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宋锡善——时为国民政府军正部直属炮十团士兵

陈海峰——时为江抗情报站副站长

郭宗凯——时为八路军冀鲁边区运河支队东光县大队战士

王　亮——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连级指导员

阎启志——时为军政部直属炮十团二营五连副连长

编导手记

在战争中，对于一个战士来说，武器就是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战士对自己的武器都是有感情的。在制作本片的过程中，我发现士兵对武器的一种有意思的情感差异，我试图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

美国一位军事专家曾对一位日本军事专家说过：二战期间，如果八路军有跟日军同样的武器装备，三个月内就可以将日军赶回日本。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抗战期间，一个八路军士兵一把土枪、三发子弹，便要奔赴战场，这是需要勇气的，但也是无奈之举。

我们也许看过许多关于八路军赤手空拳缴获鬼子武器的电影。对于小八路郭宗凯来说，他也有电影中八路军战士对一件好武器的渴望，但他获得武器的过程，并没有电影中那么浪漫传奇。为了缴获一把三八大盖，郭宗凯头部负伤、脚筋被打断，排长也因此而牺牲。对于郭宗凯来说，赤手空拳缴获敌人武器的过程，是残酷而血腥的。据了解，由于武器装备太差，八路军战士为了缴获一件武器，往往要以一两个战士的生命为代价。

但对于国民党士兵而言，无论是宋锡善还是阎启志，在他们对武器的表述中，除了战争还是战争。他们并没有像八路军战士那样，能够很直接地表达出对自己武器的那种喜爱。这一点，是我的疑问所在。

剪辑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宋锡善、阎启志等人在讲述“三十二倍十五榴”时，不知不觉都会表现出一种傲气，即使在讲述“三十二倍十五榴”在战争中受挫时，也没有悲伤和气馁。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想煽情的时候不知所措，却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

“三十二倍十五榴”虽然不像倚天剑、屠龙刀那样可以号令天下，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也算得上是最尖端的武器。武器就是因战争而生，更何况是为了阻止日军入侵而特意制造的“三十二倍十五榴”，只有战争才能彰显它的价值。如果把郭宗凯、王亮和他们自己喜爱的武器，比作恋人之间的情感；宋锡善、阎启志等人与“三十二倍十五榴”，则是父子之情。

恋人的情感，常常表露于言语动作之间；父子之情，并不外露却感情至深。我们常常喜欢讲述追求恋人的经历，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但父亲很少会直接说出对自己子女的深爱之情。当子女非常优秀的时候，父亲对外人讲得最多的，是子女的成功案例。哪怕是在讲到不如意的地方时，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依然如旧。

无论上述比喻是否恰当，但我相信，对于一个合格的战士来说，都会对自己的武器充满感情。只是有些情感会表露于外，有些情感则需用心体会！

陇海线上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付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展开了一系列国防建设，1934年春，国民政府花费2088万元，向德国莱茵金属厂订购了24门十五公分重榴炮。

根据“1934年德国军火输华数值统计表”显示，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这一年向德国订购了总价值为3507万元的军火，这也就意味着订购这批重武器的金额约占年总额的近60%。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这批超级大炮非常重视。

由于中国提出炮弹的射程要达到十五公里，所以莱茵金属厂在十五公分重榴炮的基础上，设计使用了三十二倍径炮管，因此这批炮又被称为三十二倍十五公分重榴炮，简称“三十二倍十五榴”。

在20世纪30年代，“三十二倍十五榴”称得上是最新型的现代化武器。它的最大射程为20000米（40里），有效射程为15000米（30里），弹头重100斤，弹头上边有引信，引爆后几乎能够逢坚必摧。

1936年，24门大炮运抵南京，军政部直属炮十团随即成立。对于这批花了大价钱的重武器，蒋介石十分喜爱，各方军政要员们也陆续专程到重炮团参观考察。

1937年8月12日，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一天，十六门被寄予厚望的“三十二倍十五榴”秘密运往上海。8月14日傍晚，上海虹口一带的枪炮声一直没有停歇，国民政府军政部直属炮十团的士兵宋锡善正站在远离战场的某个角落，观察着前方的一栋大楼，那里是上海日本海军司令部。

大楼里的人正在开会，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宋锡善和战友们此行的任务就是摧毁这一目标，而他们所依仗的武器，就是“三十二倍十五榴”。

宋锡善回忆炮轰日本海军司令部时的情景说：“在虹口那个方向试射了一下，很准确，马上转移过来了，转移过来以后，五连一起开炮，一次四发，打得极准。”

确认命中目标后，我军一个加强排的步兵立即发起冲锋。此时，日本海军司令部的院墙大门已经被炸开，战士们很顺利地冲了进去，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隐藏在暗堡里的机枪突然打响，最终这一个排的战士全部牺牲。

