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星（中国驻印军指挥部士兵）

母亲死得早，父亲不仅对我关爱有加，而且期望很高。他做了一辈子铁路工人，殷切希望我能学有所成，给取了个名字叫“文星”。我也很为他老人家争气，初中还因学习成绩好而跳了一级。

1940年，我在湖南铁路中学念高三，日本人愈演愈烈的暴行，激起我强烈的愤恨，投笔从戎参了军，并在湖南的宪兵学校修完了军训课程。

1942年，部队调驻兰姆伽盟军总指挥部附近，我们的营房就建在离三国联合办公室不远处的一块高地上，不仅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国家的国旗和人群，就连每一个国家的升旗仪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清全过程。我军的升旗班严格按照国内的规定，每到指定时间清一色全副武装地举行升旗仪式。还有一个班的人在广场上集合，庄严地向国旗行礼，直到仪式结束。降旗亦是如此。英、美两国却不同，他们不搞任何仪式。只是在升降国旗时不管有事无事，有意还是无意，只要在场，都得立正，而且只需立正即可。

英、美军人以及印缅的官兵和老百姓，起先对中国的升旗仪式很有些不习惯，后来也慢慢习惯了这一切。再往后各国的驻印军与日俱增，中国军队里这个团，那个师，相距近的只有10来米，远的也不过就几十米，却各自设起了旗杆。指挥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盟军官兵见到盟国升降国旗必须立正表示友爱。虽然有总指挥部统一的作息时间表，但各部队的钟表快慢却不同，有的相差四五分钟。就因为这样，早晚号音此起彼落，大伙儿上一次厕所、打一盆水都要立正好几回，各国军人都弄得啼笑皆非。为此总指挥部特别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中国军队里连以上的主管军官均发给一只美制的军用手表，这才解决了问题。

军训开始了，各个部队都有美国教官前去授课。中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一丝不苟地将《步兵操典》、《射击训练》搬上训练场。就以射击为例，步枪射击有立式、跪式、卧式三种，要求出腿几公分，两腿之间几公分等等。排长就在旁边手把手地教，直到每一个动作都符合要求为止。稍有不对就骂，严重的还让士兵跪着晒太阳。美国人很是反对这种训练方法，他们主张自由、舒适、不受什么姿势限制。只要你觉得舒适、平衡、能开枪射击就行！

于是摩擦开始了，首先是我军的下级军官故意不将美国人那套放在眼里，做出一副这是我们的兵，你们管不着的神情；美国教官则根本不把中国军官当一回事儿，表现出一副我是盟军指挥部派来训练你们的，连你也得听从我命令的样子。就这样，中国人按典范严格要求，美国人讲究实用、舒适，各抒己见。各个部队的训练就在摩擦中进行着。

因为语言的不通，我们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但美国人豁达大方，一见面就说“顶好！”有的还上前拍拍肩头、拥抱，表示友好。据说驻印军的副总指挥郑洞国，曾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上鼓励全军士兵尽可能地多学英语，并要求各级军官带好头。美国大兵也很热衷于对中文的学习。在驻地时时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中国兵哼着《雪绒花》，而美国兵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双方见了面也时常相互请教。美国人的地方口音很重，两个美国兵谈话的时候你根本只能听到叽里呱啦的一连串音符。比起语言，他们更喜欢教我们学跳舞，有一种 “踢踏舞”，是他们的最爱，坐着、站着都能跳。但中国人会跳舞的不多，常常是双脚笨拙得自己将自己绊倒在地，逗得美国人哈哈大笑。我们也就不服气，仗着中文的优势反过来捉弄美国大兵。比如：花生就叫“剥了壳吃”；衣服就是“穿了不冷”；……等等。一开始美国人还学得有模有样，到后来他们发现不对劲，就找翻译官咨询。翻译官听了，笑着同他们解释，费了好大劲才让询问者明白了“花生”和“剥了壳吃”之间到底是什么联系。他们知道含义后，反倒冲着我们竖起大拇指：“OK！OK！”虽然没有说“顶好！”但大伙儿从翻译官那里得知，他们很是佩服我们解释词语的能力，觉得我们这个捉弄人的法子很有意思。

