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施亚夫——时为汪伪三十四师参谋长

马　骏——时为汪伪海军，后为新中国抚顺舰舰长

彭施鲁——时为抗联第二路第四军留守处主任

易庆明——时为暂编五十一师一五一团二营五连上尉连长

任旭东——时为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基干团九连连长

恽前程——时为南通清乡区行动大队副中队长

张旭初——时为江苏省沭阳县儿童团员

洪　炉——时为江苏泰兴县某村村民

王智民——时为山东蓬莱青年救国会会长、民兵指导员

卢连峰——时为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一军战士

左　勇——时为新四军三师第八旅作战参谋

陈海峰——时为“江抗”情报站副站长

编导手记

之前对伪军没有深刻的认识，只觉得他们可恨，是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国家的人，是一群软弱的懦夫。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伪军，就是汉奸。

想了解伪军并不容易，至少目前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承认说：是的，我曾经是伪军。于是只有求助于仅有的一点资料和书籍。

台湾有人专门研究了抗战时期的伪军，是一篇博士论文，书名叫《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此后，得知了一些鲜有人知的信息。

比如：1932年日军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时，并不想建立伪军，因为怕控制不了这支由中国人组成的队伍。所以那时许多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国土上，兴起了一个叫“治安军”的队伍。其实就是日本扶植的当地武装。直到1938年后，日本为了削弱中国军队的实力，才大力收编中国军队。但是，毕竟“和平共荣”只是个幌子，日军和伪军之间实则存在着相互控制和相互提防的“潜规则”。

当看到照片上，还没有枪高的十几岁的孩子、未脱稚气剪了短发的少女，都穿着伪军的军装，持枪敬礼的时候，不由得想探究，伪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参加伪军的人，当时是何种想法？

于是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答案。

这其中，有的农民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种，好不容易积攒了田地、牲畜、房产，日本人来了，他舍不得土地田产，不愿远走他乡，便留下来投靠了日军。

有的是当地的地痞恶霸，和日军合作。

有的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被日本人打，索性就投降当了伪军。

还有汪精卫此等“曲线救国”的原国民党党魁。

总之理由多种，竟在抗战结束后，使得中国的伪军有百万之巨。

我们曾经有机会采访一个在“伪满洲国”当过伪军的老人。但几次邀请后，老人还是拒绝了，因为他的儿孙还在，他不想让自己的后人抬不起头来。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当过伪军，虽然他一直坚称自己不是汉奸，加入的只是“满洲国的军队”，他没有出过当时“伪满”的“国境”打自己的同胞。但这些依然让他至今不敢承认自己曾经的身份，终身不安。

当年杀抗联英雄杨靖宇的三个叛徒，两个至今还活着。有记者曾分别找到他们，当他们看到当年合影后，同样立刻认出了其他两人，并用最难听的语言咒骂他人的不义罪行。可是当谈到他们以前的叛徒身份时，二人皆不承认。

否认，也许比承认更能说明他们的态度。

不论是承认还是否认，对于那些没有被清算的汉奸来说，肉体上的刑罚可以躲过。活着，才是对他们心理最漫长的惩罚。

香烟误：情报被“抽”掉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就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刻，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突然出现在越南河内，并发表电报，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此举一出，全国哗然。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一成立，其军队组建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汪精卫想要组建一支“和平反共建国”军，其鲜明的目标就是“和平、反共、建国”。时任汪伪三十四师参谋长的施亚夫在第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时候，就大胆地向他提问：“反共不能和平，这两者是不是有点矛盾？”汪精卫没想到有人会讲这种话，觉得挺新鲜，发现施亚夫这个人不错，有点胆量。施亚夫说：“汪精卫这个人是很精的，谁要是在他跟前过分滑头了，被他发现就不行，得要有点胆量才行。”

汪精卫伪军后来改名为“和平建国军”，也许与此次二人的对话有关，当然，也许无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让汪精卫牢牢记住了施亚夫这个人。

