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日军第11军司令部。1939年8月。

这座看上去极笨重的楼式建筑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办公机关。

1938年11月24日深夜，在各路攻打武汉的日军部队中，波田支队率先突入市区，直取这座以深灰色大楼为主建筑的军委会所在地。当数十辆日军汽车的车灯一起配合随军记者拍摄一个名叫山口平一郎的17岁一等兵在楼顶原有的旗杆上升起太阳旗的新闻照片时，这座建筑的主人蒋介石与他的夫人宋美龄及何应钦、陈诚、徐永昌等人从这里离去还不到5个小时。

大楼四周，过去站立着荷枪实弹、表情威严的卫兵的位置仍站立着同样年轻，只是国籍不同的卫兵。正值这个有“火炉”之称的城市的盛夏，卫兵们的军装被汗水湿透，只有钢盔和枪刺放着灼灼的冷光。

此时，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将自己独自关在设置于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参谋人员都知道这是这位长官在作完重大战事的组织计划之后的一个习惯。在已标好的湖南、江西、湖北地图前，在各种预案、各类统计数字、各种情报之中，他要安安静静地将一切再仔细地想一遍。

湘赣作战指导大纲（昭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作战目的

我军的作战目的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沿线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败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我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指导方针

一、军主力（以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做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

在此期间，约以1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

二、实施本作战以奇袭为主旨，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大概恢复原来态势。

一个人一生活出特色本属不易，在这位身材中等、不胖不瘦、戴一副近视眼镜的日本将军的一生中，却有两件事堪称奇迹。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

第一件是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冈村宁次1925年便来到中国，直接参与组织战争行动，从次数到规模都是其他侵华日军指挥官所不及的。赫赫战功使他不断升任高职。1944年即日本战败前一年，他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侵华日军中，官当到不能再大。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又是最后一批离开中国回日本，在华时间可谓长矣。若论手上中国人的血，中共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是堪为确当的。

第二件更能称为奇迹的，是他在战后被与他血战多年的对头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无罪释放。这个结果连他自己都大感意外。

在对冈村宁次的处理上，蒋介石棋错一着。无论他当时和事后的想法如何，都无法改变他为此付出的无可挽回的代价，这是后话。

在这次湘赣作战中，冈村宁次谨慎用兵，将军所属的第3、6、33、106四个师团共10万兵力分为湘北、赣北和鄂南3个集团。以湘北为主攻方向，在赣北进行迷惑与牵制、配合主攻方向作战，在鄂南出一支奇兵，避开中国军队沿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防线，出现在对手侧背，与进攻湘北方向的日军夹击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于岳阳与长沙中间的平江地区。

打出3只拳头，但兵力只有当面中国军队的1\/3。冈村宁次相信他定能打赢这一仗，以少胜多地使用兵力，在他已不是第一次了。

1928年，冈村宁次任步兵第6联队联队长。他带领4千余兵力，4月25日从青岛秘密登陆，第二天乘火车到达济南，执行阻止北伐军北上的任务。5月3日，他指挥这4千余日军向北伐军胜利之师第40军的4万部队发起袭击，随之与对手在这座古老的泉水之城的清泉与垂柳间展开巷战。一场血战下来，北伐军官兵和无辜平民亡3600多人，伤1400多人，日军连同助战的日侨亦伤亡千余人。战事以北伐军主动撤出战场继续北伐告终。

这场被后人称为“济南惨案”的流血事件是冈村宁次于1913年从帝国陆军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实战。他相信凭日本军人良好的精神素质和军事技术，对付中国军队完全可以以一当十。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蔡廷锴19路军面对日军蓄谋的挑衅忍无可忍，奋起抗日。冈村宁次作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组织了对19路军的进攻。两军苦战34天，日本五次增兵、四次易将，总兵力超过中国军队两倍，而19路军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抗敌，却只得到张治中率第5军的一次增援。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粮弹不济，最终以失败告终。冈村宁次在这次作战中得出的结论是：一部分中国军队虽有英勇精神，但在中国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的大背景下，最终仍不是皇军的对手。

作战指挥室的一面墙上有一张图表，表中分别标着三个进攻方向当面中国军队的番号、兵力、位置和将领姓名。冈村宁次久久盯着这张图表，仿佛是在窥视着那一支支军队。

湘北主攻方向，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冈村宁次熟悉这个名字，不亚于熟悉自己的师团长。

