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滇缅抗战 第五章 国殇(下)

亲历者

贾铸贤——时为腾冲和顺乡益群中学学生

寸爱竹——时为腾冲和顺乡益群中学学生

寸希廉——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李坤拔——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卢彩文——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参谋处第二科少尉参谋

陆朝茂——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机枪连战士

张大增——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钏相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张体留——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何绍从——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运输团战士

李会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彭 良——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六师战士

杨大雄——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谢大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董澄庆——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董灯玉——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杜开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周有富——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杨名显——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六师战士

尹龙举——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

许本祯——时为中国远征军新三十九师一一六团团部上尉干事

路增楼——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野战医院军医

黄友强——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战士

蒋自芳——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徐有林——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李 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邵曰校——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杨光荣——时为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

吉野孝公——时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

编导手记

这一集,也是所有6集“滇缅系列”中,我最费心血的一集。

最初看采访时,老兵们零乱残破的回忆让我毫无头绪。曾经烂熟于胸的讲述模式在这里似乎毫无用武之地。没有完整的个人故事,没有连贯的细节讲述,没有多少戏剧化的个人经历。对于这场将腾冲化为焦土的惨烈战役,所有老兵们的记忆都大同小异。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惨”。

我不禁想知道,在1944年秋的腾冲,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们的记忆,几乎同时发生了混乱?又是什么给所有参加过这场焦土之战的老人们,留下了如此惨烈的印象?慢慢的,我的视线最终集中到了这场战斗的战场本身——腾冲。

很少有人知道,在1944年那个秋天之前,地处西南边陲的腾冲,有着一个今天听起来仍旧响亮的名号——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告诉我,那时的腾冲,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城市。繁华的街市,儒雅的魁阁,富足的居民。所有的这一切,随着1944年的那场战火,这座曾经富甲一方的古城,伴着她所有曾经的雕梁画栋,一起逝去了。

从一开始,远征军计划中的腾冲之战,原本是一场有原则的战斗——不毁坏城墙,不破坏房屋,不损害老百姓财物。没有人愿意以解放的名义摧毁这座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因为腾冲,毕竟是中国的。

然而,困守腾冲的日军并不想打一场有原则的战斗。面对近乎1∶20的兵力劣势,这些无路可退的日本军人,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与腾冲同归于尽的信念,即便这座城市并不属于他们。

于是,便有了“尸填街巷,血满城垣”的腾冲战役。在寸土必争的疯狂巷战中,没有哪位普通士兵能搞清楚自己在这场战斗中的具体位置。日复一日的激战,从一座废墟冲向另一座废墟的血腥战斗,混乱了老兵们的记忆。鲜血洗涤之后,残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惨”字。

吉野孝公是我这几集片子中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作为日军一四八联队的一名普通卫生兵,他几乎参加了从高黎贡山战斗起,直至腾冲县城攻防战的所有重大战斗。更加难得的是,在经历了那么多场血战之后,这位始终站在远征军对面战壕里的日本军人,居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并且把自己的回忆写成了书稿。

在这本书里,吉野孝公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在残酷的战场上,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幸免于难。无论如何,每一个日本人都应世世代代记住,永远都不要再挑起战争。”

据说,战后很多年,吉野孝公经常回到腾冲,以游客的身份重游这座令他永生难忘的城市。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可以理解这位日本老兵“重游故地”的渴望,毕竟那里也有属于他的一段刻骨记忆。但是,当他重返中国时,我希望他的身份永远仅仅是一名游客。

编导 刘元

我不会忘记,从南门进城以后,街上好像空无一物,但却是全云南最清洁的街道。当落日西沉到蔚蓝色的山峰下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骑马走过城门,她穿着蓝色软缎的裤子,红绸子的夹背心。当她走近我风尘仆仆的坐骑时,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然后又将头俯至鞍前鞠了一躬。我高举帽子,挥舞致意,她以年轻女皇的风姿骑马而过,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腾冲……

1931年,26岁的埃德加·斯诺,这个后来因为写作《西行漫记》而闻名的美国记者,沿着马可·波罗当年走过的足迹,踏上了腾冲的土地。在《马帮旅行》一书中,他写下了上述段落。

