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参观，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光辉的一生。（共分八个部分介绍）

第一部分 青少年时期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祖父周殿魁（应为周起魁）、叔祖父周亥祥迁居到江苏淮安后，就合买了这幢坐落在淮安城内驸马巷的住宅。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周恩来就诞生在这个房间里，取幼名大鸾，在他不满周岁时，就被过继给了病重的小叔父周贻淦为子，五岁时，他入家塾读书，取学名恩来，字翔宇，先后在淮安的周氏家塾、淮阴的万氏家塾和陈家花园的家塾中就读，并曾在表舅龚荫荪家中寄读。

一九一零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家到了沈阳，先在银岗书院读书，后转入了东关模范学校，一次，在回答老师“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他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他在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

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期间，周恩来还多次察看了沈阳南郊魏家楼的日俄战争遗址，听当地老人诉说当年侵略者血洗这个地方的情景，这给了少年周恩来以强烈的震撼。

一九一三年八月，周恩来考入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天津南开学校，第二年，他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发起成立了全校性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并担任校刊《校风》的编辑、文苑部部长和经理部总经理。周恩来还积极参加南开新剧团的演剧活动。当时，由于社会习俗，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周恩来就在《仇大娘》、《一元钱》等剧中扮演女主角。

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

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来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道。临行前，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日本期间，周恩来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主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问世后，周恩来是这个杂志的热心读者。

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投身到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浪潮之中。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文章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发起组织了天津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并出版社刊《觉悟》。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等领导数千天津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抗议反动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对爱国运动的破坏，遭到反动当局的拘捕，在羁押期间，周恩来思考了许多问题，他在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七月，在被捕代表的斗争和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人员，由周恩来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记载了被捕代表在狱中斗争和学习的情况。

八月十六日，觉悟社等五个进步团体在北京陶然亭集会，商讨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远涉重洋，来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求学考察，寻求真理。他先后到过英国的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周恩来终于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一九二一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这一天起，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三年二月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直到一九二四年回国，一直是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在周恩来起草的章程中，规定申请入团者必须做到“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在此期间，周恩来还领导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并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就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周恩来受党的委托，与奉孙中山之命在法国筹建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参加了旅欧国民党支部的筹建，并曾担任负责人。

一九二四年夏，周恩来奉调回国，这是巴黎国民党支部部分成员欢送他回国时的合影。

第二部分 大革命时期

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到达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所在地——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其出众的才华，创造性地开展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中，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征军政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出版的《政治周报》中“东征纪略”一文，记述了在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领导东征军政治部工作的情况。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期间同是觉悟社的成员，在周恩来旅欧期间，通过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他们在广州结婚，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始终生死不渝，患难与共，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永远传颂的佳话。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奉调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上海区军委书记等职。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同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龙，越世炎等一起领导了上海八十万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的一页。作为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坚决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着、指挥若定的领导才能，由此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推崇。

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当年与他一起参加巷战的老工人，一九五七年，他在上海亲切会见了当年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同志。

第三部分 土地革命时期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四月，周恩来、赵世炎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在南昌领导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内，周恩来召集重要会议，宣布前敌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并在这个办公室里制定了起义的方略。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伟大壮举。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定，以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等先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主要创建人之一。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的近郊召开，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运动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又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对红四军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即著名的“九月来信”，这个指示对于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开好“古田会议”起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在白区坚持了长达四年的地下斗争，对保存党的精华，恢复和发展白区、苏区的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又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红军总政委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他和朱德一起，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李德、博古对军事的领导，确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红军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到达了陕北。

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不断扩大，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了捉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联合东北军一同抗日，周恩来进行了巨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驻西安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在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一次在他从延安赴南京途中，当汽车行至延安南边的劳山时，遭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袭击，周恩来临危不惧，指挥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参谋长陈有才不幸牺牲。这是劳山遇险时，周恩来随身带的一条被匪徒砍了十几刀的毛毯。这条毛毯是宁都起义后董振堂送给朱德的，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经常顶风冒雨来往于西安、延安之间，朱德就将这条毛毯送给了周恩来。抗战爆发后，朱德亲赴前线，周恩来又把毛毯回赠给朱德。这条毛毯不仅是周恩来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标志，还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深厚情谊。

