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九龄（中国驻印军战车第一营士兵）

顶替出国

1943年，我在四川乐山老家被强征入伍，后考入驾教二团，毕业后在汽五团当助手跑滇缅公路，以后开小差到了昆明。昆明的四川同乡会要给路费让我回家，当时我怀着“有志男儿出乡关，生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的志向，到昆明巫家坝机场顶名参加了远征印缅的抗日军队。

记得当时有个名叫徐慎的人不愿入伍，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去顶了他的姓名，并顺利地上了飞机。到了汀江点名时，长官叫了三次，我都不答应，但报数清点人数又没错，就问有顶名的没有。当时有五个顶名去的，这时我才承认自己是顶了徐慎的名字。长官问，既是顶了名，那点名时，为什么不答应“到”呢？我说：“不顶名就来不成，可若是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将来我在战场上死了，谁知道我是谁呢？且不是把自己的祖宗都卖了吗？所以，我不能代替徐慎答应，应该改为我的真实姓名，我才能答应到。”大家都笑了，这样才在点名册上改成我的本名。

兰姆伽学开汽车、开坦克

1943年10月，我们从印度汀江坐火车，经恒河到了比哈尔邦的兰姆伽，开始学开汽车和坦克。我被分到战车第一营补给连，营长赵振宇，下属三个战车连，一个补给连。

我所在的补给连有以下单位：油料组（20辆汽车运汽油）、弹药组（20辆汽车运弹药，燃烧弹、穿甲弹、爆炸弹）、保修排（有工程车）、抢修排（有大吊车等）、给养组（有五辆汽车运粮食、罐头等食品）、无线通讯组（有中吉普车）、工兵排（有中吉普车）。我们的连长是复旦大学的。

我营三个战车连均有自己的符号，第一连的符号是白漆的正方形，第二连是白漆的三角形，第三连是白漆的圆形。来自湖南洪江机械化学校的学生兵（一部分任补给连的班长）与驾教一团的学生兵都在三个战车连。战车连的轻型坦克当时常被工兵作轧路机用，那坦克是用操作杆操纵，但初学时2.5吨级的是用方向盘。

为了掌握车的性能，我们进行了一次长途实习——集体开车到印度的伽耶。此地是印度的佛教圣地，就是传说中释伽牟尼修道的地方。这里有一棵菩提树，树高叶茂，听说每天均以牛奶浇灌，树叶干了便形成一个个的小佛像，很多到过此地的人都会带些树叶回家做纪念品。还听说唐僧取经也到过这里，因此今天寺庙里也有中国和尚在此修道。

打回祖国去

不久，我们离开兰姆伽，向“野人山”进发，铁流滚滚，战车隆隆，当时大家的目标是：“打回祖国去！”据说“野人山”是600里的原始森林，野人蓬头垢面，下身仅用芭蕉叶遮着。那里河沟和湖泊较多，为使战车通过，须先修路。美国人运来不锈钢的涵洞导管，工兵们将其合起用镙钉拧紧，在上面用粗大的树木铺好加盖泥土，如此不断加高，把路修得很宽。

修路的有两个美国工兵团、四个中国工兵团，还有印度人做抬树等劳动。我们不分白天黑夜，每天24小时施工。美国黑人士兵用空轧机把山上的大石崖钻出洞，再放进TNT炸药，将大石崖炸开，再用推土机推出大路，轧结实后，坦克才能开上战场。有时汽车过河没有桥，就将车上的钢绳拴在河对岸的大树上，再发动车上的绞盘，也可很快过河。

我们都住在帐篷里，谁也不敢大意，只为听说这里巨蟒很多。听说有一个士兵站岗时，竟被汽油桶般粗大的一只大蟒张口一吸吸进了肚里，战友们只有开着战车去将那蟒打死，将全副武装的士兵取出来。

冲入日军师团司令部指挥所

1944年3月，战一营在迂回到瓦鲁班附近地区时，冲入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该师团的关防大印、太阳旗和大批辎重，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当时日军伙房锅里的饭菜还是热的，看来他们都当了饿死鬼。当时缴获了日军使用的味精，我们拿回营地试了下，发现放少许在菜里就十分鲜美。

敌人惨败之后，很快就设法研制出了一种磁性地雷，会贴在我们的坦克上爆炸。在孟拱作战时，这种地雷炸穿了我军两辆坦克，我营也伤亡了好几个兄弟，好几天都不敢出击。不久，我们也赶制出一种铁丝网，离钢板10厘米架空，焊接在我们的坦克上，可以引爆磁性地雷，使爆破的深度不至于穿透坦克钢板。这样，敌人的磁性地雷就变成了迎接我们的鞭炮，不足惧了。

雨季到来了，坦克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全部回萨地亚休整待命。当时的给养，没有蔬菜，只发罐头。闲着无事，我们便常常外出找些野菜，和着罐头里的菜煮着吃，有时候也到河里去炸些鱼来“打牙祭”。

八莫之战

1944年11月，我们开始攻打八莫。

日本人的工事修筑得很坚固，我们不得不先以飞机轰炸，接着再用重炮轰击。战一营调用了30吨的坦克出击，坦克前面都加了像推土机前面那样的大钢铲，把泥土推上去将敌人的堡垒和掩蔽部的射击孔堵起来，以便步兵冲锋前进。激战了20多天，12月15日，我们终于攻下了八莫。我军在这场战役中死伤不少，都埋在八莫，每个坟前立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阵亡士兵的名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营从腊戍开车回国经昆明。听说还要上东北打内战，我在贵阳便开“小差”离开了部队。

（李九龄口述 彭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