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绩（中国驻印军新38师翻译）

我是浙江嘉兴人。 1937年，日本鬼子从金山卫登陆后，嘉兴随即沦陷。整个城中火光冲天，三日三夜没有熄灭。

记得有一天，我和父亲一同回老家探望，只看到所有的房子门窗全无，屋内空空如也。街上除了被烧毁的房屋，便是横七竖八摊在街头的同胞尸体。一个老妇被拦腰斩断，野狗正在啃她的骨肉，其状惨不忍睹！后来，我还在一些画报上看到鬼子用刺刀戳破孕妇肚皮，把尚未出世的胎儿挑在枪头上取乐的残暴画面。在我的心中，日本鬼子早已是恶魔的代名词。

我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老天爷能给我为中国人复仇的机会，我一定不会饶恕这些恶魔！

机会很快就来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正式参战。据报载，同盟国军队为了使中国能拖住大批日军，以阻止日军南侵步伐，决定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因而美国将大批先进军事设备运到了中国，并同时派出大批军人来华指导中国军队使用。由于语言障碍，还需要大批随军翻译人员，政府当局便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广发入伍令，希望1944级应届大学毕业男生以国家为重，主动应征入伍担任翻译工作。当时我是西南联大电机系的学生，许多同学都来自沦陷区，这些年来深受日寇的侮辱和磨难，因此一听说要打日寇，便纷纷报名，奋勇应征，甚至许多不是应届毕业的男生也踊跃报名。我在学校的征兵公告上看到信息后，立即冲去报了名，并顺利地被分配到缅北新38师通讯营当译员，享受少校级待遇。

通讯营

通讯是部队的耳目，通讯受阻，司令部便失去了作用。如果司令部不知道自己部队的位置和情况，更不知敌人的动向，如何打仗？所以战争中通讯极其重要。架设有线电话十分可靠，但部队经常移动，在荒无人烟的丛林中，架电话线也比较困难，相对而言无线电话就比较灵活快速。我的具体工作是将营里需要补充的通讯器材单转给美军联络官，有损坏的通讯器材，我也开列单子，连同损坏的器材一块送交美军联络官处，由他送到维修厂修理，所以工作十分简单轻松。但还有一件额外的工作，虽小事一件，却十分重要，就是为通讯营官兵出差写一张字条，他们可以凭条向沿路给养站领取给养。这是一件颇讨官兵们喜欢的工作，因此我跟营里的官兵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不久，我就发现送修的器材大部分其实很容易修复，有的是脱落一根接线，有的则是掉了一颗螺丝，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反正闲得发慌，便开始研究这些送修的器材，尽量把自己能修复的修好便立即退回去。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送修的数量，也缩短了维修的时间，基层高兴，美军联络官也高兴。为此，美军联络官后来还送了成套的维修工具给我，大大扩展了我的业务范围。

一天，有人送来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说电报发不出去。我仔细检查了一遍，觉得机器没有毛病，可又查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折腾了半天，总算发现原来是使用军士为了预防机器生锈，把润滑油抹在了拉杆天线上，使两节拉杆之间绝缘，天线失去了作用，电报自然发不出去。这次检修使我萌发了应该教通讯兵学些无线电基础知识的想法，很快，我的这个建议就得到了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首肯，并决定由我亲自负责培训工作。我在新兵中挑选了十几名年仅十四五岁的孩子兵开始培训。这些小朋友都是1944年在昆明报名自愿参军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便拨来了缅甸。我觉得他们太小，实在不适宜扛枪上前线，便想培养他们成为通讯兵。培训班一直开办到打通中印公路，至于这些孩子回国后去向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新一军十分善战，这是印缅战区的英美军事家们公认的。善战的原因除了战士有满腔爱国激情、强健的体力和搏击技术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有先进的军事设备和充足的武器弹药。在围攻密支那时，我曾到火线上的炮兵指挥所去看过，那是一个很大的帐蓬，里面放着20张左右的大桌，每张桌上都有一张密支那地图，几架电话机。电话机是直通炮兵阵地的，军官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拿起电话说一句：“H-15（地图上的座标位置）打500发！”电话里就传来了那边嘭嘭嘭的打炮声。密支那的上空有许多美军飞机在投弹，这里打了500发，天上立即就有500发新的炮弹空投到炮兵阵地上，根本不用担心弹药不足。据说，为了消灭一个敌人，平均要花四吨弹药！这样的仗，如果没有汽车、飞机，靠战士的两条腿行军，能背多少武器弹药粮食？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战争就是国家财力的竞赛。

美军联络官可尔（Kohl）中尉

在通讯营，可尔是我的主要联络对象。

可尔入伍前是大学文科学生，学过一些中国的文字。我们在一起时，他常会跟我讲象形文字的发展，汉字的变迁等。我虽不很内行，但跟他吹吹还是绰绰有余。一天，他站在我面前，双手放在背后，笑得很灿烂，对我说：“有个好消息。”随即把一张请柬送到我面前，原来是孙立人将军邀请联络官开茶话会。他说：“在美国，我们这种低级军官是无缘见到将军的。现在孙将军竟然下贴子请我，真是莫大的荣誉，我将终身珍藏这张请柬。”请柬是用毛笔书写的，他便拿出一支毛笔来，问我：“这叫什么？”虽然是翻译官，其实我的英语水平也不高明，这毛笔我就不知道怎么说，疑惑不决地问他：“能叫pen吗？”他连连摇头，“No， this is brush.”吓了我一跳，难道中国人用刷子写字吗？他说，“写”也不用write，对brush只能用draw。