第四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突然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周恩来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蒋介石经过多次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客观形势的发展推动下，终于实现了在共同抗日基础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正式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并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我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为了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后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等问题，周恩来多次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并在山西工作近三个月。

一九三七年底，周恩来来到武汉，领导中共中央代表团，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在武汉，周恩来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他们了解我党的真实情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周恩来来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领导中共代表团并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

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这是他与新四军领导人的合影）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在延安去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不幸坠马摔伤右臂。因在延安治疗效果不好，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就医。他在苏联治疗期间，仍坚持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四零年二月，周恩来离开苏联回国，五月底又回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代表团和中共南方局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背信弃义，以七倍于我的兵力，突然袭击我新四军奉命北移的部队，制造了震撼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并为《新华日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了事变的真相，声讨了国民党的罪行。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充分发挥中共代表团、《新华日报》等的战斗作用，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七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在“七大”上，周恩来专题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

“七大”闭幕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形势，我八路军总部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月，连续发出对日本作战的七道命令，周恩来起草了第一至六号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第五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十月十日，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周恩来留在重庆，率领中共代表团继续进行国共谈判。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群正式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

当天上午十时，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周恩来等七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词。

由于国民党迁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从重庆迁到南京，住进了梅园新村三十号。

一九四六年初，破坏停战协定的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李先念领导的中原解放区，第五师六万人马的处境十分危险，周恩来到南京当晚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驳斥了国民党政府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并会同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组成的军调部停战小组于五月八日抵达湖北宣化店李先念部驻地，商定停止冲突的协议。（介绍涉水过河照）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更加艰苦的谈判斗争。他曾多次到上海，会见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罪行。

由于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伪国大，和谈的大门被关闭了，周恩来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梅园新村举行告别性记者招待会，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派兵进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

在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仍然密切注视并继续领导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他把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称为“第二战场”。

一九四八年四月，周恩来随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省当时的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在此，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领导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自西柏坡迁到北平，周恩来出席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在会上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纲领特点》的报告，这个“纲领”后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

为了纪念一百多年来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九月三十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在奠基仪式上致词。他手书的纪念碑碑文，也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第六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终于像巨人一样，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五十一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建国初期就提出了：“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由于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的统筹规划，只用了短短三年，我国就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并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一九五四年九月，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在一九六四年的三届人大会上又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

周恩来坚定而卓越地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对各党派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都以诚相待，他非常尊敬宋庆龄，说：“她和共产党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在周恩来巧妙细致的安排下，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夫妇万里归来，到达北京。

周恩来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与各族人民心连心。建国初期，他为少数民族访问团的题词，是他忠实履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的指针。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主持我国的外交工作，他广泛的外交活动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政坛，他端庄的举止，杰出的才能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打开僵局，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访问了印度、缅甸，由我国政府首先提出由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今已成为国际关系中广泛推崇的准则。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国民党政府炸毁了中国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幸免于难的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在短短七天会议中，周恩来的英姿风采、远见卓识和以理服人的作风，给各国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先后二次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亚欧十一国和亚非欧十四国。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各国人民的联系，增进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一九七二年二月，周恩来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使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凝聚着周恩来无数心血和智慧。一九七二年九月，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结束了中日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周恩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他的关怀下，李四光、钱学森等五百多位专家学者，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投入贫穷的祖国母亲的怀抱。

周恩来十分重视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他非常关心祖国新一代的成长；关心，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工作和生活，鼓励运动员赛出风格，为国争光。他还亲自修改我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规划。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周恩来一直关心着人民军队的建设，多次到陆、海、空三军视察。为了迅速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科技，周恩来付出了大量心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无比激动地宣布了这一喜讯。

“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周恩来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然而，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维护国家工作的正常进行，殚思竭虑，忘我工作。

