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抗日”，如果说长征之初只是一个口号，一个策略的话，那么，随着华北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以及红军军事上被动挨打局面的扭转，“北上抗日”已经成为了共产党的一个方针，一个名副其实的行动方向。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宣言》不仅重申了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实际上也是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进军路线指明大方向。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军会合后，围绕着行动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北上、南下之争。

一、四方面军先锋部队的会师时间是1935年6月12日，地点在四川的懋功。

会师时的欢庆和喜悦只有当时的人才能形容。

为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6月初，李先念就率部攻克了大雪山北麓的懋功，并在这一带不断运动，寻找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呢？为了与四方面军会合，毅然选择翻越大雪山，而红军过雪山的艰难是世人皆知的事情。

毛泽东与中央直属纵队翻过大雪山的时间是6月14日。这天，红四方面军师长韩东山，早早迎候在路边。他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就在这个队列之中。正当韩东山为自己一个中央首长都认不出来而焦虑不安的时候，陈赓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喊了一声“师长！”便扑了上去，两个人热情拥抱……原来，陈赓在鄂豫皖曾任红十二师师长时，韩东山是三十六团副团长。在1932年10月的新集战役中，陈赓腿负重伤，因伤势严重，组织决定他去上海就医，从此，他离开了红四方面军……韩东山后来听说，陈赓到上海后被敌人抓去杀害了，还流过好几次眼泪。想不到他还会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意外地见到自己的老师长，顿时泪流满面。

毕竟陈赓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他知道现在不是他向部下叙述那死里逃生经历的场合，于是很快定过神来，笑骂道：“好一个韩师长，有眼不识泰山，只认识我这个师长可不行，还不去认认总司令，周副主席，还有苏维埃共和国的毛主席。”

就这样，韩东山成了红四方面军中第一个见到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代表。

当天晚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毛泽东、朱德和韩东山都在会上讲话。毛泽东的话深入浅出，他在盛赞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时候，仍没有忘记讲一讲这次会师对“北上抗日”战略实现的意义。他说：

“这次会师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的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体现。”

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四人联合致电住在茂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主席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两军会合后的总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这个电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具体化了“北上”方针的内容；二是电文还仅仅是个建议，设想，并非命令，因为电文的结尾，客气地写着如此字样：“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张国焘收到毛、周、朱、张四人电报后，即与陈昌浩一起进行了仔细分析，并于第二天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回电告诉了毛、周、朱、张四人，并提出了他们创造川西北根据地的建议。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相当洞察力的领导人，从电报的交往中，他已敏锐地察觉到张国焘的思想与中央的战略方针存有分歧。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国焘的思想，6月20日，毛等致电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的懋功之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欢迎是真诚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也实事求是地描述了当时场面：

“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坐到一起，开始讨论实质性话题——两军今后的军事方针。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

这种针锋相对，首先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要北进，要到川陕甘去。

张国焘要南下，要到川甘康去。

毛泽东展示的理由是：两军会合后，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0万，战斗力大为增强，北上陕甘不仅有力量保证，而且这里接近华北抗日前线，到这一带建立革命大本营，有助于打开新的局面，发挥共产党的政治作用。

张国焘展示的理由是：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北进计划”和“南下计划”所展示出的理由都有它的合理性。它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北进计划”是一个谋长远发展的计划，“南下计划”是一个求暂时生存的计划。

透过这两个计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张国焘作为两支军事队伍主帅的不同之处：

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充满着自信和气魄，而张国焘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战役家，举手投足既没有气度也没有气魄。

“北进”和“南下”泾渭分明。既不能调和，也不能折衷。对于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来说他们的发言实际上就是表个态而已。

由于“北进”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由于“北进”还有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原因——逐步靠近苏联，以便能寻求接应和支援。因此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纷纷发言，表示了对“北进”的赞同。

博古的发言有些辛辣，他挖苦张国焘的计划是“麻雀飞进了阴沟里”，从而引起了张国焘的强烈的反感。几十年后，他在《我的回忆》中仍忿忿地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

周恩来自然是毛的支持者，但周恩来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平等待人，让坐在一边的张国焘听后不但挑不出毛病来，相反地，对他最后表态赞成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劝说的作用。

两河口会议最终通过了一个由张闻天起草的、由中央政治局发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张国焘虽然内心主张南下，但他最终还是对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投了赞成票。为了掩饰他以后出尔反尔的举动，在他的回忆录中，巧妙地将两河口会议的结局“修正”为：会议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毛泽东答应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

张国焘的话显然可信度不高。连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一番考证之后也得出“这大概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悻悻然告辞而去。