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徐念初——时为新四军随军服务团干事

顾理昌——时为江苏海安县县党委书记

孙新民——时为中共微湖大队政委

编导手记

记得在“我的抗战Ⅱ”的发布会上，有幸见到了老兵孙新民本人。老人拄着拐杖，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走进屋子里。瞬间，我脑子里过的都是老人在《反“清乡”》这集里讲述的片段。

“那个时候我们在帮，不是真的在帮。”我主动上前与老人攀谈，老人又一次回述那段历史时，我又听到了这句话。先前采集素材的过程，已听过数遍，再次从老人口中听到，仿佛我也不动声色地打入青帮内部，穿越到了“清乡”那段历史中。

“你过路他要打枪，又喊又打枪各方面的。”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口齿很清晰，再次重温这段历史，老人仍记忆犹新。他还记得在接暗号时，门口妇女头带小黄花就表示安全；还记得那时候只有自己人才会打的手势暗语；还记得嘴里吐着烟气、最后却下落不明的尹洪星。

有时候，80后的我并不能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反复复地做抗战题材。从小学到大学，关于抗战的故事不绝于耳，甚至有些故事可以倒背如流。直到我加入《我的抗战》团队，大量血腥的画面冲击着我的视线。炮火中，黑烟滚滚，一堆堆被炸死的难民，一个个失声咆哮的妇女，一群在废墟里哭泣的孤儿……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亡魂该由谁来埋单？我好像有点懂了，对，我们要做抗战，一定要！

“瘦瘦的，那是戴的礼帽，瘦又黄，吸大烟嘛，又黄又瘦，是不是，这样子这么……”老人微笑着描述完记忆中尹洪星最后的模样，“我的抗战Ⅱ”的发布会便开始入场了。在闪光灯和摄像机的陪同下，老兵孙新民登台，台下掌声不断，这掌声持续了许久……

编导 马静

1942年，刚满20岁的姑娘徐念初已经是新四军随军服务团的一名干事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随部队在各个地方宣传抗日，动员乡亲们支援抗战。

“我们这个随军服务团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上海来的，20多人吧。其中有学生，也有工人、店员、职员，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比较活跃。”徐念初回忆说。

1942年2月，徐念初跟随部队辗转到了江苏太仓乡下，正赶上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我们要为群众演出活报剧。那天早晨一起来，我们就动员老百姓，拿门板出来搭台子。”

徐念初和战友们用木板、藤条搭建起一个临时舞台。乡亲们把平时攒起来的瓜子和糖拿出来放在盘子里，有的女孩扎了红头绳，随军服务团的人在排练要表演的剧目。虽然没有鞭炮，没有对联，大家还是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

突然，有枪声传来。

“那天来的鬼子比较多，大概来了一个中队，汽艇也不止一艘。”徐念初说，“哨兵发现了，就打枪了，一打枪大家就知道了。”

村子后面有一座由两艘小船搭建起来的浮桥。徐念初所在的部队紧急撤退，准备跨过浮桥，撤到邻近的村子。随军服务团的同志们抬着担架跟随。

“但这个桥呢，给敌人封锁了。后来，我们的一个连就从侧面包抄过去了，占领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拿机关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了。”

子弹不停在头顶飞过，士兵们躲在土垛子后面，炮火溅起的尘土盖了半个身子。

徐念初回忆：“就是那么一小会儿，我们赶快从那座浮桥上冲过去了。那也是相当危险。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从吃过早饭以后，一直打到黄昏。”

总算冲出敌人的炮火，徐念初和战友们逃到了一个较为隐蔽的村子。然而，短暂的火力交锋，伤员已过半。“我们就赶快动员群众搞担架，接伤员。”徐念初说。

新四军战士撤离的那个村子，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舞台垮塌了，有的乡亲被鬼子抓起来鞭打。地上一片狼藉。新年第一天的突然“扫荡”，让村子陷入死寂。

在村民们印象中，这样的“扫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从1941年便开始了，日伪军称之为“清乡”。

村民们很愤怒：“我们的家乡，鬼子凭什么来‘清剿’？！”

竹篱笆封锁线

1941年1月25日拂晓，3000日军包围了长城以南的山村潘家峪。关于八路军在潘家峪建立根据地的传言，使这里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天色微明，日军在村口打死几个去赶集的人，又闯入村里，挨家抓人，把村民们集中在村西的大坑里进行集体屠杀。整整一天的屠杀过后，这个有1700人的村庄，1230人遇害，23户人家被杀绝，1350间房屋被烧毁。

6天后，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来到潘家峪，在文章中写道：“听不见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辞呢？”

从这一年起，日军开始更大规模、更长时间地清剿山区根据地，不加区别、普遍的暴力代替了百团大战前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杀光、烧光、抢光。