战争结束后，宋锡善才知道，“三十二倍十五榴”早已威名远扬，战争还没有开始，日军就已经对海军司令部大楼进行了层层加固。而中国军队发射出的炮弹虽然对目标命中甚多，但因为没有燃烧弹，而难以达到毁坏的目的。

被寄予厚望的超级大炮首次征战不仅没有摧毁敌人的工事，反而使一个加强排的战士因此丧命，这让指挥官们大为失望。但这个消息只在部队上层流传，没有对外宣传。宋锡善说：“那个时候，指挥部知道这些情况，也不说，一说的话影响士气。”

这次战役结束后，日军已经知道“三十二倍十五榴”出现在了淞沪战场上，于是开始用海军舰炮火力和空中优势对这些超级大炮进行打击，最终，16门本可以抵近目标瞬间急射的“三十二倍十五榴”却始终未敢向前沿阵地推进，到最后炮十团竟不得不被分割成连、排使用，以两门炮甚至一门炮去完成一些带有游击色彩的任务。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宋锡善所属的炮十团三营被迫在8日开始撤退。

回忆起撤退时的情景，宋锡善唯一的感觉就是“急”：“撤退时我们大部分都是夜间行动，由无锡到江阴，到江阴后再到南京，在南京也只停了一两天，把营房里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就直接到了武汉。”

三营顺利地撤退了，但团长彭孟缉亲自率领的二营却在撤退中遇到了麻烦。他们撤到方家窑附近的一座公路桥时发现：为了阻止日军追击，先头部队已经在桥上埋了许多地雷，大炮根本无法通过。彭孟缉得知情况后失声痛哭，大声喊道：“中国就只有这一个像样的炮团，怎么办呀？”但为了能够顺利撤退，他最终忍痛下令，将二营的八门大炮推入河中。

因为首次失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三十二倍十五榴”都备受冷落，直到1938年，这些超级大炮才再一次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1938年3月，因为徐州战事吃紧，参谋总长白崇禧想到了这些被遗忘已久的超级大炮，于是急调四门星夜赶往台儿庄，增强那里的防御力量。也是在3月，宋锡善所属的三营四门大炮由团长彭孟缉亲自率领增援潼关。

对于当时的情景，宋锡善回忆说：“咱们去的时候，敌人正在黄河对面那个风陵渡构筑工事，作过河准备。”风陵渡位于黄河东转的拐角，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通要塞，跨华北、西北、华中三大地区之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先头部队没有炮，机关枪打他（敌人），他也不怕，等到我们增援部队去了，一切射击准备都作好了，他还不知道。直到我们对他开炮了，他们才知道我们的大炮来了。”宋锡善说。

“三十二倍十五榴”的突然到来，让渡河的日军猝不及防，撤退后的日军立即用大炮进行疯狂的还击，但他们的大炮的威力和射程远远不够，最终只能放弃，这一次，超级大炮们找回了尊严。

1939年11月，为了对付“三十二倍十五榴”，日军向风陵渡增派了16门重炮，其中两门是280毫米的重型榴弹炮。这种大炮的炮身自重就达30吨，每颗炮弹重达200公斤以上，是“三十二倍十五榴”炮弹的四倍。由于威力太大，280毫米的重型榴弹炮每发射一次，地基就会松弛，炮座也会逐渐下沉，据说当发射到四十至五十发的时候，地基就需要重新整修。

11月3日，日军连续两天向潼关发射了4434发炮弹，潼关几乎被炸平，而经过潼关的陇海铁路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陇海线是连通西北和中原的唯一一条铁路线，战略位置极为重要，280毫米榴弹炮的最大射程虽然不如“三十二倍十五榴”，但强大的火力足以摧毁陇海线。每当有中国军队的火车途径陇海线时，敌人就会发射炮弹攻击，火车被击中后，立刻遭到摧毁。如果没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就算是侥幸“闯关”。所以，当时中国军人把途经陇海线的火车称为“闯关车”。

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要保证陇海线的安全畅通，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

据宋锡善回忆，当时他们是这样做的：途经陇海线的火车要经过一个山洞，火车将要出洞的时候就停下放气，由于放气的声音很响，日寇一听到声音就以为途径的火车来了，就会发射炮弹攻击，而敌人的大炮一射击就会发出火光。所以，只要敌人一开炮，中国军队的炮弹马上反击回去。“三十二倍十五榴”发射的炮弹在敌人的碉堡前面一爆炸，立刻尘土飞扬，敌人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再加上弹片的威胁，根本无暇炮击途经陇海线的火车，陇海线的火车这时就可以飞驰冲过危险区。