腾冲,一座四方形的小城。几百年来,从中国腹地蜿蜒而来的南方丝绸古道,在这里催生出繁华的街市和商号。从清代到民国,是腾冲最为繁盛的时期。在这座西南小城中加工集散的翡翠,曾经占据世界翡翠贸易总量的90%。红火的商业贸易带动了城市文化的繁荣。其时,腾冲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

1941年时拍摄的一张腾冲老照片上,小城一派生机勃勃。看着照片,时为腾冲和顺乡益群中学学生的贾铸贤叹息:“那时,腾冲还没有沦陷。”

贾铸贤的益群中学同学寸爱竹回忆:“从我们当时来说,我们正处在和顺最火红的年代,我们上学时心情是高兴的。”

时为第十一集团军参谋处第二科少尉参谋的卢彩文是腾冲人,他说:“我们腾冲,学校多,有省立中学,有文辉女中,有益群中学,有师范,还有不少小学。”

1942年5月10日,292名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腾冲城。日本方面资料记载,当时,“居民悉数逃避。当战局尘埃落定后,腾越(即腾冲)城一部分居民陆续回来”。城中升起了令腾冲人感到耻辱的太阳旗。

1944年7月31日深夜,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的官兵们,正在战壕里休息。不远之外,黑暗笼罩下的腾冲城一片死寂。

美丽的滇西边城,即将迎来一场异常惨烈的血与火的洗礼。

坚固的古城墙炸不得

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4万多人将腾冲县城团团围住。困守城内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残部已不足2000人。

对于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中的大批腾冲籍官兵而言,家乡之城,非拿下不可。

老兵张大增回忆说:“上面有命令:打开了腾冲,让你们腾冲人自由地回家;如果打不开就逃跑,抓到了就枪毙。这一句话把我们吓住了。”

大战在即,摆在远征军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环绕腾冲全城的高大城墙。

老兵钏相元说:“你们没有见过,城的每一方都有二里长的城墙,非常坚固。”

腾冲古城墙始建于公元15世纪,厚一丈八尺(5.4米),高二丈五尺(7.5米),全部采用花岗石料,内填卵石泥沙筑成。四门有阁楼守门,门扇坚实厚重,皆包以铁。有人说:“如果将战争推前两百年,上溯土枪长矛的时代,这样雄阔坚实的城墙对于任何来犯者都将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经过概要》也称:“该城之墙概为坚石砌成,高而且厚,兼有大盈江及饮马水河环绕东西北面,形势天然,有险可凭,况城墙上端堡垒环列,其距离不过十公尺,而城之四角更有坚固堡垒侧防,欲求接近,良非易事。”

面对这道堪称历史文物的屏障,中国军队的策略是:首先集中所有火力,对设在城墙四角的日军工事进行火力压制,然后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发起强攻,一举拿下腾冲。

值得一提的是,在远征军最初的攻城计划中,并没有利用火力炸开城墙的方案。尽管日军已在战前疏散了城内所有居民,腾冲已经成了一座没有平民的城市,但掌握绝对火力优势的远征军,却并没有将腾冲城彻底摧毁的打算。

据《陆军第五十四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载,1944年7月28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向全体攻城部队下达了一道命令:“总司令部参自3211代电,为焦土手段,应审慎,并由战区司令长官命令行之。”

老兵张体留认为,攻城不能用焦土手段,“因为当时国家是为了保护腾冲城”。

老兵何绍从回忆:“我们总司令说,我们烧不得,这个城里头,老百姓的房屋太多了,几千几万家一个城,不能烧,烧了,一样东西都没有了,多打几天都可以的。就没有烧。”

1944年,全面抗战已进入第七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七年时间里,日军在中国攻城略地无数,而中国军队却还未收复过任何一座日军设防城市。此时,面对已被数万大军团团包围的腾冲城,远征军司令部相信,凭借超过二十比一的兵力优势,可以收复这座“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没有人愿意以收复的名义摧毁这座城市,因为腾冲,毕竟是中国的。

老兵李会映回忆说:“我们腾冲城,十多个人抬的石条搭成了城墙,很高,爬也爬不上去,想什么办法攻城?我们去砍了几棵大竹子,做成一把梯子,两三丈长,准备用这竹梯子翻上城墙。”

云梯攻城,血流成河

1944年8月2日,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对腾冲县城发起总攻,腾冲战役的决战开始了。

