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初，欲南先北的红五军经湖北通城去往通山，继而突然掉头南下江西再赴修水。据说，湖南省主席鲁涤平闻讯大吃一惊，用手拍着他的秃脑门叫道：“这不是又要上井冈山吗？”

是的，是要上井冈山。彭德怀说过这样的话：我在1927年冬、1928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 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

鲁胖子哪里晓得，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去通城、通山一带，沿途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土地革命，看样子是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而真正的意图还是回师奔赴井冈山。在当时，也只有像井冈山这样的地方，红军才能站住脚。

天气愈发地冷了，然而这支部队的御寒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被饥饿和伤病折磨着的官兵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单衣，一旦在野外露营或者经过一场激战之后，便在浸入骨髓的霜寒中瑟瑟发抖。况且，湘鄂赣三省的白军已经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会剿”，有确切情报说：湖南的白军大约有十五个团集结于平江一带；湖北的白军大约有三个团已经开进通山地区；江西的三个团竟然逼近了修水、铜鼓。这真是重兵压境，层层封锁，步步围困，大有一举歼灭整个红五军之势。

在艰难困苦、险象环生的情况下，伤员和病号在转战途中造成的困难且不必说，最令人苦恼的还是意志动摇者，又有人悄悄然不辞而别了，那种消沉的情绪就像瘟疫一般在部队中蔓延着。

鉴于上述严峻的形势，红五军进驻铜鼓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休整地名叫幽居，让彭德怀好一阵感慨，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大家是敲击铜鼓一鼓作气呀，还是偃旗息鼓幽居下来呢？”

“就幽居下来吧。”黄公略盯着周围的人，他的表情也幽幽默默的。“在这个地方娶妻生子享一享天伦之乐，也省得转战哪厮杀呀流血呵掉脑袋。”

邓萍知道他说的是反话，却又不点破，反而随声附和道：“咱们散伙吧，怎么样？”

周围的几个士兵面面相觑。

黄公略见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罢，他对滕代远说：“还是你的建议有道理，是该在幽居这个鬼地方开个会了。”

这是在十月中旬。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在幽居召开了第一次湘鄂赣边区党代表会议（即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五县及红军代表的联席会议）。由于与通城、通山方面联系不及时，这两个县的代表未能参加。

这次历时三天的会议，旨在总结平江暴动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制定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的具体规划。

会上，在大家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彭德怀十分中肯地分析了转战两个多月的情形。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五县的革命斗争开展得不令人满意，存在着乱抓乱杀乱烧的盲动主义和宗派主义。这句话犀利如刀，一下子捅到了某些人的痛处，令人想起有人虚报军情诱使红军一攻再攻长寿街和打土豪扩大化的错误。有人当场就红了脸，低下头轻轻地咳嗽着。

人们不能忘记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渣津地区有一支游击队，队长姓苟，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狗队长”。应该说，这家伙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亡命之徒，是杀敌的硬汉子也是祸害老百姓的王八蛋，他打土豪就是杀呀烧哇连老乡的房子也不留，他说这就叫“彻底革命”。这种乱杀乱烧使当地的老百姓愤怒至极，失望至极，他们说：哦，原来红军游击队就是这个样子！于是，真正的红军出现在此地的时候，这些农民武装便开始打土炮，继而扯白旗，充满了敌意和恐慌。

其实，平、修、铜三县都出现了大杀、大烧、大劫的坏现象，这不仅在于县委的工作不力，而且在于当地农民浓厚的落后意识。不信请看：在平江的虹桥、大坪、田岩、连田、思村；在修水的东皋、渣津、马坳；在铜鼓的 山口、漫江等地，红色暴动起来之后，大屋子竟烧得精光，还抢走了各种家畜，洗劫了许多店铺。盲动主义带来的恶果，使老百姓度日维艰，特别是烧得精光的地方真是民不聊生了。

这种情形，尤以平江地区为甚。据原湖南省委的特派员蒋长卿所言：平江的斗争，确实有相当的历史和成绩，但是各级党部犯了很大的盲动主义错误，他们认为：新政策就是烧杀的主义。有些负责的同志说：“平江70万人 口，至少必须杀掉30万。”所以他们对于敌人中的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不能用感 化和软化的手段，使之同情于我们，只是一味乱烧、乱杀，所以平江竟（境）内无完屋，山林、屋宇尽成焦土。在经济方面，感受异常困难，纸笔无处购买，食盐尤其莫说。

果真如此，这岂不令人痛心疾首！滕代远后来在（即1929年1月12日）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叙述得那么详细那么令人痛心。这可诅咒的盲动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也给红五军带来了不必要的苦恼和麻烦，难怪彭德怀一提此事便有人尴尬得很呢。

那么，这方面的工作有搞得好的吗？有哇，瞧瞧人家浏阳地区就知道了。

浏阳县的代表王首道在会上介绍他们的工作情况，让听众不能不服气：人家那里乱砍乱烧、脱离群众的现象就是少嘛，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