江南地区的乡村，也迎来了一场残酷的风暴。

对徐念初来说，1941年7月1日是一个记忆深刻的日子。“那天早晨眼睛一睁开，外面面目全非了。有些镇过去没有日本兵的，突然间都有了。鬼子、伪军加上便衣都下乡来。有时候人多一点，有时候三三两两、摇摇摆摆的，到处搜查。”

时为江苏海安县县党委书记的顾理昌记得，“鬼子今天到这儿‘扫荡’，明天到那儿‘扫荡’。鬼子来两三个小时，就强奸妇女，把鸡呀羊呀鸭呀都吃光了。有的人被敌人逮住，杀了，脑袋挂在大街上啊。小学的瓦房被汉奸部队‘二黄’伪军拆走修碉堡去了。”

1941年6月，汪精卫访日归来，同时还带回了一个名为“清乡”的计划。南京汪伪政府随即成立汪精卫担任委员长一职的“清乡委员会”，负责指导“清乡运动”。

“清乡运动”在军事方面由日军负责，伪军配合，在政治方面则由汪伪政权负责，以“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清乡运动”首先从苏南地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太湖东南、上海郊区、苏北及浙江、安徽、广东、湖北部分地区。“清乡”地区各级军民政务，一律归“清乡”机关管辖。

1941年7月1日，“清乡运动”拉开序幕。

据徐念初回忆：“当时我们听说日伪要用竹篱笆封锁交通要道。我们感觉好笑，你这个竹篱笆能挡得住什么呀？”

徐念初眼里的竹篱笆，不过是一根根细竹子搭起来的，随时可以拆掉，用它封锁交通听起来太过儿戏。她的很多战友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在意，工作照样做。我们的部队正在不断壮大，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在提高警惕的同时，不能引起大家的恐慌。”

徐念初并不知道，这正是日伪军“清乡运动”的第一步：军事“清乡”。日伪军从江南部分地区运来500多万根竹子，打造了一条长达三四百里的篱笆墙，沿途构筑了哨位和碉堡。为了保护篱笆墙，日军除了派兵把守外，沿线还设置了100多个检问所，配备了450多名检问人员。这道竹篱笆封锁线使游击队的活动受到限制，彼此联系不时中断。

乡亲们也被这竹篱笆封锁线困住了。当时的一首民谣是：“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日伪军加大了“扫荡”力度，让老百姓苦不堪言。顾理昌说：“那个时候乱呢，鬼子来了，国民党走了，还来不来不知道；老百姓很穷。”

恶劣的环境中，负责民运工作的顾理昌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对据点里的伪军“喊话”。

在顾理昌眼里，“喊话”绝对是门技术活。“必须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几天晚上去喊话。有月亮你让他看见，那不找死嘛。你要有隔河，敌人不容易冲过来。路线要先找好，有时候不能走大路。你要先准备好讲什么内容，轻易不能打枪，枪一响他不就惊动了嘛，穿起衣服，上碉堡，对着你了。”

等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顾理昌的喊话才开始进入正题：“今天我们找你们谈心来了，你们也别害怕，也别打我们，我们都中国人。你们帮着日本人做事，鬼子在我们家乡杀人放火，这么坏，你们不能跟他们跑啊。”

通过喊话，顾理昌有机会接触一些伪军人员，并逐步拉近关系。但喊话并没有太大成效，有时反而引来日伪军的机枪扫射。到1943年，汪精卫已在敌占区各地建立起伪军保安队、警卫队、治安军和各级伪政权，大力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立门牌、发放“良民证”、推行“爱护村民连坐法”，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治和物资封运政策，抽田亩捐、代收地租、遍设关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大封锁。

一时间，竹篱笆似乎围住了所有的出路。

酒桌上策反伪军头目

时任中共微湖大队政委的孙新民也对微山夏镇周围的几个敌军据点喊过话。“你过路他要打枪。上头指示，让我们喊话。”孙新民说，“后来常喊话惊动了他们，他们也不听。”

据孙新民回忆：当时许多据点掌控着重要的关卡，敌后的情报、药品、军事物资等不能顺利送到抗日根据地。喊话不奏效，必须另想办法，打通封锁严密的据点。“后来领导说，索性做些分化瓦解工作。”

很快，孙新民便锁定了策反的头号目标——微山夏镇敌军据点伪警备团团长尹洪星。“他是从外边调来的，不是地头蛇。他的力量又特别大，据点都是他的。”

想要策反尹洪星并非易事，不过，经验老到的孙新民有办法。尹洪星曾经参加过青帮组织，而当地青帮的大当家张秀颜，就住在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内。“张秀颜是尹洪星的师父，在青帮内辈分还蛮高，尹洪星很听他的。所以先做张秀颜的工作。”

孙新民带着一名小战士，到了张秀颜家。

“小战士叫开门以后，把张秀颜吓得不轻。一听说是孙政委，他害怕。他说，孙政委，我没有做坏事啊。”

