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惠（中国驻印军新38师翻译）

1943年2月，中国驻印军开始修建中印公路，同时铺设中印油管。当时筑路和铺设油管工程主要由美国工兵进行，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则是打仗。为了联系顺畅，军队里从营、团到师部都配有美军联络官，中方则配有译员，称为翻译官。一时间，为了与盟军配合作战，军中需要大量译员。于是，政府决定从后方征召1944年度大学毕业生从军当译员。正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念书的我就在应征之列。

西南联大其实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先在长沙、后在昆明联合成立的一所大学。由于当时北大、南开都没有工学院，工学院的人便几乎全是清华同学。

1944年1月底，工学院的布告牌上贴出了驻印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的公开信，征召应届毕业生土木系5人、机械系5人、电机系5人，共15人去军中充当译员。当时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先生即是孙立人在清华学堂的同级同学。在第一次缅战期间，孙即从联大要了一些同学去军中当翻译，所以联大的同学们都格外关注缅战状况。看到征召信，我和院里的同学们立即蜂拥至报名处。很快名额就满了，于是便有人当场为我们办理了入伍手续。

1944年2月16日，我们15人同乘一架飞机，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越过“驼峰”到达印度雷多，再转至新38师后方留守处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战地军事训练。随即，我们乘汽车循刚建成的一段中印公路开赴前线，到达缅北密林深处的师指挥部。

第二天，大家列队等候孙立人的接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立人将军。他身着一套与我们一样的暗黄色英式军服，面庞清瘦，脸有胡须，言语缓慢不多，看上去很亲切。他除了嘱咐我们到前线打仗必须服从指挥和注意安全之外，并征求各人有何意见。我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希望能有机会做一些工程工作。”第二天，我便被通知到师直属的工兵营去做翻译，以后，军中的一些工程也都让我去参与。看来，孙将军是考虑了我的意见和要求的。

部队生活简单，我无事时便常和老兵闲谈，很快也就熟悉了部队里的生活。师里有一个“鹰扬剧团”，是重庆一个有名的京剧团从军后改编而成的。孟关攻克后，部队临时休整几天，剧团奉命演几天戏祝捷以慰劳官兵，各团、营便轮流前去观看。剧场设在森林里的一片小开阔地上，就地砍伐一些竹子便搭成了戏台和板凳。我也随工兵营官兵前去观看，当时演的是《八大锤》，即岳家军大战金兵的故事，十分精彩。原来孙立人将军十分崇敬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常常以岳飞事迹教育部队，勉励大家奋击日寇，拯救河山。当时军内还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就取名为《精忠日报》。传说岳飞是大鹏下凡，新38师便以“鹰”作为军徽，剧团也取名为“鹰扬剧团”。我在昆明当了四年穷学生，什么戏也没有看过，到了前线却看到这样高水平的京戏，自然十分喜欢。

1944年5月，新38师沿缅甸西部向南反攻，同时，国内又空运30、50两个师到印度，与美英盟军和缅北土族克钦部队共同袭击缅北重镇密支那。5月中旬，我们攻克密支那郊外机场。之后，由于互相之间联络失误，日军得以火速增援，于是形成了逐寸土地争夺的胶着战。直到8月初，才全部攻克密支那。事后听在军中任翻译官的同学谈起，密支那战役中，他们在雨季的战壕里蜷伏了将近100天，其艰苦难以尽述。

密支那战役后，新38师和30师合编成新一军，军部设在密支那，下设翻译室，主任是衣复得（清华大学教授，1933年留美，水利工程博士），我被调到了军部翻译室。在密支那时，我奉命在衣复得指导下勘查设计和修建了一座新一军印缅战役阵亡将士墓，可惜工程未竣便随军南下了。

这时正是1944年末，我军的主力部队正在继续向南进攻八莫。八莫位于伊洛瓦底江畔，是滇缅公路由滇入缅第一大城。日军在此据险顽抗，于是两军互相逐房争夺展开巷战，战斗十分激烈。相持了10余日，敌方终于不支，于一个夜晚悄悄撤兵而去，直到第二天我军进攻发现无人抵抗时，才知道敌军已经逃跑。后来听当地土著说，敌人还剩下100余人，藏在江中涨水冲下来的大草垛下面，口含芦管露出水面换气顺流而下逃命。由于没有全歼敌人，主攻的112团团长赵狄还因此受到了撤职的处分。打了胜仗指挥官还被撤职，当时新一军治军之严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国内滇西部队也展开了反攻，他们打通腾冲、龙陵、芒市，直到畹町。畹町是滇缅公路云南边境上的一个城市，隔着中缅交界的瑞丽江就是缅甸的南坎。这里也被38师攻克，于是中印公路全部打通。

1945年1月，新一军和国内部队在南坎胜利会师。当时瑞丽江由美国工兵两个连负责架设一座长440英尺的“贝雷吊桥”。贝雷桥是英国工程师贝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和设计的一种新的架桥方法：装配式逐节架设。可由一岸向对岸推进，建造十分迅速。这座桥对部队在战争中快速通过河川、顺利前进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作为简支梁式，跨径可达200英尺，而吊桥式跨径则可达400英尺。瑞丽江桥跨径440英尺，超过了规范规定的最大限度，于是盟军特调在北非战场上建桥的贝雷先生助手卡瑞（Carey）上尉来指导。为便于工作，军里便派我和另一位翻译前去学习和协助卡瑞上尉。我们去时两岸钢塔已经建立起来，正在安装主梁。主梁是由2米长、1米高的预制钢桁架，一节节地用销子连接从岸上推出的。这种梁随桥跨大小可以作成横向2排和3排、竖向2层和3层。我和另一位翻译每天都和卡瑞上尉及美工兵少校营长一起，参与施工并探讨贝雷桥的有关问题。卡瑞还送我们两本军用贝雷桥的规范：一本简支梁的，一本吊桥的。简支梁的那本后来他要回去了，因为上面记有他在各战场上修建贝雷桥的经验和遇到的许多问题，要回国后加以整理，以进一步改进设计。他答应回英国后再给我们寄一本新的来，可惜战地部队行踪飘忽不定，以后再也没有收到他寄来的书。至今，我手中一直保留着那本贝雷吊桥规范。

我们在桥边住了一个多月，桥的主梁很快就全部接通。大桥合龙后，我们从桥的这岸走到那岸，就从缅甸走回了中国。眼看中印和滇缅两路即将打通，心情无比喜悦。 不久，我们就亲自坐车过这座桥回到了云南境内，回到了自己所在的部队。事后我还写了一份长达30余页的技术报告寄回昆明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系，介绍了我参与修建贝雷吊桥的情况和心得。在八莫，军里又建了一处阵亡将士公墓，我因在南坎参加瑞丽江桥工程而未能参与。

（杜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