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澜（中国驻印军宪兵队士兵）

秘密报名

1943年夏，川大校长黄季陆公开在学校大会上号召学生从军，并逐个接见参军学生，称他们是“川大好儿女”。学校主动为参军学生办理休学手续，发放安家费，热烈欢送到市教导团受训后出国。从军抗日是我的理想，我不喜欢搞得轰轰烈烈，于是避开学校，独自悄悄在市内去报名、体检，没到学校办休学手续，也没领那笔“安家费”。私下与一个夏令营认识的市教导团连长约定：出国时才报到，不在国内受训。

因为自幼因病落下小疾的左脚，多少还让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过得了体检关。体检是在城南君平街市立医院做的，由美国军医把关。轮到我体检时，一米七几。个儿瘦瘦的我，尽量挺起胸膛，稳健迈步，显示着我健康的右腿，不露左脚破绽。那个态度随和并且有些大大咧咧的美国军医检查完我后，友善地在我屁股上一拍，说了声“OK”就结束了体检！第二天报上公布了一页密密麻麻的入伍体检合格者名单，我赫然榜上有名。当学校军训教官按名单来与我联系时，我推说还未最后确定。这样，我就逃避了国内训练。出国前我去报了到，填了当炮兵的志愿。

公路巡查

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印度汀江接兵战。接兵站迎接我们的特殊仪式、异国风情都让我倍感新奇和刺激。来到中国驻印军宪兵队，我被编在四连二排五班。

我们被派到史迪威公路沿线执勤，主要同美军宪兵并肩在公路上担任检查、巡逻、警戒任务。上岗后才发现我们两个多月紧张严格的步兵训练派不上用场，背着长枪在检查站，英语又未完全过关，坐吉普车巡逻时，车是美国兵自己开、自己修；遇到翻车事故，他们一面电话联系，一面打开急救包对伤员作简单处理；遇到路上有出毛病的车子，他们还能趴在地上协助检修，而我们只有尴尬地闲在一旁。原来他们上岗前的训练没有我们那样多的稍息、立正，而是学开车、修理、救护和用手枪。

以爱玩爱闹的美军搭档为主导，我们或到路边军人服务社去喝咖啡，或到荣军休养院开设有“华美餐厅”的地方吃份中国菜，或到12医院会会他们熟悉的美国女护士，或者找地方看场电影。有时气温太高，我们干脆把车开到林中河边纳凉冲洗。遇到夜间执勤，车子便开着探照灯高速行驶，看横路而过的各种森林动物惊惶乱窜。遇着美军官带着女护士的吉普车，还故意靠近，打着口哨飞驰而过，乐趣不少。

什么更重要

当时我作为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从书本上对西洋政治思想、政治制度都有所知，见过外国老师，还听过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演讲，对美国、美国人并不陌生，但到了印度才真正与美国人有了密切的接触，而且关系还不错。我们见面常相互翘起大拇指，美国兵说“你好！”我们说“哈罗，OK！”彼此之间都非常友好。中国兵爱称那些美国兵为“少爷兵”。

那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美国兵贪生怕死，前方打仗全靠火力，后方与友军发生冲突时，哪怕是对方虚张声势一拉枪栓，他们也会趴在地下保护自己。记得有一次，三连好友卓文刚所在班从密支那调回印度，在鬼门关检查站执勤时，因公路滑坡，在疏导中方辎重汽车团数十辆军车时，美军宪兵连长强行要后到的美军先行，争执不下时，我方一位姓秦的班长干脆喊人来包围了检查站，吓得美国兵嗷嗷直叫着后撤，紧张的局势顿时在我方强硬的行为中化解。执勤时，常常也会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故，当美军和我方向各自的上级汇报时，美方长官会首先会问“人员是否安全”，而我方长官首先问“车辆有没有损坏”；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看来，似乎车辆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友好相处

尽管思想意识上有差别，但在我们直接的接触中，对美国兵的印象还是好的，他们性格活泼，很容易相处。在检查站和巡逻途中，彼此间都能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一同游乐，相互学习对方语言，甚至常常互换军帽戴，友善地开玩笑等。

记得那些美国兵最喜欢宣扬他们国内的来信，女朋友甚至姐妹来信、照片等也要公开。一次，英语较好的陈发光对一位美军伙伴妹妹的照片大加赞美，对方竟高兴地把通讯地址抄给他，陈因此与这位远在大洋彼岸未见过面的女孩联系过好长一段时间，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与同作检查、巡逻工作的一位美军中的医学院学生，和一位叫“斧头”（中国兵给取的外号）的也成了好朋友。医学院的学生一般年龄稍长，看起来都是瘦高个、成熟稳重的样子。“斧头”则长得矮胖，性格开朗活泼。我经常用半生不熟的英语与他们交流，他们也爱跟着我学中国话。我曾应邀到他们的帐篷作客，他们为我煮咖啡，并拿出他们从国内带来的画报和书籍给我看。回国后我们还曾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可惜由于世事变迁，不久便断了，今天甚至连他们的姓名也不记得了。

尾声

1945年夏秋之际，盟军在缅北消灭了日军，印缅战事结束，法西斯德国投降，世界大战形势好转，史迪威公路上的运输也就不大繁忙，我们的管理也随之松懈了。此时，五班调驻中国驻印军指挥部担任警卫，我又回到班上。

因为这里清闲，有空可去俱乐部活动。总部每天晚上都看电影，露天电影场不大，但环境宽敞、座位整齐，官兵座位分开，中美各占一边。进场时执勤的美国宪兵拿着驱蚊药水给每人倒一点擦在手、脸部位，并叫把卷起的袖子放下来，避免蚊虫叮咬。同时，对保健卫生工作也很重视，除每天服一粒奎宁丸外，帐篷内外随时都要喷洒DDT，经常还有飞机拖着白雾似的长尾巴在营地上空喷药。往往在一次大消毒之后就有从美国来的劳军慰问演出，明星歌舞、音乐演奏，以及滑稽杂技等，很受欢迎。

驻在总部，信息比较灵通，这是我回到班上的动机之一。在这里可以及时看到《军声报》，一知半解地阅读英文报刊，从收音机中也可听到美军中传出来的消息。从7月底，起波茨坦公告、美国投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等，喜讯连日传来。8月8日这天，美军中传出消息说日本投降了，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大家听后异常兴奋，但仍有人怀疑。10日午夜，我们总部收听到广播，日本无条件向中美英苏四国投降！中、美官兵们即刻狂欢起来，以香槟酒相互庆祝，人人喝得大醉，连检查站上的士兵也醉酒发狂，抱成一团，远处森林深处传来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

帐篷内一夜谈论不休，班长也不制止了。第二天一早，我和刘定勋、陈发光搭车到20医院向人们传达喜讯，一路上谈笑歌唱，高兴得不得了，遇到军人和本地印度人好象都是老熟人，高举着胜利的V字形手势，“你好！”“OK！”“哈罗！”喊成一片，比喝了酒还兴奋。连部也很快在操场上竖起了红色的V字型纪念碑。

9月15日凌晨，随着起床号的响起，我们离开住了300天的印度大地，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

（李安澜口述 彭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