为了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他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亲自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地不知疲倦的工作，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周恩来勤奋工作的照片，使我们想起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那通夜不灭的灯光。

这是文革中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在周总理办公室门上贴的一张大字报，既是周恩来呕心沥血为党工作的见证，也凝聚着工作人员对他的无限深情。

粉碎林彪反动集团以后，周恩来为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批判极“左”，千方百计解放大批干部，努力使国家机器恢复正常运转。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他在陈毅追悼会上致悼词。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他带病从医院赶来，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为了邓小平的安全和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因病住进了医院，经他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五年，他在医院与邓小平一起会见来访的金日成，因脚部严重浮肿，不能穿皮鞋，请人特地赶制了一双布鞋。

这张造型奇特的小桌，记载着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经常不分白天黑夜的连续工作，为了批阅文件方便，开始他用一块三合板垫着，由于长时间工作，累得手都颤了，有时笔掉在床上就睡着了，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这个斜面小桌。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不顾病情恶化和医务人员劝阻，在医院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这是他给全国人民留下的政治遗嘱。

第七部分 人民总理人民爱

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周恩来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他高尚的道德风范，甘为人民公仆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敬仰。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堪称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周恩来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他带领国务院机关人员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亲自打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平易近人，广泛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在煤矿，他下矿井与工人们在一起，在农家，他与大娘亲切交谈。一九六六年，邢台发生强烈地震，他冒着余震的危险，立即赶赴现场，来到灾区人民中间，亲自指挥抗震救灾。

周恩来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处理淮安故居的问题上，他多次指示不要让人参观，不要修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零年他两次接见淮安的负责同志时，一再交待：“要把我住过的房子拆掉。”

早在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就指示将他在淮安的祖坟平掉。一九六五年他派侄儿周尔萃专程来淮安处理这件事。过后又寄来七十元钱，作为平坟工资和损失青苗的赔偿费。在一九五八年，他还专门派人去重庆，把抗战时期葬在那里的生父及邓颖超的母亲的坟平掉。

周恩来十分注重感情，但他对亲属的关心，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尽其所能，决不动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他对亲属、晚辈的要求很严，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他侄儿周尔辉原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员，组织上为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将他在淮安工作的爱人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动员他们夫妇一起回到了淮安老家工作。

周恩来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大草原去做牧民，还让侄儿周荣庆到河南当了农民。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淮安县委托人带了点土特产——淮安茶馓给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久，他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还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

周总理始终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生活十分俭朴，这是他曾用过的一条浴巾，上面的补丁是邓颖超亲手缝上的。

看到这些周总理生前用过的物品和穿过的衣服，我们仿佛又看到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和他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第八部分 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这是一个令人痛心而又难忘的日子。周恩来因病医治无效，于上午九时五十七分，与我们永别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低声吟唱着《国际歌》，并对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事了，你们去照顾其他同志吧。”这就是我们的好总理，在他临终时想到的还是别人，而心中唯独没有他自己。

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邓小平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首都百万人民，冒着料峭的春寒，自发来到大街上，泪洒十里长街悲送人民的好总理。

山河呜咽，天地同悲，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淮安，人们纷纷来到他的故居，举行悼念活动，深切表达家乡人民的思念之情。

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国内外巨大反响。国内外报刊纷纷发表讣告和悼念文章，联合国降半旗致哀；正在开会的联全国安理会的代表全体起立默哀；世界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并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

“四人帮”倒行逆施，千方百计地破坏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民心不可违，民意岂能挡？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用花圈和诗词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声讨“四人帮”的罪行。

周恩来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操，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和尊重。这是日本为纪念周恩来建的诗碑。朝鲜人民在周恩来访问过的地方建了铜像。法国在周恩来旅法时住过的地方立了铜牌。

周恩来逝世以后，根据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大地上。但是，骨灰撒在祖国大地，丰碑树在人民心中。他的光辉形象，如巍峨的高山，如参天的劲松，永远屹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光照日月，他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长存。

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