由于城墙主体并不在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远征军官兵只能使用与城墙同样古老的云梯攻城法。

老兵彭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把竹子做的梯子接起来,一把一把地搭在城墙上,爬城墙打日本鬼子,那算是一个原始的方法了。人爬上去的时候,日本人根本不打枪,直接用刺刀就戳了下来。”

老兵杨大雄回忆:“城墙上有枪口,敌人打枪,一枪一个,我们打几百枪都打不到一个,即使你往洞洞里面打进去也打不到他。”

老兵谢大蕃回忆:“南城门第一九八师攻,一天攻上去四五次又垮下来四五次。垮下来一次,伤的是百十来个,担架都抬不完,死了不少的人。”

8月2日傍晚,经过白天的激战,腾冲城墙仍牢牢掌握在日军手中。此时,攻城部队的伤亡总数已超过1000人,但司令部慎用焦土手段的命令不可违抗,远征军官兵们只能继续采用架云梯的原始方法,向居高临下的日军发起一次次冲锋。

由大批腾冲人组成的预备第二师负责攻打城墙西南部。这些自腾冲沦陷后阔别家乡多年的战士们,一批又一批地爬上城墙,还来不及看一眼家乡之城的全貌,就倒在了枪林弹雨之中。古老的腾冲城墙,成为无数中国士兵生命的终点。

老兵董澄庆说:“他们不想上去都不行,首长在下面用手枪指着,要不上去就打死,只能上去,反正上去也是死,不上去也是死。”

“当官的拿着名单,安排某几个人上。一回上四个,上梯子,嗒嗒,掉下来,另几个又上梯子,又掉下来,人都堆了一堆。”老兵董灯玉说,“人家说,血水成河,我看见的是血水成沟,血水从城墙下成一股沟地淌下去。”

在腾冲,一个故事流传至今:总攻发起后的一天早晨,远征军的一个连队接到攻打腾冲西门的命令。出发前,大锅里的早饭怎么煮也煮不熟。连长对士兵们说:“也许今天就是我们分别的日子。”正午时分,整个连队回来的,只有3个人。

预备第二师官兵们,见证了这个连队攻城的最后一幕。

老兵杜开跃说:“他们攻西城门的时候,在那个城门的壕沟里面死了300多个,全在那儿躺着。”

老兵周有富回忆:“(剩下的)那12个人爬到梯子下面,打死了10个,还有1个班长被日本人的子弹打到手。后来呢,他就一只手按着伤口,爬上梯子,那个人最后究竟是生是死就不知道了。”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位负伤的班长,在向城墙顶端独自攀登的过程中想了些什么。在倒在城下的几百个弟兄们面前,那一刻,也许他想了很多,也许什么都没想。而后人所能知道的是,那一天,所有能够爬上城墙的远征军官兵,没有一人能活着走下城墙。

老兵董灯玉叹道:“在西门拐角,从梯子上跌下来一个又上,跌下来一个又上,跌下来一堆,血在地上淌,那是最惨。看到这么惨的事,现在想起来我都还淌眼泪。”

老兵杨名显声音悲凉:“当时腾冲的那条河,已经成为一条血水河,有被打断腿的尸体浮在水上,有好多,那是我们亲眼见的。有一个还扛着一支冲锋枪,脚断了一只,在水上漂着,顺着河漂下去。”

就在中国军人浴血苦战之时,从高黎贡山战斗中死里逃生的日军卫生兵吉野孝公也杀红了眼。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怒吼声、大骂声、呼叫声中,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激战十多分钟,敌人弃下很多尸体败下阵去。敌人奇袭南侧城墙失败后,放弃了这种打法,转而计划炸毁我西南角的碉堡。夜半时分,敌人开始挖掘碉堡底部。第二天拂晓,敌人在挖好的洞穴里放置炸药,炸毁了我西南角的碉堡。

面对惨重的牺牲,远征军被迫开始尝试坑道爆破的方法,力图在不破坏城墙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实现局部突破。霍揆彰下令:“先入城占领据点,待于立稳脚跟而继攻克城墙者,总部赏洋十万元。”