关麟征字雨东，陕西户县人，黄埔1期毕业，现年34岁，中将军衔。

卢沟桥事变时，他任第52军军长。这是一支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的嫡系王牌部队，总是摆在与日军作战关键时刻的关键位置。自武汉会战开始，这支部队就与11军成了对头，冈村宁次在中国征战多年，对手多得让他记不清楚，但关麟征却让他刻骨铭心。

吃掉这样一支部队，其意义、影响和难度同样巨大！冈村宁次在这个念头中结束了自己的独自默想，走出作战指挥室，邀上参谋长青木重诚，来到院内专为他开辟的网球场。二人挥拍击球，谈谈笑笑，直打得汗如雨下。

打完网球，青木重诚回到办公室，布置组成军作战指挥部，进驻位于武汉至岳阳之间的咸宁。

广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1939年8月20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时，桂林依然和风细雨。不看报纸的农民赤着脚，赶着双角后弯、性格温顺的大水牛在田间劳作，丘陵起伏处茶林葱茏，微风传来丝丝缕缕酸酸甜甜的山歌。前线的人乍到这里，惊叹仿佛置身世外。

桂林行营在市西北郊，作战指挥所设在一个巨大的溶洞内。从千姿百态的石笋、石钟乳间伸出一条条电线、电缆和无线电台的触须。这些战争的神经紧连着硝烟漫卷、血肉横飞的抗日前线。

桂系名将、军委会副参谋总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展开机要参谋递上来的电报夹：

桂林白主任：

删电悉，按甲案部署作战。

中正

离开长沙前，第二厅已将日军向南进攻的意图通报过来，恰又接到徐永昌催促制定迎敌方案的电话，白崇禧看完敌情通报时，心中已有腹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主张按老办法，逐次抵抗，但退却限度为长沙以北。正面部队在消耗一部分日军后让到东西两侧，待敌继续南进时，攻其侧背，与长沙守军聚歼日军于城下。这样安排，部队运动不至过大，作战时间也不至拖得太久。因陈诚分心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事务，第九战区长官由薛岳暂代，讨论方案时，薛岳倾向于陈诚的意见。

白崇禧则认为，武汉地区的日军分驻江南与江北，与我军重兵对峙，目前虽然没有日军进攻规模的详细情报，但能够抽出来的兵力不会多于实有兵力的半数，且持续作战时间不可能太久。为吃掉进攻之敌，应将战场放开，我军可且战且退到衡阳一带，使日军深入与分散在纵深约200公里的广大地区。那时，敌不战已自被动，粮食弹药供应必会紧张，我军则以九岭山、幕阜山的部队西进，湘江以西部队东进，断其陆上与水上退路，可全歼该敌。

两个理由同样充分并无懈可击的方案形诸文字后，同时上呈蒋介石。

按职务，白为甲案、陈为乙案。白崇禧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也就不再去想它，任由蒋去裁定。

白崇禧深通谋略，有“小诸葛”美誉，但陈诚是蒋浙江同乡、黄埔班底，嫡系之中更近三分。在许多事情上，白崇禧宁可听之任之，而不去力争。

方案上报至今5天，终于收到蒋确定采用甲案的电报。白崇禧心中欣慰，在电报上签上名字，走到作战地图前。

这是一匹通体墨一般漆黑乌亮的战马。它形体健硕，细腰长腿，四蹄“得得”地原地踏着碎步，脖子高昂着向后挣，炯炯有神的眼睛，斜视着面前这位身穿崭新的将校呢军服，脚蹬黑色马靴的年轻将领。

“就是它！”关麟征对这匹马有一见如故之感，他对军需处长伍春阳一声大喝，接过缰绳，认镫扶鞍，飞身上马。那马仿佛懂得这位新主人的心思，一声长嘶，声如裂帛，转身沿一条通向山冈的小路飞奔而去。关麟征骑在马上，身体轻盈，穿树林、越河沟、登山头，得心应手，伍春阳和几个看热闹的军官一起喝起彩来。

