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苦觅 一个救国救民的新章程在逃亡中产生
东方即将破晓。一个疲惫至极的身影,悄然赶到湘潭城南八总大仙桥河边,他环视一下寂静的四周,然后走到一个破旧的宅院前,轻轻叩了叩门:“得云哥,得云哥!”
郭得云的耳朵很机灵,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彭得华的声音。他立即开了门,把得华拉进后堂屋的小楼上,低声问:“出了什么事?”
得华便将自己遇难的经过叙说了一遍。郭得云听了,回头告诉自己的父亲郭三老倌:“这事可不要让外人晓得!”
三老倌默默地点了点头。郭得云接着问:“你在哪里吃的饭?”
得华说:“只在潞口畲的连部吃了一点饭。”
“我的天!将近200里路了。”郭得云吐了吐舌头,转身从屋角拿起鱼网说:“你先吃点剩饭。我去江里打几条鱼来。”
将近9点钟,郭得云端着一大碗香气扑鼻的鱼肉上楼来。三老信呢,早已端来了洗脸水和热腾腾的米饭。看来,也只有叫醒在稻草上酣睡的彭得华了。
这一顿饭,吃得风卷残云一般。饭后,郭得云问他会不会有人来找,他说过两天李灿和张荣生很可能来,而黄公略的行动容易引人注意。郭得云点了点头,告诉父亲:那李灿是高个,学生出身;张荣生是小个,裁缝出身。除了他俩来找,对别人可不要说得华在这里。三老倌也点点头,说:“他俩来过的,我都认识。”
郭得云又问他打算到哪里去,他说想去广东。得云沉吟半晌,才说:去广东人生地不熟,还不如留在湖南,看样子时局很快会变。这话,不是没根据的。当时中国活跃着三股政治力量:其一,是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南、北军阀,各派各系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其二,
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年(即1921年)5月,他已经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努力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其三,是同年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亿万劳苦大众乃至中华民族的利益,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发展着壮大着。
那么,你留在湖南还愁没有用武之地?
彭得华想了想,也是这么个理。可是,眼下怎么办?形影相吊,身无分文,又不能暴露自己,这不是难活下去嘛。
郭得云说:“先留在我这里吧,等李灿和张荣生来了再商量。”
事已至此,得华也只得住下来。随后,便是等待李灿和张荣生,可是一连三天也不见他俩的影子。
为了得华的安全,郭得云就将他领到城外菜园的小草房里住下了。草房的主人是郭得云的姐姐,她眼睛瞎了,人却又和善又干净。她有个不满17岁的儿子,名叫李桂生,很老实忠厚的。
桂生上街买菜。他舅舅郭得云从城里借来《水浒传》、《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和一些报纸。他们让彭得华在此隐居下来,有饭吃有书看,有心思琢磨那些文治武功、救国救民的道理。
到了第四天,从长沙驶来一艘小火轮。船上下来一人,找到郭得云家。一看,果然是李灿。
李灿一见到彭得华,就说:“知道你在这儿。”
“你怎么知道的?”得华问。
李灿说:“除了老班长这里,你没有更可靠的地方可去。”对于杀恶霸欧盛钦的事,李灿带来了这样的消息:督军署下了一道通缉令,文官衙门照转了。可是,我们第二师司令部只批了“存案”,既没有向下转发也没有追究。
李灿当时是第二师司令部的文书,他的消息不会错的。
得华听了,心里也就坦然了一些。谈到以后的去向,他紧锁双眉重重叹了一口气,说自己真是找不到好的出路了,早就立下救国救民的大志,可怎么实现呢?他心里真是苦恼极了。
李灿也是半晌不语,只是默默从怀里掏出一堆大洋。这些钱,有他带来的10元,还有营长周磐让他送来的20元。路费有了,可是到底上哪儿?回家去吧,时机显然还不合适。去广东吧,也只能找那个在粤军中当官的鲁广厚了。前途未卜,险象环生,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怎么办?李灿说,还是约黄公略和张荣生一块来商量一下吧。
说罢,李灿便匆匆去赶午后的小火轮,回长沙去了。过了十来天,黄公略、李灿和张荣生悄然赶到郭得云家。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几个好朋友的手紧握在一起,自然别有一番激动和欣喜。李桂生也被他们的情绪感染了,兴冲冲从街上买来了鲜鱼、猪肉和米酒。
午饭后,彭得华说:“咱们弟兄在这里相聚不容易,要商议一下大事才好。”几个人听了,都说好。
得华又说:“看来,打抱不平不管用,杀几个土豪恶霸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救国救民,非得有好办法和大行动不可。”
郭得云年长几岁,见识也多一些,他提议建立一个有力的团体,实行一个远大的主张。
得华说,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救贫会,但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章程。
黄公略呢,听到这里便兴奋起来,说劫富济贫、救国救民,就得有明确的行动准则和奋斗目标,说一定得发动农民起来与土豪劣绅斗争,分了那些龟孙子的房产和土地,又说还必须赶走洋鬼子,否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没有希望。他越说越激动,两只紧握着的拳头也不由得颤抖起来。
彭得华也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说:“黄石讲得有理。对于救贫会章程,我想了几天,大致上有这么几条 ”他的话刚讲完,大家就热烈讨论起来。
这个救贫会章程,最后被归纳为:
第一,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二,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第三,发展实业,救济贫民;
第四,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讨论到第二条的时候,黄公略就兴奋得忍不住跳起来,叫道:“嘿,这才是救国救民的纲领!”
大家决定:这个章程,由张荣生回到部队秘密传达,认真征求所有救贫会员的意见,然后在下一次救贫会全体会议上通过。
这时候的救贫会只有九个人。他们是:彭得华、黄公略、李灿、王绍南、张荣生、魏本荣、席洪全、李力、祝昌松。可以说,组织成员寥若晨星,然而他们的心中却装着偌大的一个中华民族。
至此,彭得华在湘军中度过了整整六年的戎马生涯。六年的风风雨雨, 奔奔波波,几番出生入死,虎口脱险,终于使他懂得当一个易华式的英雄并不足取,即使要实现杀富济贫的理想在旧军队中也不可能,不谋求新的出路 就无从救国救民了。然而,身处于乱世,又怎能看清新的出路呢?
后来,他曾在自己的《庐山笔记》中这样写道:“1916年到1921年,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五年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而我处于被严格封锁的军营中生活,像海洋上的孤舟,隔离了与国际、国内革命思想的联系,没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抱着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
那种寻求真正出路的苦恼,一直像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他苦苦寻觅着。这寻觅的足迹从乌石山开始,跌跌撞撞地徘徊在湘军的营垒里,延续在杀富济贫的义举和组织救贫会的行动上,继而奔上这前程渺 茫的逃亡之路。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章程。这章程,实在是用许多血的教训换取的,是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不过,正如他后来自述的:“这几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但也是不完全的。”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没有这个时期打下的思想基础,又怎能有后来的平江起义呢?
讨论完这个救贫会的章程,大家就要分手了。
彭得华说,他打算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德怀,因为湖南省督军署已经发出通缉令,他原来的名字不好再用了。
至此,他与黄公略、李灿、张荣生一一握别,又十分郑重地说:“你们回去一定要发展救贫会,让自己人抓紧枪杆子。我去广东不为别的,也是为了去抓枪杆子。只有这样,才能实行咱们的章程,才能干成救国救民的大事啊!”
一番话,说得大家频频点头。这一伙热血青年,就这样怀着同一个夙愿投入新的斗争之中。
时值大寒,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