失去了空军支持，也没有射程的优势，280毫米重型榴弹炮根本无法攻击“三十二倍十五榴”，而“三十二倍十五榴”却可以对它的火力进行压制，陇海铁路因此得以顺利通车。一年后，280毫米重型榴弹炮最终撤出了风陵渡，潼关的胜利让“三十二倍十五榴”在淞沪战役失利的阴霾一扫而光，炮十团三营从此常驻潼关，他们的超级大炮也被誉为“潼关守护神”。

弹夹里装的是玉米秸

呼——嗞，呼——嗞，火星乱溅

呼——嗞，呼——嗞，钢刀待炼。

叮当，噢，叮当，

打，打，再打几下！

叮当，叮当，噢叮当，杀敌的钢刀，再打！

……

铁花乱飞，再打；

叮当，噢叮当，

钢热欲流，再打，

这是杀敌的钢刀，

叮当，多打几下！

你们在前线上杀，

呼——嗞，我们在这里头打，

叮当，绿的是筋红的是汗，

叮当，噢，叮当，

杀敌的钢刀在炼！

——《打刀曲》

这首载于1933年《文艺月刊》的老舍短诗《打刀曲》充满了侠士精神的浪漫，颇具本土的“团练”色彩，着实豪迈有趣，但现代战争不是靠豪迈就能取胜的，“你们在前线上杀，我们在这里头打”也折射出中国武装力量装备的原始性。

与国民党军队拥有“三十二倍十五榴”这样的重武器相比，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装备就显得捉襟见肘。重武器基本没有，轻武器的小部分来自改编初期国民政府配发，大部分则靠缴获。所以，当时革命队伍里的枪比较杂，有日本的枪，有汉阳造，还有中正式步枪，总之，各式各样的枪都有。即使这样，有枪的士兵也是少数，甚至许多排长都没有枪，而是以马刀、梭镖作为武器，而且即使有枪，也没有多少弹药，步兵一人只发3枚子弹。

对于这些情况，陈海峰是再熟悉不过了：“弹夹里面装的基本都是玉米秆，子弹只有5发10发8发，看着是两排，子弹好多，实际上没有几颗子弹。”

电影《董存瑞》中有这样一幕，充分说明了当时的艰苦情况：

董存瑞：为什么光发我们两盘，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什么仗？

老战士：全掏下来，给他们俩看看。

老兵们掏出自己的弹夹，露出弹夹里装的玉米秆，新战士们这才恍然大悟。

由于枪支弹药紧缺，战士们就想方设法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15岁的小战士郭宗凯就一直梦想着从敌人那儿夺取一支三八大盖儿。

1940年6月的一天上午，趴在草丛中的郭宗凯有点紧张，根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大约30个汉奸、十多个日军，将带着一挺机枪、一个掷弹筒，乘坐一辆汽车途经他们埋伏的地点——乌马营。

十点半左右，敌人出现了，所有人都在等待他们慢慢靠近，但就在敌人还差三四百米就要接近埋伏地点时，突然传出一声枪响。开枪的是一纵队的一名新战士，第一次参加战斗，面对我们的镜头，郭宗凯老人分析说：“他沉不住气，可能是有些害怕，敌人汽车距离还有三四百米时，他就开枪了，他这一开枪，整个大队提前全部开枪了。”

为了节约子弹，打了几枪后，部队便开始发起了冲锋。见排长冲上去了，郭宗凯也跟着冲了上去。在冲锋的时候，郭宗凯用手里的土枪打伤了一个反抗的日军，不过拿着轻机枪的日军也同时朝他开了枪。

郭宗凯对这一段遭遇记忆犹新，老人说：“你看我脑袋这，一梭子机枪子弹贴着头皮打过去，当时打上不太疼啊，血流到脸上才知道。”在郭宗凯负伤时，排长已冲到汽车底下捉住那个受伤的日军，日军端起枪，一枪打到排长身上，排长就这样光荣牺牲了。

几乎在排长牺牲的同一时刻，另一个日军一枪打中了郭宗凯的脚，将他的筋骨打断了，此时的郭宗凯强忍着剧痛，掏出手榴弹扔了出去，两个日军当场被炸死，身负重伤的郭宗凯此时仍然没忘记去抢敌人的枪支。老人回忆说：“好家伙！抢了两把日本大盖，那可了不得！我心想，回去以后，我得要一把那个东西。”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部分日军和汉奸投降，但扛着轻机枪的日军却逃跑了，郭宗凯不顾身上的伤痛，又拼命地向日军逃跑的方向追去。郭宗凯顺着青纱帐追了一里多地，还是让日军逃脱了。没能缴获轻机枪，郭宗凯和战友们心里非常难过。但最终的战利品还是很丰富的，战士们缴获了一个掷弹筒、10把三八式大盖，还得了很多子弹。缴获的汽车因为派不上用场，当场就被销毁了。

