻一多去履行他的诺言去了，理发师傅对他说：“哎呀，老爷子啊，你这个胡须这么好，可惜了吧。”闻一多说：“不可惜，抗战胜利了，刮掉！”刮掉胡子的闻一多，突然从一个老头变成了中年人，学生们看着都不认识了。

1946年5月4日，联大正式宣布结束，师生们陆续离昆北上，闻一多和家人也欣喜地为北归做着准备。1946年5月7日，闻一多带全家人到宿舍门口，为先行回京的吴晗送行，握别时他对吴晗说：“回到清华园，先去看看我旧居的竹子，看长得多高了，我们北平再见！”

八年动荡岁月中，哲学家冯友兰在乡村的油灯下，完成了他的著作“贞元六书”，在该书的序中冯友兰写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也。

而那时还是学生的何兆武在自传《上学记》中，曾经这样描写：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部分学术成果：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中国佛教史》

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金岳霖《知识论》、《论道》

钱　穆《国史大纲》

郑天挺《清史探微》

陈序经《文化学系统》

潘光旦《优生原理》、《性心理学》（著译）

罗　庸《鸭池十讲》

朱自清《诗言志辨》、《经典常谈》、《新诗杂谈》

王　力《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冯　至《歌德论述》、《杜甫传》

吴征镒《滇南草本集》

沈从文《湘西》、《长河》

华罗庚《堆垒素数论》

吴大猷《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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