还有一次可尔告诉我，有一卡车美军，约20人，在行驶中发现左侧草地飞起一只小鸟，他们便怀疑草地里有日军埋伏，便向草从中盲目射击。冲锋枪、卡宾枪、手枪通通用上，乱打一阵后，他们发现并无反应，子弹打完便掉头逃了回来，请中国军队去搜索侦察，居然在草地中真的躺着好几具日军尸体。于是他们开始喝啤酒（军中不许喝酒，但啤酒是饮料，不算酒），跳舞，欢呼庆功。这就是美军的作战情状，不过他们的警惕性还是值得称许的。

军营趣事

营长指派了一名士兵做我的传令兵，其实就是勤务兵。行军时为我牵驮马，宿营时帮我搭帐蓬。油布帐蓬十分沉重，拆建都很费劲。于是勤务兵给我出了个主意：“你会讲洋话，去跟老美要两个降落伞来，我帮你做成帐蓬，既轻便，又干净。”降落伞是空投物资，投下来就不回收了，浪费颇多。空投物资是老美的事，降落伞他们那里多得很，要两个是极方便的。于是勤务兵便把一个伞做帐蓬的顶，另一个制成围幕，搭在树林里，薄薄的降落伞是半透明的，夜晚躺在行军床上，可以看到树梢头的半轮明月，再配上断断续续的猿啼、猴鸣，使人浮想联翩。正自在时，突然爬进来一条大蜥蜴，比我的行军床还长。我紧张起来，浮想全没了，幸亏蜥蜴很善良，停留了一下，听见我床铺声响，便很迅速地爬走了，虚惊一场。

雨季过后道路十分泥泞，汽车不能行驶，这天我要到前方去，只好坐联络机。这种飞机极小，只有两个单人舱，前舱坐驾驶员，后舱坐一人，上面没有舱盖。坐在机舱里，腿上束一条安全带，上半身就露在机外，还可以伸出头去左右张望。这种飞机还十分轻巧，一个人拉住尾舵就可以不费劲地拖来拖去，据说造价只抵两辆吉普车。飞行前，驾驶员告诉我：他曾送过一位译员，飞抵目的地上空，驾驶员回过头来做个手势，用手向下伸伸，表示要降落了（机声很响，说话是听不清的），不料这位译员误解了，以为叫他跳下去，便毫不犹豫地打开降落伞，“噌”地往外一跳。待驾驶员再回头看时，人已不见了，正吃惊时，却见一顶降落伞正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地飘着，十分有趣。不知这位译员老兄是谁，希望不是我们联大的。

森林霸主

我在缅北的一年军旅生活中，有半年都是钻在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中，没有去过那里的人都以为野人山是毒蛇猛兽出没的场所。参军前曾闻得昆明盛传：有一辆吉普车开到一个地方，前面有一条堤坝拦住去路，便沿提行驶了一段距离，才看到一个巨大的蛇头。原来那堤坝是蟒蛇的身体！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我在那里半年多时间，不要说巨蟒，连小蛇也没有见过一条。野人山里只有三种小动物：蚊子、蚂蝗和蚂蚁。不要小看了这三种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们才是野人山中真正的霸主。

野人山雨量充沛，一年中有半年是雨季，山峦中空气潮湿，在这湿漉漉的空气中常有大批蚊虫，铺天盖地，随着空气流动。据说这就是瘴气。这地方居民甚少，一个村落不过两三户人家，每家搭一个竹楼，楼下只有几根竹柱，楼上才是住人的房间。在蚊子猖獗的时候，就在竹楼下燃些湿柴，用烟来驱赶蚊子。这当然阻挡不了蚊子的侵袭，因而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在那里都头戴防蚊罩，跟养蜂人戴的相仿。帽檐下挂着蚊帐布直垂肩下，两手擦抹防蚊油防蚊叮。

对我们威胁更大的是蚂蝗。在潮湿的森林里，蚂蝗是无处不在的，人在林中走，它总会爬到身上来。有的在草叶上颤悠，碰到鞋或裤就粘上了，顺着缝隙往身上钻。有的从树上空降下来，落到头上就往头颈里钻。蚂蝗是一根“皮管子”，尾部有一吸盘，吸住皮肤，头就钻进皮肤吸血，吸到成为一个小球就滚掉了。这小虫吸血的时候，人什么感觉都没有。它在伤口处分泌一种东西，使血凝不起来，以致它掉下以后血还流淌不止。有人发现腿上有条蚂蝗正在吸血，就用手去拉，把它拉断了，它的头还钻在皮肤里不肯出来。有经验的人说，不能拉，要用盐，在它身上撒两粒盐，它就逃出来了。据说这东西再生力强，即使将它碎尸万段，它也能变成万条蚂蝗，这就是它称霸森林的本领。

蚊虫、蚂蝗要吸我们的血，而蚂蚁则要我们的命。蚁群十分庞大，因而蚁窝也大。蚁窝在地下，地面上看不出来。雨季一到，蚁窝里浸满了水，泥土十分软，一旦踩中蚁窝，人就往下沉，周围的人没办法进去搭救，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头渐渐没入泥浆中。受此教训，我们想了个办法：数人外出，要拉大距离，每人身上都备有一根长绳。若有人掉入蚁窝下沉，就立即把绳子的一头抛给他，数人一起把他拉出蚁窝。

（杜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