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的尹龙举回忆:“我们那时候也算是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了,只要把日本人打败就好了。那时候我带了一个工兵营,晚上的时候到南门城墙脚下去挖墙洞,把几百包美国的TNT炸药塞到里边去炸城墙。到天快亮的时候,拉引线,炸开缺口,步兵就由那个缺口进去。”

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的寸希廉回忆:“炸垮一个地方,日军马上就封锁那个地方,中国士兵没有办法登上去。”

吉野孝公回忆:

敌人的突击队从爆破的城墙缺口处杀了进来,南侧城墙再次成为彼此攻防的修罗场(修罗场为佛教用语,意为战乱或战斗的悲惨场所——译者注)。

城墙上的太阳旗在风中摇曳,追逐敌人的士兵、四处乱窜的敌人、受伤倒下的士兵、骂声、怒吼声、惊叫声混杂一处的白刃战紧张激烈。彼此一进一退地僵持着,最后顽敌溃败而逃。激烈的南侧城墙攻防战,在敌我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的情况下暂告一段落。

古城墙被炸开了19个大缺口

8月4日深夜,已经在腾冲城下苦战整整三昼夜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向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发去了一封电报:“连日来经过多次肉搏式的进攻,但我军只是白白付出无谓的牺牲,希望得到空军的有力协助,炸毁城墙,形成突破口,以便于我军进攻。”

8月5日,远征军高层终于意识到:不彻底消灭据城死守的日军,就永远无法收复腾冲。此时,远征军在松山、龙陵方向的进攻也先后陷入僵局。第二十集团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腾冲,才能打破整个滇西大反攻的困境。而迅速收复腾冲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将腾冲城与城内的日军一起摧毁。这座“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不得不牺牲它。

老兵彭良说:“后来没有办法了,是美军飞机来轰炸。腾冲城当时非常的坚固,轰炸出一个缺口以后,日本人马上用机枪封锁,我们一个班冲上去,一个不剩又全部牺牲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决定用美军飞机把腾冲城全部炸平。”

老兵董灯玉说:“用梯子攻城,没办法打。所以上面才派飞机,用那种大型炸弹轰炸。”

时为中国远征军新三十九师一一六团团部上尉干事的许本祯说,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军飞机用来炸城墙的重磅炸弹。“太重了,有100多公斤,车子运了来,用升降机,升到重型轰炸机的翅膀上。”

8月5日中午,数十架美军轰炸机飞临腾冲上空。这一次,美军飞行员没有再像前几天那样仅仅轰炸城墙四角,而是将所有的炸弹都投向了巨大的城墙体。从这一天起,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轰炸机,每天都使用重磅炸弹对腾冲古城墙与市区建筑进行地毯式轰炸。

自参军后已经两年没有回过家的预备第二师腾冲籍士兵董灯玉,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家乡之城,被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来一个飞机就俯冲下来,炸弹掉下来,飞机上去了,炸弹就响了。咚,炸弹一响,泥巴石头乱飞。第二天,飞机又来一颗炸弹,也就在上一天扔炸弹的那个位置,炸弹又响了,炸到底了。”

老兵路增楼回忆:“腾冲的城墙好得很,到最后都炸坏了。腾冲南门外有个龙云的铜像,也炸坏了。”

硝烟弥漫的腾冲城里,吉野孝公眼前一片惨景:

道路两旁到处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的头被炸飞。血淋淋的手、脚和肉片被大风吹着在地上到处滚动。还没有死的二三名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了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8月13日,吉野孝公得到腾冲日军最高长官——一四八联队队长藏重康美大佐阵亡的消息:

8月13日中午刚过,敌人的飞机袭击了城里,炸毁了几处城墙。其中有颗炸弹命中了位于我们阵地后面的城墙东门。“啊!”我们反应过来的一刹那,随着一声巨响,东城门燃烧着倒了下来,周围一片浓烟。

守备队作战本部位于东城门下的战壕里。悲壮!藏重联队长及部下三十余名官兵刹那间从这世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守备官兵的命运立刻又被蒙上了一层乌云。城内作战本部迅速传来命令:“今天藏重联队长不幸战死。今后的战斗由不肖太田大尉负责指挥。所有战斗人员必须团结一致,死守阵地。”