事实胜于雄辩，谁在斗争中犯了盲动主义、扩大化的错误，谁就得认错就得改正。这就如同滕代远说的：“咱们要战胜敌人，就得首先战胜自己。”说到平江暴动的经验和教训，彭德怀的态度十分恳切，没有一点浮夸，像老农品评田里的收成一般实实在在。他归纳的成功之处是：

（一）有共产党的领导；（二）有边区群众特别是平浏群众的支援；（三）有井冈山的旗帜和榜样；（四）有北伐时期的影响。这些是起义胜利、粉碎敌军进攻和“会剿”的主要条件。此外，军内士兵会的组织对维系军队良好纪律、巩固部队，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彭德怀有意强调了“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确有人反对上井冈山。即便在三个月后，蒋长卿在写给湖南省委并转中共中央的信中，还这样说：“我当时认为他们的计划错误，犯了很重的机会主义倾向，立去一甬（函），制止他们去找朱、毛，大意是：在敌人包围之时，我们的部队应采用化整为零、跳出包围，向外发展的计划，切不可去找朱、毛，因为朱、毛也是被围剿的，然而朱、毛向哪里去呢？朱、毛的计划也是分散的，发展的 ”

这些话确也引起彭德怀一番认真的思虑，应该说他这个人是从善如流的，尽管他的脾气很倔犟甚至有时还发火骂人。他对黄公略等人说：蒋长卿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他对井冈山的地理位置和与朱、毛会师的意义认识得太肤浅了。往下的话，他不止一次谈到：“在反革命高潮时，只有领导下决心同群众同甘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中国交通道路不便，尤其是西南各省多山，但我们的部队轻便、行动敏捷，敌则反之 ”

黄公略听着，心悦诚服地连连点头。显然，他是十分赞成彭德怀的看法的。作为一个红五军党委的委员，他的举手抬足实际上很有作用呢。至此，关于红五军上井冈山的意见得到了统一。后来的史实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时期上井冈山与朱、毛合兵一处是对的，不过，他们对井冈山的艰苦情况估计得并不足。

对于暴动以来的教训，起初大家的发言并不热烈。彭德怀便有些冒火：“都说嘛，你说错了我骂你，我说错了你骂我，骂罢了就罢，谁还忌恨着怎的！”

一句话，说得大家笑起来。有人说：“石穿听了能坐住板凳哟？” 彭德怀说：“谁跳起来谁是孙子。”

会议就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下去。说到具体的问题，彭德怀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他的检讨也是十分诚恳而切中要害的。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在自述之中还谈到暴动后失利的主要原因：

“25日军事会议的错误，是没有讨论战略方针，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战争的形式应是长期的进攻和反进攻。如有这样的观念，就会在敌进攻平江城以前，早一点主动撤出，让敌扑空，那就可以避免这些损失；就应将部队置于长寿街和江西的修水、铜鼓边界，以团为单位分散打土豪、分田地 做好群众工作。”

多少人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教训，使大家的心情是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了。有什么办法呢？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痛定思痛，如今也只有接受沉痛的教训，采取有力的补救措施。

这次会议的重大举措，就是正式组建了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别委员会并在此地建立革命根据地。王首道同志当选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继续做红五军党代表兼军党委书记。

会议还决定将红五军和各县的赤卫队（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每个纵队大约四百余人。孔荷宠（后叛变）为一纵队的队长；黄公略为二纵队的队长；贺国中为三纵队的队长；吴溉之为四纵队的队长；李灿为五纵队的队长。

刚刚混编完毕，便获悉：湘鄂赣三省“会剿”的白军已经逼近！他们主要进攻的是平浏地区，寻找红五军主力作战。

天气已冷，红五军的御寒问题仍未解决，官兵们绝大多数都衣不遮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且又一天难得有两顿红薯充饥了。后方给养困难，医药 难以寻找，伤病员更是难以安置。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湘鄂赣特委与红五军党委研究决定：留下第一纵队和第 三纵队，在平江、修水、铜鼓、武宁一带活动；留下第二纵队，在浏阳、平江、万载一带活动；第四纵队、第五纵队和军直属队（大约八百多人五百多支步枪），跟彭德怀、滕代远上井冈山。一同上井冈山的军委委员，还有参谋长邓萍、三纵队长贺国中。

会议一结束，分手的时刻快到了。部队在一片开阔的土场上集合起来，黑压压的两干多人，穿的衣裳拿的武器都是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他们没有统一的冬装，有的只是打土豪得来的各式各样的衣裳。

瞧吧：这个穿着破烂的单衣却戴着礼帽；那个身穿马褂却脚踏草鞋；这个披了一件国民党军官的呢大衣，而手上提着一支老掉了牙的土铳；那个破皂衫里面却套了一件小媳妇的红花袄——还似乎有点害羞地低着头站在那里呢。

