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纪念馆主馆二层纪念大厅的后侧，置放着一尊巨大的周恩来汉白玉塑像。这尊塑像高三点二米，基座一点五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尊周恩来坐姿塑像。

当初，对于周恩来的塑像究竟应该雕成什么样的姿势，曾引起过一番相当激烈的争论。

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源于对周恩来的敬重和热爱，都是为了使塑像的造型更符合周恩来本来的形象。

最初，有人提议，塑像应搞成站像。因为总理生前谦和儒雅，平易近人，坐那里容易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反映不出总理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在此基础上，有人又提议，塑像应搞成正在行进着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总理正向人民走来。但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总理操劳一生，他太辛苦了，苦得叫人心痛，叫人震颤，再不能让他站着继续受累，应该让他坐下来好好休息休息。人们见总理这样的形象，非但不会觉得隔膜、疏远，反而会感到几多亲切，几多安慰。

这一建议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意。

确定了坐像之后，大家又开始考虑，坐像的形象应取总理哪一时期的？总理年轻时候的形象英姿勃发、光彩照人，但因是置放在纪念馆，总理晚年的形象更有感染力，更能打动人，同时也更能体现出总理鞠躬尽瘁的精神。此时，有人又想起了意大利记者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清癯、消瘦的周恩来坐在沙发上，目光忧郁地注视着前方。他建议以这张照片为蓝本制作塑像。经过仔细思考，大家觉得这张照片上的周恩来带有明显的病容，神情也过于忧郁。因此，建议以总理七十年代初期的形象为模本，塑造出一个眼眶深陷、忧国忧民的总理形象。

在构思过程中的每一个设想和每一个小样，淮安和淮阴市委、江苏省委都进行了审查，常委们多次开会研究。设想初步定下来后，还派人广泛征求社会上的意见。

征求意见的同志来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这儿的同志专门组织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一位权威人士说，总理是人民的总理，一生中，他关心人民疾苦，走遍了大江南北、丛林哨卡。与其让总理坐在沙发上，不如让总理坐在一块山石上，使人感到他正在野外，正在考察途中。这样的形象较之坐在沙发上要显得更自然、更亲切、更能反映总理本色。这一意见，当场得到众人的赞同。

总理的塑像是纪念馆的核心部分，将接受千千万万人虔诚的瞻仰。雕刻周恩来坐像必须用最好的石料。

国内最好的石料要数北京房山的汉白玉。这儿的汉白玉外观细腻、洁白无瑕。毛主席纪念堂内毛主席的坐像就是用房山汉白玉雕成。房山汉白玉极其珍贵，由于多年开采，所剩不多，有关部门早就明令封山禁采。但是，为了给周总理塑像，有关部门特地开禁，批准在毛主席纪念堂那尊毛主席塑像的汉白玉同一开采区采凿周恩来汉白玉塑像的石料。

采石工人小心翼翼地从地下四十多米的深处采制了大体积的上等石料，先在我国“雕塑之乡”河北省曲阳县进行粗雕，然后又运抵淮安安装好后再精雕。

为了生动地再现周恩来的感人形象，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处聘请沈阳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孙家彬和大连理工学院的副教授姜桦共同设计创作。两位艺术家年龄并不算大，但他们富有灵气，才华过人。孙家彬曾参加过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汉白玉坐像的设计。他们是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学，毕业后虽一个留在鲁艺，一个分在大连，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孙家彬是男性，他的作品大多充溢着凝重和阳刚之气，姜桦是女性，作品则细腻、传神，体现着缕缕柔情，尤其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俩接受任务之后，对究竟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周恩来在一起反复构思、琢磨。他们翻阅了大量的有关周总理的资料，一次次观看了有关他的影像资料片。周恩来那史诗般的经历，高尚的人格、情操、令人景仰的风范常常使他们动情不已。“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五四”时在天津的爱国壮举，黄埔时的挥师东征，上海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南昌那英明果断的“第一枪”，第四次反围剿时的大智大勇，长征路上的千回百折，西安事变的风风雨雨，“国统区”的第二战场，转战陕北的精明睿智，“文革”中的日日夜夜，弥留之际的惦念和忧虑……在对周总理一生的回顾中，两位艺术家的脑海里渐渐出现了这样的形象：周恩来坐在野外的一块山石上，他身穿大衣，手握长卷，双眉紧锬，正陷入深深的思考。他的神情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在忧国忧民！这样的形象显然比通常人们所惯见的周恩来那亲切、慈祥、和蔼的形象更具内涵，也更能体现周恩来的精神底蕴。

雕塑这尊塑像的是“雕塑之乡”河北省曲阳县的雕塑高手。主雕者刘润发老先生满头银丝，俨然若仙。他的“雕龄”已有半个多世纪。他曾参与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内毛主席汉白玉坐像的雕刻。

周恩来坐像上的每一点一线，特别是面部的细微表情，都是在他的一锤一凿下产生的。

一九九二年五月，周总理的嫡长侄女周秉德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她沿正门拾级而上，跨过五十一级花岗石台阶，走进“周”字形大门，来到宽敞的纪念大厅。面对着生动、逼真的周恩来塑像，她目不转睛，久久、久久地凝视着。她对陪同的同志说：“伯伯的这尊像塑得好，特别是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