除了语言，双方的进食方式也成了一绝。中国兵觉得美国人使用刀叉的样子很有温文尔雅的味道，美国人却用尽了办法想学会那在他们看来很有些神奇的筷子。结果，我们用刀叉，不仅弄得盘儿、碟子叮当响，还有的不是戳翻了盘子，就是戳着了牙齿缝和舌尖，痛得咬牙切齿。美国人则在一旁哈哈大笑，可轮到他们用筷子了，洋相更多。连夹起一片面包都很困难，学我们用筷子吃面更是花样百出。要么是使尽了力气，结果弄翻了碗；要么是费了很大的劲，只挑上来一两根。挑上来了也不就是吃定了，通常就在老美得意洋洋、心花怒放时，那一两根好不容易挑起来的面条很不争气地又抖落了下去，惹得大伙儿笑得东倒西歪。有个老美就是不服输，将嘴紧挨着碗的边沿，然后用筷子将面条拨进嘴里，洋洋得意地过了第一关！我们强忍着笑意，给他出了第二道难题：用筷子夹花生米。老美一看傻了眼，瞪大了眼睛盯着我们不放。我们悠闲轻松地夹起一粒粒的花生米放进嘴里。他们也跟着学，可花生米就是不听话。时间越久，手越抖，额头上满是汗珠。那个过了第一关的老美这下没了办法，只好干瞪眼。

众人也在逐渐多的接触中，更加了解了美国人的一些习惯。他们见了中国兵总会说上一句：“顶好！中国兵顶好！”有趣的是，后来两个中国兵在路上相遇也学着美国人的语调说：“顶好！中国兵顶好！”再往后，美国兵见到中国兵说“顶好”，而中国兵见了美国兵反而是“OK”了。有时在华侨村，看见有人用人力车拉东西，中国兵也会学着美国盟友的口气和语调说：“不好！不好！”我军的军官，大多数都有一些高高在上的通病。士兵路遇长官，必须立正，敬礼让路，如在交通车上士兵得敬礼让座。而美国人则不同，他们除非有事要向长官请示报告须行礼之外，平时都无须敬礼、让座，可以和长官平等相处。美国军队除了营级以上的军官外，官兵一律拿着饭盒排队打饭。而我军原本在国内排、连长不和士兵同吃同住，给养也比当兵的高。到了印度之后连长以下的军官给养与士兵相同，很多老军官就感到很是委屈。

还有些老兵班长、排长喜欢对士兵进行体罚，这一点是美国人最看不惯的，时常加以阻拦，边摇手边说：“不好！不好！”老兵却不予理睬，黄荆棍下出好人，那是我们的祖训！何况连孙将军都没禁止，你来掺和什么。

孙将军时常到队里来看看的习惯始终没变，听说那位美国的将军史迪威也是没有架子的，甚至还不戴军衔，穿一件便服就满战区到处跑。一天，营部下发了通知，要各连选送三到五名宪兵到总指挥部，史迪威将军要见大家。我和孔详鹏排长还有吴国民下士等五人匆忙前往。到了总指挥部门口，排长按照惯例脱帽行礼：“报告！”里头响起一声回答：“请进！”进去一看，一个身着美国咔叽夏威夷军便服的消瘦老人坐在屋里。排长又喊了一声：“敬礼！”我们便行了一个军人室内礼（15度鞠躬）。老人一摆手，说：“随便点！”然后谦和地笑了一笑。我这才反应过来，这就是史迪威将军！他果然如传言所说的一样没有戴军衔！大伙儿原本打算好了，将军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没问，冷了两三分钟的场。他见我们没说话，便开口对大家讲了一些盟军应同心协力的话语，然后要大伙儿随便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孔详鹏排长第一个问道：“将军，为什么我们中国兵的薪水、食品等要美国人来发呢？”史将军反问道：“中国军官有吃缺（克扣东西中饱私囊）的吗？”孔排长回答：“是有的，但我们宪兵队绝对没有！”史迪威将军笑了，“我很理解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不管你们那里有没有，既然这种现象存在，我们就得想办法杜绝它。而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中国军官中由来已久，想要一下子杜绝是不可能的。而让美国人来管理此事就避免了这个问题的发生。也不用时常核查那么麻烦！”

一一回答完我们的问题之后，他又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要照顾好自己，健康是胜利的基础！”