此时,中国方面并不知道敌方指挥官战死的消息。

经过连续10多天的猛烈轰炸,腾冲古城墙被炸开了19个大缺口。

8月20日,中国远征军以四个师的兵力,从三个方向突破腾冲城墙。

一直执行空中轰炸任务的美军中校布鲁威尔·赖文思,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跨越了千年人类智慧所创造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摧毁着这座古老城池,它是几百年前马可·波罗进入东方所途经的重要驿站。一天又一天,战斗机和轰炸机有系统地在城防工事上撕出一道道裂口。中国军队像潮水般地涌进东南门。青蓝色的火焰吞噬着一切并从四周向城中心蔓延。腾冲正接近垂死的边缘。

巷战:“腾冲死了”

腾冲子弟为班底的预备第二师,率先从城南突入城区。残酷的巷战开始了。

预备第二师老兵李会映回忆:“攻进城去,现在的农贸市场那里,有一条直巷道一直通到西门,前面有一堵墙,日本人就在墙角那儿有一个枪眼。有一个四川新兵叫郑奇民,他当时在我的右边,被日本人打了一枪,打到脖子。我马上就叫来我们的担架兵,把他抬出去,没有救好,死了。”

腾冲沦陷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在城内修筑了无数地堡与火力点。腾冲的大多数房屋都由火山岩垒砌而成,只要稍加改造,便成为一座座坚固的堡垒。

预备第二师老兵黄友强回忆起巷战的艰难:“打开一层墙,又翻一层墙,硬拿人去拼,一天打一点,日本人一天退一截。”

预备第二师老兵蒋自芳回忆:“攻开城以后,正连长带了伤,副连长被打死,一个连只剩下七八个人,一个团只剩百十个人了。那些日本人的手很准,他们打七八枪就能打倒七八个人。”

8月23日,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接到前线战报:3天时间里,远征军官兵在腾冲城西仅仅推进了15米,城东只推进了10米。面对几乎无处不在的日军狙击手,中国军队不得不躲进房屋,与日军隔墙对峙,并用美式火箭筒与手榴弹,将日军据守的建筑逐个摧毁。双方在废墟里打进打出,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每一堵石墙,都成为血肉相搏的决斗场。

老兵徐有林提到一个细节:“日本人扔了一颗手榴弹过来,也许是它的引信慢了,手榴弹扔过来以后,我们班的一个战士叫吴德一,他把那颗手榴弹又投了过去,投过去以后,他们又把它扔了过来,扔过来以后,我们又扔过去,扔了四五次以后,那颗手榴弹在他们那边爆炸了。”

蒋自芳也提及一个细节:“一个日本人,我们打到了他的脚一枪,他招了招手,意思是把他打死,我们这边就不打,看他怎么办。他就掏出手榴弹来,把引信一拉,炸了以后就滚下去了。”

已经无路可退的日本军人,依然死守阵地。

黄友强记得,在城内一个角落,“那时日本人不多了,只有一两百人了,还是厉害的,只有一只脚或者一只手的伤兵都还拿着枪和你打。”

尹龙举感叹:“打到最后,日本人还是死不投降,他们的精神就是要为天皇效命。后来他们把电话、电报机全部砸碎,在那儿唱国歌,然后再冲出来。”

9月7日,远征军官兵终于肃清腾冲城西的日军,开始合围城东日军残部。日本人感到大势已去。吉野孝公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知谁嘴里嘟哝了一句:‘我们的生命就要在此了结了。’”

9月10日,远征军官兵发起最后的总攻。吉野孝公回忆:剩下的守备队兵力有三百五十余名。敌人根本不把兵力很少的我们放在眼里,抱定最后一击的准备,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后,依然是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激烈肉搏中化成了一片血腥的荒野。

……

壮烈得连鬼神都会落泪的腾冲守备战就要结束了。

9月12日,日军指挥官太田正人大尉给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发了一封电报:

我们已弹尽粮绝。守备队官兵准备在藏重联队长的忌日13日,进行最后一次突击,以发泄自怒江作战以来积压在胸中的愤懑,作为武人的最后一点点缀。我们在敌人强有力的炮火下根本抬不起头,但我们一时一刻也无法忍受敌人的嚣张。请求体谅全体官兵的心情。

吉野孝公在回忆录中写道:

电报发出后,我们随即焚烧了一四八联队军旗。大尉召集了所有剩下的官兵,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