孙新民解释了来意。张秀颜略微放松了些。

“这样子吧，我也拜你为师父，算你的徒弟了吧。这样，你跟尹洪星捎个信儿，叫他不要这样子对我们，要留点后路，是吧？”张新民对张秀颜说，“咱们一定会胜利，你们现在做些工作，也算做了贡献。”

孙新民成了青帮的人，张秀颜也不便推辞。几天后，在张秀颜的牵线下，尹洪星同意商谈。双方约好，在离据点不远处的一个诊所碰头。

孙新民回忆：“我们讲好了，都只带一个人，都不带枪。”

孙新民的回忆，还原了两人碰头时的情景：

约定的时间，孙新民赶到了诊所。他进屋后，见到桌上摆着大烟灯，一个男人坐在桌前，瘦瘦的骨架撑起一套长褂，顶着一顶礼帽，正是尹洪星。

看到有人进屋，尹洪星并没有理会，继续抽大烟。孙新民摘下帽子，坐到桌前，先开了口。

孙新民跟尹洪星套近乎，叫他“兄弟”，希望“以后咱们什么都可以谈”。

尹洪星慢慢抬起头，嘴里喷烟，摘下帽子，视线转移到孙新民身上，打量了一番，才慢吞吞地开口：“贵军呢，你们那边还把何二毛子吃掉一个团。”

孙新民说：“对啊，何二毛子他自不量力，一直给我们捣乱，所以我们部队就把他消灭了。”

就在几天前，孙新民所在部队刚刚打了一场胜仗，攻破郯城，尹洪星显然知道了这个消息。听孙新民这么说，尹洪星露出一丝异样的神色，被机敏的孙新民捕捉到了。

孙新民说：“咱们呢，现在的形势非常好，各个根据地呀，打了好多胜仗。日本人的时间长不了，是吧？留点后路吧。咱们弟兄俩，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你。”

孙新民看火候差不多了，让人送上几道小菜，两个人喝着酒，聊了起来。

尹洪星说：“你看我有吸大烟这么个嗜好，贵军那里又不吸大烟。我这人，你们能要吗？”

“清乡运动”进行时，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建立机构，控制学校，出版报刊，大肆散播淫秽小说、电影和音乐，开放赌场、妓院和烟馆，伪军中像尹洪星这样的瘾君子为数不少。

孙新民说：“你慢慢戒呗。”

尹洪星说：“我一天不吸像死了一样。”

孙新民说：“等你立了大功了，你带了这些人来，咱们弟兄也不骗你，会优待你。”

在孙新民的劝说下，尹洪星答应慎重考虑。

几天后，孙新民得到消息：尹洪星占据的几个重要据点向游击队敞开了大门。

孙新民回忆：“开了大门以后，他又教育其他的汉奸队伍，一般也不出来‘扫荡’，过去可是三天两头地出来转。我们便于活动了，有时白天也可以出来了。总而言之很有效。”

此后几次，孙新民执行任务前，只需提前知会尹洪星，便可顺利通过据点。在尹洪星的帮助下，交通就畅通了，战士们的安全更有保障。

酒桌下老大哥告密

日伪军的“清乡”招数层出不穷。“清乡”地区进行政治“清乡”，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并实行编组保甲、连坐联保，组建警察保安武装，积极鼓励自首和策动告密。

徐念初回忆：“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一个保里出了事，整个保的人家都受连累。来个陌生人，老百姓就不敢留，怕被人揭发。”

告密，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沙叶新的《丑陋心态：中国的“告密”文化》一文写道：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顾理昌回忆了一次当年他被人告密、死里逃生的经历：“1943年，我和一个原来是我们干部的老大哥在一块儿，他买了酒，买了豆腐皮，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吃晚饭。”

老大哥的热情款待，让顾理昌心里暖意涌动。两人边喝酒边叙旧。老大哥不停地劝酒，但顾理昌不胜酒力，只喝了少许便有些昏昏沉沉。过了一会儿，老大哥起身要离开。“他说回家去干个什么事，叫我等他。不到12点，我等着他，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迷迷糊糊中，顾理昌听到一阵脚步声，他立刻惊醒。直觉告诉他，来者不善。他急忙吹熄油灯，躲进床下的角落里。一群人破门而入。

“这些人明显是来找我的，在屋里找遍了，有人一只手掀了床上的苇席，一只手用刺刀往底下捅，刺刀离我的脸只有几寸远，没捅到我。他若是提起床板，我就会丢命。”

这伙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夜已深，差点丧命的顾理昌顾不得和老大哥道别，连夜撤走了。一路上，顾理昌都在思索：已经很谨慎了，怎么还会暴露行踪？老大哥去了哪里？