汪精卫对这个年轻的参谋长印象很好。

在之后的时间里，施亚夫凭借上司的赏识和自己的能力，在苏皖边区汪伪三十四师成功地站稳了脚跟。他回忆说：“汪精卫的小舅子和我很好，他的儿子也和我很好。有一次，舅舅跟外甥有矛盾了，闹意见不回家，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也没办法，于是要我出来调解，我就把这关系给调解好了……所以和他们越来越熟悉了。”

汪精卫很信任施亚夫，而且很欣赏他的胆识和才华。令汪精卫想不到的是，这个能帮助他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小老弟，还有另一个身份——共产党！其实施亚夫在1928年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41年，已经都是老党员了。

1941年，施亚夫利用手上的小股部队，谎称8000人，自封为伪七师师长。不久，一个自称汪伪政府少将的人登门拜访了。施亚夫回忆说：“汪精卫的参赞武官来检查，我的部队根本就是空的，他要看花名册，盖在花名册上的图章，有些是临时在上海伪造的，用伪造的图章一盖，看着像真的。”

施亚夫成功地骗过汪伪政府和日本人的审查，于是才有了后来汪精卫的赏识。深入敌人内部传递情报是施亚夫的一项工作，为避免被发现，情报一般只用口头或暗号传递。有一次，鬼子要搞大扫荡，施亚夫得知后，让情报员用一支香烟代表一个班，整盒香烟代表鬼子的大部队，把情报送出去。结果，香烟送过去以后，却被不知情的人分着抽掉了。后来鬼子来大扫荡，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发出情报，施亚夫就此得到一个极大的教训。

情报工作做得好，八路军才能少牺牲，一次过鬼子据点时，八路军小战士任旭东，见识了地下工作的厉害，因为那一天，任旭东的队伍以零伤亡过据点。他们事先就和地下人员都联系好了，有引路人员、侦察兵，还有碉堡里的伪军。否则，当部队过据点时，伪军一开枪，附近的日本鬼子就来了，部队就过不去。

随着施亚夫老人的回忆，我们不禁想知道，伪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有什么特别之处？

“好歹能挣点钱养家”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在《处理满蒙问题纲要》中规定：不允许新国家的陆军存在。但由于东北的抗日力量壮大，伪满不得不建立“兴安军”。之后日军的政策是以华北五省“自治”为目标，以维持治安为目的。这些不需要作战的伪军多以“保安队”、“伪警察”的面目出现。

1938年武汉会战前，日本改变了原有政策，改为“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在各地方设立伪政权，组织“治安军”。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日本同样限制其军队人数，改称“绥靖军”。施亚夫回忆说：“一部分人是没有组织、自发地抗战，国民党觉得收编他们不行，于是他们最后走了伪军这条路；另一部分就是工人，其中少数是被日军俘虏过来的。”

在华日军对各地政策不同，导致伪军的组成人员各有差异，在伪满日军颁布了强制征兵规定，满19岁的壮丁，需入伍服役3年，除投降的部分东北军，伪满军队中也有少数抗联叛徒。彭施鲁时为抗联二路军第四军留守处主任，90多岁高龄的他回忆道：“在困难的时候，情况不断变糟的时候，叛逃是很难避免的。杨靖宇的部队受损失，就是因为有叛变的人，是一个师长，这个师长叫陈斌，他投降日本以后，带着日本人拼命地打我们。”

随着战事的发展，一些国民党正规军，在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原则下，投降日军。1941年，国民党少将参议林建五曾公开表示：

敌后坚持确实不易，必不得以时，可以考虑投伪问题。

此外，一些与蒋介石不合的“杂牌军”为保存实力，也举起了降日的白旗。

恽前程老人说：“伪军从国民党部队出来，名义上叫曲线救国。原来在国民党中，他们的任务是反对共产党，叛变之后还是反对共产党。因此，同日本人一起，三家集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

伪军虽然成分复杂，但数量是惊人的。据统计，中国是“二战”期间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国军队数量的国家。伪军充分体现了亲敌性，对待百姓和八路军更加残忍。

八路军战士王智民曾亲眼见过，和他共同战斗过的11位同志，被捕后如何被残忍杀害。王智民老人表情痛苦地描述着那一幕惨状：“先把人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手臂拉平，用手指头那么粗的大铁钉子，穿透掌心，钉在城墙上；两条腿呢，用铁丝给绑起来，钉在城墙上；两个锁骨，用铁丝穿透了拧成个扣，挂在城墙上；两条大腿的内侧和两腋下，绑上4支大蜡烛，点着，就那么烧，烧得人身上都往下流油，最后这人给活活烧死了。”