这是小驻幽居的第四天早上，上井冈的与留下来打游击的，默默地移动着分作两个队伍。彭德怀敞着怀跟滕代远并肩站在队列前，望着这些跟自己从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战友，他的厚嘴唇此时一定微微颤动着，因为他是用哽咽的声音说出这句话的：“同志们，我的同志们、弟兄们哪，我们会见面的，我们会胜利的！”

一片寂静。队伍中，有人忍不住哭泣起来。接下来，便是他和滕代远走过来跟大家一一握手了。每握一次手，说一声再见便在心窝里涌上一阵情感的热浪。走到黄公略跟前时，彭德怀握了握他的手，两个人便默默地拥抱在一起了。说实话，留下来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这甚至可以说比上井冈山 还要艰难困苦呵。在红五军的主要将领和主力部队都走了以后，作为军委委员的黄公略实际上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的主心骨了。

在战事险恶、吉凶未卜之际分手，焉知还能不能有重逢之日呵？黄公略，这个平素冷静而谨慎的人，眼睛里也情不自禁地泛起泪光。他低声说：“石穿，嫂子怎么办？”

这句话，对彭德怀心头是多大的撞击，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暮然间，他想起了远在乌石山下的妻子刘坤模。哦，坤模！细妹子！人在一瞬间，究竟能够让多少往事一齐涌上脑海，恐怕没有准能够计算得出。彭德怀这时想了些什么，人们再也无法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他将妻子送上驶往湘潭的小火轮的时候，妻子哭着 再次说出揪心的话：“有一天敌人抓走了我，只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此时此刻，彭德怀又能说什么呢？说什么恐怕也不能宽慰妻子的心。

无情未必真豪杰呵，在生离死别之际，彭德怀怎能不想念自己的妻子？

那么，他的妻子刘坤模后来又怎样了？笔者在这里不能不多说几句了——细妹子刘坤模被送上那只小火轮，手扶船栏杆与丈夫彭德怀依依相望，禁不住泪洒湘江呜咽不止。她哪里晓得，此一别丈夫便杳如黄鹤了。九年啊，九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白色恐怖，千里转战，通信不便，使这一对恩爱夫妻失去了联系。这样一直到了1937年9月底，刘坤模从报纸上看到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那上面明明写着“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如何如何。她看到这里就痛哭起来，她问自己：“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

原来，刘坤模自从乘上小火轮与丈夫分别之后，曾几次离家去寻觅他的下落。然而，哪里去寻找呢？平江暴动之后，彭德怀是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的“赤匪”首犯，公开去寻找他决不可能，何况她作为彭德怀的妻子也被敌人到处捕捉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在白色恐怖中通过地下党组织，暗暗地寻找自己的大夫。

1935年秋，刘坤模去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在返归武汉途中结识了陶铸的母亲。为了避难，她化名刘飞，在陶铸母亲的帮助下落脚在武昌白沙洲。这时候，她认识了陶铸的好友徐任吾。徐是教师，妻子已病故，与刘飞同是天涯沦落人，相携相怜的过程中自然相亲相爱了。这期间，她以为彭德怀已经不在人世，便与徐任吾同居了。不久，她生下一个小女孩，取名榕青。

可想而知，当刘坤模获息彭德怀还活着，她该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痛哭之后，她便带上亲手为彭德怀缝制的一件内衣和他喜欢吃的腊八豆，千里迢迢地奔赴延安。又是几经磨难，她终于找到了日思夜梦的彭德怀。然而，破镜再也无法重圆了。尽管她对她与徐任吾同居并生有一个小女孩的事羞于启齿，但是彭德怀到底知道了这件事情。

彭德怀的心里一定很痛苦，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刘坤模说：“细妹子，咱俩的夫妻关系结束吧，共产党不能共产共妻。徐任吾他是个好人，何况你俩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不，我不回去，我是来参加革命的。我要跟着你！”刘坤模趴在桌上，哭得十分厉害。

彭德怀深深叹了口气，终于同意让她留下来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这时，另一个命中注定要饱受辛酸、委屈和折磨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从北平投奔延安的女大学生浦安修。这一段儿女情长的故事都是后话，笔者不能再往下叙述了，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经向红五军紧逼过来。

的确，军情紧迫由不得儿女情长，何况也说不准自己这一把骨头扔在哪里，你还怎么给妻子一个音讯呢？你又能把她带到哪里去？彭德怀是不是这样问过自己，不得而知。当黄公略低声提起嫂子时，彭德怀仿佛没听见这句话，他的双眼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发亮。他沉默一会儿，才说：“黄石，咱们这一次分手，吉凶难测。如果我那边垮了台，你这边可要坚持住，别把咱们的老本都蚀光了啊。”

黄公略毕竟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他很快就将心头的热浪压抑住了。此刻，他的话掷地有声：“石穿，有我黄石在，你就放心去吧！”此后，彭德怀再不说什么了。一一握别之后，他大步走到整装待发的队伍前头，狮子般大吼一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