直到194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顾理昌从保长的口中得知一个让他有点无法接受的消息：当年老大哥喝酒喝到一半时借故离开，原来是别有用意。“他叫他父亲去报告敌人，来抓我。他带酒来，显然是有目的的。当时我不怀疑他啊，我们原来在一个乡里工作，都是脱产的，像亲弟兄一样。我想不到他作为内奸来杀害我呀，他不应该有这么个心啊。”

没人知道老大哥最后去了哪里。

被策反的日本人在“扫荡”中保护中国人

1943年，日伪军一套套“清乡”招数不断，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经常要四处转移。

严酷的环境中，徐念初恋爱了。“在随军服务团遇见了章立，这个人呢，比较聪明，能画画，也能刻章，唱歌、演剧，他都行。”

烽火中的爱情，同样美好。两个年轻人时常书信往来。

由于卫生条件跟不上，到了蚊虫多的季节，许多战士得了疟疾。徐念初的男友章立也病倒了。“发疟疾就是打摆子啊。打摆子有两种，一种是几天发一次，还有一种就是连续发作的。他是连续发作的，这种就比较厉害。”徐念初说。

由于经常要在夜里行军，章立的病情反复，身体吃不消，不得不留在后方医院养病。

恋人间只好暂时忍受离别之苦，以书信传情。

据徐念初回忆：后方医院有一个策反过来的日本人，叫高桥，他也病了。由于语言不通，高桥很少与人交流。恰好章立懂一点日语，两个人的接触多了起来。章立常在给徐念初的信里提到这个日本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章立的病情还没好转，日伪军的“扫荡”又来了。“那天晚上他们偷袭后方医院。那时候，那个后方医院里都是些病人，不可能天天转移。”徐念初说。突然“扫荡”让大家措手不及，来不及逃跑。日伪军在后方医院里到处搜查，章立只得和其他战士混在百姓中间。这时候，日伪军发现了高桥，就命令他来指认士兵。

“这个高桥还是不错的，他保护了好多人，说这个是老百姓，那个是老百姓，结果就8个人没有办法，因为穿了军装，是到后方医院去养伤的。章立也在其中。就他一人是干部，其他7个都是战士。敌人把这8个人一起抓了。”

徐念初后来听说，天蒙蒙亮，8个人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枪声中倒下了。

几天后，心情刚刚平复一些的徐念初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章立遇害前寄出的。“就说他的病基本上已经好了，不过大夫一定要他再休养10天，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弱，需要再调理一下。”

徐念初痛彻心扉。“从感情上来说呢，实在过不去，感觉到这人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后来还怪自己，因为刚开始，他是坚决不愿意到后方医院去，后来是领导下了死命令，他没办法才去的。领导下这个死命令的时候呢，我也在旁边，因为当时他身体实在受不了了，我也赞成领导的意见，就催他去。所以我后来想，假设我不催他去的话，也许就不会这样……”

那段时间，徐念初经常梦到章立。在远处，章立唱着歌，挥手和她告别……她也常想起那个从未谋面，却救了不少战友的日本人高桥。

1944年7月1日夜，“清乡运动”开展三周年的日子，在苏中四分区主力部队掩护下，沿途数万群众在三四百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乡亲们火烧竹篱笆。消息传到南京，汪伪政权不得不宣布延期“清乡”。

这一年，汪精卫健康恶化，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第二年，抗战胜利，汪伪政权土崩瓦解。

孙新民和尹洪星接上头后，交涉一直很顺畅。交通线打开后，孙新民随大部队辗转各地，其间失去了与尹洪星的联系。“鬼子投降以后，他那个部队调到别处去了，他的下落不明，估计最终也是打掉了。”

70年过去，白发苍苍的孙新民还记得当年初见尹洪星时他的模样：又黄又瘦，长褂礼帽，坐在桌前，神情复杂。

逢年过节，锅里煮着饺子，窗外鞭炮声不断，徐念初总会想起那段四处游击的日子，那出没来得及上演的剧目，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那位才华横溢的章立，还有那道几百里长的篱笆墙。

她还记得那首民谣：“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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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清乡”

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通过控制学校、出版报刊、组织“青少年团”，开展反共教育。日寇一方面造谣说“新四军是俄国军队，遭到英、美、日和国民党的联合反对，一定不成功”，“新四军焦土政策，造成人民生活不安”，“国共摩擦，抗战一定失败”等，另一方面又大肆施展蒙蔽欺骗的伎俩，宣传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合作救国”、“复古读经”等，并且纵容黄、赌、毒，从精神和心灵上毒害中国人民。

“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地区安定的命令，制定了《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接着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进行了3期肃正作战。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当年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

日军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以强化奴化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推广其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致使许多村镇成为废墟。日军企图以极其残酷的破坏，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1942年5月初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聚集5万多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被抓走、杀害的有5万多人。有人形容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