在兰姆伽的最后时光，是我到盟军汽车驾驶学校学习的日子。我所在的第103班共有150名学生。虽然35岁以下的官兵都可以参加学习，但30岁以上的根本就没有。

驾驶学校的助教都是中国人（每辆车一名助教），教官则清一色是美国人。学GMC大卡车（也叫10轮大卡车）的驾驶，规定每辆车三名学员，采用速成教学法，学期四周。所以时间安排得十分紧迫，开学时也没有什么仪式，仅仅是考了一下视力，也考得极其简单，但只考一次。标准是能看清30公分外对方伸出几个指头为及格。视力考过之后，看了两个小时的中文电影。影片中介绍了GMC的性能、载重量、部件组成和各部件的作用、重量、规格等，就连拆装、运行、耗油量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故等都一一做了详细介绍。看完电影之后，就有美国教官带了一名翻译来讲话，极其简单，说明每天训练8小时，迟到两次或违规违纪两次者除名，就开始正式上课了。驾驶学校的五个教练场全设在郊野或者山区。训练起来大家都很刻苦，因为如果跟不上进度就会被除名，而三名学员如果被除去两名，助教也会被撤换。所以，不管是学员还是助教都捏了一把汗。美国教官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错误犯了一两次还行，要是四五次下来还要犯同类的错误，就要批评助教，甚至警告助教了。每一个学员都有自己的学号，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怕美国教官看自己的学号。如若教官把学号划去，那就是除名了。美国教官都很严格，必须要真正过关才行！最后三天更是紧张，要考试了，大伙儿都更加努力起来。美国教官开一辆吉普车在教练场转来转去，纠正每辆车的错误。最后的训练是我们跑过很多奇形怪状的路型，比如：SU……考试毕业之后，也没有毕业典礼，只是又看了一场电影，内容是关于如何排除故障（如陷入泥潭这类事故），还涉及到了文明行车和各种工具的使用及保护。看过电影之后发给毕业证书就算结束了。毕业证书比现在的身份证稍微大一点儿，红色有光纸制作，一面是中文，一面是英文。有了这个证书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印缅战区）免费加油。而在我们国内还曾因没有油而改用烧煤，利用生成的水蒸气发动汽车！

1943年秋，我调驻雷多时已成为一名有些资历、有些经验的老兵了。进驻地是雷多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我们到达的时候，气氛十分紧张。指挥部获得可靠情报，日军扶植缅甸八莫傀儡政府后，训练出一批由印缅混血儿组成的奸细已潜入印度境内雷多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于是巡逻的重任便落到了我们头上。每晚四个人一组（中国兵两名，美国兵两名），我和杨思聪（四川成都人）成了搭档。

为防敌机空袭，路灯都未架上，夜里一片漆黑，又没有规范的人行道。行走时，常被周围的树、雨季时搭的竹篷等挡住去路。地面潮湿，积水使路变得泥泞滑脚，即使铺上竹片、树枝也还是难以行走。美国宪兵的长统胶底带钉胶鞋，既轻便又不打滑，穿上它甚至可以轻巧地爬树；而我们穿的只是普通的胶鞋，行动相对迟缓，他们就会上来拉我们一把。

换岗下来时，美国兵时常邀我们去吃夜宵。他们有一个冰柜，打开来奶油、面包、牛肉、鸡腿等应有尽有，自己去取也用不着客气。我那时是第一次见到冰柜，心想要是哪天我们国家也能拥有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就好了。

下了接连数日的雨，巡逻的困难更加大了。美国宪兵的卡宾枪可以挎在肩上，披着雨衣戴着雨帽行动仍旧无碍；而我们是步枪，刺刀又重又长，也只好把枪膛部位尽量藏在雨衣内，迈步困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思聪又腿骨扭伤，整整三天无法出勤。伤后第一次出勤，夜里九时左右，我们正在一株大树下避雨，稍作休息，用聚光筒搜索着河岸，发现岸边有一截横放着的死树。树有水桶粗，树干上似乎堆着什么东西。“哪一个？”我立即端起枪大声质问。

半晌没有回答，只有风雨声。

其中一名美国兵叽里呱啦骂起来，摸出卡宾枪。

“什么人？！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我将子弹上了膛。

“砰！”的一声，杨思聪先警告性地朝天开了一枪。

美国兵再次将光束交叉着射出去，那人装作被射中的样子，稍做停顿后，匍匐前进，向河奔去，企图逃走。我又射出一枪，击中其大腿和臀部之间。两个美国宪兵已经走了下去，我紧跟在后面。相距其实不过50多米远，但坡陡路滑耽误时间，那人就死命地向着河边翻滚，我赶紧又补了一枪，此时美国宪兵已追了上去，一把卡着那人的后脖子提了起来。用电筒一照，他咬紧牙一句话也不说，只在身上搜出缅刀一把、卢比若干等，看其穿着却是印度的黄军服。

扭送到指挥部才审问出此人系缅甸籍，因为会说缅、印、越山头土语，被日本军方抓走了亲人，经过间谍训练后要他潜入印度境内活动，盗取盟军指挥中心的文件，立功受奖后方放其亲人。

第二日，雨住了，我们四人乘一只橡皮船沿河查看地形。昨夜留下的杂乱脚印和污泥、血水尚在。那截死树长年被水浸泡已有三分之一埋入了污泥中。用它作掩体，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仔细寻找脚印，发现奸细极其狡猾地从浅水而来，虽无脚印留在河沙上，但被他攀过的野草、树枝仍泄露了他的行踪。越往上走辨认越困难，只好原路返回。

