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煜（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一军军医处处长）

我在自己的经历介绍上这样写着：薛庆煜，河北滦县人，北平燕京大学理学士、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原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一军军医处处长。

参加中国驻印军，在孙立人将军身边担任医官的那段日子，叫我终身难忘。

（一）

1942年秋天以后，日本军队把在普通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小小的兰姆伽视为眼中钉。因为美国在那里成立了美军训练中心，帮助训练中国军队，准备收复缅甸北部。我们新38师官兵是1942年7月23日抵达兰姆伽的。7月30日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罗卓英将军任副总指挥，负责帮助训练我们。我记得，训练营的主任是美国准将麦克凯普担任，参谋长由美国准将勃津担任。8月3日，兰姆伽训练营正式开始训练。训练大致分两大部分：军事和卫生防疫。

军事训练科目主要包括：炮科、步兵科、装甲、通讯、战术、车辆驾驶、后勤管理等，军事训练由美国教官斯利诺、海伍德、本森、伊斯特布鲁克、布朗、霍卡布几位上校担任，他们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盟军的联络官。

卫生防疫训练科目主要包括战地救护、伤病员的搬运和输送、热带森林防疫和环境卫生等科目，教官由中国和美国医生担任。

兰姆伽的训练是十分有效的，这在以后的对日军作战中显示出来。

（二）

我军配备了10多个流动手术组，每组有医生2-3人，他们多是美国各大医院富有医疗经验的医生。另外还有男护士2-3人，麻醉医师1人。他们带着标准手术箱和急救药物，跟着部队行进作战，随时搭建临时手术室作救急手术，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流动手术组。

美军派来的那些流动组里，有一个由美国传教士西哥瑞夫率领的手术组。西哥瑞夫先生原先在缅甸南坎一家教会医院当医生兼传教士。日本攻占南坎时，他的妻儿都惨遭杀害，他悲愤万分，于是率领医生护士到印度，主动要求为中国部队服务。他的手术组隶属总指挥部，常年为我们38师服务，为38师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也由最初的中尉军医晋升为中校军医。直到我们攻下南坎城，他才与我们依依惜别，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南坎。

美国人西哥瑞夫和他率领的医护人员回归南坎轰动四乡，全城居民欢欣鼓舞。西哥瑞夫凭吊了妻儿的坟墓，重建了西哥瑞夫医院，举办了庆祝胜利归来的盛大晚会。

我作为38师一名军医被邀请参加了晚会，我看见全城居民和乡村远道而来的土著不下千人，在街上排成几条长龙，载歌载舞，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三）

战地救护是这样的：

我军每个战士都配备有急救包两个，轻伤可以自己敷治，不能自己处理的伤员先在营地裹伤所急救，然后由团卫生队担架排搬运，再交师部卫生队担架连以接力的方式运到西哥瑞夫手术组。重伤员经过临时处理后，马上用救护车运送到后方医院，轻伤员留在师野战医院观察治疗。迂回部队作战多在山林，重伤员和部分轻伤员经过急救手术后用联络小飞机直接送到兵站医院或者后方医院。

我熟悉的美军管理的医院有这几所：

第48兵站医院。这是一座由巨大的帐篷搭建的有500张床位的战地大医院，医生、护士、勤杂人员、管理人员全部按照美军编制，科室也是齐全的，装备由美军提供。医院由美国一所大学医学院提供全部人员，并负责全部管理工作。

第20后方医院，或者叫作总医院。这座医院设在雷多地区，建筑是半永久式的，有标准病床千张，科室设置、人员、装备全部按照美军编制制定。院长是瑞沃汀准将，他原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外科教授，也是世界一流的外科专家，首创了闻名于世的瑞沃汀植皮术。医院的医术精良，康复率极高。

美军第13卫生营。这实际是一个手术队，它在第二阶段战役中开赴前方，支援38师作战。第48医院也随军推进，在密支那建立了分院，以及时为前方服务。美军提供的医疗卫生支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赢得缅甸战场对日作战胜利中立下了很大功劳。

（四）

我还清楚记得美式医疗装备中的担架。那是一种美制标准担架，又粗又笨又重，要四个人抬才行，很难提高运送伤员的时效。（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还在使用这种担架）我们的战士就自发地制造中式担架，沿袭我国南方滑竿的式样，砍伐两根竹子，取两条麻袋，把竹子贯穿麻袋，两头再绑上二尺左右的横梁，就成了滑竿式担架。滑竿式担架比美制标准担架轻一半，伤员平卧在麻袋上，只要两个人就可以抬起来了。

抬滑竿担架的人把竹子两端扛在肩头，行走也很自如，随着担架上下摇动，步伐前后齐整，行走速度提高了不说，人力也节约了。

我在于家邦之战中看见，担架兵抬着滑竿式担架救护伤员，健步如飞，两分钟内就跑了200米，把伤员及时送到师卫生队的检伤站。检查完毕后，师担架连的担架兵又以接力方式把伤员送到师指挥所附近的流动手术队，300米距离，耗时不超过三分钟。担架兵说：“时间就是生命。”

（五）

第20医院院长瑞沃汀准将积极支持我们培训自己的医务人员。

我当时正奉命筹建一所野战医院，迫切需要医务人员，正好当时重庆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从成都、重庆来了一大批从军学生。在他们中，我发现有30多人是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大学医学院一、二、三年级的肄业生，他们有不同程度的医学基础，经过短期培养，完全可以成为我军迫切需要的医务人员。

我向孙立人将军作了汇报，建议开办医护训练班。孙将军历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当即批准，并下令新一军，凡是在医学院学过医的从军学生，一律到军医处报到。于是，这个医护训练班就这样办起来了，我自任教官。

培训完成后，除留下两名在军医处服务外，其他全部分配到军野战医院，给中士待遇。我考虑到仅培训一个月，时间太短，支撑不了筹建野战医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学习培训。于是我请得孙将军批准，挑选了10名学生，送到雷多第20后方医院培训。这一计划得到瑞沃汀准将的大力支持。

当年从军的医学生，战后都回到各自的母校继续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

（周良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