关麟征自1930年任第2教导师第1团团长时开始配备坐骑，那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他率团掩护张治中任师长的第2教导师主力撤退，在数倍于己的冯阎军追击下且战且退，处境十分危险。从深夜战到黎明时，天降大雾，几十步外看不见人。关麟征所骑那匹枣红马突然一声长啸，反身朝追敌方向跑去。关麟征勒了几下没有勒住，干脆顺势命令部队乘大雾向追兵反冲过去。只听杀声遍野，枪声激烈，冯阎军于大雾之中情况不明，以为蒋军援兵赶到，不敢再战，急忙传令撤退，雾散时已不见踪影。关麟征勇中有谋，出色完成掩护任务，战后即升任该师第2旅旅长。

1932年7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关麟征任第4军独立旅旅长。战斗中被红军将领陈赓、蔡申颐所率红25军团部队包围于安徽小镇砖佛寺。是役关部伤亡惨重，一匹爱马也被击毙，他心中懊丧了好久。

抗战爆发，关麟征的戎马生涯进入黄金时代。他认为这才是扬正义之师，真正为民众、为民族而战。职务上升后，他虽配有汽车，却一直保留着战马，他常常骑马去看地形、检查工作及指挥作战。军务间隙，每每亲自遛马、刷马。

这天，他带领司令部数名随从，骑马来到新墙河前线，在河南岸勒马下鞍。52军军长张耀明和195师师长覃异之已在等候。

根据第九战区下达的部署，第15集团军以张耀明52军和夏楚中79军共6个师并列于新墙河南岸新墙至出了省界的麦市，在百余公里正面沿河设防，为第一道防线；在他们南面50公里，陈沛37军以60、95两个师沿汨罗江摆在汨罗至平江一线，为第二道防线；李觉第70军辖19、107两个师，沿湘江东岸，展开于湘阴南北，扼控营田等登陆点。

195师师长覃异之向关麟征汇报，部队士气旺盛，工事已加固完毕，军对此战提出的口号是：打出台儿庄的威风！师的动员口号是：一战成名！

关麟征满意地朝张耀明点点头。关是52军老军长，曾率领这支部队在抗日战场打过许多漂亮仗。日军跨新墙河南犯，这里是第一道关。他将自己最亲信的部队摆在这个受冲击最大的位置，张耀明和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军师长们心里清楚，关总司令这是做给别人看的，他要以此号令全军，任何人不得有丝毫马虎，否则军法难容！

“谁在北岸？”关麟征等人席地而坐，他指着摊开的地图上越河设置的前进阵地的标志问。

“守比家山阵地的是覃异之195师131团加强第3营。”张耀明不假思索。

“谁在北岸？”关麟征像根本没听见，重复了一遍他的问话。

张耀明稍一迟疑，覃异之答道：“3营营长史恩华，黄埔8期。”

中央军校在广州黄埔办了前5期，俗称黄埔军校，之后校址多次变更，但学员们却一直将黄埔的名称沿续下来，一则表示继承黄埔初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二则表示自己是中央正宗。军队将领尤其是“老黄埔”大师哥们随之认可了这个做法，学校搬到哪里都称“黄埔”。

关麟征瞪了张耀明一眼，手按膝盖站起身来。关的左膝盖在1925年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被子弹打碎，送入医院后医生决定锯腿保命，若不是恰逢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探望伤员得知此事后竭力阻止，那么便不会有关麟征后来的辉煌了。经过精心治疗和刻苦锻炼，伤腿功能基本恢复，只是在蹲下再起身时稍感吃力。张耀明上来要扶，被关一把推开。

几人走下河滩，伫立无语。几匹马或昂首站立耐心等待，或低头嗅着青草的气味，有心无心地揪几根衔在唇上。

新墙河，一条不知静静流淌了多少年的无名小河，洪汛时期它没有多大浊浪，干涸期时却仍有浅浅清波。它与世无争地走着自发源地到洞庭湖几十公里的水路。此时，它倒映着几个军人的身影和心事，丝毫没有想到十几天后，它的名字会跃上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

薛岳后悔不该当这个省主席。

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之后，张治中受到“停职留用”的处分，继续主持日常政务。他连续发出几封请求辞去省主席职位的电文，向行政院陈述自己“腼颜待罪、痛苦殊深”的心情。1939年1月17日，重庆行政院通过改组湖南省政府的决议。当夜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让他交代工作，来重庆报到。