据1946年统计，仅鲁西北一地被日伪军杀害者就有47335人，被暗杀者1518人，由于日伪军导致的病残致死者，为319162人。

从1941年开始，日军和伪军针对共产党制定了“清剿”对策，主要在华中地区由伪军来执行。“清乡”行动让当时还是孩子的洪炉，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中秋节。这一天，伪军来到洪炉所在的村子搞“清乡扫荡”，一种不正常的声音吸引了待在家里的洪炉，他往后门外一看，结果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我往后门一看，半个村子都是火。”洪炉说。看到村子着火了，他马上喊人救火，这一喊不要紧，把伪军的枪声喊来了。

那一天正好是中秋，泰兴县一个小村庄的人们没有月圆，家破人亡是那个中秋留给人们的惨剧。

折磨中国人的伪军，老百姓又叫他们“二鬼子”，抗联战士卢连峰所在的部队，曾经狠狠打过“二鬼子”。那一次，抗联部队事先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知道伪军要来。卢连峰回忆说：“我们就在那个山上埋伏着，我们在那儿蹲了两天。他们的骑兵一来，我们就开打。”抗联部队一下子冲上去，把伪军第四教导队100多人全部俘虏了。卢连峰说：“其中四五个日本鬼子全部杀掉，其余的中国人，那些伪军，都被扒光衣服放回家去了。”

在新四军左勇的印象中，伪军的战斗力不行，他们胆子小，只会趴在地上打仗。左勇说：“尽管我们的装备差，但是和他们一接触、一近战，就把他们消灭了。他们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往上一冲，就把他们的队伍冲散了。他们爱逃跑，好几次打仗我们光追击他们，就把他们的队伍追垮了。”

伪军的战斗力低，除了不是正规军外，还在于日军对伪军处处提防，日军对伪军的枪支、弹药和重武器的保有量有严格的限制，而且每个班都配有日本人，监视伪军的举动。施亚夫回忆说：“日本人把中国人关起来打死，所以伪军对他们也不是绝对相信的，不保险，要防范。”

一个夏日的夜晚，时为暂编五十一师上尉连长的战士易庆明曾经和一个汪伪士兵在战地上说过话。在易庆明的记忆中，这个汪伪士兵还是有点良心的，他回忆说：“这个兵大喊，我是中国人，你别打中国人，别打中国人。我说，你为什么打我们呢？他说，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不打你们不行，我们只能在打枪的时候，瞄得高一些，不像你们有本领，能瞄得准。我说，你们不知道调军去倒戈一击吗？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加入侵略者的军队？八路军战士任旭东也曾问过被俘伪军同样的问题。他说：“他们不讲民族气节，只讲自己的福利，能吃饭，伪军好歹能挣点钱养家，而八路军没什么军饷，连饭都吃不饱，连衣服都穿不上，生活很艰苦，所以他们宁肯去当伪军，也不愿意当八路军。”

曾经打入敌人内部的恽前程，当时是南通清乡区行动大队副中队长，他通过和伪军相处，找到了另一个原因。他说：“就我们部队来说，当时一些人挂着伪军的牌子，心态很无所谓。这些人害怕离开家，不用离开家，发的钱还多一些，他们觉得很好，被收编了也无所谓。”

一个青年的海军梦

每个伪军加入伪军队伍的理由和想法都不太一样，伪军部队的组成人员也非常复杂。汪伪政府的部队多数由投降的前国民党军队、地方散兵、兵痞、帮会人员等组成，但是它也有正式的征兵法令。

就在施亚夫和汪精卫第一次见面的这一年，一个叫马骏的年轻人，听到一件让他感兴趣的事儿——汪伪海军正在招募海军。马骏心想，先去干海军吧，干好了就干，干不好再去重庆当中央军。