分配战利品时，郭宗凯得到了一把三八大盖，但他感觉不到丝毫的兴奋，内心里只有因为排长牺牲而留下的伤痛。“我们这个排长真是好排长，所以说现在写回忆录，一想起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友，心里就非常不安。”说到这里，郭宗凯老人的神情变得异常黯然。

八路军山东纵队连级指导员王亮得到梦想中的武器已经是1945年8月14日了。这一天，他们的部队准备攻打无棣城和商河城。当天下午，部队包围了无棣城。当时的无棣城里有6000多敌人，是一个旅，旅长叫张子良；在商河也有一个旅，将近5000人，旅长叫田三土司。

夜幕降临后，城墙上的敌人开始有了动静。

王亮先是看到城墙的西北角有人往下扔一捆一捆的柴禾，紧接着有敌人跳了下来，想到这可能是敌人要突围，王亮赶紧派人向连长汇报。连长其实早就得知这一情况，带着三排冲了上去。

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一名伪军军官也跑出了城门，王亮随即一枪将其击毙。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敌人便投降了。在清理战场时，王亮才发现，那名被击毙的伪军军官所配带的枪，竟然是自己做梦都想要的武器——匣子枪。

“两支匣子枪，一支二号匣子枪，还有三号匣子枪，那三号匣子枪我真是梦寐以求啊！那个颜色瓦亮瓦亮的，和乌鸦颜色一样，非常漂亮。”王亮老人回忆起那把心爱的枪，至今仍然难掩激动之情。

然而，在军区里喜欢匣子枪的可不止王亮一人，缴获枪的第二天，旅部参谋长的警卫员找到王亮。原来参谋长的警卫员配枪都不太好，得知王亮缴获了两支匣子枪后，参谋长想请王亮支援一下，于是王亮交出了一支匣子枪。

上缴了心爱的战利品，王亮有些失落，但失落的情绪没有延续多久。几个小时后，王亮听说日本投降了，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结束了。

超级大炮结束使命

我们最后再看看，那些超级大炮的命运：1944年6月，“三十二倍十五榴”已经服役八年，先后在台儿庄、潼关、武汉、昆仑关、宜昌等重大战役中立下战功，在中国军队里被誉为“战神”。1944年6月4日，中国远征军向怒江西岸的日军松山阵地发起进攻，“三十二倍十五榴”再次被寄予厚望，此时炮十团二营五连的副连长阎启志却有些担心，他担心这些心爱的武器会因过度使用而报废。

在战斗中，阎启志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到了万不得已时才使用“三十二倍十五榴”，因为一门炮只能发射1000枚炮弹，超过这个极限，要么是炮膛磨损，没有准度了，要么大炮就会自己炸膛。

7月初，松山阵地久攻不下，部队伤亡惨重，第8军军长何绍周急令炮10团进驻位于怒江东岸，距离滇缅公路733公里的大山头阵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对松山攻击的炮火支援。

奉命对日军射击的士兵们先是每两分钟发射一枚炮弹，继而一分钟发射一枚。由于炮击太过猛烈，看着炮击数量记录本的阎启志有些心疼，但他更担心大炮因为超过1000发的发射极限而出现炸膛，所以他建议连长暂时停止射击。连长却告诉阎启志，不用管炮，打坏了就换炮。就这样，射击又持续了一段时间，阵地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阎启志知道除了炮炸没有别的声音，赶紧跑过去看，果然，一门大炮已经被炸得四分五裂了。炸了一门炮，其余的还得继续攻击。

阎启志至今还记得当时战友们战斗的情形，他说：“敌人的炮弹来了，我们就蹲下，等到他的炮弹一炸，我们马上就起来装炮弹。100斤的炮弹，以前要三个人装，两个人弄弹夹，一个人在后面用推弹棍推，而现在，一个人抱着炮弹到那，手捂着引信，一放一推就进去了。”

炮击一段时间后，步兵开始向松山发起冲锋。“二零零师上去，等到第二天，又拉着无数伤兵撤了下来。”阎启志回忆说。

炮都打炸了也没能摧毁日军的堡垒，军长何绍周对“三十二倍十五榴”的威力似乎已经不再信任。但阎启志知道，“三十二倍十五榴”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据日军《缅甸作战》记载：松山阵地建成时，日军曾进行过测试，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阵地，也不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足以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

当步兵再次发起冲锋的时候，何绍周下令：所有大炮向敌军阵地射击，他说：“敌人拼刺刀比我们强，与其在白刃战中被敌人刺死，不如双方同归于尽。”9月7日凌晨，在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后，中国军队终于攻克松山。在这次战役中，“三十二倍十五榴”几乎将寿命折尽。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阎启志所属的炮十团更换美械装备，“三十二倍十五榴”被美式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代替。在参加完最后一场重大战役——松山之战中，“三十二倍十五榴”以悲壮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无论是荣耀或是悲壮，与“三十二倍十五榴”一起度过的抗战岁月，阎启志至今无法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