1938年12月，军委会下达薛岳代理第九战区长官命令时，蒋介石亲自同薛谈话，曾问：“伯陵兄，你看这样安排可以吗？”

伯陵是薛岳的字。蒋比薛大9岁，私下时对他以兄相称。薛岳说：

“长沙弄成这样情况，实无力担任这样重大的战区任务。”

蒋介石明白薛岳话中暗指军政不统一，军事工作不好开展。他说：

“你先去，以后可以考虑军政统一。”

据当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目睹此事的贺耀祖回忆：“当时的印象是，薛岳不是不想干九战区代长官，而是想军政都兼起来。蒋心里当然清楚，对我说过‘愿意干就让他干嘛’这样的话，蒋对许多向他要官的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1939年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薛岳为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湖南省主席。党政军权集于一身，麻烦事便从此不断。

身为战区长官，首先要为军队着想。刚上任时，薛为筹军粮，采取限制市场米价政策，提出“平价”即压低价格收购军粮，逼得米商转入地下。薛一听大怒，派人找来几个大米商斥责一通，限令交足一定数量。结果是低价米交不足，黑市米价日贵一日。上任半年，湘人中尖刻者便送薛岳绰号“薛平贵”，叫得家喻户晓。

赶巧他父亲过世，说不清是薛岳授意还是下面的人“会办事”，讣告满天飞，发至全省各县的县属小单位。每县至少20个单位来送丧礼，县以上市、省各大小单位都送，便自有有心之人暗中算账。

薛岳湖南主政后，一家人纷纷从外省调来，按其所能安排工作也是情理中事，何况那时还是旧社会。薛的叔岳父方学芬当了省田粮处长，连襟丘维一当了省银行行长，弟弟过去仍经商，拉湘产大米去广东易货，另外薛岳曾在工作责任范围之内，动议在省内发行3千万元公债，因异议太大而未能实行。

这些事情，说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不久就有人写黑信告到中央，信中附一“民谣”：

薛翁治丧，薛弟治产，得一大笔葬费，发一大批混财；岳叔长处，岳襟长行，发三千万公债，杀三千万人民。

湘人喜戏谑，令人啼笑皆非。省议员张维均逢人便将“民谣”娓娓道来，且边说边解释，薛岳怀疑就是他写的，后张被人暗杀，暴尸荒野数日，许多人认为凶手非薛岳莫属，险些搞出一场官司。国民政府行政院和监察院曾就民间反映的一些事情查问下来，搞得薛岳有口难辩，气急败坏。

薛岳施展才华的地方不是官场。只有在军用地图前，在枪炮横飞的战场，才能找到那个有大将风范的薛岳，“天生我材”是用来打仗的。这个10岁进黄埔陆军小学读书，24岁当孙中山警卫团1营营长，曾端着机枪在枪林弹雨中掩护孙夫人宋庆龄冲出叛军重围的广东乐昌县普通农家的后代，在血与火中为自己赢得的绰号是“老虎仔”。而使他走上人生巅峰的便是长沙之战。

长沙上空战云密布的1939年8月21日，薛岳接到蒋介石、白崇禧和陈诚分别发来的电报和打来的电话。蒋介石的电文要求他即按“甲案”部署作战，白崇禧和陈诚则要求他坚决落实委座指示。

薛岳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

许多回忆薛岳的文章都曾提到，他日常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嗜好，就是看地图，他可以一看就是一整天。有战事时看，无仗可打时仍津津有味地看。也许看地图对于他，已经由一个军事指挥员在工作上的需要，变成了一名职业军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一种寄托情感、排解烦恼的方式，一种属于军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蒋介石执行“甲案”电令后，与其说他是对照地图，深入比较两种方案，为自己要坚持的意见寻找更为有力的依据，不如说他是在这个灵魂所寄的空间整理思路，调整情绪，鼓足勇气。