当海军并不是马骏心血来潮，小时候他就有过这个念头。他的舅舅曾在张学良的队伍中当过海军，每次回家时都穿着神气的海军服，这让童年的马骏羡慕不已，从此马骏便有了做一名海军的想法。

对于当时为什么会去考取汪精卫的部队，马骏坦言：“那时候满脑子这个，用现在话讲吧，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候就是想升官发财。”马骏小时候念过私塾，他认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大丈夫应当做的事情。大丈夫不能就这么一生平凡，窝窝囊囊地死了。所以当时他想的是，考取海军，干好了以后可以光宗耀祖，自己也可以青史留名。

一个伟大的梦想，却让一个年轻人成为伪军，在年轻的马骏心中，梦想的光环似乎让他忽略了实现梦想的方式，而对于为这个梦想所付出的代价，他也并不能预见。

加入汪伪海军有严格的考试，除了考海军常识以外，每个人还要做一篇文章。马骏在文章里表达了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愿望。

最终，马骏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汪伪海军，开始了正式的学习和训练。马骏回忆说：“上午在课堂，下午在操场。上午的专业课有分科，水兵科、轮机科、炮科，等等。中午严格训练游泳，一个半小时，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浪大，都要赶下水去，这是正式科目，每天一次。”

马骏所属的军队属于汪伪政府的正规军，接受的是日本式的训练。马骏不知道当时的这些训练在以后会对他有何帮助。他回忆说：“中国班长也用日本那套，士兵不行就打，日本人管那种打叫‘东洋鬓’，拳头打到脸的两边，叫做‘给你一鬓’。”

经过了严格的训练，马骏正式成为汪伪海军的一员，在荣城的据点驻防。那里有一个小卖铺，马骏和几个战友经常过去买些花生米、糖、酒等食物，不久就和小卖铺的老板熟了。马骏说：“熟了以后我们就经常闲谈，他谈到根据地怎么怎么好，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怎么怎么好，如果我们去那里，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也可以回家，把枪带过去还有奖励。”

在小卖铺老板的宣传下，马骏和战友们有了去当八路军的想法。

不过几个年轻人的保密工作做得并不好。被发现以后，一个小队长带着3个人来到了马骏站岗的岗楼，用枪指在他和战友的脑袋上。

投奔八路的计划失败了，被捕后的马骏等人被扔上船，驶向刘公岛监狱的方向。在船舱里，马骏和战友们都商量好了，谁也不能说自己想当八路军，统一口径说是因为吃不饱，所以不想干了，想回家。马骏说：“到刘公岛过堂就问我们，大家都是这一个口径，虽然受刑了，但也挺着不说，说了就死了。”

马骏不知道，在他朝着光明奋勇前进而又不幸落难的时候，整个伪军内部也在发生着寂静而又不容忽视的变动，只等被激化的一刻的到来。

共产党在伪军内部的思想渗透，像马骏一样的年轻战士的思想动摇，再加上伪军本身成员复杂，整个伪军的思想支离破碎，严重影响了伪军的战斗力。面对这些问题，日军加紧了对伪军的思想控制。

1940年，汪精卫在宣传中日亲善的演讲中说：现在共忧患，将来才能够共安乐，我在新年的时候高呼：新国运动万岁！新东亚建设万岁！中国自由平等万岁！东亚解放万岁！

施亚夫说：“实际上不可能共荣，因为根本没有平等，在战场上，日本人的营长指挥我们的团长，这就根本没办法平等。”

实际上，日军和伪军不仅不能达到平等，甚至对伪军相当残忍。易庆明在和日军的一次正面冲突中见识了日本人对待伪军有多残忍。老人回忆说，日本人作战不要伤兵，只要是负了伤、走不动的，他们就把汽油淋到伤兵身上，点燃了烧死。他曾亲眼看到一个伤兵向日本军官跪地求饶，大声喊：“太君，太君，我还能够打支那兵，你就别烧我。”