“腾冲守备队全体官兵浴血奋战死守到现在,已圆满完成了任务。剩下的各位,马上向城外突围,冲进敌阵,杀出一条血路,潜往芒市师团司令部,报告腾冲部队的最后情况。以后的一切责任由太田大尉担当。”

发布完命令,大尉和剩下的十几名近卫军勇士冲入了敌阵。

布鲁威尔·赖文思的日记里记下了这场惨烈战役的尾声:

每天我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腐物在腾冲城这个巨大的“尸体”上蠕动蔓延。一间房屋一间房屋、一个坑道一个坑道,中国兵在搜寻、毁灭、杀戮。每一幢建筑,每一个生物都遭到了空前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波涛冲刷洗礼着这座古城,腾冲死了。

死城:“我讨厌战争!”

1944年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日军据守的最后一处房屋被炸毁,自8月2日打响的腾冲县城攻防战,在一片硝烟火海中落下帷幕。

中国远征军以9000多名官兵英勇捐躯(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从强渡怒江至攻克腾冲城,伤亡军官1234员、士兵17275名)的代价,收复了已成一片废墟的腾冲。这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座日军设防城市。

日军腾冲守备队3000余人最终被全歼,连同随军慰安妇在内,仅有53人被俘。“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它们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

受伤的吉野孝公在突围过程中被俘。后来,他见到了一位远征军的高级军官,这位自称毕业于日本军校的中国将军用流畅的日语对他说:“腾冲守备队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们来说,也真是可怜。……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将军眼里闪着光说:“我讨厌战争!”

吉野孝公的战友们没有他这么幸运。老兵张体留记得,打扫战场时,“从拐角楼跑出五个日本人投降,过来的那日本人还写字,写什么‘大日本’,后来打了他两个耳光,就不敢再写‘大日本’,又写他当兵三年,他家里面还有什么人,还拿出相片来,上面有他老爹、老妈、媳妇,还有个年纪很小的女儿。说老实话,当时年轻,看到日本人来投降,眼睛已经打红了,因为家乡人被打死太多了,战友也被打死太多了,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一排冲锋枪把他们都打死了。”

寸希廉回忆:“有两个日军俘虏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副营长让我妈妈做点东西给他们吃,我妈妈说:‘我们家在缅甸遭受那么大的损失,这里的家又一次次地被他们抢劫光,我还能给他们做什么吃?’”

在困守腾冲的日军当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家乡沦陷13年、被日军胁迫来的中国东北人。

老兵邵曰校说:“敌人有些兵说:‘我们是东北的,我们是中国人,是被逼着来的,我们当初被抓来,是10家保1个,如果打仗的时候我们跑掉了,那么这10家人就死光了。’讲得很可怜。”

老兵董澄庆回忆:“东北人全是高鼻子,人也高,他们和日本人在一起不能讲中国话,只能讲日本话,他们说,中国人之间讲中国话都不行,一讲就要枪毙。”

在中日两方的战史里,均未提到过这些在腾冲与同胞作战的中国东北籍军人。也许,从他们穿上日本军装的那一刻起,有关他们的故事,就注定将被所有人遗忘。

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的李坤拔忘不了战后腾冲城的惨状。“攻完城三天以后就让老百姓参观。真的是战场,非常惨,腿挂在树上,手挂在墙上,底下全部是血,真让人害怕。我记得有一个四川人,他在棺材里头骂,我就跑去问我父亲,他为什么要骂。我父亲告诉我,他还没死,就把他放进棺材里,美国人检查过了,他全身都烂了,没有办法医了,只是心脏还在动,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人很惨很惨。”

寸希廉眼中战后的腾冲城,一片瓦砾,没有一栋完好的房子,满目凄凉。“一个坑里边有七八个被杀死的日军军妓,还有一个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嘴里还在叽叽咕咕说着话。”

预备第二师老兵李忠用“瓦全是碎瓦、树全都只有树枝没有叶子”来描述这座死城。

战役结束后,根据师部命令,预备第二师所有腾冲籍官兵获准请假回家看看。对于这些家乡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官兵们来说,这一看似体贴的命令,却令人感到一丝残酷。更残酷的是,他们的很多同乡战友,连近在咫尺的家,都没能看上最后一眼。

