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毅强（中国驻印军第50师148团第三营翻译）

1944年，我正在浙江大学念大三。校长竺可桢先生号召同学们报名参军，担任翻译官。我便与92位同学首批报名参加了军委会的考试，成绩下发后即向印度出发。

在新津机场，来了几位美军空管人员教大家使用降落伞。他特别告诫，“驼峰”航线经过喜马拉雅山脉，气候恶劣，又有日机中途拦截，若是看到机内红灯一亮，则表明敌机来攻击。如果机门打开，只有跳伞了！说得大家都捏了一把汗。跳伞的关键是跳出机门后不能立马拉开胸前的张伞手柄，否则伞一弹开就会被呼啸而过的机尾截断！接着他又关怀备至地叮嘱，正确跳法应当是跳出机门，默念one thousand， two thousand ，three housand（一千，两千，三千），相当于自由落体3秒钟，飞机已前去好远了，再打开降落伞，便万无一失了！美国战友这么细致的交代，我很难忘，而这一次经历更让我难忘。

飞越“驼峰”时，警报红灯忽然亮了！大家意识到日机来袭，都警觉起来。美籍空管人员出来看望了大家一次，见没有骚动，冲我们笑笑又回到驾驶舱。其实大家内心都很怕机门打开，那样就不得不跳伞脱险了。我手抚胸前的开关把，又回忆了一次登机前所上的那一课。几分钟后，红灯熄了，耳边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大伙儿都松了一口气！飞机过了“驼峰”，放眼望去，白雪皑皑，雪线下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气温也渐渐升高，大家脱下毛衣，兴奋地交谈起来。

到了印度，军委外事局驻雷多办事处主任告诉我们，远征军50师奉命调缅北作战，一批翻译官将派往该师值勤。级别待遇是同部队少校级，除国内工资外，还享受同级卢比补贴（我当时做翻译官拿的津贴是一个月180卢比）。大伙儿于是乘上了由黑人士兵驾驶的10轮大卡车正式奔赴前线。就这样到了新平洋基地，接受了保卫前进指挥部和机场的战斗任务。我们团的美国联络官组组长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也是国内著名的橄榄球投手，就连从军，也还将橄榄球随身带上。这位贝乞勒上校的投手名气也不是吹出来的，我曾见过他轻轻一投就去了40多米远的距离。不久，又换了一位联络组长，名叫卡勃林格中校，应征前是一名中学校长。

随军战斗的翻译官责任特别重大，由于国内的军官大多不懂英语，而发给的军用地图又全是英语版本，所以翻译官的工作很繁重，也曾闹出过不少误会。听说我军在密支那有一个团遭遇“围困”（surrounded），等待支援，却被翻译官错译为“投降”（surrendered），以致竟未前去支援。所以后来改用中文下达指令，以免出错。

在军训中也出现过不少语言沟通导致的困难。有一次，翻译没听懂美籍教官的讲述，反复对教官说：“Pardon me！”（原谅我）教官很是光火：“God damned！”翻译官双手一摊：“Teacher， if you were me， you'd be more troubled than I am！”（教官，假如您是我，您混乱的时候比我还多！）教官虽然不会中文，但知道中文很难学，马上点头说：“OK！ Your Chines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learn than ours！”（是的，你们的中文可比我们的语言难多了！）

半个月后，营里换了个联络官汉默（Hanmer）少校，他还带来了四位盟友。等我与他们混熟了之后，被告知汉默少校有一个绰号“钉锤少校”，但我左想右想也没想出原因为何。指挥部左翼的保卫任务一下达，我们便进入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向目的地进军。

林内乔木遮天，大风也吹不进来，脚边全是各种杂草。尤其可怖的是那不到一寸的山蚂蝗和疟疾蚊。我们昼夜行军，实在累得不行，再停下来休息。联络组的美国大兵从驴背上取出特制的吊床，用绳子固定在树干上，约莫半米高。上为雨布，下为厚帆布，四周还有蚊帐。休息时，拉开拉练钻进去，湿靴就吊在床外。起床时再顺手穿上，十分方便。继续赶路时，只需解开那吊床一方的绳子，边卷边抖去雨珠，然后用另一头的绳子捆好，放在驴背上就行了！真是方便实用。

闲暇时，我喜欢和联络组的成员聊天交谈。他们总爱拿出家人照片一一向我介绍。听到我的赞扬，他们都显得非常高兴，比自己受了夸奖还开心。

跨过迈立江支流到达指定的坐标位置之后，我们马上拓展出一座100×10平方米的空投场，便于给养与武器弹药的补充。联络组随即与指挥部联系运输，以便于及时空投。

物资一到位，驻营与后勤工作立即得到解决，搜索敌情的任务便全面展开了。我喜欢跟着侦察班背着马克兴冲锋枪四处侦探。一次搜索中在相距约30米的战壕内发现有一敌人正持枪瞄准。我方立即匍匐前进，散开包围敌壕，才弄清原来是一名奄奄一息的日本兵。他的眼睛已完全闭上了，手却仍持三八式步枪，右手扣在扳机上，只有嘴还略有些轻颤。想来是患了恶性疟疾被部队抛弃。

恶性疟疾是一种我们谈之色变的病。我也曾阴差阳错地患过这种病，所幸好好医治之后也没什么大碍。那是在加尔各答休假之后，我与另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兵搭上了黑人司机的便车。哪知那位战友将手伸出窗外划伤了，我们就将他送进了医院。这时我突感不适，经诊断竟是恶性疟疾，不觉心惊肉跳！给我做检查的美军上尉和蔼地安慰着：“不要害怕！病人的心理因素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把握治好这病的！”由于我的配合，不多时日也真就恢复了过来。在医院又遇见了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中尉医师。一次，我向他谈到自己鼻腔肿胀，他出手一摸：“没什么，只是软骨增大。我给你做个小手术就行了！”20多分钟的手术过后，我那多年鼻子不通畅的毛病就解决了！

保卫的任务完成之后，上头就下来了命令，情报科长将飞往前线视察。王团长对我解释：“这个情报科长名叫约瑟夫，是史迪威总指挥的长子。”我听了这话，便急于想见到这位中校，很想看看他是否同他那不戴军衔、穿着便衣、在战场各处跑来跑去的父亲相像。

飞机降落，他走了出来，180厘米左右，很瘦，同他父亲一样，也有一个长长的鼻子。我们高声叫到：“约瑟夫中校好！”他随即回礼：“下午好！团长，译员！”并和我们按照中国的礼节握手示好，然后开始听取团长的汇报。他同他的父亲无疑是很有相似之处的，办事干脆，不拖拉，也没有官架子。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面临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的艰难局面时，史迪威曾以美国武官的身份在天津工作，并在山西担任修路工程师，天天生活在贫困民工之中，深入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可以说这位美国人是我们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友！

（孙艳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