数小时后，他转身叫来参谋处长赵子立，口述坚持“乙案”三点理由，请他拟写电文，直发蒋介石。

他叮嘱赵，措辞语气要有力度和韧性，使委座能明显感觉出他的坚强决心。

1．九战区现有足够的兵力，有把握将日军歼灭于长沙以北。

2．我军若退至衡阳，日军在广州地区之安藤利吉第21军（辖第18、104师团、台湾旅团及各配属航空兵）则可能沿粤汉铁路向北策应，对我形成夹击，使战局不易把握。

3．如按甲案放日军南下，则长沙失守必会为敌之宣传机构所乘，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

这三条理由将“甲案”实施中出现军事和政治上不利之处的可能性作为一种令人可感可触、仿佛近在眼前的现实危险摆在桌面，比原来他所倾向的“乙案”更具辩驳力和不容置辩的强硬态度。

赵子立迅速记下要点，返身去参谋处拟写电文。赵是黄埔6期高材生，头脑机敏，足智多谋，几仗下来便直线上升，31岁已扛上少将肩牌，令同期同学们羡慕忌妒不已。

赵子立当然清楚薛岳的醉翁之意。

1938年5月，日军为报台儿庄一箭之仇，重兵围歼陇海铁路东段中国军队主力，兵分东、北两路发起攻势。

北路的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在兰封被宋希濂、俞济时、胡宗南、邱清泉、王耀武、李汉魂、桂永清、孙桐萱、商震这一批悍将团团围住。蒋介石亲赴郑州督战，任命薛岳为第1兵团总司令，指挥各路将领，于5月25日晨发起全线进攻，务于26日拂晓前将那个危害中国多年的家伙和他的14师团全歼。

两军兵力比例为：中国清一色精锐部队15万，对日军一个二流师团2万。胜券在握，蒋介石请新闻记者到前沿采访围歼作战实况，并让武汉政治部做好庆祝“第二个台儿庄大捷”的准备。

土肥原贤二就是1948年远东国际法庭的战争罪犯审判后被判处执行绞刑的日本战犯之一。

就是这个土肥原，在中日兰封会战中刁钻狡猾地与数倍于己的对手周旋了4天，在能听得见的“消灭14师团”、“活捉土肥原”的喊声中，率半数多的兵马钻出重围。这个战例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和初级军事指挥院校的课堂上每经提起，必引起在座的未来高、中、初级军官一阵讪笑。

蒋介石当时格外气恼，他迭下手令，训斥各军长“指挥无方，行动复懦，以致士气不振，畏缩不前”，“各军师旅团长等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大部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致战局迁延”。

兰封会战后，蒋下令撤职查办了后来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和50年代台湾陆军总司令、台湾省主席黄杰，枪毙了88师师长龙慕韩。但没有追究薛岳应负的领导责任。

但对一个极自尊的人，自责比受人责更痛苦。此后，薛岳用更多的时间埋头地图，寻机好好大打一仗，报仇雪耻。

1939年3月8日，时值薛岳上任第九战区代长官不久，蒋介石致电他：

“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

蒋介石看好南昌地势重要，冈村宁次亦所见略同，只是蒋慢了一步，日军以两个师团，配合军所属大部分坦克和火炮，在中国军队重兵到达前抢攻南昌城。

当时陈诚仍是名义上的第九战区长官，他让薛岳坐镇长沙，将南昌方面的指挥大权交给心腹罗卓英。薛岳日夜守在作战指挥室，通过电话、电报旁观战局，心中好生难受。眼看南昌城落于敌手，眼看反攻受挫。

南昌会战失利，过不在薛岳，但事情毕竟出在九战区，各地将领风言风语，薛岳心里老大个疙瘩。

数月苦读地图，驱车现场察看，薛岳已经对湖南地形了然于心，在他头脑中确实在形成着某种东西，某种大胆奇特而且有很大成功把握的构想。但正如赵子立所理解的，薛长官伯陵致电蒋介石，力转定局，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即“谋”，倒不如说是出于几次失败、丢脸而累积的一股有名无名的“气”。

在陈诚的帮助下，蒋介石终于同意变更了既定方案。薛岳高兴，白崇禧生气。这次会战开始后，白奉蒋命协助薛岳指挥，虽亲临设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顶的战区指挥部，却做了个闭嘴菩萨，不置一词。直到几十年后在《白崇禧回忆录》中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仍不认为我军此战获得胜利，他说日军是：“行有计划之退却，未受多大损失，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