预备第二师老兵谢大蕃说:“我们团长在电话上跟第六军军长说,原来我的兵,伙夫送饭有100多挑,现在如果送饭,没人提,他说哭了。一个团只剩十二三个人,还连团长都凑数了。”

“所有在城里边死了的日本人,挖了一个坑,全都埋在里边。解放以后,农民还去挖那些骨头土来做肥料。”预备第二师老兵李会映回忆,“在和顺开追悼会的时候,师长说,我们预备二师上火线时是一万多人,现在只有七八百人,那么多的人去哪里了?才说完就哭了。全场的那些机关单位人员、学校的老师学生全都哭了。”

李会映讲了一个带点奇幻色彩的故事:“打完仗,晚上的时候,只听见这些兵——日本兵,中国兵——在街上走,数一二三,闹得不得了,吓得老百姓不敢出来,所以腾冲人说要超度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吵下去了,所以就建了国殇墓园。”

1946年,吉野孝公和众多被遣返战俘一起回到日本。多年后,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

年轻人在看中越纷争的新闻画面时,只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说:“我们真想在这种壮观的战场上,亲身体验一下战斗的滋味,哪怕一次也行啊!”当然这只是一群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的话语,但在残酷的战场上,并非每个人都能幸免于死。我想告诉他们,在子弹纷飞的战场上,每一颗子弹时刻都会夺去人的性命,而生命却只有一次。

“人都死光了,还叫打龙陵”

1944年9月中旬的一天,第五军第二零零师接到了一项紧急调令。

时为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的杨光荣回忆:“那时第二零零师在昆明附近驻扎,上面让第五军赶紧派一师去攻打龙陵,就派了第二零零师,我连奉命配属第二零零师参加战斗。”

龙陵位于云南西部,北连腾冲,东抵松山,滇缅公路在此穿境而过。1944年9月7日,中国军队攻克松山。9月14日腾冲光复后,龙陵这座中缅边境上的小城,成为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的下一个目标。

杨光荣说:“松山过去就是龙陵,龙陵过去就是芒市,芒市有日本兵的司令部。日军失守松山以后,龙陵必须守得坚固。腾冲打下来,再打,没劲了,所以那时候卫立煌一看,部队已经疲了,打不下去,赶紧调援兵吧。”

9月下旬,从各地抽调而来的支援部队陆续向龙陵集中,刚刚经历腾冲战役洗礼的预备第二师也在其中。

董灯玉回忆:“上面又来个命令,说龙陵那边没有收复,又要调预备第二师去那里打日本人。我们的师长和上级吵,说我们预备二师人都没有了,死光了,还叫去打龙陵。不行,非走不可。师长虽然顶着闹,最后还是接受了,回来就说哪几个部队准备到龙陵打仗。”

9月底,10万中国军队在龙陵城外集结完毕。与他们对抗的,是在日本陆军中有着“龙兵团”之称的第五十六师团主力。第五十六师团是日军精锐,士兵来自日本九州的久米留山区,山民或矿工出身居多,也善于挖掘矿井式的地洞坑道、防御工事,作战特别强悍。

滇西大反攻即将迎来最后的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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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战役后留在当地的一个日本兵

据《大国之魂》记载:驻守腾冲的日军共有17人活着回到日本。其中5人系受伤被俘,1人投降,其余突围。一个叫清太郎的上等兵乘夜逃脱出城,黑暗中不辨方向,一头钻进高黎贡山区的原始森林。迷路三天,幸逢一位善良的傈僳族老猎人收留了他,从此清太郎就在恩人山寨里定居下来。天长日久,日本人同当地人打成一片,生男育女,成为这个原始部落里一位外籍成员。1970年,傈僳山寨成立人民公社,喧天的锣鼓突然惊醒了这个年逾半百的日本人,经过一番曲折,清太郎离开山寨归国。

八年抗战中日军仅有的两次烧军旗

自1874年起,凡日军新编成的步兵、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由于军旗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所以也称为联队旗。按日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中地位重要,要挑选联队中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正因如此,二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奉烧军旗。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都有烧掉军旗而后自杀的时间。在八年抗战中,日军仅在松山和腾冲的两次“玉碎”战中烧掉了两面军旗,分别属于第一一三联队和第一四八联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