日军对待伪军的残忍高压政策，让很多伪军士兵都无法忍受，而这恰恰给共产党创造了有利的机会。新四军战士陈海峰的主要工作是争取白皮红心的维持会长。“白皮红心”是一种比喻说法，白皮指的是表面上忠于国民党，红心指的是内在倾向于共产党。那时候，能够争取的人就争取过来做两面派，陈海峰说：“我们教育他们，不管对待日本鬼子是白的还是黑的，但心应该是红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争取过来以后，他们主要在日本鬼子那里，但是他们给我们送情报，敌人在哪里增加部队了，日本鬼子最近要扫荡，准备调多少部队来，扫荡哪些地方。我们就都知道了，就可以准备了。”

1944年11月5日，刘公岛上的汪伪海军，因不满日军欺压和差别待遇，在练兵营卫兵队少尉队长郑道济、上士班长连城等人的带领下起义。此时蹲在监狱里的马骏，趁机逃了出来，投奔八路军，他终于找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马骏回忆说：“起义完了，我们逃出来以后，连城告诉我们，如果这次不起义，不把我们弄出来，我们几个人就被枪毙了。我们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要被枪毙的。我们几个人捡了条小命。”

马骏到了根据地以后就开始学习，教导员每天早晨讲共产主义。教导员告诉他，共产主义实际上有许多内容和“三民主义”是一样的，“三民主义”讲民族、民权、民生，共产主义也讲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世界大同。马骏说：“我们慢慢地学，学这些道理，最后就通了。”改编后的马骏成了真正的八路军，他随着部队辗转到东北，解放了一座座城市，马骏自己也由一名班长，成长为新中国抚顺舰的舰长。

一直潜伏在伪军内部的施亚夫除了做情报工作，还暗中发展壮大着自己的队伍，比马骏起义更早的时候，施亚夫接到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叶飞的命令，定于1944年1月11日起义，但就在原定起义日期的前一周，计划不慎暴露，起义需要提前。

1月5日晚上，施亚夫和一个汪伪师长还在赌钱。天快亮的时候，施亚夫的部队集中了，当时如果没有司令部命令，施亚夫就出不了城。于是，正在和汪伪师长赌钱的施亚夫借机说：“算了，今天不干了，明天我再来报复你，把输的钱再赢回来。”离开后的施亚夫叫了汪伪师长的车子，谎称送自己回家，实际上是坐着师长的车子出城。出城时，车子被岗位员挡住，当时施亚夫就大骂：“师长的车子你都认不出来！”最后，坐在伪军师长的车子里，施亚夫一路到了根据地。篝火旁歌声里，施亚夫已脱去伪装，迎接他的将是新的身份、新的明天。

抗战胜利了，伪军去哪儿了？

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日军抽调部分在华军队，许多敌占区主要靠伪军维系。见大势已去，很多伪军从1944年起，开始纷纷撤逃或反水。许多伪军都是因为家里比较穷，没有饭吃，他们去当伪军是为了挣点钱护家，并不是忠心耿耿地当汉奸、坑害老百姓。任旭东老人说：“我们对伪军俘虏，只要是缴枪投降，就表示欢迎。他们大多数还是愿意参加八路军，有些不愿意的，我们就放他们回家，给他们开个路条。如果有人还想当伪军，我们也放他们回去继续当伪军。”

抗战胜利后，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国民党并未在后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国民党内有人认为，这与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诚在日本投降后不主张收编伪军有关，陈诚也因此背负了骂名。其实八路军当时缺乏军费和物资，大部分伪军投降的首选是国民党，更有大量“明八路暗中央”的伪军，先假降八路，再大量叛变转投国民党。可见，并不是所有当过伪军的人都能像马骏一样，从此坚定地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时为新四军的左勇说：“共产党收编的伪军后来全部叛变了，跟国民党跑了。对伪军来说，八路军算老几，人家国民党是国军，全部都是美式装备，我们穿得破破烂烂的，老百姓都看不起我们。”

汪精卫并未看到他建立的伪政府覆灭的那一天，由于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子弹引发的病情恶化，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随着日本队国旗的缓缓落下，清算汉奸和伪军的时刻来到了，从1945年起至1948年，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停止对汉奸和伪军的审判。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有的人因为挺身而出而被赞扬，有的人因为随波逐流而被唾弃。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此项工作主要是由军统特务机构执行。到1945年底，南京市奉命接受了军统局移送的汉奸200余人。1946年4月1日，国民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

据统计，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