1943年冬，我连参加了丛林战训练。一中两美三个教官，中国教官是新38师的上尉连长；美籍教官都是美国陆军中尉。训练的科目很多，有侦察、联络、爆破、劈刺（肉搏）等。三名教官分别交叉讲解，美籍教官讲解时就由翻译官在一旁逐字逐句翻译出来。翻译官姓杨，是国内刚出来的大学生，不懂军事专业术语，多次翻译出错，弄得美国教官很是生气。尤其是夜间演习，翻译配合不好，我们都很有怨言。好在我们不是新兵，多多少少对丛林战有点儿认识，摸索着学习，也还跟得上进度。

美国教官在训练时十分严格，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学到了“马马虎虎”这个词，常常是我们动作没到位就向我们摆手：“马马虎虎，NO！”然后一直教你做，直到他喊“OK！”为止。官兵们的学习兴致很高，休息时还时常和美国教官比手划脚地交流、玩笑。一名美国教官胸口上长着一片约有三指宽、筷子长的黄中带黑的茸毛，直拖到了肚脐眼。天热时汗珠还从茸毛间向下流。他平常吸烟很是厉害，几乎是烟不离嘴，但一到上课时间，他就熄了烟，认真严肃起来。他时常赞扬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不怕牺牲的精神。还谈到军人就应当勇敢，贪生怕死不是合格的军人！但勇敢不是叫你去牺牲；战争也不是就叫你去死掉，应当尽力以智取胜！

中国教官新38师的上尉连长，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时常在讲课时引用战争实例，还指出了中国部队的特点：打完一仗，中国人首先问的是缴了多少枪，费了多少子弹；驾驶兵翻车了，先问车还能不能用，出了严重一点的事故，士兵还要受罚。而美国人则不同，他们会先问死伤了多少人，驾驶兵有没有事，再领一辆车就行了。但这样的差别也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国家穷啊！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奋斗，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让我们也能对一辆翻了的汽车毫不在意，让我们在战场上也能自己供给充足的枪支！

听了这话，大伙儿更加努力起来！

在森林里，只有米和水，没有任何炊具还要我们做出米饭来。我们急得干瞪眼，美国教官却笑着上来做示范。选择地方时应选择逆风林或几株大树的中间，因为这样才能不被敌人发现，也避免了被人闻到烟火的气味。只见教官砍下了一截竹子，装进一半水和一半米，然后在地面掏了一个竹筒大小的洞，将竹筒正正地放进去。筒口用树叶或芭蕉叶扎严实，再盖上一寸左右的细土，轻轻拍结实即可点火。听到竹筒的爆炸声立即灭火，饭就熟了！美国教官笑着拿给我们品尝，味道还真是不错！老美见大家都喜欢，更加高兴了，又介绍了另一种方法：用清水将米浸泡15分钟之后，拿鲜芭蕉叶包扎三层，再挖一个洞将米放进去煮，一会儿饭就熟了！

丛林战训练结束之后，大家都受益匪浅，也对美国人更增加了好感！

1944年冬，我奉命调驻。工作是在离印度汀江18公里的咚不咚马小镇旁的办事处担任警戒。学生兵一批又一批地运到兵站，他们都巴不得能马上到前线打小日本，时时缠着我们了解分配兵种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名叫肖玉刚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四川人），很快和我交上了朋友。我们很谈得来，后来他分往了战车二营，我还很是遗憾了一番。要知道他乡遇知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更何况身处国外，只要是中国人，见面就亲三分。所以我们同当地华侨的关系一直都不错。

检查站的工作方式是中美搭配式的。我在那里居然遇见了我的美国朋友可尔！可尔是个中士，曾在南希和我搭档工作过两个星期。刚到检查站，就有一个人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顶好！顶好！”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转过身就瞥见一身美军军服，肩上有两条杠杠，再往上抬头，可尔！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和可尔来了个大大的拥抱！但不久可尔就调走了，虽然心里不愿，但军令如山！检查站又换了一批美国兵。其中有个高个子的中士特别讨厌，不可一世的样子，时常拿着墨镜、美金在我们面前炫耀，特别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人。

一天下午，班长有事前往连部，留大伙儿独自守在站里。江西的彭速龙是出了名的大烟囱，一根接着一根地抽了起来，那个美国中士见此情景也抽出一根双狮过滤嘴的高级烟来，还对着彭吐了一个烟圈，彭速龙一看，生气极了，上前就要教训他一顿，被大伙儿拉住了。

1945年，部队办元旦晚会时也请了美军前来观看。那台晚会从筹备到演出还不到一个月，各部门分工明确，效率也很高，很快就推了出来。有歌有舞，还有诗朗诵、快板儿等，真是品种齐全，连演了两天。第二天，除了口琴、二胡独奏外还加上了口技！临到结束，大伙儿放开喉咙高唱《毕业歌》、《抗战进行曲》，并喊着：“打回祖国去！打通中印公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果不其然，同年8月，日本投降了！

（孙艳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